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貧富觀

　 貧富問題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大問題，正確處理貧富問題是解決好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如：人心和人性問題、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問題、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國家的倫理目的和社會理想問題、政府的公信力問題等等。因而，對貧富問題處理的好壞是衡量一個國家和社會政治清明與否，制度美好與否的標準。儒家歷代聖賢都非常關注和重視貧富問題，儒家傳統思想中飽含貧富之辯的智慧。故此，闡釋儒家貧富觀，疏理儒家貧富之辯的智慧資源，於我們創建中國式的現代工商業文明模式，建構和諧社會，有著重大的意義和價值。

　　一、勵民致富

　　儒家治世之道，以「富民」為本。在儒家看來，要治理好一個國家，要建構一個美好的社會，必須讓天下百姓都富裕起來，要做到「藏富於民」，即孔子所謂「既庶矣」則「富之」的思想。這一思想到孟子則發展成為「民本」觀念。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強調以民為貴，以民為本，施仁政於民。在孟子看來，施仁政必首先關注「民生」問題，要「置民之產」。孟子說：「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則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所謂「置民之產」，按今天的話講就是要讓天下百姓都擁有自己的產業，包括衣食住行，上孝父母，下養妻兒，以及抵抗風險的經濟能力。這是人的基本物質生活條件，是政治清明社會和諧的底線要求。只有天下每一個人的基本需求得以滿足，人心才會穩定，社會和諧秩序的建構才有可能。故孟子進而說：「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見，在儒家看來，「民產」是「民心」的基礎，「置民之產」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是建構美好社會所必備的條件，是「民貴」思想的具體落實。「民貴」首先必須體現為「富民」，民不富則無以貴。

　　求富之心是人性本然，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朱子也說：「利者，人情之所欲」（《論語?里仁》）。在儒家看來，人們追求物質利益，追求財富是符合人性的，並認為人的物質需求的滿足是對百姓施行教化的基礎。《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荀子也說：「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儒家禮樂文教的落實與道德理想的實現都是建立在「富民」基礎之上的。民不富則心無常，心無常則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則禮樂不興，儒家的社會理想就無從實現。由是可知，「富民」是儒家治世經國的基礎。

　　正因如此，儒家才勵民致富，認為「幫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泰伯》）。在一個良好的社會政治環境中，一個人如果不努力改變自己的貧困狀況，這是一種恥辱。孔子進而還認為：「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 述而》），就是說，如果可求富貴，即使從事卑微的工作我也願意為之。靠自己的勤勞而致富，即便從事卑微的工作也再所不辭，這是一種吃苦耐勞，忍辱負重的精神，是一種天行綱鍵，自強不息的精神，這是儒家所大力推崇和提倡的。尤其是在清明的政治環境中，在現代工商業社會裡，每個人都要有「恥貧榮富」的觀念，發揚聖人甘為「執鞭之士」的精神，脫貧致富，改變自己的物質生活環境。

　　二、處貧之方

　　孔子周遊列國，在陳絕糧，隨行者全都病卧不起。子路憤憤不平，問孔子說：「君子亦有窮乎？」孔子回答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其意是說，君子小人都有窮困之時，區別在於君子固守其窮，無所怨悔，而小人窮則喪失原則，放縱於行，以圖改變窮困之境。這就是君子小人的區別！

　　儒家雖然肯定人們擺脫窮困追求富貴的合理性， 勵民致富，以貧為恥，但是卻十分重視其手段的正當性。儒家不僅看重目的之善，也非常看重手段之善。善的目的必須通過善的手段來實現，否則寧可犧牲其目的，也絕不使用不善的手段來達至這一目的。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富貴，取之有道；貧賤，去之有道。儒家倡導，人們在擺脫貧困追求富貴的過程中一定要遵循「義利之辯」的義法，不能違背天道性理和道德原則，不能惟利是圖，要見利而思義，不能為了追求富貴而不擇手段。所以，孟子說：「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又說「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孟子所說的就是儒家「守死善道」的精神，是一種立於天地之間的大丈夫氣慨，不合於道，則利小如一簞食亦不受之；合於道則受以天下也泰然處之。如果不道而致富，即使是萬鍾之祿，又有什麼意義和價值？所以孔子也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們如浮雲」。儒家提倡的是致富以道，窮而不濫。

　　富貴，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達至的，富貴者也未必就終生都能安享富貴的。斗轉星移，世事無常，貧富並非永恆不變，而是處於一種交替更迭之中。「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紅樓夢?好了歌注》），這種由富貴而貧窮，由貧窮而富貴的交替，在人世間演繹出了無數的悲歡離合。因而，對於貧窮與富貴都要有正確的態度去對待。何以處貧，何以為富，貧困時應該有什麼樣的心態和作為，富貴時又應該有什麼樣的心態和行為，這對於一個人而言至關緊要。

　　在儒家看來，處貧困難於處富貴，孔子說：「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朱子注曰：「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論語?憲問》），人在貧困之中能保持正常的心態，正確地對待生活，對待生命，對待萬事萬物，是很不容易的。綜觀儒家聖賢之言，關於何以處貧的問題，可以用六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安之、樂之、去之。既貧，則安，不怨天，不尤人，無怨無悔，安然處之，獨善其身，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君子固窮」之道。惟有固守其窮，不濫思濫行，安然以處，才能保持平和的道心，並以道德原則規範自己的行為，從而保持君子之風。按理說，處貧而「安之」已經難能可貴，然而在聖人看來還不夠，還應該進而「樂之」。子貢問孔子說：「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如何？」孔子回答說：「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貧，而「樂之」，較之於「安之」「無諂」則是更高的境界。「安之」「無諂」，是固窮自守，但未能超然乎貧窮之外，所以朱子注曰：「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賢如子貢者，也尚未能達至「貧而樂」的境界，可見這一境界之難能。在孔子學生中，惟有顏回達到這一境界，故此，孔子對顏回讚賞有加：「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種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的安貧樂道的生命境界被後人譽為「孔顏之樂」。其樂，非樂其貧，而是樂其道，超乎於貧，忘乎於貧，這是聖人的境界，至善至高的境界。但儒家思想是世間法，有著強烈的家國天下關懷，貧而「樂之」是就生命境界而言，是針對士君子的高要求，對廣大民眾而言，貧窮畢竟不是什麼好事，因而儒家主張對貧窮應該「去之」，即要消除它。「安之」是固守自律，「樂之」是生命境界，「去之」則是社會理想。追求富貴乃是人之常情，儒家的倫理目的和社會理想並不是人人安貧、樂貧，而是要消除貧困，實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人人衣食無憂的理想目標。

　　三、為富之道

　　致富即意味著有更多的財產，佔有更多的物質利益，更有條件滿足人對於物質生活的需求，能夠讓自己的願望更容易實現和達成。由於擁有財富，別人不能做到的你能夠做到，自己過去不能辦到的現在可以辦到，別人不能達成的意願你能夠達成，別人不能享受的你能享受，別人不能消費的你能消費。由於擁有了財富，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外在條件的局限和制約而拓展自己生存的「空間」，獲得肉體與心靈的更大「自由」。正因為如此，財富具有兩面性，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能夠滿足人性的基本需求，具有正面的積極功能；另一方面，它也具有腐蝕人性的負面功能。儒家歷代聖賢都。洞悉財富的兩面性，透徹財富的正面功能與負面功能。在儒家看來，一方面，財富意味著人的物質生活需求的滿足，這種需求和滿足是符合人性的，是天經地義的，因而儒家勵民致富，有「恥貧」，「去貧」的思想，並將「富民」思想立為治世經國的根本。但另一方面，財富也能夠腐蝕敗壞人性，因而，儒家歷來重視對財富進行制約，強調「理欲之辯」「義利之辯」，主張「以理制欲」「以義制利」，對於擁有財富的人，儒家倡導要教化之。所以荀子說：「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 程頤說：「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這種觀點與孔子「庶、富、教」的思想一脈相承，都是在徹透財富兩面性基礎上而採取的「中道」。對於擁有財富者而言，何以處富？這是一個值得所有的「先富人士」慎思慎行的大問題。從儒家歷代聖賢的智慧資源中可扼其要旨提煉如下三條「為富之道」。

　　其一、戒奢寡慾，潔身自好。

　　由於擁有了財富，肉體生存空間與心靈的「自由度」均 得以拓展，富裕者可以憑籍財富的力量和手段，不但能達成合理的願望，同時也有條件滿足過度的私慾。從而導致在生活上鋪張浪費，竭盡享樂，甚而至於吃喝嫖賭無所不為，沉溺於燈紅酒綠聲色犬馬之中而不能自拔，在窮奢極欲中沉淪墮落，被財富所腐蝕敗壞，致使自己異化為財富的奴隸。因此，為富之道以「戒奢寡慾」為第一義。孟子認為「養心莫善於寡慾」，陸九淵也說：「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陸九淵集?拾遺》）。

　　人性的腐蝕，人心的敗壞都從「欲」字開始，人慾膨脹，人心就萎縮，人格就越卑下。金錢買不來自尊，只能買到虛榮，揮金如土體現的不是人性的尊嚴而是精神的貧乏，故而，朱子有「存天理滅人慾」之說。完全的「滅欲」如果做不到，那麼「寡慾」卻是可以做到的。為富者，理應清心寡欲，戒奢戒侈，檢朴平淡，潔身自好。惟有如此，才不至於異化為財富的附庸，喪失崇高的人性而與禽獸為伍。故此，為富之道，以「戒奢寡慾」為第一義。

　　其二，富而無驕，富而好禮

　　孔子說：「富而無驕」未若「富而好禮者也」，朱子注曰：「驕，矜肆也」「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富者由於有了財富的憑籍，私慾膨脹，很可能恃財傲物，肆意妄為，甚而為非作歹。這種為富不仁驕肆狂悖之徒並不鮮見，勾結貪官污吏進行錢權交易者有之；染指黑社會勢力者有之；強買強賣，巧取豪奪者有之；頤指氣使擾亂朝綱者有之。董仲舒說：「大富則驕」「驕則為暴」。由此可見，「為富不仁」是社會之亂源。富人因擁有財富，可以達至貧者所難以達至的目的，富者如驕肆為暴，他就更有能力更有條件作惡，而且能使暴行更為有效。所以，為富者如不善處富，不節制私慾，就很容易驕肆狂悖，為非作歹，禍亂社會。故此，儒家自聖人孔子以降，無不關注社會致富人群，倡導富者要善於處富，要富而不驕，富而好禮。要求為富者更應該注重自身的心性修為，嚴守社會道法規範，樂善好施，富好行德，節制自已的私慾，規範自己的行為，提升自己的人格和生命境界。

　　「富而好禮」之「禮」，是儒家傳統的一個重要內容，它既是一種核心價值理念，也是一種社會規範力量。「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禮記?曲禮》），荀子說：「禮者，人道之極也」，「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從荀子的論述可見，禮還有著節制人慾，調節「物」「欲」關係的社會功能。「禮，履也，所以祀神致福也」（《說文》），這裡是從人與神聖的關係來界定禮，可見，禮也有著溝通人神關係的功能，具有宗教性格，關涉靈魂信仰，具有神聖性。從以上闡述可以看出，禮是人與神聖，人與人，人與物之間關係的溝通渠道和聯繫紐帶，是「天地人」三才貫通的力量，是社會和諧秩序的規範力量。所以，孔子說「富而不驕」，未若「富而好禮者也」，禮是大道之所在，好禮即可入道。富而好禮，即是要求為富者秉持敬畏之心，懷仁義之德，滅貪慾之念，強學達性，積善成德，自覺遵循道德規範。如天下之人均能好禮，則亂源可絕，社會將趨於和諧，天下可平也。

　　其三，以財發身，兼濟天下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大學》）。不仁不義之徒以身發財，「亡身以殖貨」，其最終結果要麼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要麼「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來之不正用之也不正。而仁者則以財發身，即用自已的財富去實現生命的價值。

　　富裕者已無衣食之憂，物質生活的需求已經得以滿足，尤其是在現代工商業社會中，許多致富者所擁有的財富數額巨大，僅從人的物質需求和消費的意義上講，那是幾代人都用之不竭的。許多人由於不學無術，中無所守，聚集了大量財富以後，整天窮奢極欲，燈紅酒綠，豪賭濫飲，生活腐敗，在紙醉金迷中尋找刺激，甚而鬥富攀比，肆意揮豁，恃財傲物，驕奢淫逸。這一切，於己於人，於國於家都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如何對待和使用大量的物質財富，這是為富之道的重要問題。在儒家看來，為富者應以財發身，要用自已的財富去做崇高的有意義的事情，去做有利於國家社會和民眾的事情，做到「達則兼濟天下」，要「散財於民」，做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在為社會，為廣大民眾謀福利的「善舉」中，在為國家民族乃至全人類作出貢獻的過程中體現自身的存在價值，實現個體生命的超越和人格的提升。這就是孟子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情懷。孟子說：「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事業孟子譽之為「大人之事務矣」。所謂「大人」，蔣慶先生解釋為「乃心靈境界上達天德，實現生命終極價值之人」。為富者，就應該有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入世擔當精神。惟有具備了這種精神和這種境界，才能超越小我實現大我，人方能盡其才，物方能竭其用。聚財是能力才智的體現，散財則是人格提升和生命的超越。故此，「以財發身，兼濟天下」是為富之道的重中之重。

　　四、社會理想

　　儒家的社會理想就終極層面而言，是要實現《禮記?禮運篇》里所記載的「大同」盛世；就現實可為的層面而言，則是要在「富民為本」的基礎上，緩解貧富懸殊，縮小貧富差距，達至共同富裕的目標，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儒家尚中貴和，以「中和」為大道，強調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和諧協調。與西方現代發展觀不同，儒家不主張掠奪式發展，也不倡導橫絕天下的浮士德精神。儒家對於理想社會的評判也並不是單純以生產能力的大小和攫取物質財富的多寡為標準，而是「尚中貴和」，既注重物質財富的生產創造，同時又注重人與自然及人與人的和諧共處。在儒家看來，理想的社會並非窮盡物慾的社會，而是天地萬物各正性命，和諧相安的社會。《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是強調在治世經國的過程中「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在貧富問題上，儒家主張緩解貧富懸殊，縮小貧富差距，追求共同富裕。這是儒家堅定不移的社會理想與倫理目的。共同富裕，這是儒家仁政所追求的目標。貧富懸殊是導致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是社會亂源之所在，故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不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意思是說社會的和諧穩定與否不在財富的多寡，而在於是否「各得其分」，「均」並非絕對平均之謂，而是「各得其分」之意。均則人心能安，安則無傾覆之患。董仲舒說：「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春秋繁露?度制》）。富者可「示貴」，貧者可以「養生」，富者「不驕」，貧者「不憂」，各得其分，如此，才能「上下相安」。「調均之」指的就是要協調好貧富關係，把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惟有如此，社會才能和諧發展，趨於穩定和安寧，百姓的生活才能恬靜而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