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西林：逝去的輝煌——蘇共敗亡解析

　　引言

　　1917年10月（儒略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注1]在列寧、托洛茨基等人領導下，幾乎是不費一槍一彈就推翻了俄國臨時政府，奪取了政權，成為執政黨。第二年，蘇共領導的俄國與德國簽訂了一個向德國作出了重大讓步的合約，退出戰爭，此舉直接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此後，蘇俄在蘇共領導下，致力於國家工業化並推行了農業集體化，在短短的二十年時間裡，使蘇聯一躍成為當時歐洲最大的工業國。到1936年底，斯大林宣布蘇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從此，世界大家庭中又有了一種全新的國家類型。蘇共和蘇聯的意義在於，它以事實向世人昭示：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並不是只有資本主義一條道路，至少還有另一條道路--社會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成為反法西斯陣營的中流砥柱，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立下了卓絕不朽的功勛。戰後的蘇聯，經濟飛速發展，國力和軍事實力極大地增強，成為僅次於美國、並唯一能夠與美國抗衡的世界第二大國。此時的蘇聯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模式、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楷模，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領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在20世紀的整個50、60、70、80年代，蘇聯與美國同時被世人稱為「第一世界」，「超級大國」，「兩霸」，「兩強」，「兩極」。此時的蘇聯可以說是發展到了頂峰，和美國一道，操縱和控制著整個世界，對世界上的幾乎一切大事有著最終的決定權。世界大事，美蘇兩國一經商定，其餘國家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末。

　　1982年11月，在位18年的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羅波夫繼任；1984年2月，安德羅波夫去世，在位僅15個月，契爾年科繼任總書記職位；1985年3月，契爾年科去世，在位僅13個月。在不到3年的時間裡，蘇聯三位最高領導人連續去世。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繼任蘇共總書記。他時年54歲，是當時蘇聯最高領導層中最年輕的一員。戈爾巴喬夫1955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法律系，他思想新派，作風時尚，思路敏捷，能言善辯，且朝氣勃勃。戈爾巴喬夫的上台，使多年沉悶的蘇聯政壇開始活躍起來。

　　果然，戈爾巴喬夫就位伊始，就在蘇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情況急轉直下，到了1980年代末期，蘇聯的情況發生了突變，整個國家陷入全面危機，蘇共和蘇聯隨即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一步步走向滅亡。

　　我們按下快進鍵，跳過過程，直接來看結果：

　　--1991年8月23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了「關於暫停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活動的命令」。8月24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發表聲明，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並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同日，他還發布命令，停止各政黨和政治運動在蘇聯武裝力量、內務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其他護法機關、鐵道部隊、其他軍事單位和國家機關中的活動。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暫停蘇聯共產黨在蘇聯全境的活動」，並將蘇共的財產和檔案交由內務部負責處理。在此情況下，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或被中止、禁止活動，或被迫自動解散，或被禁止在共產黨的基礎上改建新黨，有的共產黨甚至被宣布為非法。這樣，蘇聯共產黨實際上已不復存在，從1917年10月革命後即成為執政黨的蘇聯共產黨，在執政74年之後結束了其執政黨的地位，正式下台。

　　--1991年12月21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等11個加盟共和國拋開聯盟中央政府不顧，在哈薩克共和國首府阿拉木圖集會，簽訂了《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正式宣告「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並簽署了《阿拉木圖宣言》，宣告：「隨著獨立國家聯合體的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將停止存在。」[注2]；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至此，1922年12月成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在存在了69年之後正式消亡。

　　--蘇共下台、蘇聯解體之後，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這些國家紛紛開始改變國家各項根本制度，經濟上實行全面的私有化；政治上實行多黨制，並且幾乎都是激進民主派上台執政；外交上紛紛向資本主義國家靠攏。總之一句話，原蘇聯境內的國家在獨立之後，紛紛走上了所謂的「資本主義道路」。

　　綜觀蘇共和蘇聯歷史，真可謂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特別是其亡，是那樣的突然、迅速、徹底，世人無不為之驚愕。好好的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並且看上去是如此的威猛雄壯，怎麼說沒就沒了呢！？這個問題值得研究。蘇共為什麼會有如此下場，現提出一點看法，供大家參考。

　　（一）體制方面的弊端一直不能革除是蘇共下台的最根本原因。

　　蘇聯共產黨不僅走出了一條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也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國家模式，這個模式後來被是人稱作「蘇聯模式」。由於它確立於斯大林時期，並且斯大林是該模式的主要設計者和架構者，所以它又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稱為「斯大林模式」。

　　概括起來，所謂「斯大林模式」是一種權力高度集中，由國家掌控全部資源和一切事務，靠行政權力強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儘可能快地提高以軍事實力為核心的國家實力的制度模式和發展模式。

　　斯大林模式曾經極大地促進了蘇聯在現代化起步時期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時經濟中也起過很好的作用，但是，一旦國家進入正常發展期，它的優勢就成了劣勢。

　　政治方面，斯大林模式實行高度集權的全能政治，表現為一黨執政，被執政黨一手掌控的國家權力對整個社會的完全滲透和絕對控制。經濟方面，斯大林模式實行絕對的政府統制，表現為政府對國家的一切資源乃至整個經濟完全徹底的控制。在國家發展上，以建設大國、強國為最高目標，國家的一切資源首先用於保證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發展。在處理國民經濟內部關係時，片面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工業化成了重工業化，軍事工業放在發展的首位。經濟的具體運作方式是：計劃經濟；命令經濟；消滅私有制；不僅嚴格限制個人的經濟行為，甚至幾乎全部掌控了居民的謀生手段；財富由國家全部掌握，福利的分配完全由國家決定；執政黨和政府在不受任何監督的情況下對國民財富任意支配；社會成員個人利益被強制性地要求絕對服從「國家利益」，等等。

　　在斯大林模式下，國家權力日益強化，呈現出無限擴張的趨勢。而個體的人則越來越受到蔑視，作為獨立主體的公民被替換為無生命、無意識的、被完全工具化了的「群眾」，個人權利表現出被無限縮小的趨勢。

　　正是由於體制方面的這些特點，斯大林模式的國家從一開始就與社會處於日益加深的緊張關係中，這種緊張關係為危機的發生埋下了伏筆。這樣的弊端如果不能得到克服，至少是緩解，必然會導致社會危機的爆發。1956年的波、匈事件，1956年中國的所謂「右派進攻」以及196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爆發出的大規模的群眾反政府運動，1989年的蘇、東劇變就是證明。

　　1939年，斯大林發表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其中寫道，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同生產力狀況完全適合」[注3]。這裡一個「完全適合」，實際上就把蘇共當時的一整套做法固定化、模式化、絕對化了。這樣的認識極大地限制了共產黨人的眼光與思路，阻止了他們去認識現行體制的缺陷與弊端，造成了他們對存在問題的漠視，也使得共產黨人不能理性地、不帶偏見地對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進行比較。而這一切，必然導致體制方面的弊端越來越嚴重，國家的各種內在關係越來越緊張，國家與社會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領導與被領導的衝突越來越劇烈。戈爾巴喬夫時期開始有了客觀的認識並想有所改變，但為時已晚。

　　（二）蘇共思想陳舊，觀點保守，在許多重大的認識上發生了嚴重失誤。

　　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在思想理論方面，蘇共長期以來把馬、恩、列著作中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觀點、預測，有些甚至是估計和猜測絕對化、教條化，奉之為圭臬，不允許有絲毫違背與修正，這種極端頑固和僵化的教條主義，對蘇聯現實社會的發展起了極大的阻礙。比如：

　　--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將消除商品和商品生產的預測絕對化、教條化，不承認蘇聯乃至現實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應該存在商品和商品生產，強行消滅商品經濟，這違背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造成停滯是不可避免的；

　　--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將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觀點絕對化、教條化，過分追求所有制方面的一大二公，並且強行推行單一的和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只允許「全民」（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存在，還一味地追求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過度。這極大地扼殺了經濟活力，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是計劃經濟的觀點絕對化、教條化，把計劃經濟視為社會主義唯一的經濟模式，給市場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籤，否定和排斥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實踐中，計劃經濟又畸變為統制經濟和壟斷經濟，結果是越計劃，比例越不合理；越否定價值規律，經濟效率越差，經濟的成長性越低；特別是在個人專斷盛行的情況下，所謂的計劃經濟徹底失去了科學性和客觀性，成為完完全全的胡鬧經濟；

　　--片面理解列寧提出的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強調集中，忽視民主，結果使民主集中制變成了極度缺乏民主的集權政治，在社會主義國家，這種所謂的民主集中，最後幾乎無一例外的都變成了最高領導人個人獨裁。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一再出現領導方面一旦發生失誤就會幾乎毫無阻礙地很快擴張為全局性錯誤的災難，與這種「民主集中制」的特殊作用是分不開的。這種以「民主集中制」為幌子的集權制使共產黨吃盡了苦頭。

　　其二，在對國情的認識方面，蘇共不能實事求是地從本國的實際出發來正確地判斷本國社會的現狀和發展進程，總是過度高估本國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從而不能正確地思考和應對發展方面的諸多重大問題。

　　1932年，蘇聯一五計劃完成，當時蘇聯經濟中工業產值已佔工農業總產值的70%，據此，斯大林宣布蘇已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建成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在1936年11月召開的全蘇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蘇聯新憲法，新憲法宣布蘇聯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蘇聯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這樣的認識，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時期也沒有改變。

　　由於有了蘇聯社會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僅次於共產主義的非常先進的階段的判斷，就完全排除了對現實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弊端的認識，以及對現實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與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否相適應這樣的問題的思考，當然也就完全排除了對改革問題的思考。結果是經濟、政治體制方面存在的弊端得不到糾正，從而造成這些弊端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越來越大，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矛盾也越來越尖銳。

　　（三）蘇共在政治方面高度集權，這使得它越來越脫離人民。

　　集權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通病，蘇共在這方面的問題特別嚴重。主要表現為：

　　第一，權力高度集中，政治行政合一，執政黨凌駕於一切權力之上，黨的領導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整個國家處於黨的絕對控制和支配之下。

　　社會主義國家，一黨獨佔政權的共產黨到底應該怎樣執政，這是一個至今都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有蘇聯一代，立法、行政、司法、監督等一切大權彙集於蘇共一身，黨的領導被絕對化、直接化、表面化，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成了一個行政機構，並且徹底被官僚化。議會（蘇維埃）只不過是一個把黨的意志國家化的中介和轉換環節。政府則成了黨的辦事機構。議會和政府都由黨任命或罷免，它們完全聽命於黨，並都對黨負責。蘇共高度集權，且又不受任何監督，國家治理運作服從政治需要，不能實現制度化，完全無規律可循。

　　第二，誇大階級鬥爭，大搞特務政治。

　　階級鬥爭是蘇共維護執政地位、對內治理的重要工具，在階級鬥爭這根大棒之下，蘇共以及各級官員大耍淫威，專橫跋扈，為所欲為，民眾則俯首帖耳，噤若寒蟬，任由宰割。

　　所謂的階級鬥爭就是，誰不服從蘇共的領導，誰就是「階級敵人」，蘇共就有權動用國家機器對其施以鎮壓。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大多都經歷過一個政治上極度恐怖的時期，蘇聯上一世紀的三十年代，中國上一世紀的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大致就是這樣的時期。在這樣的時期中，每個人面前只有兩個選擇：一、徹底屈服，生存；二、不順從，滅亡！這之後，整個國家，全體人民就完全匍匐在了執政黨腳下。當然，一旦使全體人民都嚇破膽之後，這樣的手段就不再用了，轉而使用用福利換取哪怕是表面的忠誠，這種手法對新進的那些出身貧寒的中下級官員和中小知識分子特別有效。

　　集權政治是一種邪惡的政治生態，在集權政治之下，整個國家政治關係緊張、詭譎，政治生活殘酷、險惡。這種情況如果長時間不能改變，那麼，國家的每一個政治主體都必將在這樣的環境中沉淪，滅亡。蘇共及東歐各國共產黨的下場再明白不過地證明了這個結論。中國目前似乎也到了這樣的關口。

　　為了階級鬥爭的需要，蘇共還在國內大搞特務政治。蘇共一手控制的「克格勃」是特務政治的主要工具。「克格勃」即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它是被嚴格地置於蘇共控制之下的、世界上最大的秘密警察和間諜、情報組織，是蘇共控制社會和人民的最厲害的工具。這個組織有廣泛的調查權和司法權，並擁有一支裝備現代的戰鬥力極強的軍隊，同時在全國的工廠、政府機關以及軍隊、學校等等幾乎所有的系統、部門、機構、組織中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情報網，對幾乎所有公民實行全面的監控和偵查。克格勃是由「契卡」演變而來，最早的職能主要是負責國家安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則主要成為黨的安全的保衛組織。克格勃共有九個局，其中第二局負責對蘇聯公民和僑民進行監視和間諜活動；第五局負責對「有嫌疑」的蘇聯公民進行「特別活動」；另外還有專門負責監控軍隊的機構；克格勃部隊約有30萬人左右。從許多已經揭露的案子看，克格勃在揭發、抵制和消除持不同政見者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克格勃的控制下，蘇聯社會的生機和活力日益減弱，人民普遍受到黨的提防和監視，同樣，人民對黨的敵意也日益積累起來！

　　第三，幹部的層層委任制和嚴重的腐敗現象使黨越來越脫離人民群眾。

　　（四）蘇聯在經濟建設方面一直存在對速度要求過急，經濟結構中重工業、軍事工業過重的問題，這嚴重地影響到經濟的正常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

　　在經濟發展方面，共產黨國家普遍存在一些認識上的誤區，比如：社會主義必須徹底消滅私有制，全面實行公有制；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是優先發展輕工業，而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經濟是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是不相容的；計劃經濟的具體體現就是一系列指令性計劃；等等。

　　蘇共就是遵循這樣的一些原則在進行經濟建設，事實證明這樣搞建設效果並不好。

　　第一，脫離本國生產力發展的現狀，盲目追求生產關係方面的「大」與「公」，結果極大地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

　　第二，盲目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結果造成效益低、質量差、浪費大。1980年，根據蘇聯自己的計算，蘇聯每生產1盧布國民收入，所需投入比美國多50%。據統計，蘇聯單位產品的原材料消耗比發達國家高出1-1.5倍，燃料和能源的消耗高出50%。用高消耗來強行堆砌高速度，即使是資源大國，時間長了也難以維持；

　　第三，整個經濟以重工業為中心，經濟結構極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正常提高，違背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據統計，1953年與1913年相比，蘇聯的重工業生產增長45.5倍，輕工業增長7.8倍，而農業僅增長0.46倍，人均穀物產量反而減少20%。到勃列日涅夫時代，蘇的重工業產值佔蘇聯整個工業產值的75%以上，消費資料的生產只佔到20%左右。70年代初，蘇聯的戰略核力量與美國達到了戰略均勢狀態，但卻是用比美國沉重得多的代價換來的。70年代蘇聯的軍事開支已超過美國，但當時蘇聯的GNP總量則只等於美國的一半。美國的軍事開支佔美國GNP的5-7%，而蘇聯佔到16%。到20世紀80年代初，蘇聯的軍工生產已佔到國民生產總量的40%。

　　蘇聯的經濟就是這樣一步步陷入危機，積重難返，戈爾巴喬夫看到了這一點，想要扭轉，但非常艱難。因為經濟結構和利益格局是緊緊黏合在一起的，改變經濟結構必然會導致某些人的權勢與福利減少，這勢必會招來既得利益集團的拚死反抗。在蘇聯，勢力龐大、盤根錯節的軍工集團是誰也撼不動的，赫魯曉夫曾經有過嘗試，但在碰得頭破血流後被趕下了台。蘇聯和蘇共的結局表明，只有結束一黨專制，並徹底摒棄集權政治，經濟結構才可能根本改善。

　　（五）蘇共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有失於簡單化，導致蘇聯國內民族問題日益惡化。

　　由於歷史原因，不同的人群在種族、風俗、心理、價值觀、以及政治、經濟等方面和宗教信仰方面形成了差異，當這樣的差異影響到了不同的人群之間為了生存而進行的合作，甚至造成了不同的人群之間各種各樣的衝突，這樣的問題就成了我們一般所說的「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是當今世界幾乎所有國都難免遇到的問題，只是影響的程度不同而已。蘇共忽略了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的重要性和複雜性，更想不到這樣的問題居然與蘇共和蘇聯性命攸關，在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方面，簡單粗暴，終致釀成大禍。

　　第一，蘇共對國內民族問題視而不見，在民族問題上自欺欺人，認識嚴重脫離實際。

　　斯大林認為，由於剝削階級的消滅，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發展、民族平等法令的頒布以及少數民族自己的共和國和民族自治區的建立等等原因，蘇聯已經不存在民族壓迫和民族不平等，宗教問題也迅速消亡。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報告中就指出：蘇聯已經「解決了人類世世代代共所關心的各民族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各民族正在全面接近和達到完全一致。」勃列日涅夫認為，蘇聯的「民族問題不但解決了」，而且，「徹底地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各民族的利益已經和諧一致地結合在一起。」戈爾巴喬夫對國內民族問題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承襲著前幾屆領導人所持的盲目樂觀態度。1986年2月，他在蘇共27大的政治報告中說：「蘇聯人民是一個嶄新的社會和族際主義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由一致的經濟利益、意識形態和政治目標構成的。」

　　事實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無論就世界整體看還是一國內部看，民族和宗教問題已經越來越取代階級問題和意識形態問題而成為政治方面的首要問題，所以，美國已故政治學家亨廷頓指出，在冷戰結束後，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文明的衝突。當今世界大多數國際衝突和國內衝突（包括恐怖活動）很多都與民族和宗教問題有關。就蘇聯國內的情況看，也絕不是像蘇共領導人所說的民族問題已經「徹底地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而是相當嚴重，蘇聯的解體，因為民族問題沒有解決好而導致的民族分離主義是重要原因。蘇共的認識，不符合當時蘇聯的實際情況，也與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相悖。

　　第二、簡單粗暴地處理民族和宗教問題，人為地激化了矛盾。

　　由於不承認蘇聯國內還存在一般意義的民族、宗教問題，所以，蘇共長期以來都把屬於這一範圍的問題當作階級鬥爭問題和敵我問題來認定和處理。

　　比如，在1937-1938年的肅反運動中，各少數民族地區的許多領導幹部因「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罪名而受到清洗和鎮壓，大批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和宗教界人士遭到迫害甚至殺害。在1941-1944年間，蘇共借口某些少數民族中出現了向希特勒德國投降的叛徒，把居住在伏爾加河流域、克里米亞和北高加索等地的11個弱小民族約500萬人趕出家園，強行遷移到哈薩克、中亞和西伯利亞等自然條件極其惡劣的地區。50年代，赫魯曉夫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宗教運動，關閉了大約2/3的教堂、70%的神學院和大部分修道院。這些簡單、粗暴甚至殘酷的做法，極大地傷害了蘇聯境內各民族的感情，增加了民族離心傾向。事實上，沒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團結。

　　第三，過於強調民族共性，忽視甚至否定了各民族的特殊利益和實際上存在的民族差異，違背了民族平等的原則。

　　為了杜絕民族分離主義，蘇共強行推行了一系列武斷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措施，這造成了各民族的反感，結果適得其反。

　　這裡僅舉一例。眾所周知，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首先宣布獨立，脫離蘇聯，成為始作俑者。究其原因，還是在於蘇共那種簡單粗暴的民族政策。三國原先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居民生活水平與北歐諸國如瑞典、芬蘭相近，語言、文化、宗教等方面也更接近於北歐諸國。1940年三國併入蘇聯後，蘇共對三國居民中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人士實行鎮壓，並從外大量向三國移民，強行推行俄語，希望以這些措施來縮小差異，對三國實行同化。實際結果怎樣呢？實際結果是，本來這三國加入蘇聯就帶有強迫性質，在遭到這樣的不平等待遇後，就更加不滿。在高壓政策下，這種不滿被壓在心裡，但壓力稍一放鬆，立即就爆發出來。這三個國家成為脫離聯盟的領頭羊，並不稀奇。

　　第四，國家體制中的內在矛盾誘發和助長了分裂危機。

　　首先，蘇聯憲法規定國家實行以民族區域自治為基礎的聯邦制，憲法也規定了各加盟共和國的諸多自主權，但實際上建立起來的是權力集中的、單一制的國家。表面上看，加盟共和國擁有主權和自治權，事實上一切必須聽命於莫斯科。這樣的事實導致了中央與各加盟共和國關係之間早就潛伏著的危機。這種情況還衍生出了對民族平等問題的格外敏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長期流行著一種說法：我們的情況不斷惡化，原因是俄羅斯聯邦利用其他加盟共和國的自然資源為自己的利益服務。蘇聯解體過程中的民族分離主義很大程度上就來自於這種對中央在「主權」、「自治」方面的欺騙而產生的憤怒，和對「家長」的「偏心眼兒」發出的憤憤不平。

　　其次，在多民族國家實行以民族區域自治為基礎的聯邦制國家體制對國家的統一是否有利，值得研究。

　　蘇聯憲法中包括了關於各加盟共和國可以分離和獨立的條款，正是這些條款使聯盟中的各個部分之間缺乏必要的法律紐帶，使聯盟各部分之間的法律聯繫變得非常脆弱，並為1990年代的聯盟解體提供了法律依據。所以，研究蘇聯解體，必須討論其國家體制。

　　從世界範圍看，比較穩定的多民族國家基本上都是實行的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的聯邦制，即打破民族界限，以地域為自治的前提與依據。而不穩定的多民族國家，大多實行的是以民族為基礎的民族區域自治體制，自治的依據和前提是不同的民族。從實踐上看，地方自治仍然是多民族雜居，有利於淡化民族意識，消除民族獨立性。而民族區域自治，在客觀上則有利於民族意識的強化，激發民族獨立自主傾向。一旦出現社會動蕩，民族區域很容易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

　　蘇聯的解體，自始至終相伴隨的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民族分離運動。可以說，如果沒有民族分離主義推波助瀾，蘇聯的解體、蘇共的下台就不會那麼快，結果也將大不一樣。從蘇聯的情況看，民族分離主義之所以能成氣候，並且一發而不可收拾，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蘇聯實行的以民族區域自治為基礎的聯邦制國家體制，對民族分離主義的釀成與發展起了助長作用，不利於國家的統一，這是毋庸置疑的。

　　（六）蘇共的改革脫離國情，不僅沒有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與支持，反而嚴重地動搖了蘇共的執政基礎。

　　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改革，一定要能夠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在這個基礎上，妥善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並推動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從經濟方面來說，蘇共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在蘇聯全面改革，但是，在整個改革時期，蘇聯經濟始終處於混亂狀態，國民經濟的發展呈下降趨勢，人民絲毫沒有嘗到所謂「改革」的甜頭！短短五年時間，就走上了絕路。仔細分析，可以看到蘇共在改革方面確實發生了重大失誤。

　　比如我們以上談到的蘇聯經濟結構長期存在的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農業發展被忽略，軍工生產過度發展，軍工產品積壓過多，人民生活必需品供應嚴重不足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就影響了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發揮，必然就影響了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諸如此類的問題通過經濟改革應該得到解決。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

　　1985年4月舉行的蘇共中央全會提出加速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經濟體制的任務，1986年2月召開的蘇共27大正式確定了「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戰略」。這一「加速戰略」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仍然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並且還特彆強調優先發展機器製造業，首先是機床、電機等工業部門。這個方案既不利於革除原有經濟模式的弊端，又不利於本國產業的升級換代。所以，這個「加速發展」戰略仍然是一種片面強調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發展的傳統戰略，是傳統的斯大林模式的延伸。

　　結果也是如此，「加速戰略」沒有能夠解決蘇聯經濟中存在的那些深層次問題，在1990年7月的蘇共28大上，蘇共宣布放棄這個戰略。此後，蘇共和蘇聯政府又連續提出了三個改革方案，意圖擺脫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這三個方案的方向從經濟發展戰略又轉向了經濟體制，實質其實相同，那就是實現國民經濟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建立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

　　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1991年1月1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正式通過了《關於企業非國有化和私有化的原則法》。該法規定，在5年內完全實現企業私有化。分兩個階段完成：在第一個階段結束時（1992年），屬於聯盟所有的企業固定生產基金的40-50%將脫離國家直接管理範圍；到1995年即第二階段結束時，這個比例將上升到60-70%。國營企業可以改為租賃企業或集體企業，也可以改造成股份公司，招標出售或拍賣，本企業職工有優先購買權，其他蘇聯公民或外國公民和法人也有權購買。

　　這一系列以「私有化」和「完全的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沒有達到預想的結果。首先，當時蘇聯那些在整個經濟中居主幹地位的、巨型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其中占相當大部分的軍工企業）要很快找到買得起、並願意買的買主非常困難，而這部分企業不能實現私有化和市場化，整個經濟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根本就無從談起。即使是實行股份制，這樣的巨型企業上百、甚至上千億資產拆股賣，也不是短期內就能完成的事情。搞不好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或成為一個爛攤子；其次，改革時期經濟狀況極不穩定，國家是否能在打破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行全面自由放任的私有經濟之後，在一個不傷到國家經濟元氣的時期中建立起一種能使整個經濟進入有序運行的經濟秩序？基於這一點來考慮，私有化和市場化也不該進行得那麼快，那麼徹底。可控的市場與完全自由的市場相比，顯然前者至少在改革初期更能保持國家經濟相對平穩運行。所以，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應該有一種「半市場」經濟作為過渡；再次，占人口多數的民眾的觀念跟不上這樣快速、劇烈的轉變。結果是民眾中普遍產生了懷疑、不合作、甚至敵對的情緒。認同方面出現了巨大危機，改革的合法性、執政者執政的合法性都受到質疑。

　　一番折騰之後，蘇聯出現了生產嚴重衰退，經濟陷入巨大困難。這一時期，整個蘇聯都出現了消費品的空前匱乏，人們陷入極度的絕望之中。

　　從政治方面來說，共產黨-黨執政的國家，必須順應時代發展特點、社會進步的要求和歷史任務的變化，適時地改革現行政治體制，特別是要改善黨的領導，因為黨的領導能否改善，是黨的領導能否堅持的前提。

　　蘇共的政治改革一開始就是被動的。我們知道，蘇共的改革起初主要是放在經濟方面，但是，由於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頑固，以及各級領導幹部和習慣於舊的計劃體制的社會階層的阻礙，經濟改革難以深入。於是，從1987年初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發表《改革與黨的幹部政策》的講話起，蘇共開始把改革的目光轉向了政治體制，矛頭首先對準黨的體制。1988年6月，蘇共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出台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主張黨政分開和改革選舉制度，並重提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蘇共的改革重點從經濟改革全面轉向政治改革。

　第一，思想混亂導致行為混亂，進而致使整個社會一片混亂。

　　比如，對改革的目標的設定。政治改革一開始，蘇共領導人提出的目標是：堅持在社會主義範圍內完善社會關係，消除阻礙社會進步的因素，用戈爾巴喬夫的話來說就是「要深入地革新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使社會主義具有最現代化的組織形式……。」後來變了，提出改革的目的是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

　　什麼是「民主」？什麼是「人道」？不同的意識形態有不同的定義，甚至相同的意識形態理解也不一致。所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概念缺乏科學性，其基本涵義含混不清。這個概念的抽象和不確定性使得它可以被隨心所欲地詮釋和使用，甚至反過來可以被反對派用作攻擊蘇共的武器。多黨制、三權分立、意識形態多元化、黨的指導思想多元化、把黨改為議會黨等觀點後來都成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內容。可見，這個龐雜的理論是難以指導政治改革和黨的活動的，它在實踐中大大削弱了蘇共的思想領導作用。

　　又比如，對改革的動力的認定。蘇共領導人認為人民會無條件地支持改革，完全放任群眾的自發力量。結果是改革失去了領導和指導，民眾越來越失去理性，無政府主義大行其道。

　　再比如，對改革的手段、途徑與方式的規定。蘇共領導人開始還強調黨的領導，主張改革要自上而下有序地進行。後來對黨的領導就不再提及，而只強調民主化、「公開性」、「透明度」等等，完全放任自流，局勢很快陷入失控。

　　由於在以上這些關係改革成敗的關鍵認識上出現偏差與混亂，改革的結局可以想見。80年代末，蘇聯國內政治基本情況是：一方面，社會上形成一股強大的反對勢力，主張自由主義和全盤西化；另一方面，蘇共黨內結成一股堅決維護斯大林主義的派別，抵制改革。兩種力量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這一時期，整個蘇聯國內政治呈現「三無」狀態：黨內無主流，國內無主導，民眾無主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百舸爭流。競爭導致極端主義盛行，各派勢力都在大搞街頭政治，竭力展現自己的羽毛與歌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相互攻擊，相互踩踏，絕對沒有絲毫寬容與妥協。當時的蘇聯，怎一個亂字了得！這種情況的持續使得民眾逐漸對蘇共失去信心，認為這夥人根本駕馭不住局勢，已經沒有能力再繼續領導和管理這個國家，蘇共的社會支持率一落千丈。

　　第二，無序民主導致黨分裂。

　　1988年6月，蘇共召開第十九次代表會議。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政治體制改革。戈爾巴喬夫在大會上總結了60多年的歷史教訓，批判和揭露了蘇聯現行政治體制的弊端。他指出，十月革命後建立的政治體制不久就發生了「嚴重的變形」，建立了一個專制極權和行政命令的官僚體制，隨著這種體制的消極因素越來越嚴重，最後形成「障礙機制」，我們現在所遇到的許多困難，其根源也都在於這一體制。戈爾巴喬夫認為，專制極權和行政命令的官僚體制核心就是民主集中制。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嚴厲地批評了民主集中制原則。戈爾巴喬夫說民主集中制實際上是「官僚主義的中央集權制」，違反黨員關係的平等原則，並強調黨的工作要「具有開放性」，宣布在黨內沒有不受批評的人和沒有不受批評的禁區。之後，1990年3月的蘇共中央全會全面修改了民主集中制，以「保護少數」為由，允許黨員在黨的刊物上發表不同意各級黨組織決議的意見；允許各級黨組織實行「自治原則」，下級黨組織的決議只要「不超出黨綱和黨章的範圍」，上級黨組織無權改變；在對待黨內派別活動方面，允許黨內橫向組織活動。蘇共從此取消了民主集中制原則。這些思想、觀點和看法並沒有錯，但是，一旦付諸實踐，在當時蘇聯那樣的國家內和蘇共那樣的政黨內，就完全成了另一回事。

　　蘇聯國內政治和蘇共黨內政治的基本特點是集權（宣傳上的表述是「民主集中」），這使得蘇共黨內和蘇聯國內上上下下對民主政治完全陌生，雖然對民主的談論甚至比西方民主國家還熱鬧，但真正的民主誰也沒有體會過。改革使民主突然降臨，面對這個「民主實物」，同時也是「民主怪物」，所有人都表現出不適應和手足無措。

　　國內基本情況上面已經談到過，現在看看黨內情況。由於蘇共黨內從來強調紀律和一致，黨組織和黨員已經習慣了被「牽」著走，並沒有自主思考和自主行動，現在突然失去牽引和控制，一下子就沒了方向，這個組織嚴密的黨轉瞬間就成了一群無法無天的烏合之眾。黨也開始逐漸分裂，形成了激進改革派、中間派、保守派等派別。各派又在自己的陣營中程度不同地分化出一系列政治集團，形成了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派中分流的混亂局面。黨組織淪為喧囂吵鬧、爭論不休的政治俱樂部。嚴肅的政治生活變成了兒戲與娛樂。當時的蘇共，同樣是怎一個亂字了得！

　　第三，對多黨政治的不適應使蘇共在新的政治競爭形式中陷入極大被動，毫無勝算。

　　在政治改革中，蘇聯社會出現了一股結社組黨的狂潮。據《莫斯科新聞》估計，1989年，各種形式的政治性組織已達6萬多個，政黨約2000-3000個。這些組織在羽毛豐滿之後，提出了和蘇共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的要求，主張實行多黨制，取消蘇聯憲法中規定黨的領導地位的第六條。蘇共最初斷然拒絕了多黨制的主張，但是，從1990年起，面對迅速發展的各種政治組織和它們提出的實行多黨制的要求，戈爾巴喬夫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儘管他指出多黨制不是「靈丹妙藥」，但他又表示，如果多黨制是歷史進程的必然結果，並且符合社會需要，就可以並應該接受。隨後的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明確地站到了多黨制的立場上。最終，在1990年3月召開的第三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對憲法第六條進行了修改，多黨制原則在蘇聯正式確立。

　　當然並不是說一搞多黨制共產黨就必然下台，但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一旦置身於真正的多黨政治中，蘇共幾乎完全喪失了生存能力。因為蘇共長期雄霸政壇，唯我獨尊，俯視天下，習慣於居高臨下的發號施令，完全沒有在多黨平等競爭的政治環境中生存並取勝的本領和技能，突如其來的多黨制使蘇共發揮作用的傳統方式方法驟然失效，全黨上下都茫然不知所措，在激烈的黨派競爭中招架都有困難，更談不上還手！結果是，在實行多黨制之後的各類重要選舉中，官氣十足、愚笨乏味、說起話來一本正經、咿呀哼哈的蘇共候選人頻頻落選，而那些伶牙俐齒、口若懸河、來自於民眾的反對派候選人則節節獲勝。在人民代表的競選中，那些與蘇共候選人競選的獨立候選人一開始還心虛氣弱，但獲勝後感慨道：「沒想到擊敗蘇共提名的候選人竟是如此輕而易舉！」這其中，蘇共這個黨已經不得人心當然是主要原因，但整個黨對民主政治的不適應，黨員素質低下無疑也是原因之一。

　　第四，想革除黨過分集權的弊端，結果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完全否認黨的領導。

　　戈爾巴喬夫與他同時的蘇共領導認識到了蘇聯政治體制中黨過分集權的弊端，也認識到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怎麼改？改成什麼樣子？蘇共領導人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失誤。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召開的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宣布開始進行根本的政治體制改革。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目標和內容，會議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定性方向，是保證人民代表蘇維埃的全權」，「全部權力歸蘇維埃」，「在政治體制各個基本環節之間，首先黨與國家之間正確分配權力具有原則意義」。會議決定：「權力中心應該由共產黨轉向蘇維埃，要自上而下地恢復甦維埃的全權，黨不能對蘇維埃和社會團體進行直接的領導」，「黨委會不能作出含有對國家機關、經濟機關和社會組織直接指示的決定」。

　　戈爾巴喬夫在這次會議上大力提倡「多元化」，把「多元化」與「民主化」、「公開性」一起視為蘇共提出的「三大革命性倡議」。戈爾巴喬夫提出，要把「多元化」引進政治體制，建立起「表達和形成各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利益和意志」的機制，也就是說，政治體制中要形成「多元化」的機制。會議還正式承認了日益增加並影響越來越大的各種各樣的民間團體，認為這是改革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人民首創精神的出色表現」。

　　由於第19次代表會議的影響，在這次會議之後，蘇聯社會在政治方面發生了一些新情況（詳細情況以上已經有過介紹，這裡作一歸納）：一是民間政治團體大量增加，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有組織的政治反對力量。其中特別是1989年7月，蘇聯人民代表中的300名激進派成員成立了「跨地區代表團」，並選出葉利欽等5人為主席和由25人組成的協調委員會。這樣，在議會中第一次出現了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二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迅速削弱，多黨制已成氣候。憲法修改後，蘇共的「法定」領導地位不復存在。三是蘇共內部，特別是中央領導核心內部出現了較大的意見分歧，權力鬥爭加劇，這導致了黨內人心渙散，特別是最高領導層，由於頻繁的、大規模的人事變動，實際上已經分崩離析。四是民族矛盾和民族分離加劇。最主要的事件是：1990年2月15日，拉脫維亞宣布獨立；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獨立；1990年3月30日，愛沙尼亞宣布獨立。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獨立，推倒了聯盟解體的多米諾骨牌。很快，蘇聯這座雄偉的摩天大廈就像「9·11」事件中的雙子座一樣，轟然垮塌。

　　第五，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分離、脫節，沒有把經濟建設放在中心地位，改革反而使經濟建設和人民的物質利益受到損害。

　　社會主義改革的最終總目標是什麼？鄧小平的看法是「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無論你怎麼改，都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這個硬道理。最終、最重要、最關鍵的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管你怎麼改，只要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有保障，並且不斷有所提高，就不會有大問題，出大亂子。在中國，至少在改革初期，政治改革是為經濟改革服務的，整個改革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目標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

　　這樣簡單的道理蘇共卻似乎沒有什麼領悟，蘇共始終就沒有明確地提出過把發展經濟擺在中心位置這樣的提法。總的來看，蘇共的改革始終沒有一個中心，也沒有一個最終的鑒別標準。更有甚者，到改革的後期，無論蘇共還是反對派都只顧爭權奪利，對經濟問題視而不見。明顯的例證就是1990年蘇聯糧食豐產，但由於蘇共和蘇聯政府對動員和組織秋收工作不聞不問，結果使得豐產不豐收，最後還不得不向國外大量購買糧食。在其他經濟領域問題同樣嚴重，工業生產大幅萎縮，商品奇缺，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和社會勞動生產率連年下降。在經濟混亂與政治動蕩中，廣大人民群眾飽嘗了失業和社會動蕩之苦，生活困苦不堪，逐漸對改革、對蘇共、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大批黨員退黨，最終導致蘇共下台解散，蘇聯解體滅亡。

[注1] 1918年起改稱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925年起改名為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為敘述方便，後文一律稱此黨為"蘇共"。[注2] 蘇聯共有十五個加盟共和國，這次集會喬治亞沒有參加，原波羅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已於1991年3月宣布脫離蘇聯獨立，也沒有參加，此外的11個加盟共和國全部參加。[注3] 《斯大林選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9頁。

　第一，思想混亂導致行為混亂，進而致使整個社會一片混亂。

　　比如，對改革的目標的設定。政治改革一開始，蘇共領導人提出的目標是：堅持在社會主義範圍內完善社會關係，消除阻礙社會進步的因素，用戈爾巴喬夫的話來說就是「要深入地革新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使社會主義具有最現代化的組織形式……。」後來變了，提出改革的目的是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

　　什麼是「民主」？什麼是「人道」？不同的意識形態有不同的定義，甚至相同的意識形態理解也不一致。所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概念缺乏科學性，其基本涵義含混不清。這個概念的抽象和不確定性使得它可以被隨心所欲地詮釋和使用，甚至反過來可以被反對派用作攻擊蘇共的武器。多黨制、三權分立、意識形態多元化、黨的指導思想多元化、把黨改為議會黨等觀點後來都成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內容。可見，這個龐雜的理論是難以指導政治改革和黨的活動的，它在實踐中大大削弱了蘇共的思想領導作用。

　　又比如，對改革的動力的認定。蘇共領導人認為人民會無條件地支持改革，完全放任群眾的自發力量。結果是改革失去了領導和指導，民眾越來越失去理性，無政府主義大行其道。

　　再比如，對改革的手段、途徑與方式的規定。蘇共領導人開始還強調黨的領導，主張改革要自上而下有序地進行。後來對黨的領導就不再提及，而只強調民主化、「公開性」、「透明度」等等，完全放任自流，局勢很快陷入失控。

　　由於在以上這些關係改革成敗的關鍵認識上出現偏差與混亂，改革的結局可以想見。80年代末，蘇聯國內政治基本情況是：一方面，社會上形成一股強大的反對勢力，主張自由主義和全盤西化；另一方面，蘇共黨內結成一股堅決維護斯大林主義的派別，抵制改革。兩種力量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這一時期，整個蘇聯國內政治呈現「三無」狀態：黨內無主流，國內無主導，民眾無主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百舸爭流。競爭導致極端主義盛行，各派勢力都在大搞街頭政治，竭力展現自己的羽毛與歌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相互攻擊，相互踩踏，絕對沒有絲毫寬容與妥協。當時的蘇聯，怎一個亂字了得！這種情況的持續使得民眾逐漸對蘇共失去信心，認為這夥人根本駕馭不住局勢，已經沒有能力再繼續領導和管理這個國家，蘇共的社會支持率一落千丈。

　　第二，無序民主導致黨分裂。

　　1988年6月，蘇共召開第十九次代表會議。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政治體制改革。戈爾巴喬夫在大會上總結了60多年的歷史教訓，批判和揭露了蘇聯現行政治體制的弊端。他指出，十月革命後建立的政治體制不久就發生了「嚴重的變形」，建立了一個專制極權和行政命令的官僚體制，隨著這種體制的消極因素越來越嚴重，最後形成「障礙機制」，我們現在所遇到的許多困難，其根源也都在於這一體制。戈爾巴喬夫認為，專制極權和行政命令的官僚體制核心就是民主集中制。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嚴厲地批評了民主集中制原則。戈爾巴喬夫說民主集中制實際上是「官僚主義的中央集權制」，違反黨員關係的平等原則，並強調黨的工作要「具有開放性」，宣布在黨內沒有不受批評的人和沒有不受批評的禁區。之後，1990年3月的蘇共中央全會全面修改了民主集中制，以「保護少數」為由，允許黨員在黨的刊物上發表不同意各級黨組織決議的意見；允許各級黨組織實行「自治原則」，下級黨組織的決議只要「不超出黨綱和黨章的範圍」，上級黨組織無權改變；在對待黨內派別活動方面，允許黨內橫向組織活動。蘇共從此取消了民主集中制原則。這些思想、觀點和看法並沒有錯，但是，一旦付諸實踐，在當時蘇聯那樣的國家內和蘇共那樣的政黨內，就完全成了另一回事。

　　蘇聯國內政治和蘇共黨內政治的基本特點是集權（宣傳上的表述是「民主集中」），這使得蘇共黨內和蘇聯國內上上下下對民主政治完全陌生，雖然對民主的談論甚至比西方民主國家還熱鬧，但真正的民主誰也沒有體會過。改革使民主突然降臨，面對這個「民主實物」，同時也是「民主怪物」，所有人都表現出不適應和手足無措。

　　國內基本情況上面已經談到過，現在看看黨內情況。由於蘇共黨內從來強調紀律和一致，黨組織和黨員已經習慣了被「牽」著走，並沒有自主思考和自主行動，現在突然失去牽引和控制，一下子就沒了方向，這個組織嚴密的黨轉瞬間就成了一群無法無天的烏合之眾。黨也開始逐漸分裂，形成了激進改革派、中間派、保守派等派別。各派又在自己的陣營中程度不同地分化出一系列政治集團，形成了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派中分流的混亂局面。黨組織淪為喧囂吵鬧、爭論不休的政治俱樂部。嚴肅的政治生活變成了兒戲與娛樂。當時的蘇共，同樣是怎一個亂字了得！

　　第三，對多黨政治的不適應使蘇共在新的政治競爭形式中陷入極大被動，毫無勝算。

　　在政治改革中，蘇聯社會出現了一股結社組黨的狂潮。據《莫斯科新聞》估計，1989年，各種形式的政治性組織已達6萬多個，政黨約2000-3000個。這些組織在羽毛豐滿之後，提出了和蘇共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的要求，主張實行多黨制，取消蘇聯憲法中規定黨的領導地位的第六條。蘇共最初斷然拒絕了多黨制的主張，但是，從1990年起，面對迅速發展的各種政治組織和它們提出的實行多黨制的要求，戈爾巴喬夫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儘管他指出多黨制不是「靈丹妙藥」，但他又表示，如果多黨制是歷史進程的必然結果，並且符合社會需要，就可以並應該接受。隨後的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明確地站到了多黨制的立場上。最終，在1990年3月召開的第三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對憲法第六條進行了修改，多黨制原則在蘇聯正式確立。

　　當然並不是說一搞多黨制共產黨就必然下台，但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一旦置身於真正的多黨政治中，蘇共幾乎完全喪失了生存能力。因為蘇共長期雄霸政壇，唯我獨尊，俯視天下，習慣於居高臨下的發號施令，完全沒有在多黨平等競爭的政治環境中生存並取勝的本領和技能，突如其來的多黨制使蘇共發揮作用的傳統方式方法驟然失效，全黨上下都茫然不知所措，在激烈的黨派競爭中招架都有困難，更談不上還手！結果是，在實行多黨制之後的各類重要選舉中，官氣十足、愚笨乏味、說起話來一本正經、咿呀哼哈的蘇共候選人頻頻落選，而那些伶牙俐齒、口若懸河、來自於民眾的反對派候選人則節節獲勝。在人民代表的競選中，那些與蘇共候選人競選的獨立候選人一開始還心虛氣弱，但獲勝後感慨道：「沒想到擊敗蘇共提名的候選人竟是如此輕而易舉！」這其中，蘇共這個黨已經不得人心當然是主要原因，但整個黨對民主政治的不適應，黨員素質低下無疑也是原因之一。

　　第四，想革除黨過分集權的弊端，結果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完全否認黨的領導。

　　戈爾巴喬夫與他同時的蘇共領導認識到了蘇聯政治體制中黨過分集權的弊端，也認識到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怎麼改？改成什麼樣子？蘇共領導人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失誤。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召開的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宣布開始進行根本的政治體制改革。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目標和內容，會議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定性方向，是保證人民代表蘇維埃的全權」，「全部權力歸蘇維埃」，「在政治體制各個基本環節之間，首先黨與國家之間正確分配權力具有原則意義」。會議決定：「權力中心應該由共產黨轉向蘇維埃，要自上而下地恢復甦維埃的全權，黨不能對蘇維埃和社會團體進行直接的領導」，「黨委會不能作出含有對國家機關、經濟機關和社會組織直接指示的決定」。

　　戈爾巴喬夫在這次會議上大力提倡「多元化」，把「多元化」與「民主化」、「公開性」一起視為蘇共提出的「三大革命性倡議」。戈爾巴喬夫提出，要把「多元化」引進政治體制，建立起「表達和形成各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利益和意志」的機制，也就是說，政治體制中要形成「多元化」的機制。會議還正式承認了日益增加並影響越來越大的各種各樣的民間團體，認為這是改革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人民首創精神的出色表現」。

　　由於第19次代表會議的影響，在這次會議之後，蘇聯社會在政治方面發生了一些新情況（詳細情況以上已經有過介紹，這裡作一歸納）：一是民間政治團體大量增加，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有組織的政治反對力量。其中特別是1989年7月，蘇聯人民代表中的300名激進派成員成立了「跨地區代表團」，並選出葉利欽等5人為主席和由25人組成的協調委員會。這樣，在議會中第一次出現了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二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迅速削弱，多黨制已成氣候。憲法修改後，蘇共的「法定」領導地位不復存在。三是蘇共內部，特別是中央領導核心內部出現了較大的意見分歧，權力鬥爭加劇，這導致了黨內人心渙散，特別是最高領導層，由於頻繁的、大規模的人事變動，實際上已經分崩離析。四是民族矛盾和民族分離加劇。最主要的事件是：1990年2月15日，拉脫維亞宣布獨立；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獨立；1990年3月30日，愛沙尼亞宣布獨立。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獨立，推倒了聯盟解體的多米諾骨牌。很快，蘇聯這座雄偉的摩天大廈就像「9·11」事件中的雙子座一樣，轟然垮塌。

　　第五，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分離、脫節，沒有把經濟建設放在中心地位，改革反而使經濟建設和人民的物質利益受到損害。

　　社會主義改革的最終總目標是什麼？鄧小平的看法是「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無論你怎麼改，都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這個硬道理。最終、最重要、最關鍵的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管你怎麼改，只要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有保障，並且不斷有所提高，就不會有大問題，出大亂子。在中國，至少在改革初期，政治改革是為經濟改革服務的，整個改革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目標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

　　這樣簡單的道理蘇共卻似乎沒有什麼領悟，蘇共始終就沒有明確地提出過把發展經濟擺在中心位置這樣的提法。總的來看，蘇共的改革始終沒有一個中心，也沒有一個最終的鑒別標準。更有甚者，到改革的後期，無論蘇共還是反對派都只顧爭權奪利，對經濟問題視而不見。明顯的例證就是1990年蘇聯糧食豐產，但由於蘇共和蘇聯政府對動員和組織秋收工作不聞不問，結果使得豐產不豐收，最後還不得不向國外大量購買糧食。在其他經濟領域問題同樣嚴重，工業生產大幅萎縮，商品奇缺，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和社會勞動生產率連年下降。在經濟混亂與政治動蕩中，廣大人民群眾飽嘗了失業和社會動蕩之苦，生活困苦不堪，逐漸對改革、對蘇共、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大批黨員退黨，最終導致蘇共下台解散，蘇聯解體滅亡。

[注1] 1918年起改稱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925年起改名為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為敘述方便，後文一律稱此黨為"蘇共"。[注2] 蘇聯共有十五個加盟共和國，這次集會喬治亞沒有參加，原波羅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已於1991年3月宣布脫離蘇聯獨立，也沒有參加，此外的11個加盟共和國全部參加。[注3] 《斯大林選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