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黃巢起義不能算農民起義 他是走私商人

2014年04月25日 16:00來源：社會科學論壇作者：李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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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既如此，黃巢起義是一種什麼性質的起義呢？我認為，是一個具有儒學思想的武裝販鹽頭領(商人)率領著一群由「四民」中脫序而來的人眾的起義。這從如下幾點即黃巢本人身份、中堅分子成分、流動作戰形式及準備起義和進入長安後的假託符命等舉措，可以看出。

本文節選自《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08期 作者：李珺平 原題為：關於黃巢起義諸問題的冷思考——晚唐五代文學思想背景研究之一本文為節選

關於黃巢(820-884)起義的許多問題如黃巢身份、中堅分子成分、起義性質及影響等以往學界並未說清楚，而關於唐文武官員尤其儒家士人與黃巢隊伍博弈過程中出現的一些蹊蹺之事以往學界更無法自圓其說，所以必須進行冷思考並認真梳理。

過去學者把黃巢起義叫做農民起義，我認為不對。

在宗法制和皇權主義體制下，農民根本不可能有什麼起義。這是因為，真正的農民像螺絲釘一樣，被宗法制和皇權主義體制用強制手段或用所灌輸的儒家忠君孝父思想安土重遷思想等，無情地釘死在土地上。

從上世紀90年代末學術界新銳觀點看，中國歷代的所有起義，無一例外是遊民起義。一個農民(其他士工商也一樣)如果沒有從自己身份中「脫序」並轉化為遊民，就不可能參加任何起義。

脫序，是王學泰先生的概念，其意為，從既定的宗法制秩序中被拋出。在王學泰看來，任何脫序者都不是自願而是被迫的，是在既定秩序中生活不下去的無奈選擇。我認為，這種觀點非常樸素也非常犀利地說明了遊民的來源及性質。但王學泰沒有來得及說明原因，就奔論題和思路軌道而去。下面由我簡單申說。

在我看來，中國古代「四民」(士農工商)社會是一個咬合極度緊密且秩序極穩定的社會。它由統治者(即皇權持有者[皇帝]與其思想家[儒家])共同打造完成並協同控制。統治者承諾，只要你安守本職或自動束縛於他們所締造的「正常秩序」之中，你就能得到體制提供的各種好處——相對穩定的生活、通過科舉成為體制中人，甚至還能得到他們啃後丟下供搶奪的各種「骨頭」。

與此同時，他們又威脅，如果不這樣做，等待你的就是痛苦甚至是極刑。由於體製為他們設置了如此這般的「幸福生活」，也由於控制手段極其嚴密，所以不到生活不下去的境地，「四民」中任何一民都無法也都不願脫序。「四民」中的農，是該體制最保守的群體之一。他們是體制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又是最頑固的支持者。它由兩部分人組成：土地持有者(即地主)和租佃戶。前者由士人即在朝官員或破落官僚及工商雜類中的新置地者組成，後者由貧民或完全破落了的士人後裔組成。

前者本身就是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或雖破落但渴望復歸原位的人，後者雖為租佃戶但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像東家一樣成為體制中人。由於古代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農業社會，所以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又由於儒家思想是在西周農業社會中滋生和發育的，後來又成為歷朝歷代統治者藉以統治的主流意識形態，所以農民一直是儒家思想最忠實的信奉者、承載者和傳遞者。如上種種，都把農民推向了最不願起義更不願革命的境地『鍆。黃巢隊伍每次被打敗，人馬頓時從十幾萬或幾十萬銳減為幾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農民逃跑了只剩下了中堅分子。而一旦打過幾次勝仗，隊伍又迅速膨脹為十幾萬或幾十萬，也主要是由於農民的短暫加入。還有就是，若有風吹草動(如招安等)，渙散軍心和散布逃跑觀念回鄉觀念的，也大多是農民。這是因為，他們最渴望穩定，也最渴望回歸體制。

我認為，這種看法比較偏頗，但說黃巢隊伍與農民不同並與之有衝突還是對的。在我看來，若從遊民而不是盜匪角度看問題，就比較中肯。因為，(1)黃巢忽來忽去的作戰方式可能會使謹守宗法制和皇權主義體制的農民感到不安和驚恐，但其打擊的主要目標畢竟是官府而不是農民。(2)以工商雜類和士人為中堅分子的遊民隊伍，在經濟利益上可能與農民不完全一致，但若由此而稱其為盜匪也太過了。若參考域外之研究結果，也可印證其並非農民起義。美國密蘇里一哥倫比亞大學隋唐史研究專家薩默斯如是說：「如果不管參加盜匪集團的個別成員的社會背景如何而堅持給王朝的對手貼上『農民起義者』的標籤，那麼我們就歪曲了對唐王朝挑戰的性質……王仙芝黃巢及其同夥率領的是盜匪集團聯盟，並不是一支農民的軍隊。它們在鄉間製造恐怖，用武力奪走一切能夠奪走的東西。他們對普通農民來說實際上已經成為經常的和令人生畏的威脅。他們從未致力於促進農民的利益，一旦有條件，就急於接受朝廷的招安。」

必須說明，作為被宗法制和皇權主義體制禁錮並毒害的順民或良民，農民一般不願意起義，但這並不是說，每一個農民都不會參加起義隊伍。農民有農民式的忠順和淳樸，也有農民式的狡猾。這從魯迅作品中可以看到。為了應付戰亂，或被迅速致富致貴的想法所支配，他們偶然也會參加(或投機)起義。因此，在起義隊伍中，有時也能看到個別農民的身影。還有就是，一部分脫序農民(即想做農民而不得者，如饑民或流浪民等)更會參加起義甚或成為中堅分子。但既經脫序，就不再是原本意義的農民而是遊民了。因此，在起義隊伍中有時能發現曾做過農民卻不再回頭者。但他們的不回頭，往往是無法回頭而不是不想回頭。作為脫序農民即遊民，他們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一無法再回到「農」的行列。

既如此，黃巢起義是一種什麼性質的起義呢？

我認為，是一個具有儒學思想的武裝販鹽頭領(商人)率領著一群由「四民」中脫序而來的人眾的起義。這從如下幾點即黃巢本人身份、中堅分子成分、流動作戰形式及準備起義和進入長安後的假託符命等舉措，可以看出。

先說流動作戰形式。

以前論者多把不建立根據地歸結為黃巢主觀上的「失策」，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定論。我認為，它與方鎮林立狀況有關，更與黃巢和中堅分子的工商雜類身份及慣於從事武裝經商活動有關。從前者言，他無法建立根據地；從後者言，他不願建立根據地。

從宋人歐陽修(1007-1073)《新唐書》「兵志」和今人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可知，晚唐方鎮節度使權力很大。做一名方鎮節度使，意味著有土地、軍隊、財賦和各種人事任免權，幾乎相當於一個小國君，但後面幾項權力全根源於第一項即土地。沒有土地，什麼也做不成。

方鎮節度使把土地看得如同命根子，原因即在於此。要保持土地，就得有強大軍隊。晚唐方鎮無不維持龐大軍費開支以建造強大軍隊。這在兩書尤其後者的研究中有許多例子。黃巢若建立根據地，就意味著同方鎮節度使爭土地，也就意味著強敵環伺。為了捍衛自己的地盤和實際利益，晚唐方鎮軍隊既可拚死與中央博弈，也可拚死與黃巢作戰，把他擠出去。

黃巢起義的曹州本來就屬於盛唐中唐以來獨立性最強方鎮軍力最強的淄青地區之一。在這種情況下，黃巢不是不想而是很難建立根據地。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為武裝販鹽的首領以及經常從事武裝經商活動的中堅分子，黃巢本人和中堅分子中的工商雜類人員也不習慣守在一個地方。他們需要的是金銀和珠寶，而不是土地和糧食。流動作戰，便於利用軍事行動高效率斂財。從目的說，流動作戰能取得最大利潤；從戰術說，也能使部隊始終保持相當的機動性和戰鬥力。從新舊《唐書》「黃巢傳」所記載的起義隊伍進長安時廣給老百姓散發金銀財物，及一年多後退出長安經藍關奔向秦嶺時沿途故意丟棄金銀財寶以延緩追兵等事例看，起義隊伍通過流動作戰形式確實掠奪了大量的財富。

必須說明的是，從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可知，黃巢是在廣明元年(880)渡過淮河而方鎮勤王軍隊土崩瓦解望風而逃的情況下才自稱「率土大將軍」(《資治通鑒》記作「天補大將軍」的，也才正經有了在京城做皇帝的想法的。在此之前，他自稱過「衝天大將軍」甚至設置過官屬建元王霸，也自稱過「義軍都統」，但都是虛張聲勢以邀民心來震懾朝廷，為招安多準備一些籌碼罷了。

此前的黃巢一直沒有放棄過投降，也一直沒有放棄過流動作戰形式。他曾多次乞降也曾多次乞降失敗。但原因不是他不積極，而是朝廷待他太薄或侮辱了他(如讓他任「率府率」等)。換言之，是儒生文官體系之內的黨爭及他們過於狡猾過於陰損也過於低估黃巢能力和實力等激反了黃巢。如同在自稱「率土大將軍」之前黃巢沒有放棄流動作戰形式一樣，就是在京城做了大齊皇帝之後，黃巢也沒有認真地思考過到底哪裡才是自己的根據地、到底怎樣經營才能鞏固等一系列問題。唐以後所有儒生稱黃巢為「流賊」。在我看來，「賊」不一定貼切(儒家觀念勝者王侯敗者賊的反映)且有誣衊和歧視色彩，但「流」還是很準確的。

次說黃巢身份、中堅分子成分及輿論準備和假託符命等舉措。

我認為，黃巢是一個具有儒學思想又有武藝且善於團結人的鹽商，中堅分子是一個以親戚為核心、以脫序四民(「人士」)為外圍的武裝集團。

關於黃巢的學儒經歷，新舊《唐書》都有躲避。《舊唐書》乾脆不說他與儒學有任何瓜葛，《新唐書》只說他「稍通書記」l81。只有《資治通鑒》(卷252)痛痛快快地承認了黃巢與儒學的密切關係：「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這是對的。因為，(l)司馬光(1019-1086)撰《資治通鑒》時既可閱讀新舊《唐書》，更能參考當時還存在的其他史料。(2)《全唐詩》(卷733)收有黃巢參加科舉考試未被錄取的失意詩(如《不第後賦菊》等)。黃巢的鹽商身份，卻全被三書所記載。尤其《新唐書》，說他「世販鹽」。

可知黃家做鹽商不是一代而至少是兩代以上。販鹽，使其家很有錢(「富於貲」)。至少到父輩那一代，黃家有了對子孫進入官場的期許，由此也必須使之學習儒經，並準備科考。黃巢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儒學的。有唐一代文化上有儒釋道並重趨向，但科舉考試(不管明經還是進士)主要內容卻是儒經。

由司馬光記載可知，黃巢應的是進士科。從《不第後賦菊》看，黃巢確有文采。在僖宗(李儇，原名李儼，873-888在位)那個時代，晚唐政治腐敗病人膏肓。這從《全唐文》劉允章《直諫書》可以看出。許多比黃巢後台硬百倍的人都不能正常錄取，何況他這樣的商人子弟！在司馬光看來，黃巢之所以起義的重大動機之一，就是在屢試不第過程中積攢下來的怨氣及仇恨。「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我認為，這不是鑿空之言。科舉在晚唐已成為下層人人仕的主要通道，一旦堵死，恨何如之？由落第引發的仇視仇殺事件，在晚唐層出不窮，原因就在這裡。

曾因鎮壓黃巢有功的宰相王鐸(？-884)在赴任義昌節度使途中，就被「數舉進士不第」的儒生李山甫教唆李從訓殺死[12]。後來教唆朱溫(即朱全忠，852-912)殺盡朝中儒官以投黃河的李振，也是「屢舉進士不第」的人。

黃巢之怨氣和仇恨，在《題菊花》和《不第後賦菊》早有端倪。在我看來，「蕊寒香冷蝶難來」，表達的就是濃濃失意。「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則是由憤怒渴望期許等混合而成的怨氣。「我花開後百花殺」，已轉化為莫名仇恨。「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透露出升華跡象，宣洩性怨讎正在默默地沉澱並升華為實踐性思考。由於有學儒且應進士科的經歷，黃巢在流動作戰中對儒生懷抱一種複雜心理。一方面，他對普通儒生抱有一定同情，如大軍入福建時所實行的寬大政策，「俘民紿稱儒者，皆釋」；另一方面，對不附己的儒生官員(尤其對通過科舉進入文官體系者)又抱有極度的不耐煩和敵意，如對某些節度使的粗暴處置。

黃巢的基本隊伍，我認為，也絕不是一群烏合之眾而是一個由核心和外圍組成的既有武夫也有士人的很有凝聚力的中堅集團。關於中堅分子之成分，新舊《唐書>躲躲閃閃但有灰蹤蛇線可資分析。在我看來，他們由核心和外圍兩部分人組成。

關於核心，我認為，應當就是黃氏兄弟八人(即《舊唐書》所云「黃揆等昆仲八人」)、親戚(如外甥林言)及從事武裝販鹽的武士(即後來成為起義軍各路將領的人物)和徒眾等。黃巢販鹽，必須採用武裝形式。這是因為，(1)鹽在晚唐由國家專營，不是誰想販就能販的，沒有武裝不行；(2)所過之處每一個方鎮都會徵稅或刁難，為了避免被過度勒索，也必須得有隊伍。由此可見，黃巢不是想不想而是不得不擁有一支能打能拼的基幹隊伍。為了建設它，黃巢又必須得有能力和手腕兒。也就是說，本人得有較強武藝，又要結納心高膽大的武藝精強之人，還要收編某些有專長的人如醫卜星相及會計等做參謀或賬房先生。在他們中間，多少會有一些如《水滸傳》吳用那樣略通儒墨名法陰陽兵農各科的博雅士人。《新唐書》說黃巢「善擊劍騎射」「喜養亡命」，應該說，就是對其能力和手腕兒的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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