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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之道說陰陽

山水之道說陰陽

段煉

《中國文化報》2014年4月20日

山水之道為陰陽。一說陰陽,人們會聯想到首尾相對的黑白雙魚圖,一見此圖,也會聯想到陰陽二字。無疑,這二字是道家關鍵詞,雙魚圖也是道家的主標識。若用現代符號學術語說,陰陽之詞和雙魚之圖都是道家思想的符號,這符號以意象的方式而見諸古代山水畫。

山水畫中有山有水,山與水一靜一動謂陰陽,此乃畫家構思構圖的傳統程式。若說畫中山水是符號能指,那麼陰陽之意便是符號所指,或曰:山水畫蘊含了道家思想,山水相合便是無極圖像。古人云:無極生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兩儀立也。且看畫中兩儀:依山傍水必有路,彎彎曲曲、斷斷續續、或隱或顯。再細看:畫中之路實為山路水路,綴以點景小人,要麼徒步,要麼舟行,或隨之騾馬,或伴以車船。這山路水路,這路上行人,這車船騾馬,皆是符號能指,其所指在於天人合一,在於隱居的高蹈,所謂道家精神即是。

山路為人所築,繞行山間,雖有林石掩映,但常在明處,易於辨識。水路天然所生,可為大流,也化為氤氳,有時在暗處,避實就虛,不易辨識。此外,山路水路之方向,雖不絕對,但一般說來,山路朝上,將行者引向高遠深遠處;水路朝下,無論瀑布還是溪澗,都往低處流,引人隨水出山。這一明一暗、一實一虛、一上一下、一進一出,也是山水的陰陽之道,應合了符號的所指與能指之道。

就構思和構圖而言,山水畫的基本圖像是山與水,而山路與水路的符號,也是山水畫的既定程式。程式即常規,老子曰,常者道也,無常亦道。山重水複皆有路,路為山水之道,也是符號之道。

不消說,古代山水畫的基本思想,首先是道家哲學,世間進退,與山水同步。另一方面,山水畫也承載儒家思想。道者儒者,也似陰陽,出世入世,兩不相容,卻又相輔相成,猶如水上小橋,或路盡雲起,溝通了山路水路,使之兩相輔佐,化而為一,以此成就了古代哲學的大體。北宋范寬的巨制《溪山行旅圖》,畫面正中那偉岸而堅定的山峰,就體現了儒家維護王權統治的現世態度。山水畫的儒道互補,類同陰陽互補,一如士大夫進則兼善天下退則獨善其身的處世態度。與范寬巨制齊名的北宋郭熙《早春圖》,也具有相似的雙重思想,唯范寬的行旅圖更為陽剛,郭熙的早春圖較為陰柔。這一陽一陰,異曲同工,無不昭示了山水之道。

的確,古代山水畫的關鍵符號是陰陽圖,以山路水路為代表。只不過,山水畫的豐富與複雜,在於符號的能指不僅是山路水路,而符號的所指,也不僅是抽象的陰陽哲學。續說范寬的《溪山行旅圖》,畫中偉岸的高山,可視作儒家莊重的化身,是王權不可侵犯的象徵,具有長城的功能,拒人於城下,不得其門而入,恰如後來的紫禁城。在這個意義上,若說范寬之山作為能指是嚴實而封閉的,那麼郭熙之山作為能指,則因雲霧繚繞而鬆弛開放,范郭二山一合一開,也是陰陽互補,見證了北宋山水畫的兩個面孔,其陰陽符號的所指,也就不局限於哲學的抽象,而既有政治寓意的價值,也有藝術審美的作用。

進一步說,陰陽關係是辯證的,恰如陰陽二字,月為陰日為陽。但夜望長空,那一彎明月的可見之處,莫非不是月亮之陽?陰陽關係的辯證之處,是對立雙方可以相互轉化,正如能指和所指的關係,在一串符號鏈中可以相互轉換。現代符號學的一大淵源是語言學,其語法研究中有一例便是見證:漢語連動句里的賓語,可以搖身一變而成主語,例如「我看范寬畫山水」句中的范寬,在前半句里是我看的賓語,在後半句中是作畫的主語,其身份轉換,取決於語境。細看范寬畫中的偉岸山峰,山前氤氳營造了足夠的空間,給人喘息迴旋的餘地,而兩邊不僅有側峰穿插,更有澗隙飛瀑。因此,這貌似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皇家風範,實則既主且賓,陰陽兼顧。惟其如此,方能一張一弛,開合自如,讓溪山之間的行者旅人可進可退,遊刃有餘。如此構思,既張揚了儒家的雍容大度,又暗示了道家的抑揚頓挫。

符號學是西方的現代學術,儒道兩家是中國的古代哲學,二者貌似風馬牛不相及。但在山水畫中,二者互為注釋,相依相成,有如左腳右腳,前後更替,於是能行走於溪山之道,無論山路水路,行到窮盡時,便看無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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