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的改革路線是蘇聯演變的決定性因素 馬克思主義評論網

錯誤的改革路線是蘇聯演變的決定性因素 2007-12-19 12:14　來源: 《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4期　網友評論 0 條 瀏覽次數 7 [編者按]如何看待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如何理解前蘇東劇變的原因及其深刻教訓，是當代國際共運中最重大的「歷史問題」，對它的認識直接影響著對當前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進程的觀點及政策主張。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這些問題上「老左派」與新社會主義改革派有著重大的分歧。下面轉貼的文章雖然有個別新的提法，但總的來看仍然可以看作是「老左派「在蘇聯問題上的代表性觀點。該文把蘇聯改革分成兩個階段，即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為第一階段，戈爾巴喬夫始為第二階段。前一階段雖然有各種弊病和不足，但是社會主義性質下的嘗試。改革性質的真正變化是從戈爾巴喬夫的第二階段即1988年6月蘇共19大開始的。認為之前「蘇共的性質總體上看還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因為如此，廣大蘇共黨員以及蘇聯人民還是熱愛並擁護這個黨的。」由於十九大在蘇聯的政治體制上進行了重大的改革，「蘇共逐漸社會民主黨化，蘇聯的社會制度也在全面地向資本主義方向演變」。「1990年7月，蘇共召開了二十八大。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表明，蘇共已經完全蛻變為在性質上與馬克思主義政黨根本對立的社會民主黨。這時的蘇共名稱雖然沒變，但其性質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不再是蘇共黨員自己的組織，不能再代表工人階級以及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而是在代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少數當權者的利益。」也就是說，作者認為，蘇共性質的真正蛻變，是在1988年之後才開始的！而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則是戈爾巴喬夫選擇了人道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路線，在這個路線下推行多黨制、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實現「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等，主張私有化，取消馬克思主義者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等。「隨著多黨制、議會民主、總統制的確立，以及經濟領域私有化的推行，蘇聯已經完成了向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文章的漏洞是相當明顯的。首先，蘇聯共產黨蛻變一個代表官僚集團利益的黨，或者說其中發展起來一個龐大的官僚特權統治階層，這個絕非是在1988-1990年間完成的。這個集團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它甚至也不是像政論片《居安思危》所說那樣開始於勃列日涅夫時期，筆者認為它實際始於斯大林時期，勃列日涅夫時期是它的完成、鞏固與登峰造極的時期！蘇共十九大之後恰恰是它劇烈分化的時期，其中傾向於自由資本主義的派別從老官僚集團中分離了出來。其次，文章還模糊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那就是前蘇聯（或者俄羅斯）的真正大規模的私有化不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而是在極右翼自由派葉利欽上台後才大力開始實施的，這才是俄羅斯舊體制徹底終結的完成性的步驟。作者分析的自相矛盾就在於，一方面認為改革的決定性因素是戈爾巴喬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又認為這個路線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它不單純是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與背叛的結果，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具有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 這種背景總的就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前，蘇共黨內實際上主要存在兩股思潮，一方面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沒能結合新的實踐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改革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另一方面，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潮愈演愈烈，直至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佔據蘇共的指導地位。這兩股錯誤的傾嚮導致蘇聯國內的問題越來越多，社會矛盾不斷累積並趨於尖銳化。」這樣說來，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改革路線本身是蘇聯社會之前社會結構和兩種思想從而是兩種力量鬥爭的產物。不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就是舊式赫魯曉夫改革的修修補補。因此，按照作者的「決定性因素」的定義，那麼我們就要去研究為什麼蘇聯社會不能產生第三種主要思潮和第三種力量和第三種路線：反對官僚社會主義、又反對資本主義，即主張新社會主義的派別，然而，作者並沒有這樣提問題。這就不得不涉及到「老左派」在這個問題上的局限性。由於理論視野的缺陷——認為前蘇聯東歐等是社會主義國家，其中不會有新的對抗性的衝突，也由於由於自身所處社會地位的局限——「老左派」的政治代表都是在（舊）體制內掌握一定的權力與資源的中高級幹部，「老左派「在分析舊社會主義體制的時候存在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工具的缺乏，那就是不能認識到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共權力掌握者蛻變成一個半封閉的利益集團——官僚特權集團，他們篡奪了本應屬於全體勞動人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權利——從直接參加管理到進行有力監督的權力，成為一個與勞動人民有著重要的利益差別甚至是對立的統治集團。人民群眾對於這個集團的淡漠情緒很早就流露出來了——這個在前蘇聯相當突出。群眾的冷漠，是這個統治集團統治策略的重要後果，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官僚統治存在的基礎，官僚統治的穩定性同群眾的積極性總是成反比的。因而，官僚社會主義的種種制度安排都指向一個結果：工人階級在官僚統治集團下的離散化，原子化，消極化，非階級化。工人階級從自覺狀態返回到了自髮狀態！這就會將很大一部分工人推向官僚集團的反面，在轉型過程中放開黨禁之後工人就極易為自由派的口號所誘惑，因為前蘇聯的歷史留給自由派做文章的地方實在太多了！而其他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派別，由於其同官僚社會主義割不斷的親緣關係，在短時間內總是難以成氣候，因而最後的決戰實際就是在保守的官僚集團和右翼自由派之間進行，這就是8.19事變的本質所在。自由派上台後馬上對工人顯露了其猙獰的面目，以大規模私有化為核心的休克療法給勞動人民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在這個過程中為了抵制民主派的反抗造成瓦解舊社會主義的既成事實，自由派甚至不惜動用武力，在這點上他們比原先的保守官僚派更瘋狂更露骨也更無恥！私有化完成之後自由派可供依靠的社會基礎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壟斷寡頭，這就是俄羅斯「惡的資本主義」的來源。由此我們看到，蘇聯的舊社會主義體製為蘇聯的向資本主義轉變準備了很多的條件，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個脫離勞動人民、同勞動人民對立的官僚統治集團，以及一個已經非階級化的工人階級。這種力量的組合分化決定了快速轉型的結果是自由派依靠工人的贊助打倒官僚派並進而導致資本主義的惡性復辟。而蘇聯快速轉變的關鍵一步就是蘇共十九大放開黨禁讓各種政治力量能獨立發揮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說，蘇聯演變的特徵並不在於其路線本身，而是在於這個路線推行的策略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改革節奏的控制，改革先後順序的安排以及改革過程中意識形態的包裝等等。

就現在來看，從官僚社會主義通過轉型鬥爭直接轉向新社會主義，歷史上還沒有成功的先例，這更加凸顯了官僚體制這個轉型對象所造成的初始條件越來越重要的決定性作用——因為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決定論各種派別的力量對比。這似乎就是歷史的報復，歷史上工人官僚統治越嚴厲，轉型過程就越激烈，自由派掌權復辟就越容易，而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就越困難。托派曾經設想通過爆發工人的政治革命來實現從官僚社會主義向新社會主義的過渡，但現在看來這無疑是高估了工人階級意識及其組織力量的發展速度。今天眾多論者在論及中國轉型的時候無不提到中國轉型的幾個重要特徵，改革前的計劃控制較鬆散，漸進的改革等等，這固然使得新的資本實力有時間夯實自己的經濟基礎，使得積累起來的經濟進程更加具有不可逆性，但同時也為工人階級重新組織起來提供了時間。如果在最重要的國有資本尚未私有化之前工人能夠產生自己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力量，那麼新社會主義的成功就將是很有可能的。(www.reviewing.cn 地圖集)

作者：汪亭友【內容提要】蘇聯演變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究竟哪種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爭議頗大。本文對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作了簡要評析。總體看，斯大林模式的弊病、經濟因素、民族因素等雖起了這樣或那樣的作用，但還不是蘇聯演變與解體的決定性因素。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戈爾巴喬夫推行了一條錯誤的改革路線。 蘇聯演變從總體上看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關於這一點，學術界沒有太多的爭議。爭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決定性因素（或根源、主要原因、根本原因、關鍵因素等）上。對此，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可謂見仁見智。其中有真知灼見，但也有貌似有理的看法，甚至是錯誤的觀點。以下對有一定代表性的觀點作些評析，然後再探究蘇聯演變的決定性因素。 一、評析五種代表性觀點 1、馬克思主義「烏托邦」說 該觀點把蘇聯演變的根源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想的最大弊端是「烏托邦」。該觀點認為，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沒有跳出「空想」的窠臼。蘇聯東歐的悲劇在於把這種本來是「空想」的東西當作現實去追求、實踐，一開始從事的就是沒有前途的事業。蘇東劇變證明了共產主義的失敗。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是對馬克思主義持有敵意或偏見的資產階級右翼勢力及民主社會主義的代言人。 產生這一看法主要源於世界觀與階級立場的不同。如果從資產階級世界觀與立場出發，看待馬克思主義，看待蘇聯演變，得出這樣的結論是自然的。這是由他們的階級本性決定的。自從馬克思主義誕生的那天起，無產階級的敵人就一直是這麼攻擊的。他們總是以無產階級運動中出現暫時挫折的某些個例，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這些攻擊沒有一絲道理。社會主義今天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成功實踐，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而不是空想，其基本原理直到今天依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真理，依然是繼續推進無產階級及人類進步事業的強大思想理論武器。蘇聯演變也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而導致的失敗，而恰恰是在改革問題上違背馬克思主義、放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結果。 2、十月革命「先天不足」說 此觀點把蘇聯演變的根源歸結為列寧及其所領導的十月革命。認為由於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程度，因此，十月革命的這種「先天不足」最終導致了社會主義在蘇聯東歐的失敗。他們甚至還提出必須重新評價列寧與考茨基當年的爭論，認為列寧與考茨基誰是誰非又有了新的結論。主張這一觀點的也主要是被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一些有「社會民主黨」背景的「馬克思主義者」。 產生這一觀點源於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片面理解。列寧在繼承馬克思晚年思想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勝利論」，並在這一正確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後來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大體是通過這種方式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經驗反覆證明了馬克思的晚年設想與十月革命的道路所具有的普遍意義。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終究要替代資本主義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般規律。但這個規律在具體國家內如何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如何取得勝利，則主要取決於革命的形勢與條件是否具備，與生產力水平並沒有簡單對應的必然的聯繫。只要革命形勢具備，落後國家也可以取得革命的勝利。十月革命正是落後的俄國各種社會矛盾異常尖銳、革命形勢與條件已經成熟的產物。因此，沒有道理說十月革命是「早產兒」。蘇聯演變並不是蘇聯社會生產力落後的緣故。經過幾十年的奮鬥，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把蘇聯演變的根源歸結為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歸結為落後的生產力狀況，是簡單化的機械論的看法。 3、斯大林模式或蘇聯模式說 認為蘇聯演變是蘇聯推行斯大林模式的結果。有人甚至認為，由於這一模式嚴重窒息了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阻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因此，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種模式的潛力已經發展到了頂點，已經面臨著全面的危機。不管後來有沒有改革，也不論是什麼樣的改革，蘇聯式社會主義的失敗是必然的。必須看到蘇聯模式的弊端在蘇聯演變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這些弊端為敵對勢力利用人民的不滿，製造混亂提供了借口。但把斯大林模式與蘇聯演變必然地聯繫在一起，認為這一因素是決定性的，則是不正確的。 從性質上說斯大林模式是一種社會主義模式。它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既然斯大林模式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在理論邏輯上就不能把它與蘇聯演變必然地聯繫在一起。因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個在性質上有著原則區別的社會制度，存在根本對立的關係。兩者並不存在一種由此及彼、一脈相承的聯繫。如果沒有一種中介因素的存在，社會主義制度就不會演變成資本主義制度。事實上，在蘇聯演變的過程中，這個中介力量就是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具有資本主義改良性質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成為蘇聯向資本主義蛻變的橋樑。而這個因素則具有關鍵性。從斯大林模式的弊病的性質與產生根源看，主要是具體體制與運行機制沒有及時完善與更新的問題。這些弊端的存在說明了改革的必要性。雖然有些問題相當嚴重甚至根深蒂固，表明改革的任務任重道遠，但斯大林模式的弊病並不是頑症。因為這些弊端是可以通過正確的改革途徑得到緩解並最終消除的。改革的目的與任務，就是要調整不適應發展需要的政治經濟體制以及相關的運行機制，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關於這一點，也可以從當今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實踐中得到體現。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改革。蘇聯的教訓在於，在客觀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已經提出改革要求的情況下，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及時進行改革或進行根本性改革，以至於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經濟發展速度下降，經濟效益增長緩慢，政治體制以及社會管理體制日趨僵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從而成為蘇聯演變的一種重要因素。 4、經濟沒有搞好說 此觀點認為，經濟沒有搞好是蘇聯演變與解體的根源。依據主要有兩條：（1）蘇聯在同西方的經濟競賽中落伍了、失敗了（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這是就外部因素而言；（2）歷史上存在嚴重的經濟問題，加上戈爾巴喬夫推行錯誤的經濟政策，使得蘇聯經濟在歷史與現實因素的作用下被搞糟了、搞垮了，這是就內部因素而言。在這兩種因素的作用下，蘇聯走向演變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用這兩條理由論證經濟因素是蘇聯演變的根源是缺乏說服力的。 在認識方法上，要把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前與之後這兩個歷史時期分開。從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到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台這68年時間裡，蘇聯經濟建設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蘇聯經濟長達半個多世紀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國民收入、工業總產值上百倍地增長，經濟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即便與同期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蘇聯的經濟成就毫不遜色。至於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經濟發展出現停滯，與西方國家之間已經縮小的差距出現凍結甚至擴大的趨勢，這是歷史事實，但對此要有客觀的評價。蘇聯經濟發展速度儘管連年下滑，但還沒有完全停止增長。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戈爾巴喬夫執政初期。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前甚至在其執政之初，蘇聯經濟並沒有完全搞糟，更不用說搞垮了。至於說戈爾巴喬夫改革後期蘇聯經濟出現嚴重困難則是另一回事，屬於另一性質的問題，是不搞社會主義的結果。自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之後，蘇聯開始全面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西方的多黨制、議會制與總統制逐步確立，經濟領域也在推行私有化。在全面資本主義化的背景下，蘇聯經濟開始出現嚴重危機。從表面上看。蘇聯經濟被搞糟、搞垮似乎與蘇聯演變與解體有著前因後果般的直接聯繫，但從實質上看，這種因果聯繫是一個錯覺，應該顛倒過來。即經濟狀況惡化不是蘇聯演變的原因，而恰恰是蘇聯演變後帶來的結果。蘇聯演變後原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狀況以及社會整體狀況持續惡化，進一步驗證了這個結論。 5、蘇聯人民選擇說 這是一種在西方比較盛行的觀點。該觀點認為蘇共垮台、蘇聯解體以及徹底走向資本主義是蘇聯人民自己的選擇。支撐這個說法的一個重要依據，即在1989年前後，蘇聯國內做過一個「蘇聯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調查：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佔7%，代表工人的只佔4%，代表全體黨員的只佔11%，而認為代表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達 85%。 如果不加分析地看，這個說法似乎是正確的。因為在蘇聯演變後期與蘇聯解體期間，廣大蘇聯人民包括工人階級確實沒有組織起來保衛自己的黨和政權。蘇共是自行解散的，蘇聯也是以和平的方式瓦解的，社會制度也因此過渡到資本主義。但實際上這個說法沒有依據。需要明確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的蘇聯共產黨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政黨。蘇共的性質發生演變是從赫魯曉夫時期開始的，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又得到某種程度的修正。即便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前期，蘇共的性質總體上看還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因為如此，廣大蘇共黨員以及蘇聯人民還是熱愛並擁護這個黨的。但從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之後，蘇共逐漸社會民主黨化，蘇聯的社會制度也在全面地向資本主義方向演變。1990年7月，蘇共召開了二十八大。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表明，蘇共已經完全蛻變為在性質上與馬克思主義政黨根本對立的社會民主黨。這時的蘇共名稱雖然沒變，但其性質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不再是蘇共黨員自己的組織，不能再代表工人階級以及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而是在代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少數當權者的利益。在這樣的背景下，面對敵對勢力的瘋狂奪權，除了對馬克思主義有堅定信仰的部分幹部和黨員依然為挽救蘇共與蘇聯進行不妥協的鬥爭外，廣大蘇聯人民及廣大蘇共黨員眼睜睜地看著蘇共解散而袖手旁觀，這是可以理解的。蘇聯解體也不是人民的選擇。我們姑且不論在蘇聯時期，蘇聯人民衷心擁護蘇共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即便在人民生活遭受重大影響的蘇聯演變期間，廣大的蘇聯人民還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主張維護蘇聯的團結與統一。1991年3月17日，蘇聯曾就「是否贊成保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一問題進行全民公決，參加投票的人數為1.47億，結果顯示76.4%的人贊同保持蘇聯。 二、蘇聯演變的決定性因素 所謂決定性的因素，顧名思義，就是相對於其他因素而言，這一因素在引發整個事件的過程中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首先表現在這一因素與整個歷史事件有著本質的必然聯繫。有這個因素的存在，就必然要產生那樣的結果。這是一定要發生的不可逆轉的趨勢。其次，相對於其他因素而言，由於這個決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其他因素由可能狀態變成現實因素並且相互作用，共同引發整個事件。如果沒有一個決定性因素的存在，其他因素即便存在也會處於潛在狀態，從而不會直接導致某一歷史事件的發生。另外，時間的先後也不是確定決定性因素的依據。不能簡單地把現實因素看成淺層次的現象，也不能簡單地把歷史因素當作深層次的根源。 蘇聯發生演變與解體，問題出在蘇共黨內，這是不言而喻的。蘇共黨內的問題也是多方面的，但相對於其他因素而言，戈爾巴喬夫推行了一套全盤西化的改革路線，這是主要的、決定性的因素。這個因素與蘇聯演變存在必然性的聯繫。 蘇聯演變源於改革，是在改革過程中發生的悲劇。要說明這個問題，需要從蘇聯改革的是非得失中尋求答案。縱觀整個蘇聯改革史，如果說改革始於赫魯曉夫的話，那麼，改革大體上經歷了兩個不同階段。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前，主要是在原來體制下採取一些修補措施而不贊成根本性改革的時期；戈爾巴喬夫執政至蘇聯解體，是完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推行極右的改革路線的時期。總體上看，前期的改革出現了重大失誤，後期的改革出現了根本性的錯誤。 蘇聯前期的改革，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比如，赫魯曉夫的改革急躁冒進，沒有章法；勃列日涅夫之後兩任短命的領導人延誤了改革等。但從根本上說，主要源於思想觀念不夠解放，沒有完全搞清楚社會主義改革的對象與內容，始終把體制問題當作社會基本制度的範疇固守不放。這一時期的改革，雖然也堅持了社會主義制度，但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因為蘇聯黨和政府沒有意識到改革的革命性意義，沒有正確認識到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沒有從根本上改掉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環節與方面，沒能根據時代的變化與要求適時地根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延誤了蘇聯繼續發展的時機。 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蘇聯的改革則走向另一極端。戈爾巴喬夫的初期改革還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口號下進行，但不久就偏離了社會主義軌道，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他借口蘇聯問題積重難返，打著擺脫斯大林模式的幌子，推行實質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在他看來，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是極權社會主義，極權的根子在於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異化，存在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具體地說，政治上共產黨的領導，意味著共產黨「對政權的霸佔」，造成政治壟斷；經濟上公有制占統治地位，排除了人們對所有制的選擇，造成經濟壟斷；思想上馬克思主義居於指導地位，妨礙了「吸收世界上一切進步的思想」，造成精神壟斷。這些壟斷引起了「人與政治、政權，人與生產資料、財產，人與文化的異化」。改革的任務是消除壟斷、克服異化，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具體做法是：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實行多黨制，輪流執政；取消無產階級專政，鼓吹「全民國家」，實行議會民主等一整套資產階級統治制度；取消生產資料公有制，主張私有化，恢復資產階級私有制；取消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要求各種思想平等競爭，等等。隨著多黨制、議會民主、總統制的確立，以及經濟領域私有化的推行，蘇聯已經完成了向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因此，從本質上講，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路線，是放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改革，從而成為演變蘇聯的思想理論武器。蘇聯黨政官僚集團對蘇聯存在的各種矛盾與問題，不是採用改革的方式（雖然他們也稱之為改革），實質上是採取放棄社會主義制度的激變方式，從而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在蘇聯的復辟。改革性質的根本變化是問題的關鍵。 當然，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在蘇共黨內泛濫並迅速成為改革的指導思想，絕不是偶然的。它不單純是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與背叛的結果，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具有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二戰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在國際上蔓延和泛濫，是戈爾巴喬夫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得以提出和實踐的外部條件。從蘇聯國內看，民主社會主義有其生成、發展的歷史土壤。改革「新思維」也不是一下子產生的。從思想政治淵源來說，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時期。蘇共二十大及其以後，赫魯曉夫的錯誤觀點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構成了改革「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及思想淵源。（1）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為戈爾巴喬夫進一步全面污衊和攻擊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否定黨的歷史和現實社會主義制度開了惡劣的先河。（2）赫魯曉夫提出的「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幸福」等唯心主義的人道主義價值觀，成為戈爾巴喬夫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觀的理論基礎。（3）在否定階級鬥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鼓吹「全民國家」、「全民黨」上，戈爾巴喬夫的觀點與赫魯曉夫也是一脈相承的。（4）赫魯曉夫的核恐怖理論，否認在核武器條件下國際階級矛盾的存在，鼓吹國際階級合作，這也構成了戈爾巴喬夫屈服並順從西方的外交「新思維」的理論根據。因此，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前，蘇共黨內實際上主要存在兩股思潮，一方面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沒能結合新的實踐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改革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另一方面，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潮愈演愈烈，直至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佔據蘇共的指導地位。這兩股錯誤的傾嚮導致蘇聯國內的問題越來越多，社會矛盾不斷累積並趨於尖銳化。 比較這兩個時期的改革，前期的改革雖然是不成功的，並為後來的制度演變埋下了隱患。但客觀地看，前期改革的失誤及實踐中的問題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具體工作中的失誤，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實踐中進一步摸索改革與建設的規律。雖然說實踐中的問題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也有亡黨亡國的危險，但這並不可能導致蘇聯的劇變，並仍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發生好轉。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改革與建設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總會經歷一些曲折與失誤，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在所難免。更重要的是，從當時蘇聯問題的性質看，還沒有嚴重到要通過制度演變的方式來解決。只要有正確的改革路線與措施，蘇聯模式的弊端還是可以得到妥善解決的。蘇聯歷史上的問題並不必然要導致制度演變、國家解體的結局，至少不至於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就出現那樣性質的悲劇。而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問題顯然是另一性質的問題，即是不搞社會主義的問題，是另一類性質的錯誤，即根本拋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提出並執行了一條完全資本主義化的改革路線。出了這樣的錯，葬送社會主義事業、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結局也就不可避免了，而且是無可挽回的。因此，必須從理論上分清這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以及這兩類問題與蘇聯演變的關係。前一類問題只是說明了改革的艱巨性與進一步改革的必要性，並不意味著蘇聯必然要演變，蘇共必然垮台。而後一類問題則與蘇聯演變與解體存在必然聯繫，道理很簡單，共產黨自己都不搞社會主義了，在這個國家裡，社會主義制度怎麼還能繼續存在下去呢？前東歐國家也相繼發生劇變說明了這個道理。 由於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出現原則性、方向性的錯誤，這個決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原本可以通過改革得到很好解決的問題，變成了導致蘇聯演變的重要原因。如果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深化體制改革，蘇聯模式的弊端以及蘇聯歷史上的種種問題，是可以逐步得到克服的；如果蘇共在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與蘇維埃民主，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維護黨的高度團結與統一，剷除黨內滋生反動勢力的溫床，堅決打擊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和平演變戰略就不會成功，少數民族分裂分子就不會得勢，堡壘就不會從內部被攻破，蘇聯也就不會解體。由於蘇共在這兩個核心問題上犯了根本性錯誤，推行了實質上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否定共產黨領導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蘇聯演變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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