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芝龍及其「海上商業王國」）（3）

「每舶例入三千金」，此項銀錢收入每年達千萬計，使鄭芝龍海商資本更加雄厚，並「以此居奇為大賈」，「鯨波萬里入侯封，絕域奇珍大舶供」。他進行大規模海外貿易，同日本和南洋各國貿易，賺取商業利潤，積累資本，發展海商事業。

在這裡，必須說明的一點是，鄭芝龍從事海上貿易活動，原則是商業利潤銖錙必爭，決不放棄權益。當荷蘭人出動軍艦脅迫開市，他立即以武力抗擊；荷蘭人在海上搶奪中國商船，強征船稅事發，他立即勒令他們賠償損失，放還船貨，退稅金，否則不準通商；荷蘭人要到漳州等地貿易，必須得到他的特准，方可駛船進港。這樣強硬的態度確實起了作用。荷蘭人知道要同中國通商貿易唯有遵循鄭芝龍的旨意和要求，才能購買到中國貨物。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得不將部分商業利潤轉讓給鄭芝龍。

不過，鄭芝龍最重要的海外貿易活動，主要是同日本之間的通商貿易。他早年東渡，正值德川家康統一全國，殷切期望恢復中日交通貿易的時節。自從明嘉靖年間倭亂之後，中日商船往來為數不多，尤其自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以後，通商幾乎中斷。有鑒於此，德川家康積極促進中日兩國早日恢復通商，為此而發朱印狀給駕船到日本的中國商人，准許自由貿易，並致書福建總督陳子貞和琉球王尚寧，求他們轉請明朝皇帝恢復勘合貿易。鄭芝龍這樣時刻到日本，詣駿府，受禮遇。由此，鄭芝龍「始得通於長崎王」，「王復愛之」，並「使芝龍主舶……來閩、浙互易」。日本人川口長孺在《台灣鄭氏紀事》也說，「初，鄭芝龍之往來日本也，長崎伊未次政直與芝龍親」，在商業上建立良好關係，為以後雙方通商貿易奠定了基礎。

明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鄭芝龍降附清王朝。福建鄭氏海商二代鄭成功接繼鄭家海商事業，並且擴而充之。鄭成功從家境與環境了解商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知曉「通洋」可以「裕國」，因而致力興販東西兩洋，「以獨攬通洋之利也」；同時還開設商行，以支持「通洋」。對此，美國學者衛思韓提出鄭成功為什麼沒有像荷蘭和英國那樣建立「東印度公司」的機構呢？關於這個問題，鄭成功經營商業的做法和行動早已作了解答。鄭成功經營東西兩洋商業和開設10個商行，這就是福建鄭氏的「公司」。它有自己的組織機構和強力功能，在同荷蘭東印度公司進行商業競爭與武力較量，荷蘭人屢遭慘敗，最後被驅逐出台灣，從遠東退卻。鄭成功獲大勝，這是鄭成功戰勝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歷史記錄。

上述情況，說明福建鄭氏海商崛起後，即走向海洋，登上歷史舞台，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是反對明王朝實行海禁，要求對外開放自由貿易，這關係到國家興衰與國計民生的大事。福建鄭氏海商經營海外貿易，既為己謀，也為民謀，為國謀，他們泛筏興販東西兩洋，爭貿易大利，利民裕國。鄭氏海商經營海外貿易，促進中外經濟交流，推動社會進步。恩格斯說過，商人，對停滯不變的封建社會來說，是「革命要素」，他們的經商活動，「是這個世界發生變化的起點」。可是，福建鄭氏海商正要顯現出這個「起點」時，就被扼殺了，清王朝先是殺了鄭芝龍繼而又以重兵對付鄭成功與鄭經。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統一台灣，鄭克塽歸降，台灣鄭氏政權至此結束，鄭芝龍、鄭成功與鄭經那種商人的「革命要素」也隨之消失。福建鄭氏海商雖退出歷史舞台，但他們不怕艱險，勇於進取和友好經商的精神，影響深遠。幾百年來，閩、台商民繼承和發揚鄭氏海商經商的傳統，從事商業活動，特別重視海外通商貿易，藉以繁榮發展地方經濟，造福鄉土人民，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