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當下的中國社會
關鍵詞：身體化傾向 理性精神 天下情懷 擔當意識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其實，歷史研究或者別的什麼研究，都是為了「當下」。離開了當下這個「立足點」，任何學科都將喪失生命力。那麼，如何認識當下的中國社會?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歷史文化視角。
中西比較視閾下中國文化的個性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迫打開國門，不得不成為整個世界的一部分。同時，西方文化的傳入為中華文化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坐標系，也給中華文化帶來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發展的契機。一百多年來，在強大的西方文明的強勢逼迫之下，在喪權失地、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屈辱中，很多中國人陷入了「西方文化就是現代化」的無意識。而5000年的民族自尊心又「驅使」我們拿傳統中的東西比附西方文化中的東西，去儘力尋找中西文明的相通之處。誠然，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也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較視閾下成書的，但其著眼點卻不在中西文化的「共通之處」，而在雙方特別是中國文化的個性。
和當前流行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國文化對「人」的設計是「二人式」的。《論語》裡面的「仁者，人也」是中國文化對人的最基本的「定義」。而從「仁」的字形上來看，就是二人的意思。作為「仁之本」的「孝悌」，更是父子、兄弟的典型二人對應關係。而整個社會的「五倫」，也是父子、兄弟關係的延伸。而縱觀5000年的中國文明史，就是一部建立在「二人」關係基礎上的「禮儀制度史」。在人類的早期，對社會「選擇」了血緣關係的構建，並以此為基礎從家庭、家族擴展至全社會，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色。因此，「中國人做什麼都必須說成是為了別人才有合法性……」①一旦離開了「關係」，作為個體的中國人就沒有了意義。這種「二人」關係，造成了中國人「他制他律」的人格。
中國文化注重現實，缺乏超越性。在文明開化之時，中國人並不缺少神靈的概念。但是中國人似乎很早就認識到了神靈的虛無性，並創造了高度關注現實的文化傳統。天作為大多數中國人心中一個「超越」的概念，仍然是人為構建的，因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是降禍還是賜福也取決於世間之人的作為。對於鬼神，中國人向來是「敬而遠之」的。正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至於道家，同樣沒有西方文化中靈魂超越的概念。老子的「道法自然」恰恰是一種對現實的消極順應;莊子的逍遙遊，則是對個人對現實「關係」的消極逃避，仍然沒有個體靈魂上的積極訴求;後來產生的道教，乾脆直接以追求肉體長生為目的。這種注重現實的思維取向使中國文化呈現一種泛「身體化」的傾向。因此，孫隆基認為「中國人的生活意向是一個養字——養自己、養雙親、養孩子——而超越個體存在的最高集體境界的『太平』與『大同』，也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養』」。②
為了實現家庭和睦、天下太平，讓普天之下「皆有所養」，中國人對道德的力量特別重視。所以要「父慈子孝」，所以要「君仁臣忠」，所以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存天理滅人慾」。但是，這種道德不是「個體對自己的『完整性』之維繫」，而是指「『社會道德』，乃由群眾壓力或『人言可畏』所維持的」。③因為，「父慈子孝」也好，「君仁臣忠」也罷，都是在「二人」關係中確立的。因此，這種道德是一種「社會角色規範」，它的確立有賴於「人心」的感通。從小處講，這種「感通」有利於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讓人左右逢源;從大處講，這種「感通」將決定人心向背，直接成為改朝換代的重要力量。這種對「心力」的過分強調，給中國文化染上了強烈的泛道德色彩，不但總是將歷史人物「臉譜化」，而且還對現實產生著直接的影響。鴉片戰爭爆發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盲目依靠「人心」抗戰釀造了不少禍國殃民之舉。
近代以來中國人對待西方文化的幾種心態
近代以來，外敵的入侵打破了中國社會既有的秩序，同時也向中國輸入了一種與以往不同的異質文明(西方文明)。面對強勢的西方文明，中國人民呈現出了不同的心態。
從1840年算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人還是以天朝上國自居，視西方國家為蠻邦，其文明也不過是雕蟲小技、奇技淫巧，萬萬不可與天朝上國的禮儀相比。鴉片戰爭期間，前方負責與「蠻夷」談判的官員為了阻止「蠻邦」的公使進京覲見皇帝，竟然會想盡一切辦法，甚至不惜出賣國家利益，而此舉的原因則是他們不夠覲見的資格。後來，洋務運動實踐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但仍然沒有突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格局。
甲午以後，國家更加開放，國運卻日趨不昌。在此背景下，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更深了一層。先是康梁派積極鼓吹君主立憲，仿效日本以圖國家振興，接著便是革命派的興起和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隨後又出現了新文化運動和科玄論戰。從甲午海戰到二次抗日這一時期，中國人對於西方文化的心態是複雜的。康梁早期積極向西方學習，但後來卻「反反覆復」，康有為落得了一個保守的罪名，梁啟超經過對西方的考察，也認為「在中國萬萬不可走由革命而民主的道路」。④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自動摒棄了(生物)進化論之必然性所帶來的悲觀情緒，反而有意激發中國人積極競爭以圖存。孫中山畢生致力於革命，以圖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但卻也看到了西方制度的缺陷，提出了民生主義，要「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胡適、丁文江等雖堅持「全盤西化」，但那也不過是矯枉過正的權宜之計，最終目標還是為了取長補短、中西和合。
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的一支。它雖然很早就傳入了中國，但引起中國人的注意則和俄國的十月革命不無關係。而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不過是俄式的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的成功鼓舞了中國人，國民黨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共產黨則直接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在很長時期內都直接聽命於莫斯科。
抗戰期間，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造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思想的武裝下，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抗日戰爭中壯大了自身的力量，還在抗戰勝利後戰勝了國民黨，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國家。但是，這種成功似乎並不是外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成功，而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媒介調動了傳統文化中積極因素。這種「調動」，在特殊情況下固然可以實現「萬眾一心、天下大治」，但一旦外在的壓力消失，就會出現「天下大亂」。因此，這種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因素遠遠多於外來(西方)因素。
面對西方文化，以上幾種心態不盡一致，但其共有的「中國個性」無疑是一致的。首先，這些人有意無意地扮演了傳統士大夫的角色，從根本上並沒有擺脫「二人」的思維模式，只不過從單一的「個人對個人」變成了「個人對國家」，而這也是傳統士大夫的責任所在。其次，這些心態是功利的——為了「保國、保種、保教」——這種「現實主義」同樣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因此可以這樣說，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從來沒有超出「狹隘」的「器物觀」。中國人學習西方，不是為了像修習中國文化那樣身體力行，進而把這一文化擴展至「人」的整個生活，而是為了「救國救民」。第三，在危急存亡關頭，傳統道德因子得到了最大限度發揮，以「人」為本的文化傳統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民族危亡的形勢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擔當感，也逐漸激發了全體人民的擔當感。正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對西方文化的「器物」定位，也體現了傳統文化中「事在人為」式的對人之重視，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我們依然宣稱這是一場「自主」意義上的改革。
對當下中國社會幾個流行現象的文化分析
歷史不能憑空創造，當下的人必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毫無疑問，當下的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無論這個轉型朝向哪裡，以下幾個現象都值得注意。因為，這些現象都和我們的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繫。
一是唯「物」主義盛行。自古以來，無神論就在中國文化中居於重要的地位。新中國成立以降，定馬克思主義於一尊，唯物主義也因之成了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意識形態。改革放開後唯物主義更是從理論走向實踐，幾乎滲透到人的生活之方方面面，整個社會處處都充滿了唯「物」主義和唯「利」是圖的氣息。這一現象就像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所描寫的昔日之香港，「所發展了的是中國的『身的文化』」。⑤如果說，在改革伊始物質生活比較貧乏的情況下，人們為了填飽肚子而不得不把精力專註於「物」，那麼在改革30餘年後的今天仍然「物質至上」似乎就有些不可思議了。事實上，這種傾向在少男少女的談婚論嫁中表現尤為明顯。女方在嫁人時，大多希望男方能「一步到現代化之位」，有房有車有好的工作(這意味著「一輩子的保障」)，而對自己嫁過去後的大半輩子都做了「消極的假設」。對此，男方也願意甚至集兩三代人之力「照辦」。姑且不說這裡面有無「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但他們為兒孫的婚事如此考慮和付出，實際上已經窒息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二是人的個性得到部分解放。改革開放就是要打破大鍋飯、造平均主義的反。因此，改革以後個人就從以前的集體生活中解放了出來，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主宰自己的生活了。於是中國就出現了第一個個體戶、第一個鄉鎮企業、第一個成人用品店、第一個個人化妝間、第一張股票、第一架私人飛機，等等。這一系列新事物的出現，一方面是人性回歸之必然。一旦束縛人性的枷鎖有所鬆動，在本能的驅使下，人就會自動發展自身的潛能。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傳入也為個性解放提供了思想資源。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對西方文化時，我們的「個性解放」是有選擇性的。我們似乎從西方學到的「壞東西」更多一些，帶有更多的「身體化傾向」，這決定了我們的「個性解放」是片面的。比如在對個人主義的理解上，很多人就忽視了其「自立自主」的一面，更加鍾情於「自私自利」的另一面。
三是價值觀念混亂。價值觀念的混亂是唯「物」主義至上的現實在思想領域的反映，集中表現在，文化陶冶人的功能之異化。隨著改革的深入以及多元文化的傳入，傳統「知行合一」的思維方式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就內容來說，人們在生活上不再唯傳統馬首是瞻，不再拘泥於傳統的禮教和社會秩序，而是有了更多的選擇;從形式上看，「知行合一」變成了「知行分離」，所要求的「一以貫之」也被摒棄。文化(無論是中土的還是外來的)不再是生命的學問，而退化成了一種技術性的知識，於我有利則用之，於我不利則棄之。於是，就經常出現下面這種情況：重權利、輕義務，評價是非一切以「利」為標準。當傳統文化對我有利時，就提倡傳統美德;當現代文化對我有利時，又主張現代文明。我們不妨以此視角透視一下當下的「公考熱」。那些熱衷考公務員的人們，是不是一邊「憎恨貪官」，一邊又「拚命考官」呢?實際上，這種「重權利、輕義務」同樣帶有明顯的「身體化傾向」，是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很容易淪落為「以力(利)勝人」，缺乏靈魂的覺醒和理性的自覺。
四是人際關係渙散。在社會領域，當下中國社會良性的自組織系統還遠沒有建成，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再現了「一盤散沙」的局面。政府自古以來就是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當前的政府公信力卻面臨著很大的挑戰。2011年2月27日，溫家寶總理在新華網、中國政府網與網友交流時曾表示，現在影響我們整個社會進步的「最大的兩個方面」之一就是「政府的公信力」。另一個方面，就是「社會的誠信」。近幾年，一系列「彭宇案」「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等時時牽動著人們焦慮的神經，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幾乎到了讓人心寒的地步。這一切，仍然離不開一個「利」字。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然而，我們這個民族似乎不是一個善於「言利」的民族。在全球化的時代，如何借鑒外來文化資源構建「爭利」的秩序，讓每個人都學會「言利」，重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時代課題。
傳統文化對當下中國社會發展的助益
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指出，中國有比任何一個民族都發達的「心」的文化，儘管中國人的「心」是為了「安身」。同時，「『心』又是中國文化活動的主要源泉」。⑥在發揮傳統文化的作用上，我們可否參照易中天在《先秦諸子》中提到的抽象繼承原則，對中國文化的「身」與「心」做一個剝離呢?換而言之，處於當下社會的我們，能不能用傳統的「心」創造出有別於傳統的非「身體化傾向」的中國現代文化呢?
事實上，拋開具體的內容，從抽象的原則的出發，中國傳統文化並非只具有特殊性，同樣不乏普世價值。眾所周知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一個倫理原則，只不過必須抽調這句話的具體的社會文化環境。從這個角度出發，筆者以為中國傳統文化有兩條「法則」可以在當前的文化融合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和意義。
一是天下情懷。天下情懷幾乎是中華民族獨有的精神氣質，在維繫5000年文明史的延續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近代以來，儘管我們知道過去的「天下」不再是「天下」，但並不意味著這一觀念就失去了其應有的意義。鴉片戰爭100多年來，幾代中國人已對這一觀念進行了「修正」，推動了「天下」觀念向「民族國家」的轉變。今天再說起「平天下」，還有誰會認為是「平全世界」呢?因此，作為一種文化觀念，我們完全可以把這種情懷寄託到我們的國家上。並且，只要國家還不到消亡的時候，這種觀念就有存在的必要。即便到了國家消亡的時候，誰又能保證我們的「天下」觀不會回歸其原有的含義呢?
二是擔當意識。擔當意識是有別於「天下情懷」的個體方面。的確，在傳統文化的制度設計中，「擔當意識」必須通過「天下情懷」來體現，個體的價值也需要在國家和集體的框架中得以確認。但是，如果我們抽去這些具體的文化環境，單從「抽象的原則」出發，能不能培育出代表現代文化走向的「個體意識」呢?而且，西方人的現代化儘管離不開希臘、羅馬文化到基督教這一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但啟蒙領袖的作用也不可忽視。那麼，我們能不能在「擔當意識」的策勵下產生自己的啟蒙領袖呢?答案是肯定的。
馬克思在批判「人是教育的產物」這一觀點時，提出了「教育者也需要受教育」這一命題。這種對「人」的肯定，和中國傳統文化中「重人」的思想是相通的。事實上，我們的先人已經在扮演「啟蒙領袖」這個角色了。上文提及的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介紹，就是這方面的基礎性工作。儘管從外面看，他們不過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士大夫，完全在「救國救民」的使命感中而艱苦探索，他們宣揚西方的自由民主，自身卻仍遵守傳統禮教，而不能做到「知行合一」，但是文化的融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只要邁出了「啟蒙」的第一步，只要堅持這一方向，未來創造一種取中西之長的文化就是值得希望的。
啟蒙領袖是思想領袖，不是專制領袖。啟蒙領袖是要有一點「擔當精神」的。所以伏爾泰說，「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句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就當下的中國而言，啟蒙領袖應該擔當的是西方的「理性精神」。有了這種精神，才能從根本上治療我們文化中的「身體化傾向」而獲得個體人格，從而才有可能擺脫唯「物」主義的困擾，才能重塑一個「人」的尊嚴。這才是西方文化之大用，也是近代以來的仁人志士們一直努力的方向。值得一說的是，長遠看來這種「理性精神」未嘗不可「救國救民」。
注釋：
①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56頁
②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40頁
③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42頁
④ 張俊國.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第24卷第1期，2001年1月 115頁
⑤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430頁
⑥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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