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梯子衚衕

梯子衚衕，呈東西走向，東口在王府井大街，西口北拐與小甜水井衚衕相接。東口半截衚衕在1950年建設人民日報社大樓時被拆，1965年將西半截梯子衚衕併入小甜水井衚衕。民國時期，這裡臨近霞公府北京飯店和王府井大街，為外國紳士作西服的紅幫師傅們集中在這裡，在不長的梯子衚衕里竟然有七家西服店。上圖梯子衚衕的照片有梯子衚衕6號「孫欽記成衣鋪」廣告字樣。圖中之人是個走街串巷的磨刀師傅，肩膀上扛著長條木凳，帶著磨刀石、鎚子、水瓶子等簡單工具，彷彿聽見那拖著長音的吆喝聲：「磨剪子來……，戧菜刀!」磨剪子磨刀，是老北京五行八作里最貼近百姓，與人們生活密切關連的一個行當。在人們的衣、食、住、行中，刀子剪子是不可缺少之物。新買的刀剪使用久了，難免出些小毛病，如鈍了、不合口了，必須磨一磨修一修才好用，因此就有了磨刀匠。過去，北京人穿衣吃飯大都自己做，很少到外面去買，刀剪更是身邊離不了的工具。京城的大街上，衚衕里，人們常能見到走街串巷的磨刀人。他們肩扛長板凳，板凳的一頭放著磨刀石，另一頭搭著個麻布袋，袋裡裝有鎚子，戧子等工具，凳子腿上拴著個小水桶。那「磨剪子唻嗨……戧菜刀！」清脆婉轉的吆喝聲和不時傳來的鐵皮板「呱噠呱噠」的響聲，回蕩在小衚衕中。市民們聽到這種聲音便知道磨刀人來了，拿出家中不好用的器具交給磨刀師傅修理。《浙江全省旅平同鄉錄》記載：包雨田，鄞縣人，54歲，梯子衚衕14號，登記職業為「商業」；胡意文，鄞縣人，42歲，梯子衚衕12號，文記西服裝；胡意德，鎮海人，29歲，梯子衚衕12號，文記西服裝；孫欽華，鄞縣人，48歲，梯子衚衕6號，孫欽記成衣鋪；孫祺利，鄞縣人，29歲，梯子衚衕6號，孫欽記時服裝；王幼初，鄞縣人，62歲，梯子衚衕（無號碼），王順興西服裝。據網友一象先生考證，他家太公在東長安街開辦東安飯店的寧波人方潤齋，在1935年的《浙江全省旅平同鄉錄》中登記的職業為「商業」，註冊地址是王府井梯子衚衕14號，年齡60歲。在這本同鄉錄中，多數人的職業一項登記的很具體，比如某飯店，某商店，或某大學，也有些人登記商界，學界，政界，等等。地址一項，絕大多數登記的是工作地址（如飯店或西服店所在的街道），也有少數人登記住址（官員和教授）。他家太公在生意上的合伙人張孝恭（德順），寧波鄞縣人，64歲，德記西服庄經理，梯子衚衕14號，地址在王府井霞公府衚衕。為方便顧客選料，當時的西服店（又稱紅幫裁縫店）大多兼賣進口的呢絨洋布等西服布料。北京西服業同業公會會址就設在位於小甜水井衚衕的寧波會館。致力於研究北京寧波幫的徐祖光先生，在「北京的紅幫裁縫」一文中描述了民國時期寧波商幫在繁榮的西服業的壟斷地位：「二十年代在北京名氣響、規模大、資金足的西服庄無一不是寧波紅幫裁縫所開設」，「1935年鄞縣同鄉會會員314人中有115人從事西服業，占鄞縣會員總數的36.6%；奉化同鄉會會員64人中有48人從事西服業，占奉化會員總數的75%。那時，北京共有西服庄70餘家，除少數幾家外，有67家為寧波紅幫裁縫。」 西服業的興起，是由於在民國元年，遷至北京不久的民國臨時政府和參議院頒發了第一個服飾法令 ——《服制》。該法令大膽地將西式服裝引進中國，將燕尾服確定為大禮服，配有西式白襯衫、背心、黑領結、白手套及黑色高筒禮帽和黑色漆皮皮鞋。西裝也被定為民國男子的半正式禮服，西服與背心、西褲構成三件套西裝。民國初期，從政府官員、教授、學生、買辦商人到普通職員，都把西裝視為不可或缺的標準裝。我們小時候在接受教育時說，中山服是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的「國服」，孫中山先生是如何如何在日本設計出中山服的，這個口袋裝這個，那個口袋裝那個，上面還有二個小口袋，表示三民主義都裝在口袋裡。解放後中國領導人都穿中山服，老百姓男人穿中山服，女人們穿列寧服。

「文革」以後，中國男人興穿解放軍幹部四個口袋的「解放服」，蘭、綠、黑、灰色服裝穿了三十多年。下圖是八十年代初拍攝於建國門立交橋的照片，那時中國人把穿洋裝的外國人還當成稀罕物。

改革開放以後，開始興穿西服了，被中國人稱作「洋服」，殊不知，早在100年前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就把西服定為「國服」。現在中國宣傳界從來不提中國人穿西服的起源，更不提西服曾是憲法制定的「國服」這碼子事兒，就因為它是中華民國定的，這種肆意隱瞞歷史真相的做法，真是混蛋透頂。也就是在中國有這種怪現象，身穿西服當「正裝」，都不知道打哪兒起的。從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起，在正式場合，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身穿正裝西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