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誰辛辣諷刺高幹開小灶是「食分五等」？

06-10

延安時誰辛辣諷刺高幹開小灶是「食分五等」？|

核心提示：在物質生活比較困難的情況下，中共高級幹部在生活上的優待政策（小灶）引起了部分理想主義知識分子的不滿，如王實味就批評延安存在著「衣分三等，食分五等」的不合理現象。

王實味資料圖

本文節選自《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社會生活》之結語部分作者：黃正林原載於人民網

社會生活史研究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本文只是通過穿衣、吃飯和娛樂活動三個方面對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的社會生活進行了論述。通過論述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些認識：

第一，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的物質生活是十分艱苦的。造成物質生活艱苦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邊區本來就是一個貧瘠的地方，自然條件惡劣，主要種植生長季比較短、耐旱性較強的雜糧等農作物，而且產量很低，民食以小米等雜糧為主；牧業以養羊為主，穿衣主要依靠土布和皮毛。

二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軍隊對邊區採取了經濟封鎖政策和停發了八路軍的軍餉，邊區一切外援幾乎完全斷絕，而必需品如棉花、布匹又被禁止流入，導致了邊區吃飯、穿衣的困難。三是邊區非生產人員急劇增加，消費人口占的比例太高。

抗戰初期邊區的非生產人員最多不超過3萬人，而且這個時候國民政府按期發給八路軍軍餉，邊區民眾和幹部生活尚可維持。但到1940年至1941年國共關係緊張時，從前線調回部隊保衛邊區，非生產人員達到7.2萬人，黃正林：《陝甘寧邊區鄉村的經濟與社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0頁。而國民政府又停發了八路軍的軍餉，使邊區一度出現了糧荒。非生產人員過多，糧食困難，中共和邊區政府不得不動員大批幹部下鄉，「向人民借糧49705石，動員頻仍，形成了嚴重的擾民現象」（《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6編《財政》，第92~93頁）。

第二，就邊區各階層的生活而言，農民的吃穿比較差，幹部的吃穿要比農民的好一些；在幹部中，中共高級幹部生活待遇又比普通幹部好一些。

這種差別的存在引起了不同階層的一些不滿。尤其是抗戰最困難的1941年至1942年時期，政府向農民無休止地征糧，嚴重地影響了農民生活，以致有的地方發出了雷電「為什麼不打死毛澤東」的怨言（牛興華等：《毛澤東在延安》，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63頁）。在物質生活比較困難的情況下，中共高級幹部在生活上的優待政策（小灶）引起了部分理想主義知識分子的不滿，如王實味就批評延安存在著「衣分三等，食分五等」的不合理現象，他說「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王實味：《野百合花》，朱鴻召選編《王實味文存》，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第132頁）。

儘管作者和這篇文章在整風運動中遭到批判，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在物質十分匱乏的情況下，青年知識分子對邊區生活中因級別不同而生活待遇存在著一定差距的不滿情緒。

第三，儘管邊區的物質生活是困難的，但精神生活是豐富的。周末晚會、新秧歌運動、舞會和體育運動，豐富多彩的業餘娛樂活動適應了不同層次、不同愛好的人們的精神需要。周末，有參加晚會的，有跳舞的，有唱京劇的，也有唱評劇的。尤其是被視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交際舞會在延安「上層」興起後，逐漸普及到下層，而且風靡一時，幾乎各機關、學校都舉辦周末舞會。整風運動後，在邊區的基層社會新秧歌運動逐漸取代了舞會，而交際舞會依然是中共高層周末娛樂的主要方式。

抗戰時期，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海外歸僑青年來到邊區，從事教學、科研和文藝等方面的工作，如抗大的教員中，外來知識分子佔47%，（黃正林：《論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的社會變遷》，《抗日戰爭研究》2001年第3期）。正是他們給邊區文化娛樂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活躍了邊區的娛樂生活，如「在各單位、學校舉行的晚會上，歸僑青年表演的南洋歌舞常使娛樂晚會錦上添花」（王唯真：《矢志不渝的選擇》，《抗日華僑與延安》，第81頁）。從社會生活來看，抗戰時期的陝甘寧邊區是一個比較開放的社會。

第四，陝甘寧邊區社會生活有著強烈的時代特徵。「小米加步槍」不僅體現了抗戰時期中國革命的特徵，也體現了陝甘寧邊區社會生活的特徵。邊區以產穀類作物為主，不僅吃飯以小米為主，而且發放津貼、物價計算也以小米為主，小米在邊區起到「一般等價物」的作用。在穿衣方面，儘管農村沒有什麼大的改觀，但在延安和其他地方，凡是部隊、機關、學校，不論男女，都身著八路軍制服，有著十分明顯的革命色彩和抗戰特徵。

在娛樂方面，尤其是大眾娛樂，政治意義和時代特徵尤為明顯。抗戰時期，中共在邊區成立了「陝甘寧邊區民眾娛樂改進會」，其宗旨是把邊區原來舊的民間娛樂形式，如舊歌謠、舊戲、舊民間文學等改造成為「新的娛樂」，即「抗戰民族大眾的」娛樂（《陝甘寧邊區民眾娛樂改進會宣言》，《新中華報》1938年5月25日）。這種改造是成功的，如表現在新秧歌方面，其形式是舊的，但「都是新內容，反映了邊區的實際生活，反映了生產和戰鬥，勞動的主題取得了他在新藝術中應有的地位」（周揚：《表現新的群眾時代——看了春節秧歌以後》，《解放日報》1944年3月21日）。因此，延安的社會生活在新中國成立後一段很長時期被渲染、被放大，成為人們羨慕不已的生活，極具象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