隱士文化因何能在中國古代盛行不衰

隱而不現，才是真隱；若隱若現，那是假隱。竹林七賢隱於世俗，或避禍，或以此來表達自己的處世態度，不能將之納入隱者的行列。

隱士不會牽掛著個避世的觀念去到山林隱居，如果是以此來標榜自己的「隱」，就大有欺世盜名之嫌。心性安和，淡然於世俗名利，這類人是不以隱而隱的真隱者、大隱者。隱士的文化理念，是跟中國人的自命清高始終聯繫在一起的，弄得反動了，就會有騷人墨客整天混跡於花街柳巷，來表達著與眾不同的格調。

天道居於上，人道居於中，地道居於下，是天地之道造化了人道的隱顯。

隱而不發者，是人道的神聖意味，趨向善良慈悲的動力；發動奔走者，人道行使社會政治趨向於和諧的大勢力。

天地之道無言無語，天地是大隱者，以其不隱而隱；大而化之，無所執著於慈愛眾生的事業，這，就是天地至道的大隱精神。

道德高潔的方外之士，以其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姿態讓世人感覺玄怪神奇，如若經過好事者的神話傳言，就有可能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具有超自然能量的神仙。弄到頭來，此人非但不能隱，反而會成為利欲熏心的凡夫，或成為政治陰謀家的神秘道具，發揮著巨大的淆亂人間是非正邪的作用，此為以道亂政型的現象。

卧龍崗諸葛孔明先生的隱者姿態，那是在作等待的功夫，是在等待著預想中的主子爺的來到。

隱逸之士無法超越自我局限，因為社會責任感的有無，決定一個人的靈魂質量。作隱逸方外山林秀水的自了漢，於人於已都沒啥子價值人格可言。

中國傳統儒道兩種學說的價值取向，無論後人如何的立論解說區別有多大，其生存的本能是大體一致的。按照常規的定位，是儒家主張積極入世，而道家主張出世完善自我身心，但兩者之間對於靈肉安和的欲求，也是大同小異的，因為這兩種學說產生的年代大致相同，所面臨的社會政治動向也大致差不多的，所以，就必然存在著思想意識及價值取向上的若干交叉點。

再進一步來審視，任何一種學說既有自己的個性，也必然會趨向於社會時代思潮的共性（趨同心理使然）。世間再高妙的學說，總不可能是無中生有的，都是在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礎上孕育出來的。隱逸者，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里被經常謳歌的對象，這跟中華民族的人格心理是息息相關的。

不管是隱者的出世，還是凡夫的入世，都只能是個體生命尋求生存的一種必然，是潛意識裡自然萌發的動機。隱逸者的超凡脫俗之舉是一種自我價值的表達，這跟世俗社會的凡夫俗子在生存的本能上，是完全一樣的。

中國的隱士與中國的文化總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每一個社會大變革的關頭，都會有一些標新立異的或真或假的隱士出現，他們或標榜著不隨和新政權而歸隱山林，或裝瘋賣傻於市井以表示不跟新的政權合作，或假惺惺地在河邊垂釣以求取最大限度的現實權利。中國自古以來的隱士文化，實質上是帶有太強烈的世俗功利色彩的，在某些時候，只是一種內外不一的假清高。

許由、務光的拒絕當官，是因為當時作這官是沒有啥子油水可賺取的，還得肩負天下百姓生計的重擔，他們的行為是對現世責任的一種逃避，是犬儒主義的一種生存方式。而伯夷叔齊的於首陽山餓死，只是愚忠於暴君，算不上是明智者的行為。至於後來的王維的歸隱，既能背上清高的隱士的好名聲，又能於風景秀麗的山林過著舒舒服服的文人雅士的日子；入世可得高官厚祿，出世亦可沾染大好的煙霞仙氣，多麼合算的事情呢。就像竊國大盜袁世凱，也是在當時作出一番歸隱山林的姿態，真還在老家裝出來一副與世無爭淡泊名利的隱士相，可等到他估算到最大限度的名利籌碼已經牢牢掌控在手的時候，就不客氣了，還硬生生的作了幾十天的短命皇上，死後落下了無窮無盡的罵名。

隱士與隱士文化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的古代盛行不衰，大概是因為這個玩藝對於當朝的皇上不存在啥子威脅，在某些時候，皇上還大大地開恩於這些隱士們，時不時的派遣官員跋山涉水去尋訪這些世外的高人，以顯示皇恩浩蕩，皇帝藉此可以詔告天下百姓：當今聖上是多麼的愛民如子、澤被天下。

國破家亡之際的遺老遺少們，有的出家當和尚，有的躲在深山老林里，是為了避免新政權的殘酷打壓。

中國的隱士文化真還有不少油滑的人生哲學在裡面，——他們作出一種虛假的隱逸姿態，為的是獲得入世或出世的大大的好處。

註：根據舊文修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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