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主導東亞合作日本還有「後招」

　　　　過去14年，日本事實上是繞開亞洲，擴大對亞洲以外地區的「貢獻力度」，積累巨額海外資本投資和國外債券，業已形成強大的對海外經濟的干預能力。　　　　　　隨著12月12日《吉隆坡宣言》的宣布，各國圍繞14日首屆東亞峰會展開的角力，基本形成了格局。　　第九次東盟10＋3領導人會議的結論是：東亞經濟一體化將是長遠目標過程，東盟被再次確定為東亞合作進程中的主導力量。作為東盟發揮主導作用的制度安排，「新生事物」東亞峰會今後將與東盟峰會同期套開，每年召開一屆。　　與此前高調不同，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二階俊博承認與東盟國家的自由貿易自由談判歸於失敗，默然接受了首屆峰會上中韓暫不與日本會面這一「叫板」現實。　　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起主導作用」的東盟，其外貿額度在整個東亞區域貿易不到10%，9成以上的額度發生在中日韓三國之間。那麼，從經濟層面看，這明顯是一種錯配，而中韓日三國經濟如此糾葛，又該如何解讀？　　　　日冷韓熱之間　　「用『政冷經熱』形容中日關係已不恰當，」商務部經貿研究院研究員徐長文稱。　　據了解，從1993到2002年連續11年間，日本均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然而到了2004年，日本降至第三，居於歐盟、美國之後。　　國家商務部提供的數字表明，2004年中日貿易比重為14.5%。2000年這個比例是17.5%，五年時間持續下滑了三個百分點，今年1-8月更是劇降到13.2%。顯而易見，中國對日本貿易的依存關係，正一步步趨於弱化。　　引人注目的是，韓國對日貿易的依存，也呈現相似的弱化態勢：2000年日韓貿易占韓國外貿比重為15.7%，去年降至14.2%，相形之下，中韓之間的經濟依存度，卻呈現「暴發性增溫」之勢。　　徐長文作了一個對比：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時貿易額10億美元，直到2002年貿易額才達到1000億美元，用了30年時間；1992年中韓建交，貿易額50億美元，到今年末可破1000億美元大關，時間僅用13年。如果按照國別貿易統計，韓國現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而中國則成為韓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今後五年，按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長，到2010年兩國貿易額將達到2000億美元水平。「雙方的經濟利益契合度，可能高於任何一國。」　　「這裡面隱含著貿易、投資的雙重互動。」徐長文告訴記者，韓國對中貿易增長很大的一塊，是原料和部件對中國的出口，這和韓國企業對中國投資的迅速增加直接相關。　　事實上從2002年開始，中國已經成為韓國企業的第一大投資國，去年韓國企業對中投資項目5623項，合同金額139.1億美元，實際金額62.5億美元，超過日美而成為對中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相形之下，直到去年底，中國對韓投資項目3000多個，但實際投資僅為12億美元。　　徐長文透露，在建立雙邊FTA(自由貿易區)問題上，日本早在幾年前已要求和韓國洽談，但至今進展困難；相反，中韓雙邊FTA去年才展開頻繁熱動，有關研究進展順利，此次中韓在峰會上達成一致意願，更展現了某種契機。　　　　日本的「深沉後招」　　「市場利益是互相滲透的，並不是簡單的對峙或融合。」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中國經濟學院主任、亞太研究生院教授林華生博士另有視角。　　在林看來，按照中方統計樣本，去年中國對韓貿易額度為900.7億美元，而對日為1175.7億美元，日本對中國的貿易價值仍然高於韓國；同樣，韓日兩國貿易額從2000年的523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678.8億美元，增加了29.8%，這個幅度大於中日9個百分點。總的說來，中日韓三國「在經濟上還是合多於分。」　　「中、韓、日之間，確實存在貿易爬梯現象。」徐長文也承認，中對韓逆差，韓則對日逆差，三國市場是「逐級滲透」。　　據中國海關統計，中對韓逆差2000年為119億美元，去年達344億美元，五年時間增長了1.8倍，今年逆差額度預計達400億美元。　　另據韓國貿易協會和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數據統計，韓對日貿易逆差2000年為113.6億美元，2004年增加到244億美元，增加了一倍多。　　「貿易之水由日到韓、再由韓到中逐級流下，卡住一端，對各方都是災難。」林華生稱，去年這股逆差流量到了中韓，一下子比韓日那一端多出100億美元，原因很多，其中韓國對中國設置進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是重要因素。「這說明，打破雙邊隔閡，推進整個東亞經濟一體化，對東亞各國的發展將更為健康。」　　在這種相互依存的貿易格局中，如何看待中韓日目前的外交僵局呢？林華生的觀點頗為出人意料。　　「日本政府在政治方面的堅持，並不是導致一體化進程受阻的惟一因素。」林華生告訴記者，這背後還隱藏有日本在經濟上「很深沉的後招」。　　林華生稱，在過去14年期間,日本經濟未能恢復，她對亞洲的貢獻(就外國直接投資,國際貿易,官方發展援助和技術轉讓而言)變得越來越微不足道，亞洲各國普遍把日本的經濟衰退看作是對亞洲經濟發展的拖累，均盼望日本經濟走出低迷，以其經濟實力，對亞洲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很多觀察者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日本的海外實力，在世界仍獨佔鰲頭。」林華生舉例。截止2005年6月，日本外幣儲備共計8340億美元，比排名第二的中國多出1180億；而國外總財產凈值更為中國無法企及，2000年12月為133兆日元，2004年經濟號稱「低迷至底」，但海外財產凈值卻增加到的185.8兆日元，2005年7月持有美國國家債券6833億，比中國多出4412億。　　林華生的觀點是，過去14年，日本事實上是繞開亞洲，擴大對亞洲以外地區的「貢獻力度」，積累巨額海外資本投資和國外債券，業已形成強大的對海外經濟的干預能力。比如出於國際貿易的動機，日本實行弱勢日元政策，就在最近的美元交換中，通過拋售日圓來進行政府貨幣干預，減少赤字，「也達到了目的」。　　林華生提請記者注意，和巨大的海外財富形成對應，在所謂14年經濟不景氣期間，日本創造了4.2%(2005年9月數據)失業率,這個數字與大多數歐洲國家相比，仍然是相當健康的；同時，民間財富大量積累，2002年3月日本國內財產(現金,儲蓄,債券,投資安全,份額,保險和退休金)共計1378兆日元，到2002年12月，如果含房地產和大廈，則達到了8275兆日元。　　「此次東亞峰會，可能是（日本）政府萌發對亞洲經濟實施干預政策的轉折點。」林華生的觀點是，中韓在與日本形成政治對峙的同時，也應該「密切關注」日本在東亞經濟一體化中新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