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映：良好生活不同於幸福

誰能以深刻的內容充實每個瞬間，誰就是在無限地延長自己的生命。——庫爾茨

陳嘉映：良好生活不同於幸福

陳嘉映北京講座現場一不小心，柏拉圖「穿越」到了谷歌總部，與一位工程師爭論起來。雙方的聚焦點是，有沒有一種生活值得去過？如果有，什麼樣的生活最值得過？對於這些問題，軟體工程師想開發一個「道德答案搜索引擎」，收集所有關於美好人生的數據，再根據每個人的個性，進行「定製」。一如既往，柏拉圖認為，值得去過的生活只有一種，那便是哲學或愛智求真的生活。這是美國小說家、哲學家麗貝卡·戈爾茨坦在其新書《柏拉圖在谷歌總部》中想像的情景，她藉由此書，帶領我們重返古希臘時期——西方文明的源頭，心智生活的黃金時代。在中國，學者陳嘉映亦從古希臘出發，對「該怎樣生活」展開倫理學角度上的探究。今年5月，《何為良好生活》面世。在陳嘉映看來，「我該怎樣生活」這個命題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問題，也是貫穿人一生的問題。「這個問題，主要不是選擇人生道路的問題，不是選對或選錯人生道路的問題，而是行路的問題——知道自己在走什麼路，知道這條路該怎麼走：我們是否貼切著自己的真實天性行路。」這也是《何為良好生活》的副標題「行之於途而應於心」的含義。《紅樓夢》里誰最快樂？陳嘉映說大概是薛蟠。「快樂有點重要，但是跟良好生活有時候不沾邊。步步為營地把日子過好，這也算幸福生活，但和良好生活比，還是差了一些。」那麼何為良好生活？簡單的快樂不是良好生活嗎？陳嘉映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話，「善好乃萬物之所向」，這個「所向」就是eudaimonia，英語通常譯為happiness,陳嘉映看來，這個譯法太糟糕，eudaimonia既包含行為良好，又包含日子過得好，不同於快樂，也不同於幸福，而是「良好生活」。「相比之下，良好生活或亞里士多德所說的eudaimonia則更多與品格、靈性、有所作為相連。尼采早就指出，在古希臘人那裡，良好生活與行動不可分離……」談到幸福與良好生活的細微區別時，陳嘉映寫道。無論是在書中，還是演講時，他都提出，德性與好生活「編織」在一起，要「貼切著自己的真實天性行路」，典範或者說德性榜樣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陳嘉映1952年生於上海，年輕時插隊內蒙古。1978年，在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隨熊偉先生讀海德格爾哲學。1983年11月赴美留學。1993年5月回國，翌年重返北大任教。2002年轉入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被華東師範大學聘為終身教授、紫江學者。2008年1月，轉入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工作，任外國哲學學科專業負責人，特聘教授。被認為是「中國最可能接近哲學家稱呼的人」。2015年5月，出版倫理學著作《何為良好生活》。我該怎樣生活這個問題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問題，而是貫穿人的一生的問題。這個問題，主要不是選擇人生道路的問題，不是選對或選錯人生道路的問題，而是行路的問題——知道自己在走什麼路，知道這條路該怎麼走：我們是否貼切著自己的真實天性行路。在最初「選擇人生道路」的時候，沒誰一開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邊環境並預見環境的變化。我們一開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這不在於我們還不夠聰明，而在於我們的本性在一開始不夠具體，本性有待在盤根錯節的實踐中向我們逐漸清晰地顯現。我們大概可以在這個意義上去理解歌德說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來越純粹或純潔（rein）的努力。我把這個「純粹」或「純潔」理解為：自身通透。我以為，這種自身通透是phronesis最核心的含義——洞明自己行在何處，渾然一體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從而能貼切著自己的真實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eudaimonia 希臘精神站在亞里士多德的立場，把道德、好生活編織在一起陳嘉映三十多年的哲學生涯肇始自「文革」中的插隊經歷。1952年，陳嘉映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幹部家庭，後隨父母遷居北京。在超過一甲子的歲月里，上海、北京是他生命中的「雙城」，不過，上世紀60年代末至1976年，他也被時代潮流裹挾，在內蒙古插隊。

這是陳嘉映精神世界成型的重要階段。兄弟三人在一處插隊，找書、閱讀哲學著作，分享想法，「夜裡為一個抽象概念爭得天昏地暗，直到天亮」，這股熱情也帶動了身邊的人。在此過程中，陳嘉映「感到自己被真理的孤獨光芒照耀著」。他研讀了黑格爾、休謨、孟德斯鳩、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的著作。哲學之外，還讀到了托爾斯泰、歌德、莎士比亞等人的作品，其中歌德的詩劇《浮士德》，對他影響深遠。

陳嘉映表示，「自青少年以來，這部詩劇就成了我靈魂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另一處，他解釋道：「在《浮士德》里，你讀不出強烈的立場，我當然不是說書中沒有對道德倫理的思考和敬畏，但它更多的是將道德倫理放在人的整個生活場景中，作為其中的一個維度出現。這種氣質就更接近於希臘精神。」用時下流行的話來說，陳嘉映堪稱古希臘「真愛粉」。1978年，他考入北大，後留校任教、赴美留學，90年代回國，先後在北京、上海兩地高校任教，這一路，作為古希臘的「業餘愛好者」，陳嘉映未改初心。上個月，他還在上海宣講古希臘的城邦生活。彼時，希臘人的理想是面向更高的生存，追求——希臘詞「arete」，大意是「卓越」，後人譯之為「品德」或「德性」。「不過，卓越和現在所謂『有道德』還是很不一樣。現在所謂道德，幾乎變成了個人的甚至內心的語詞。以希臘人的率真，他們不會把卓越當作只求內心滿足的德性。」

在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把哲思視作最高的生活。亞里士多德認為，善好乃萬物之所向，而人生之所向乃eudaimonia——這個詞語譯作「良好生活」更為貼切。「我大致站在亞里士多德的立場上，（將）道德、好生活編織在一起。」上海演講時，陳嘉映說。在北京，又笑稱，「我所講的所有有意思的東西，多多少少都是從亞里士多德那兒偷來的」。

從現實的角度來說，成功人士很容易被認為過上了好生活，但如果德性缺位，「好生活」將大打折扣，甚至遭到唾棄。「有所作為跟成功學沒多大關係。今人把有所成就的人統稱為『成功人士』，實則，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樣，有的過著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靈魂乾癟。」陳嘉映寫道。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在不甚理想的社會環境中，能依靠品格而不鑽營取巧來獲得成功嗎？陳嘉映的回答帶著過來人的口吻，他說：「……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這個社會現實里建設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毫無疑問，這種建設包括批判和改造。不過，我們仍應留意，不要讓批判流於抱怨，尤不要因習於抱怨而放鬆自己、放縱自己。說到底，並沒有誰應許過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對於社會「道德滑坡」的流行看法，陳嘉映坦承自己並不確定這是否是一個事實。「中國人的道德在下滑？我不是特別知道。比如上世紀六十年代鬧『文革』的時候，打地主，打老師，丈夫出賣妻子，兒子出賣爸爸，也不是說道德高尚得不得了。如果那時起點特別高的話，我們可能看出下滑，但起點那麼低……」eudaimonia 培養德性好榜樣、壞榜樣，都有力量在培養德性的過程中，人首先進入學習階段。「如亞里士多德所認為的，我們通過彈琴學會彈琴，通過行正義之事學會正義。在德性領域，就像在其他實踐領域一樣，典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陳嘉映寫道。他認為，德性上的學習，主要不靠讀書或聽課，而靠典範——來自「身邊」，而非硬行樹立起來。這時候，成功人士又一次扮演了世俗而重要的角色。儘管陳嘉映多次對成功人士宣揚道德、售賣「心靈雞湯」感到厭惡甚至憤怒，但他也認為，在德性學習時，成功人士具有榜樣力量。「知道這樣做而不那樣做是好的，最突出的標誌是成功和名望。當然，它們並不同於卓越，然而，如維特根斯坦反問：有什麼比成功更具說服力呢？」

6月28日，在北京一家書店舉辦講座時，陳嘉映再次強調培養德性時典範的力量。他說：「絕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是從身邊的人攫取榜樣，這個人在這裡比你做得好一點，那個人在那裡做得比你好一點，他們完全不是道德楷模，但是你能夠從這些人身上實實在在地學到東西，德性得到培養，不斷地生長。」同時，陳嘉映分享了一條「路徑」，即從夠得著的地方開始，學習成長，慢慢深入，追求自我與有德的融合。

學習階段之後，人的主要任務是做事，此時，典範成了參照。我們要以做事的方式來實現個人進一步的成長，在實踐中漸漸明了自己的本性，而要培養更高的德性，實現自身，就需要對某些本能、感覺、慾望加以抑制與克服。陳嘉映解釋道：「我們在一時一事上學習何為德行，是為了學做一個整體有德之人。我本來是吝嗇，但我知道吝嗇是個缺點，我因克服缺點而感到高興——我想成為一個較為優秀的人，在優秀的人身上，吝嗇是不協調不自然的，是一種扭曲，就像城裡人在街頭撒尿不協調不自然。」不過，在現實社會中，我們還需要面對「壞榜樣」。2009年，青年學者周濂撰文認為：「示範倫理的另一個潛在危險在於，雖然好榜樣能夠觸動我們的人性，但是壞榜樣卻往往更具誘惑力。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這樣問道：如果不正義的人過得比正義的人更幸福，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成為一個正義的人？」周濂提到陳嘉映所寫《夢想的中國》一文，其中說：「我夢想的國土不是一條跑道，所有人都向一個目標狂奔，差別只在名次有先有後。我夢想的國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採花的、在溪邊濯足的，容得下什麼都不幹就躺在草地上曬太陽的……」周濂表示，這樣的夢想無法寄托在幾個好榜樣身上，同時，「若要遏制壞榜樣的無窮破壞力，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正義制度的建設上，這個社會必須要能帶來比『靠人們的信念堅持』更多的保障」。「我夢想的國土不是一條跑道，所有人都向一個目標狂奔，差別只在名次有先有後。我夢想的國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採花的、在溪邊濯足的，容得下什麼都不幹就躺在草地上曬太陽的……」eudaimonia 無用之用「這個問題是存在的，但是我回答不了」最近兩個月，陳嘉映反覆演講的一個主題是「德性能帶來好生活嗎？」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問題，他通過各有側重的演講，不斷深入思考。與此同時，怎樣才能過上良好生活，也是讀者閱讀他的新書時自然追索的一個問題。書中，陳嘉映對知行關係、善惡概念等進行了學理意義上的探究，這一探究基於實踐活動，即便如此，不能反過來，把探究當作「良好生活指南」。事實上，道德問題並沒有「路線」和「答案」。「這類探究並不指導我們怎樣做到知行合一，怎樣從善去惡，甚至並不直接回答『哪些品質和做法是善好的』這類實質善好問題。指望倫理學來指導倫理生活，指望『道德哲學』來提高『道德水平』，這些都是錯誤的想法，因為『理論』做不到這一點而責備它無能則是錯誤的責備。」陳嘉映強調。在他看來，倫理學「以更加曲折的方式與倫理生活相聯繫」，其路徑可以是——比如通過分析，糾正「一切行為皆在於追求快樂」這種流俗看法，據此做出相關的調整、改變。這並不意味著說服他人，而是採取開放的態度，以加深思考，相互學習，彼此理解，使個人更通透、更豐富，最終實現自身。在華東師範大學演講時，陳嘉映說：「每個人的好生活都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除了過良好生活，那麼，是否也有人要過一種不那麼好不那麼快樂甚至自毀、作惡的生活？推理小說《八百萬種死法》中，教堂的一個常客瑪麗說：「知道嗎？我有個很棒的發現，那就是人活著，不是非覺得好過不可。誰規定我有快樂的義務？以前我老以為如果我覺得緊張或者焦慮或者不快樂，我就非得想個法子解決不可。但我覺得這不是事實。」瑪麗雖然純屬虛構，其想法卻與現實雷同。北京講座尾聲，一位男生站起來向陳嘉映提問：「你說要把德性編織到生活中，過良好生活，但是，我們為什麼要良好的生活呢？」話音未落，現場一片笑聲。陳嘉映先講了一個獨立、叛逆的青年讓人「心痛」的故事。這個青年人和母親極難相處，憤而離家出走，幾年後，被母親找到。為緩解關係，兩人一起遊玩了兩天，但最後決定，還是各自回歸各自的生活。分別之際，母親說，你走什麼路都行，我就希望你好。青年稍微停頓，回答她：「但不好又怎麼樣？」「作為母親，這是人生的一種極端體驗。無論如何，我是想說你說的這個問題是存在的，但是呢，我回答不了。」陳嘉映說。沉默了四五秒鐘，講座結束，掌聲響起。記者手記陳嘉映拿著一瓶啤酒下樓的背影，令我印象深刻。這是中央民族大學附近的一家餐廳。陳嘉映去一樓，和那裡坐著的學生聊天，很自然就談起美國同性戀婚姻法案。他說自己是法律保守主義，憲法大法官原該是踩剎車的人，防止社會太快的發展。回到樓上，這個話題再次被聊起。席間，陳嘉映又說到在美國被打劫的事兒——那種情況下，一般給打劫者幾十美元了事，他也是如此應對。這和他演講現場所談「德性的有限性」多少相關，他不會認為人在任何場合都要拍案而起，做一個絕對勇敢的人。這正是希臘城邦生活的題中之義。這些閑聊，都指向一個主題：哲學家如何與時代相處，或者說，在這個時代，哲學家如何自處？這是我希望通過陳嘉映的思考、生活來呈現的主題，但因為空間與採訪原因，對陳嘉映的訪問完全零碎化，且兩人似乎不在一個頻率上。毫無意外，這個「主題」終於沒有達成。作為記者，這是我的遺憾。作為讀者，這些閑聊的片段，可以當作《何為良好生活》的最好註腳。作者：吳亞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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