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權初步》：孫中山教給民眾實踐民主的具體辦法

辛亥百年，騰訊歷史頻道推出《轉型中國1864-1949》系列原創策劃，我們希望嘗試著去追尋這樣一個命題：「辛亥年，她從何處來，又向何處去」；並希望此策劃，能夠成為解讀另一命題——「現代中國，她從何處來，向何處」——的一個註腳。策劃以年份為單位，逐一梳理近代史關鍵命題。敬請關注。

關鍵詞：梁啟超 孫中山 臨時約法 護法運動

本年，北方的段祺瑞政權，在梁啟超「改造國會論」的支持下，以辛亥法統已被張勳復辟摧毀為由，強行廢除《臨時約法》與民元國會，欲重造國會，將整個民國推倒重來；同年，孫中山在上海寫出《民權初步》一書，稍後與中華革命黨南下另立軍政府，舉起護法大旗。這種南北分裂的背後，實有深刻的政治理念分歧。

1917年開始的護法戰爭，現如今已被許多學者和媒體所否定，或者說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因「非常國會」未達到法定人數，本身就不符合《臨時約法》；或者指責護法戰爭搞「以暴制暴」毀了中國的民主前途。這兩種指責都不值一駁：因為如不「護法」，則《臨時約法》和民元國會將被北洋系臭名昭著的「安福系憲法」和「安福國會」所取代；《臨時約法》和民元國會固然有種種缺陷，但卻是民國法統之所在。為民國之存亡計，「護法」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今日之所以出現種種對「護法戰爭」的「反思」和責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梁啟超和段祺瑞政府強勢「毀法」和孫中山無一兵一卒敢於起而「護法」之間，存在著深刻的政治理念分歧。當日之中國，處於一種「專制—民主」的政治轉型期，故而存在此種政治理念分歧；今日之中國，同樣處在一種政治轉型期，故而也同樣存在類似的政治理念分歧。當日之歷史，已經為這種分歧的孰是孰非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經驗和教訓；今人對這種經驗和教訓，是否有所理解，能夠理解到幾分，則未可知。

梁啟超搞精英政治；孫中山欲對底層民眾做民主基礎訓練

1917年發生的第一次護法戰爭，使民國出現了南北兩個政權的對立。此後，這種南北分裂的局面持續了十餘年。檢討護法戰爭的起因，梁啟超啟動的「改造國會」至為關鍵。在梁氏看來，自民國元年以來，因為議員素質太低，國會屢屢與政府為難，導致政府與自己種種良好的施政計劃（梁氏自認為良好）屢屢流產（譬如開明專制，譬如對德宣戰）。故此，當梁氏1917年夏與段祺瑞合作，蕩平張勳的帝制復辟後，即明確表示拒絕恢復被張勳解散的國會和被廢除的《臨時約法》。其理由如下：

「中華民國已為張勳復辟滅之，今國家新造，應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重定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後，再行召集新國會。」

按照這個邏輯：中華民國已經在張勳復辟的那一刻滅亡了。此後，是梁啟超的進步黨與段祺瑞的北洋武力聯合革除帝制，再造了一個新國家。這個新國家與之前的中華民國不存在法統上的繼承關係，所以，應該仿效辛亥革命的先例，再次召集臨時參議院，制定新的法統，選舉出新的國會。簡言之，梁氏所要做的，就是讓現政府與此前的中華民國一刀兩斷，舊國會自然是不要了，《臨時約法》同樣也不能保留；進而，新國會將由進步黨控制，而不再有國民黨勢力的存在；新憲法也將基本反映進步黨人的意見，而不再體現國民黨人的意志。

在民國政客當中，段祺瑞的為人被時人視作楷模，但時人同樣評價他毫無民主共和的理念。段氏尤其厭惡議會政治，梁氏「改造國會」的意見很自然地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段氏藉助梁氏的進步黨將國民黨徹底排擠出國會，隨後又用北洋系的武力和財力打造出臭名昭著的安福系，將梁氏的進步黨徹底排擠出國會。

「改造國會」帶來了兩個極為嚴重的後果：一、國民黨被排擠出京，隨後由和平政黨變回了革命政黨；二、進步黨解散，民國政壇上唯一一股可以充當革命潤滑劑的勢力消失了，此後的革命，再無軟著陸的希望。

梁啟超1921年如此反思自己從政的教訓：「別人怎麼議論我我不管，我近來卻發明了自己一種罪惡，罪惡的來源在哪裡呢？因為我從前始終脫不掉『賢人政治』的舊觀念，始終想憑藉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這國家，所以和那些不該共事或不願共事的人也共過幾回事。雖然我自信沒有做壞事，多少總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壞事，我良心上無限苦痛，覺得簡直是我間接的罪惡。」（《「我」所應該做的事》）

在梁氏的語境里，所謂「賢人政治」，有兩重含義：其一，是指開明專制，即將國家的轉型希望寄託依賴於一個「賢明」的威權領袖身上；其二，是指精英政治，梁氏「改造國會」排擠國民黨議員，就是基於這樣一種「精英政治」的理念，在梁氏看來，國民黨議員乃出身底層的「亂暴勢力」，唯進步黨中層精英才能擔負起國家民主轉型的重任。（可詳見《轉型中國·1916》）

1917年夏，進步黨領袖梁啟超在北京拋出他的「改造國會論」並著手付諸實施的同時，國民黨黨魁孫中山則在上海寫成了一部影響民國命運深遠的著作《民權初步》。與梁啟超的意見相反，孫中山並不認為民國成立以來的種種反覆無常是國會的責任；梁氏的「改造國會論」欲將中國導入開明專制和精英政治的範疇；孫氏則在《民權初步》里竭力強調民眾關心社會、參政議政對民主政治的重要性。

孫中山著述甚多，《民權初步》雖然列入其最重要的理論著作《建國方略》的第三部分，但長期不受重視，甚至於被時人譏笑為「可笑的程序」、「繁瑣哲學」，甚至於汪精衛在起草《總理遺囑》時，也將其視作「小道」而「漏列」了。

但該書在孫中山革命生涯中的重要性是里程碑式的。該書寫作的緣起，是對袁世凱復辟的反思，完成於1917年夏天，也就是護法戰爭開始的前夕。換言之，本書具有「承前（反思袁世凱復辟）啟後（指導護法戰爭）」的意義——欲否定與責難護法戰爭的學者和媒體，在否定與責難之前，都應該先仔細閱讀本書。

●寫作目的：提高國民民權素質，以抵制專制復辟

孫中山在書中直言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民的民主素質：

「國體初建，民權未張，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復帝制，民國五年，已變為洪憲元年矣！所幸革命之元氣未消，新舊兩派皆爭相反對帝制自為者，而民國乃得中興。今後民國前途安危若何，則全視民權之發達如何耳。」

在國民基本素質這個問題上，孫中山與梁啟超的判斷基本上差不多，均認為國民素質不高，對共和、民主的認識很有限，更談不到上升為政治信仰。但與梁氏因此主張走「開明專制」道路不通，孫氏認為，國民素質不高，恰恰是長期的專制體制所致：

「中國四萬萬之眾等於一盤散沙，此豈天生而然耶？實異族之專制有以致之也。在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是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凈盡，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種族不至滅絕亦云幸矣，豈復能期其人心固結、群力發揚耶！」

梁氏同樣希望開啟民智，但其主張的手段是「保育政策」，即依靠一個「開明」的「專制」政府，來提升國民的基本素質，當國民基本素質達到一定程度之後，「開明專制」的政府則自然消亡。孫氏的看法則與之相反，「專制」絕不可能主動去承擔開啟民智的重任，民智的開啟，需要依靠社會的力量——孫氏寫作該書之際，對自身的定位是「將再度從事實業方面的工作」，是一個社會工作者（袁世凱死後，孫氏認為「大局立變，不能再以革命用兵」，故而解散了中華革命黨，並認為革命黨人再學軍事已經無用，所以「力勸各同志及早回埠」，並表示自己也要告別革命，投身社會建設。豈料袁氏雖死，《約法》仍面臨生存存亡的危機，孫氏不得不再度投身革命，起而護法）。

孫氏依賴社會的力量開啟民智的觀點，與梁啟超的好友、學者張東蓀的意見是很一致的。張氏曾批評梁啟超的「保育政策」，認為國家應該與社會分離，主張限制國家的作用，任社會自由發展，避免國家對民智的摧殘，才是發展民智的關鍵：「蓋人格之淘養，其權不在政治而在社會。」孫氏站在一個社會工作者的身份立場，希望寫出一本具備完整的可操作性的普及讀物，用來教導國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民權：「此《民權初步》一書之所由作，而以教國民行民權之第一步也。」孫氏希望通過這部書，改變國人的觀念，樹立起國人「民國主人」的意識。

●什麼是民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

要樹立國人「民國主人」的意識，需要首先闡明何謂「民國」，孫中山在該書《序言》如此描述他心目中的「純粹之民國」：

「何為民國？美國總統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謂民國也。何謂民權？即近來瑞士國所行之制，民有選舉官吏之權，民有罷免官吏之權，民有創製法案之權，民有複決法案之權，此之謂四大民權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權，方得謂為純粹之民國也。革命黨之誓約曰『恢復中華，創立民國』，蓋欲以此世界至大至優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進步、至莊嚴、至富強、至安樂之國家，而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

因為現如今已有「中華民國」的名稱，孫氏認為革命黨的任務已然完成，繼承革命志士的志願，造就「純粹之民國」的重任，理所當然地落在了全體國民身上；實施的具體手段則是「選舉代議士」的「議會政治」：

「今民國之名已定矣。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而革命之功亦以之而畢矣。此後顧名思義，循名課實，以完成革命志士之志，而造成一純粹民國者，則國民之責也。蓋國民為一國之主，為統治權之所出，而實行其權者，則發端於選舉代議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漸而進，由幼稚而強壯，民權發達，則純粹之民國可指日而待也。」

●如何開啟民智：先教會國民如何「自由集會」

讓民眾知道自己在「中華民國」中享有何種權利，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告訴他們如何去實踐和維護自己的這些權利。唯如此，民權才會發達；民權發達了，專制自然就沒有了復辟的空間。民權要如何才能發達呢？孫氏認為，教會民眾如何「自由集會」，是實現民權發達的第一步：

「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又非從集會不為功。是集會者，實為民權發達之第一步。然中國人受集會之厲禁，數百年於茲，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會之原則、集會之條理、集會之習慣、集會之經驗，皆闕然無有。以一盤散沙之民眾，忽而登彼於民國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所謂集會則烏合而已。」

「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學者必曰『非專制不可』。不知國猶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舉步，而國之初造豈能一時而突飛？孩提之舉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國民之學步亦當如是。此《民權初步》一書之所由作，而以教國民行民權之第一步也。」

《民權初步》中沒有什麼深奧的政治理論，而是孫氏參考歐美各國「不下數十百種」有關民主集會議事的著作彙集而成的一本操作手冊，內容則是各種不厭其煩的操作程序的詳細描述。摘錄其中一段，可窺一斑：

「當開會之時，會長起立，稍靜待，或敲案而後言曰：『時間已到，請眾就秩序而聽前會記錄之宣讀。』乃坐。書記於是起而稱『主座』，然後宣讀記錄，讀畢亦坐。主座再起而言日：『諸君聽悉前會之記錄矣，有覺何等錯誤或遺漏者否？』略待，乃曰：『如其無之，此記錄當作認可。今當序開議之事，為如此如此』云云。倘有人察覺記錄之錯誤，當起而改正之，發言如下，曰：『主座，我記得所決行某案之事乃如此如此。』倘書記以為所改正者合，而又無人反對，書記當照錄之，而主座乃曰：『此記錄及修正案，當作認可成案。』倘有異議，或書記執持原案，任人皆可動議，曰『照所擬議以修正記錄』，或刪去或加入何字。此動議經討論及表決，而案之修正與否，當從大多數之可決、否決而定之。主座於是曰：『記錄如議修正，作為成案。』」

該書絕大多數內容，均如上述所引。其內容性質大略有二：其一，反覆闡述民主就是民眾要積极參与政治，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權力維護自己的利益，並具體教導民眾如何去建立自己的會社組織，來舉行集會參與政治；其二，不斷詳細重複各種集會的程序，向民眾灌輸人人平等與理性自律的自覺意識。

如此不厭其煩到瑣碎的程度，今日讀來似乎可笑，但在1917年的民國，卻是極好的民主實踐入門操作教程。孫氏也很希望該書起到民主實踐入門操作教程的作用，希望能夠得到廣泛的推廣：

「此書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式，非流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若以流覽誦讀而治此書，則必味如嚼蠟，終無所得。若以習練演試而治此書，則將如啖蔗，漸入佳境，一旦貫通，則會議之妙用可全然領略矣。凡欲負國民之責任者，不可不習此書。凡欲固結吾國之人心、糾合吾國之民力者，不可不熟習此書。而遍傳之於國人，使成為一普通之常識。家族也、社會也、學堂也、農團也、工黨也、商會也、公司也、國會也、省會也、縣會也、國務會議也、軍事會議也，皆當以此為法則。」

此書雖然被時人譏諷為「瑣碎哲學」，但孫氏本人卻對其寄予了厚望：

「此書為教吾國人行民權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穩，則逐步前進，民權之發達必有登峰造極之一日。語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吾國人既知民權為人類進化之極則，而民國為世界最高尚之國體，而定之以為制度矣，則行第一步之工夫萬不可忽略也。苟人人熟習此書，則人心自結，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萬萬眾優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圖富強，吾決十年之後必能駕歐美而上之也。四萬萬同胞行哉勉之！」

1918年3月，第一次護法運動期間，孫中山與宋慶齡在廣州大元帥府合影。孫中山希望依賴西南軍閥陸榮廷、唐繼堯等人的軍事實力護法，陸、唐等人則僅希望藉助孫的聲勢與護法這面政治大旗與北方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相對抗，故廣州大元帥府並無一兵一卒可以調動，元帥府中諸人「無事可為，終日在長堤照霞樓俱樂部閑聊，或奕棋自遣」；粵督莫榮新甚至於公然調侃：「孫某之政府，空頭之政府也。彼無兵無餉，吾輩但取不理之態度，彼至不能支持時，自然解散而去。」

民國36年出版的孫中山《民權初步》。民國學者鄧家彥曾為該書寫序，序言中提到：鄧氏1917年在上海謁見孫中山時，孫氏曾向他出示此書，言及對此書的期望：「集會自由者，民主至尊貴者也。雖然，吾民圖識會議之道，茲書蓋其模範耳。」

護法軍政府秘書長章太炎。章氏一生，政見往往與孫中山相左，早年脫離同盟會，另籌光復會；晚年堅持抵制孫氏聯俄聯共……但在1917年，章氏非常堅決地與孫中山站在一起推動護法運動，章氏曾對媒體言及自己護法的理念：「討逆之舉，即為護法而起，惟不違法之人而後可以討逆。」對孫氏《民權初步》一書，章氏亦甚為推崇，曾為之作序說道：「民國既立，初建國會，龐奇無統，至於攘臂，以為吏民鄙笑。……故大總統孫公有憂之，以為今之紛呶，非言之罪，未習於言之罪也。今中國議會初萌，發言盈庭，未有矩則，其紛擾固宜。於是採摭成說，斷以新意，為《會議通則》，以訓國人。」

桂系軍閥陸榮廷。陸氏在1917年，實際佔據著兩廣。孫中山欲以廣東為護法基地，陸氏為個人利益計，非常不樂意，故屢屢加以阻撓，不但公開抨擊護法軍政府為「非法」，不予承認，而且屢屢阻撓孫中山組建直屬軍隊。這正應了孫氏1917年7月12日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所發表的演說：「建設共和與建設房屋原是一樣。當我們推倒專制，好比將舊屋推倒，以後六年工夫，原要將新屋造成。現今不惟屋沒造成，且遇著狂風暴雨，我們連避雨的地方都沒有。仔細看來，何以六年來造不成功?實因推倒舊屋之時，不曾將瓦礫搬盡，諸多障礙，所以總造不成。」陸氏這類軍閥，恰恰是護法運動不能成的那些未搬盡的「瓦礫」。

雲南都督唐繼堯。與陸氏一樣，唐氏對護法一事毫無興趣，其興奮點止於藉助護法運動將自己的勢力伸入四川。第一次護法失敗後，孫氏返回上海，有這樣一段反思：「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者。……午夜思維，不勝痛心疾首！」所謂「無數強盜之專制」，即指陸、唐一類地方軍閥。

關鍵詞：段祺瑞 梁啟超 臨時約法 開明專制 民二國會

為什麼談護法運動必須要談《民權初步》？為什麼筆者甚至於認為《民權初步》的重要性要遠遠大於護法運動？為什麼本文要將大量的筆墨放在《民權初步》上面，而對護法運動的具體過程不著一詞？

原因很簡單：護法運動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實踐《民權初步》；《臨時約法》是民國命脈之所系，沒有了民國，何來《民權初步》？孫氏在1917年夏寫就《民權初步》，隨後從社會工作者身份再度回歸革命領袖，投身於護法運動，其中的邏輯關係一目了然。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近代以來，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高聲宣叫民主、宣叫「人民當家作主」者如過江之鯽數不勝數，但具體教給民眾如何去實踐民主、教授給民眾「當家作主」的具體方法的，迄今為止，有且僅有孫中山先生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