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培養新利益，突破舊利益格局

　　在商言商之辯，公共安全事件頻發、上海（中國）自貿區原則性通過……2013年還沒有走完，就已經發生了系列標誌性事件。如此看來，中國轉型，正在一個關鍵點上。未來路怎麼走，走向何方，是否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而順利轉型成為一個理想中的「成功國家」，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這些問題，隨之凸顯迫切。　　帶著一系列的問題，時代周報專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榮譽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多年來他的觀點備受海內外媒體以及政界、學術界的重視。他最近一本中文著作是由東方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的「行為聯邦制」：中央-地方關係的變革與動力》。此次廣州之行中，鄭永年教授主持了《社會發展與社會政策：國際經驗與中國改革》國際學術會議。　　商人安全感與法治成正比　　時代周報：中國大陸日前展開一場「在商言商」的爭論，在爭論中，深圳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公司董事長王石提出，當前環境下，企業家已經不能避免引火燒身，沉默是躲不過去的。該如何看待王石呼籲背後的商人以及相關群體的這一行為？　　鄭永年：我理解王石為代表的部分企業家這一表態，這些年，我在國外十分明顯地感覺到當下的中國面臨著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企業家移民—當然這裡我們需要區分一下海外投資與資本流失，前者是全球化的產物，是一種積極的現象，而後者則值得警惕；二是高級人才流失。一旦民間資本和人才都流走了，就只剩權貴資本了。　　近年來中國的資本和人才的流失也相當嚴重。比較一下日本等「亞洲四小龍」，他們經濟起飛的20年，創造經濟奇蹟，同時創造了社會奇蹟，培育了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而中國改革開放30年，這方面有很大的差距，中產階級規模過小，而一些財富精英更有不安全感。這一點類似於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譬如泰國、菲律賓。　　同其他國家企業家一樣，中國的企業家絕大多數是很愛國的，也很有責任感，擁有巨大財富的中國企業家之所以不安，主要原因就是當前中國法治不健全導致他們不能體味到足夠的保障。　　在西方，我們可以看到企業家可以利用法律，在議會中爭取權利，最終整個國家和社會越來越民主，可是中國目前還難以看到這一現象，最終企業家們只好用腳投票了。這樣一來，「走出去」就只能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當然，如此一來，吃虧的就是國家和社會了，把財富轉化成GDP流量，成為了其他國家的財富。　　在我看來，王石說的那句話其實是一種警示。不同於那些用腳投票的企業家，這一部分人選擇留下來，他們的策略是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發聲。可是，他們的聲音如今還得不到足夠重視，將來中國社會真的會出現權力與貧窮相互無止境地鬥爭，那將是很可怕的。關於資本家第一桶金、第二桶金「原罪」的問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存在和經歷過的，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對待，在我看來，法治和透明化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通過稅收讓他們去做好事情。　　社會管理從政法管理中剝離　　時代周報：與商人階層的不安全感相對應，整個社會彷彿正在「變狠」，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有人認為，這種情況的出現是過去的信訪+維穩模式釀出這樣的結果。　　鄭永年：從本質上講，信訪是用政治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有點類似於傳統中國的欽差大臣。上訪制度的本意就是讓底層老百姓有機會來表達他們不能在底層表達的訴求，無論是法律上的還是其它方面的。但這一制度的運作結果剛好相反。這一制度既培養了體制內部的既得利益，也產生了某種微妙後果。體制內部的既得利益，就是依附這一體制而生存的整個系統，這個龐大的系統一直在用各種方式，論證著這一體制的合理性，維持著這一體系。而另一方面，體系之外，也存在著利用這一體制的弱點來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可能和空間。而且，個別專業上訪、鬧訪者們的存在，基本佔據了這個體制的絕大部分空間。　　時代周報：據你的觀察，近年來，中國「維穩」模式是否在發生變化？　　鄭永年：這些年「維穩」制度造成了很多的惡果，譬如湖南的唐慧案和北京機場的冀中星，整個社會的「變狠」只是一個表現。但是我們也不要一味地批評地方官員，因為這主要是制度的產物，其實整個過程中，地方官員也是上訪制度的受害者，會因為有人上訪，他們全年的工作業績沒有了。在我看來，信訪制度產生的都是受害者，無論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還是上訪戶，沒有一個案例中出現過雙贏局面，都是雙輸的。但是我們也不是一步取消，因為現在的信訪涉及很多的既得利益者，我們必須要找到一個替代的東西。　　幸運的是，中共「十八大」之後，「維穩」系統有了新的積極發展跡象，尤其是政法委有了積極的轉型。首先其是把社會管理功能從政法委分離出來，這個方向無疑符合科學和人權原則。從經驗看，政法委主要是針對管理和應付非正常社會成員（例如犯罪分子）的，而社會管理的對象是正常社會成員。如果把應付非正常社會成員的手段，用於管理正常社會成員，肯定會出大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政法委已經開始轉向國家法律體系的改革。例如政法委已經宣布，在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之後，停止使用勞教制度。　　實際上，如上面所討論的，政法委可以更進一步，在進行大量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在徵求專家和民意的基礎上，對舊的法律體系做一個系統的清理和重建。應該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們希望再也不要回到老路上去了，社會管理的內容一定要和政法委管理的內容分開。　　中國推進改革，主要策略是「先易後難」　　時代周報：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正成為中國繼續改革的最大阻力，你認為中國的特權政治正在變成「城堡政治」，並提出改革特權制度的思路—「通過培養新利益來克服老利益」，能否詳細闡述這個問題？　　鄭永年：這首先要求我們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即改革從何而來，到何處去？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三十多年的歷程。這三十多年「從何而來」的歷史說明了幾個重大的問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改革是可能的。過去的改革，並不是說每一次重大的改革沒有經歷任何困難，一帆風順。恰恰相反，每一次改革都面臨巨大的困難。但改革已經走過來了，證明無論怎樣的困難，只要改革的策略得當，都是可以克服的。　　其次，改革要確立一個方向。就未來來說，改革就是要回答「到何處去」的問題。這就需要一個明確的方向。中國動員型的政治體制的特性就決定了這個方向的重要性。一旦大方向確立，那麼體制就可以動員起來，來達到既定的目標。如果沒有大方向，或者大方向不明確，那麼不僅體制的優勢發揮不出來，反而會出現體制固有的巨大惰性，演變成既得利益，阻礙改革和變革。　　再次，改革要找到突破口。就改革來說，最理想的狀態就是所需要改革的各方面同時推進，達到平衡的發展。但在現實生活中，這很難成為現實。實際上，任何改革都需要找到一個突破口。也就是說，改革是在不平衡中進行的。有時候，各方面不均衡的發展本身就是改革的動力。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推進改革的主要策略是「先易後難」。「先易後難」就是尋找改革的突破口。只不過，要意識到「易」並不是不存在困難，「難」也不是說不存在克服困難的手段。　　在我看來，可以把「先易後難」這一改革的經驗現象轉化成為一個簡單的論題：通過培養新利益來克服老利益。任何改革所遇到的困難都和既得利益有關。如果改革要直接克服既得利益，那麼改革失敗的可能性就會大於成功的可能性。一旦觸動到龐大的既得利益，它們必然做最大努力的抵抗。所以，可以把「既得利益」定義為改革中的「難」。那麼，改革中的「易」是什麼呢？可以把「新利益」定義為「易」。「先易後難」就是說，要改革，首先就要培養新利益，等新利益產生和成長起來之後，再去克服「難」，也就是老的既得利益。用新利益來克服老利益，從而推進改革，這不僅是中國本身改革的經驗，也是大多數國家改革的成功經驗。　　從利益的邏輯來看改革，這並不難理解。從利益的角度看，有幾點是非常明顯的。首先，如果改革意味著觸動既得利益，既得利益的反抗和抵制是正常的。沒有人或者組織不會竭盡全力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其次，沒有足夠的壓力或者動機，沒有人或者組織會自願放棄自己的利益。無論是壓力還是動機，都不會產生於既得利益的內部，而只能來自外部。其三，要從既得利益的外部來尋找改革的動力。新利益就是這個外部動力。只有當新利益成長起來之後，才能對既得利益構成有效的外在壓力，促成其改革。第四，對政府來說，改革任何既得利益是需要有代價和成本的。誰來承擔這個成本和代價？除了政府本身，新利益是最大的代價和成本承擔者。更具體一點地說，政府推動改革所承擔的是政治成本，改革成功之後所收穫的也是政治利益；新利益要承擔的是改革的物質利益成本，改革成功之後所收穫的也是物質利益。　　以國企改革為例，當國企改革難以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時，我們可以通過稅收、金融等槓桿對民營企業大力扶持，而伴隨著民企增長又反過來倒逼國有企業的改革，這就是我認為的「通過培養新的利益來克服老的利益」。換言之，如果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的時候不是有大量民營經濟的存在，你想想那麼多的國有企業工人下崗，這個國家會是什麼樣子。　　利益是一個開放的過程，會不斷有新的利益產生，如此才能夠避免新產生的利益變成特權階層，進而可以為改革不斷地尋找到外部的動力。區別於這種培養新的利益模式的是「城堡政治」，在我看來「城堡政治」將會導致一潭死水，最終必然是大家都在圍城，如此改革的突破口將很難尋找，改革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社會結構有別於東亞其他經濟體　　時代周報：你曾經說過，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社會是社會穩定的最有效的保障。簡單地說，如果過渡得好，中國就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但如果過渡得不好，則會有相反的結局。　　鄭永年：我的判斷是中產階層的不發達或者發展不起來主要是中國經濟中所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但沒有一個好的社會經濟環境，其他改革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甚至暴力叢生。只有一個好的經濟結構才能保證和諧社會。最近中國社會出現兩大熱點問題，一是財富的集中，二是基層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中國的極少數人掌握著絕大部分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已經非常嚴重。但是，在有些國家，因為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財富的集中並不會太大妨礙社會的穩定。中國的狀況則不然。　　如果社會階層的頂端是極少人的財富集中，那麼在社會的底層則是無政府狀態。與社會頂端毫無節制的奢侈性消費相比，社會基層仍然處於貧窮狀態，消費嚴重不足；窮人的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並且和錢、權處於公然的對立狀態；因此群體性事件不斷，呈現越來越嚴峻之勢。　　從社會結構上來說，在保持政治社會的穩定方面，中產階級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亞洲的一些國家，例如日本和新加坡，龐大的中產階級也是執政黨能夠長期執政的社會結構基礎。中產階級的龐大表明社會財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在這些國家，儘管也存在著收入差異，並且差異也不小，但執政黨能夠保證絕對貧困化人口群體的最小化。正是如此，中產階層也會有社會運動和抗議，但是他們一般都是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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