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與苦難

尷尬與苦難

——略論陶淵明歸隱的原因及歸隱後的生活

作為一個詩人，陶淵明無疑是成功的，雖然他在生前甚至死後很長時間內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但是，對於他所追求的理想來說，他是一個毫無疑問的失敗者。有人會說，陶淵明的理想不就是做一個隱士，過一種恬淡閑適的田園生活，而且他不是實實在在的退隱柴桑，躬耕南畝了嗎？答曰：非也。陶淵明一直是充滿理想和政治抱負的「猛志故常在」的人。不錯，陶淵明是主動辭官歸隱的，但其歸隱的原因卻並不是那麼簡單和情願。

沒有人生來就會立志做一個隱士。年輕時的陶淵明更是壯志凌雲，但卻不是想做一個詩人，更不會想到要做一個隱士。那麼，他所追求的理想究竟是什麼呢？古人云：詩言志。我們還是從他的詩說起吧。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遠遊。（《擬古·其八》）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讀山海經》之十）

從這些詩句可以看出，少年的陶淵明和所有其它處於這樣年齡段的年輕人一樣，志向遠大，在做著一個個玫瑰色的夢，雖然這些夢並不都是很具體要作什麼或者成為怎樣的人，但無疑都是瑰麗的令人神往的。實際上，這些夢大都是些註定要破滅的美麗的肥皂泡。但是，正是這些五彩繽紛的夢想，讓年輕人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和浪漫的情懷。這個時期的年輕人有可能想成為一個詩人，但不可能想去做一個隱士。但是如果僅僅是為做一個詩人而作詩，是決不可能成為偉大的詩人的。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為作詩而作詩，只能是無病呻吟，古人說過，「功夫在詩外」。和陶淵明一樣，中國歷史上傑出的詩人如屈原、李白、杜甫、陸遊、辛棄疾等，他們一生都在追求濟世報國，建功立業，沒有一個是想成為一個詩人或僅僅以一個詩人的身份終老一生的。但是他們卻都成了偉大、傑出的詩人或詞人。原因就在於他們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崇高的理想，關心國家的命運和百姓的疾苦，忠於祖國，希望救民於水火。同時，他們都具有高潔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卻都終生不得志，有志不獲騁，只好把自己的胸懷和抱負、愛憎和苦悶通過詩歌表現出來。他們所吟唱的，不僅僅是一己之私情或個人的閒情逸緻，而是具有深廣的時代內涵和人生意蘊的心靈之歌，因此他們的詩歌才會具有豐滿充實的內容和撼人心魄的力量，因此他們才能成為偉大的詩人或傑出的詞人。陶淵明也是如此，他雖然最終歸隱了，但是他始終沒能忘掉自己的理想，也始終沒有忘記人生的價值和意義。魯迅先生說過，陶淵明之所以偉大正因為他並非渾身靜穆。現在我們說起陶淵明歸隱的原因，好象很簡單，無非就是社會的動亂和官場的污濁以及不願為五斗米折腰等，不錯，這些可以說與陶淵明的歸隱都有關係，但是，若必待世道太平，官場清明再出去做官，那恐怕永遠也等不到那一天；即使有那一天，恐怕詩人又會發出象唐代岑參贈當時身為諫官（左拾逸）的杜甫的詩中那樣「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的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嘆了。

性格即命運。陶淵明雖然有濟世報國的願望，但是他又始終具有孤傲清高、自由不拘的性格的和嚮往返樸歸真、恬淡閑適生活的情結，這種性格和情結使陶淵明的長期都在顯隱去就的抉擇中斟酌彷徨，內心充滿一種難以自拔的矛盾。請看他第三次出仕時做的詩《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

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從詩中可以看出，身在仕途的陶淵明心中嚮往的仍然是田園，雖然他也憧憬著「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但同時又在盤算：「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心中的矛盾顯而易見。而且這種矛盾在他於官場中遭受挫折的時候表現的更強烈，使得他不可能在官場上積極進取，遊刃有餘；同時也造成了陶淵明的一生都在出世與入世之間掙扎。

陶淵明第一次出仕，在晉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是年二十九歲，「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蕭統《陶淵明傳》）十年後，他在《飲酒》詩中曾經回憶到：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 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

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 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裡，

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 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

按照此詩中的說法，陶淵明的這一次出仕的目的是為了養家糊口。好象既不情願，也無熱情，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但恐怕這只是一種託辭。試想，一個少年時「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年輕人，生平第一次出仕，難道就想不到自己平生的抱負？事實上，陶淵明終生都沒能忘懷自己少年時的理想，這一點從他的許多詩篇中都可以看出，自不待言。但是他生平的第一次出仕，「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的原因卻並不那麼簡單。據記載，陶淵明此次做祭酒的上級是江州刺史王凝之，東晉第一豪族琅邪臨沂王氏族中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的次子，是個篤信五斗米教的道徒，傲慢自大，剛愎愚蠢。當時的豫章太守范寧在郡辦學推廣儒教，「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但是，希望推廣五斗米道的王凝之對此大為不滿，於是就上言構陷范寧，使得范寧因此丟官。孫恩攻會稽時，身為會稽內史的王凝之無視下屬備戰迎敵的建議，妄圖以作法卻敵，結果落得城破身死，留下千古笑柄。出身微賤而又孤傲高潔的陶淵明在這樣的人手下做官，其身心的痛苦可想而知，這恐怕就是他離職去官的主要原因。

陶淵明的這次辭官從他的性格方面來說，有一定的必然性。他一方面蔑視豪門大族，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從曾祖陶侃起躋身仕族的家族為榮，雖然即使是他的曾祖貴為權傾朝野的大司馬，卻仍然被當時的豪門大族看不起，比如溫嶠就曾罵他為「溪狗」。（《世說新語·企羨》）陶淵明的這種心態也使他在特別看重門第的官場難以容身。而且他基本上是一個懶散的人。這種懶散的性格其實是他深受玄學思潮影響的結果。從很多方面看，陶淵明都與嵇康有點相似，他們都清高孤介，都熱愛自由，追求自然，寧願過無拘無束的生活，也不願與官場上的小人同流合污；嵇康「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 與山巨源絕交書》）而陶淵明則沉醉於「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長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的恬淡閑適的田園生活。但是他和嵇康有一個顯著的不同就是，嵇康是始終不願做官的，而陶淵明是經過了多次嘗試之後不得不離開官場的。因此，可以說，陶淵明是想做官的，但是，他想做的官比較「另類」罷了。

雖然陶淵明很想實現自己大濟蒼生的遠大抱負，但是無論從他的思想還是性格來看，他都是一個不適合在官場生存的人。這一點，我們再把他和他的曾祖比較一下就知道了。

陶淵明最崇敬並引以為榮的人恐怕就是他的曾祖陶侃了。他和他的曾祖相比，少年時代的家庭狀況非常相似，應該說還稍好於他的曾祖。實際上，如果陶淵明想踏入仕途，應該比他的曾祖要容易的多。事實也正是如此。由於其曾祖的影響，陶淵明的父祖都曾做官，其祖父陶茂仕至武昌太守，父親曾官安城太守。他自己的第一次出仕，即是受到當時在朝任職的一位族叔的推薦的結果。所以，他面臨的家庭背景要比他的曾祖好得多。陶侃年少失怙，與寡母窮居僻壤，既無家庭背景，又無父兄依恃，要想進入官場，困難可想而知。但是好的一點是，陶侃之母很有心計，陶侃又是個既有大志，又積極進取的人。（《世說新語·賢媛》）為了走上仕途，陶侃在母親的幫助和策划下，抓住機會，殷勤主動地結交當時的官場人士。《世說新語·賢媛》載：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亷，投侃宿。於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仆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 湛頭髪委地，下為二髲，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嘆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逺，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乃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在當時世族門閥政治制度中，選官任人「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髙門，上品無寒士』」（《文獻通考》卷二十八），寒門士人要想得到較高級職位，如果得不到清流名士賞譽，簡直比登天還難。上引《世說新語》「陶公少有大志」條下劉孝標註引王隱《晉書》說：「侃母既截髪供客，聞者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又據《晉書》侃本傳載，後來「侃為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陶侃正是這樣一步步地走上了仕途，開始了他的輝煌人生。試想，以陶淵明孤傲的情性，恐怕是不屑於象他曾祖父那樣去做的。

當然，陶淵明所處的東晉時期與陶侃欲出仕時所處的時代相比，仕族門閥制度要嚴峻的多，這似乎要給並非高門世族出身的陶淵明的出仕造成很大障礙，但事實並不完全如此。陶淵明一生中屢受徵召，說明他當官的障礙並非來自出身寒微，而是由於他的思想和性格與官場齟齬不合。

每個時代的官場都不具有才德高則官位高的規律。大凡欲在官場有所作為的人，最忌清高自傲，他們會積極地尋求門路，不恥求人引薦，做下級小吏。陶侃少時，就曾經做過地位很低的漁梁吏。一個有志於在官場有所作為的人，位卑不要緊，怕的是恥於從下級做起，或者以卑傲尊。一個不做官的人，自然可以這樣做，「讀萬卷書，行千里路，布衣亦可傲王侯」；（孫中山語）但是身在官場，要想實現自己的抱負，就不能不講究一些策略。當然，這並不是說一定要「催眉折腰事權貴」，而是要有禮有節，善於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孔子說過，「小不忍則亂大謀」。陶淵明一生中先後五次受徵召出仕，沒有一次善終，不是因為不堪吏職就是因為看不慣上級和僚屬。五次出仕，說明他並非不願作官，至少也說明他並非象嵇康那樣立場堅定，徹底地厭惡官場。他最後一次出仕，任彭澤令，僅八十餘日，值「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陶淵明的這次歸隱， 「郡遣督郵至縣」只不過是一個導火索。其實，他清高孤傲的性格以及追求自然、喜歡自由散淡生活的情性，註定了官場是不適宜他生存的地方。人們總是因此讚歎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氣節，欣賞他 「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的卓越風範，卻沒有想到，這其實也是他在複雜的官場上拙於應對、無能為力的表現。相比而言，陶淵明的曾祖陶侃剛剛踏上仕途時，也遇到過類似後來他遇到督郵那樣的情景。但是，陶侃並沒有拂袖而去。《晉書》載，陶侃受到舉薦，「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御之。』從事即退。」既很策略也很有氣度地擺平了上級來擺譜找茬這件事，可謂有禮有節。

其實，欲在官場上有所作為，就必須具備能夠與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能力。因為歷來官場都是最大的名利場，是獲得名利的最佳處所。一直到今天，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做官仍然是最榮耀便捷的通向富貴的「正道」，過去，家財萬貫但卻沒有做官的人總要千方百計地花大筆的錢捐一個「出身」，即使現在這類事件也還沒有絕跡，原因就是，在封建時代，做官是光宗耀族的唯一途徑，或者說是最佳途徑，而且有權利就有了一切。今天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所以官場從來都是人們趨之若鶩的地方，是人間競爭最激烈、人際關係最複雜、路途最險惡、最魚龍混雜和泥沙俱下的地方。在這樣的地方混，沒有渾身本領，光靠熱情和才氣是遠遠不夠的。因此，一些侍才傲物的莽撞青年往往成為官場的犧牲品。陶淵明一介書生，雖有一腔熱血滿腹詩書，但是他孤高自傲，睥睨權貴，不願受任何拘束。這樣的性格在官場是根本行不通的。他屢受徵召，皆半途而廢，說明他並非不想做官，只是把做官看的太簡單了，同時又缺乏在官場上應付裕如的能力，一旦遇到挫折，建功立業的理想和熱情很快就會被退隱田園的情結所取代。這其實是一種缺乏能力的表現和頹廢情緒的反映。因此，我們可以說，陶淵明既不具備能臣的素質，也不具備時勢英雄的雄才大略，在晉末這個亂世中，歸隱田園與其說是他清高氣節和「性本愛丘山」的性格的表現，還不如說是他無可奈何的選擇。

眾所周知，雖然玄學在晉末已經式微，但是生活在這個時期的陶淵明還是深受玄學思潮的影響，所以他「性嗜酒」，喜歡過一種散漫而無拘束的生活，與他那自律極嚴的曾祖相比，出身同樣寒微的陶淵明是不可能在當時的官場有所作為的。淵明的曾祖陶侃也喜歡飲酒，但是，《晉書》本傳載，「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凄懷良久，曰：『年少曽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同書還記載了他另外兩件為後人熟知和稱道的事：

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逰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從這幾個小的方面就可以看出，陶淵明官場的失意和他的曾祖陶侃的成功都絕不是偶然的，與他們各自的性格和才能都有密切的關係。

但是，陶淵明在官場上的不才和失意不但絲毫不影響他在後人心目中人格的偉大，事實上還反襯出他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潔情操。試想，如果陶淵明畢生浮沉於官場，我們還能讀到「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優美的詩句嗎？而且正是由於他的歸隱田園，長期地生活在田園山野之中，躬耕力作，才使他對田野和農民以及農村生活有超乎一般詩人的感情和體會，從而開創了一個嶄新的詩歌領域——田園詩，他才能夠成為偉大的詩人，他才成了偉大的詩人。從這個意義上講，陶淵明是幸運的，他由此成為偉大的詩人；我們也是幸運的，由此才能欣賞到這麼多優美的詩篇。

其實，陶淵明在官場上失意，是非常具有普遍意義的。古往今來，類似的情況可以說屢見不鮮。屈原、李白、杜甫、陸遊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屈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最終憤而投江而死；李白是知其不可為而不為，「明朝散發弄扁舟」去了；杜甫雖然一生念念不忘「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但是始終不受重用，到頭來一身憂患，貧病交加，客死江上；陸遊臨死還念念不忘收復失地，「家祭無忘告乃翁」。他們都和陶淵明一樣，在壯志難酬的矛盾和痛苦之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們都懷抱理想，而且都才高八斗，同時都具有清高孤介的品性，不願也不屑與阿諛逢迎、蠅營狗苟的小人同流合污。但是他們都缺乏一種關鍵的素質，就是能夠在不喪失自己做人原則的情況下，在官場應付裕如，遊刃有餘。用三國時劉邵《人物誌》里的話來說，他們都是不具備 「中和之質」的「偏才」。 具備中和之質的人才具有能夠協調好人事各個方面關係的能力，這正是做官的必備素質。

王瑤先生在論述陶淵明歸隱的原因以及歸隱後的心態時說：「他不願與這些人為伍，對現實感到不滿，但又無力反抗因之就逃避歸隱了。這在他的思想上當然不能沒有矛盾，而且事實上少年的豪壯使他回憶，家境的窮困使他煩惱，衰病的來臨使他苦悶，政治的變化使他慨嘆。」（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集》190頁）官場上「心為形役」的生活和壯志難酬的苦悶讓陶淵明感了到難以忍受的疲憊和厭倦，他不禁對恬淡閑適無拘無束的田園生活產生了無比的嚮往，於是他終於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徹底地棄官歸隱了。其實，這些都是比較表層想現象和原因，陶淵明的歸隱是由他根本就不適合官場的性格，以及潛移默化在他心中的追求恬淡自適、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的情結決定的。這種情結來自玄學思想的熏陶和他自己早年對老莊的喜愛。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另作論述。今天，當我們吟誦他那膾炙人口的歸去來辭時，既能感受到詩人家鄉清幽美麗的自然風光，詩人對閑適自在充滿親情的田園生活的無比喜愛，又能察覺到詩人心中那一縷縷難以泯滅的隱痛——「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詩人反躬自問，但是卻沒有回答，因為答案不言自明：官場雖然險惡黑暗，屢次使自己失望和受到輕侮，但它畢竟是自己曾經寄於厚望的地方，畢竟是唯一可能實現自己理想和抱負的場所，就像對於一個讓自己傷透了心的愛人，當最終與她決裂的時候，內心複雜的感情又如何能說得清楚？

那麼，歸隱後的陶淵明是否真的享受到了田園生活的樂趣，從此無憂無慮、自由自在了呢？事實並非如此。

晉安帝義熙元年十一月，帶著滿腔的惆悵和終於下定了決心的釋然，做了八十多天彭澤令的陶淵明回到了家鄉，開始了他的隱居生活。最初的如釋重負的感覺和還算不錯的家境，確實讓詩人體會到了田園生活的美好。在自己的田舍中，詩人不必迎上馭下，送往勞來；不必循規蹈矩，日理萬機。總之，詩人不必再「心為形役」了，無拘無束的閑適生活讓詩人自得其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暢快。這在詩人歸隱後第二年所作的歸園田居詩五首中有比較充分的表現。但是接踵而至的天災和人禍讓詩人的生活迅速陷入了困境。義熙四年，詩人的房屋被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一燒而空，「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家人不得不寄住在一條船上。「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 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 在己何怨天，離憂凄目前。」（《怨詩楚調示龐主薄鄧治中》）風雨不避、食不果腹的困頓生活使詩人對傳說中的古太平時代充滿了嚮往：「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 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同上）從此以後，詩人距衣食無憂的生活越來越遠。義熙七年，詩人移居南村，生活狀況略人好轉，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作於此年的《移居·其二 》中看出：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 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 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 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而且，詩中也表現了詩人躬耕自資的生活。應該說，歸隱後的詩人確實是體驗到了自由自在的田園生活美好的。但是好景不長。天災人禍的頻繁降臨，使詩人的家境每況愈下，生活終於再次陷入困境，以至於最後不得不乞食為生了：「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無論詩人怎樣地曠達和能守「固窮節」，這時候也不能不感到尷尬和難堪。而且詩人這時候還有一大家子人，七八張嘴嗷嗷待哺，一個人守節固窮，一大家人也不得不跟著饑寒交迫，生活的窘況可想而知。我想在這種情況下，陶淵明無論如何是無法體會到田園生活的樂趣的。而且，隨著老境漸至，詩人更加頻繁地陷入對年輕時的壯志和經歷的回憶：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 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

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 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

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 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 《擬古》其八

回憶並沒有給詩人帶來多少愉快，反而使詩人更加感到孤獨和人生的短暫：

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暉，蕩蕩空中景。

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

——《雜詩》其二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

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

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雜詩》其五

饑寒交迫，孤獨多病，年華已逝，壯志難酬，死亡的陰影揮之不去，還有什麼生趣可言！

人生實難，死如之何？（《自祭文》）

寫完《輓歌詩》和《自祭文》後不久，詩人便告別了這個給他太多苦難的世界，溘然長逝。三百年後，中國歷史上又一位偉大的詩人吟唱著「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又一次以自己苦難的人生和輝煌的詩篇，印證了偉大的詩人就是苦難造就而成的這個宿命。不用說，這個人就是詩聖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