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災難報道」背後的災難——對「5·12汶川大地震」災難報道的一些反思

在汶川大地震的救災報道中，新聞傳播的高度透明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也反映了我國新聞自由度的日益擴大。各類媒體紛紛派出記者，全方位進入抗震救災的各個領域，沒有掩埋一絲信息，從嚴重的傷亡慘象、受災的範圍和中央領導人的搶險指揮活動，記者無不自由報道，讓觀眾在第一時間全面了解抗災實況，反應之迅速、報道的信息量之大前所未有。但是，當汶川大地震漸漸離我們遠去、媒體的集中報道謝幕後，無論是受眾還是媒體本身，對於這次災難報道中引發的「次生災難」，有必要進行解剖和反思。一、災難報道引發的「次生災難」這次災難報道中引發的「次生災難」，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災難報道恐怖化。災難報道局限於報道災難，繼而展示災難。於是在各類報道特別是電視報道中，倒塌的房屋、扭曲的公路、鮮血淋漓傷員等刺激性畫面充斥熒屏或版面，更有一些媒體將一個個被砸得面目全非的逝者，甚至是殘肢斷臂等慘不忍睹的鏡頭和照片「直擊」受眾的眼球。某報紙一幅讓人觸目驚心的照片上，幾個學生模樣的逝者在殘垣下壓著，其中一個孩子的模樣清晰可辨，而另外幾個孩子的身體不同部位被坍塌的水泥塊覆蓋著，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最讓人驚恐的那些混在一起的手腳，分不清是誰的手，也辨不出是誰的腳。這些酷似災難片的「鏡頭」在第一時間傳遍全國，將本來已經非常恐怖和血惺場景在傳播中得以進一步放大，使之長久佔據視聽者的腦海，成為揮之不去的災難記憶。不僅如此，某些有著食痂之癮的媒體，並不滿足於「展示災難」，更熱衷於「挖掘災難」。 英雄教師譚千秋的愛人回到湖南大學時，一位中央電視台的記者在電話採訪時問：「從報紙上看到一張照片，是你抓著你丈夫的手，在給他清洗血跡。請問，當你抓著他的手的時候，你在想些什麼？」心理剛剛恢復一點平靜的她此刻又被該記者問得泣不成聲。2．災難報道媚俗化。在大眾傳播領域，媚俗是指媒體迎合受眾的傳播行為，或者是為迎合廣大受眾的視聽心理而降低文化產品的審美水準和道德水平，或者不假思索地考慮大多數媒介的[作者簡介] 蘇虹，南空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07級博士研究生。20做法而跟風傳播。汶川地震災難報道的媚俗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竭力展現災難奇聞與圖景。為嘩眾取寵殘忍地找尋「閃光點」，於是，那些倖存者奄奄一息地被從廢墟里救出來，卻被迫要面對鏡頭接受採訪；更有甚者，在電視直播的畫面里，廢墟中發現了一位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大爺，一個救援人員擋住了攝像機鏡頭，現場女主持對他說「你讓讓好不好，我們先拍。」大家都說還是救人要緊，而主持人堅持說「只要5分鐘就好。」此時，倖存者身體上方正有一塊殘存的預製板，隨時可能發生垮塌，救援人員要求先把它搬開再說，沒想到主持人的回答竟然是「不用，就保持那樣別動。」接著轉過身來繼續對著鏡頭播報。二是刻意尋找救災人員或者救災領導的悲憫情懷。客觀報道領導在抗災中的行蹤是必要的，但全面報道身處災難中的人們和救災人員的情況同樣重要，某些媒體恰恰忽視了這一點，將救災新聞當成了會議新聞，對領導所做的抗震救災的重大決策和組織各行各業救災視而不見，而是將鏡頭對準領導，東扯一段，西扯一段，浮光掠影，僅僅關注誰掉眼淚、誰下跪。3．災難報道娛樂化。最典型的當數《成都商報》的一篇報道。6月23日《成都商報》報道：6月17日，四川省彭州市龍門山鎮農戶萬興明家的一隻豬，在地震36天之後被成都軍區空軍某飛行學院從豬圈廢墟挖出，這時豬的體重已經從此前的300斤「減肥」至不到100斤。主人推測，地震被埋廢墟後，豬靠吃木炭頑強維持生命。隨後，這隻倖存的豬被成都建川博物館以3000餘元購得。博物館館長表示要為它「養老送終」，申報吉尼斯記錄，並為其取小名「36娃兒」，大名「朱堅強」。在記者在這篇現場感極強報道中，詳細描述了買豬的過程。在描述這頭命名為「朱堅強」的豬被趕往運輸車輛過程中，記者寫道：「『朱堅強』死活不肯往前走。幾個人又拉又推，向來都很低調的「朱堅強」，發出了嚎叫聲，掙脫人們的手，跑回了豬圈。」一句「向來都很低調」，讓讀者不得不以為記者筆下的「朱堅強」是與其朝夕相處多年的老友！4．災難報道商業化。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許多電視台將大部分節目都停了下來，集中搞災情報道，讓人們在第一時間了解到有關地震的情況，這本是可圈可點的，但那些讓人煩透了的廣告卻依然照播不誤。即使是平時，由於廣告節目的濫殤，都已經導致了許多觀眾的憤然離去。何況在舉國悲痛之時，什麼「腦白金」、「衛生巾」之類的硬廣告，以及「***特約播出」等軟廣告充斥熒屏，讓人簡直無法忍受。而更人讓人感到憤怒的是圍繞所謂的王石「捐款門」的大肆炒作。汶川地震後，萬科曾宣布捐款220萬元。同時，萬科董事長王石表示，「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中國是個災害頻發的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個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應成為負擔。」 王石表態很快成為媒體的炒作的焦點，各媒體在報道這一表態的同時，斷言「這筆捐款數額以及之後萬科董事長王石的表態迅速給萬科帶來了近年來最大的一次公共信任危機」。但此後，一切似乎在一雙「無形之手」的操縱下有條不紊地推進著：眾媒體聲討——王石頻頻亮相——追捐一億元——王石道歉，其結果是，「王石一邊道歉一邊身價暴漲」。5．災難報道隨意化。大災之後電視、廣播等設備的癱瘓，處於災區中群眾難以全面了解方方面面的情況，因而出現的各種謠傳原本也是情理之中。可悲的是，某些媒體充當了這種謠傳的傳播者和放大者。比如某處哄搶物資，有壞人開始假扮志願者進入災區偷東西，某些受災並不嚴重的地區開始趁亂往家裡囤積救災物資，有人拿解放軍救人當是看熱鬧而自己則在搓麻將……。而在地震之初某些媒體以「正義的名義」對校舍倒塌問題的「拷問」，成為一種悲憤情緒的宣洩和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在最需要團結一心救災的關鍵時刻，「百餘位家長們，手捧孩子遺像，試圖沿公路向德陽市區進發，要求政府追查教學樓倒塌的真實原因。」（《南方周末》2008.5.29第一版）二、「次生災難」的成因探尋或許，災難報道引發的「次生災難」並非媒體的初衷，但其危害卻是顯而易見的。其成因亦值得剖析：211．道德與倫理的淡忘。《國際新聞道德信條》草案指出，「個人的名譽應該予以尊重，有關個人私生活的消息和評論，可能損及個人名譽時，並非有助於公共利益，而僅僅是迎合觀眾好奇心裡者，則不應該發表。如果對個人的名譽或道德人格提出指控時，應該給予答辯的機會」[1]但在這次汶川大地震的災難報道中，媒體無情地「挖掘」能打動受眾的「閃光點」，並因此獲取了獨家新聞帶來的某種榮耀，而後果卻是以犧牲被採訪者的感情或隱私為代價。正所謂是「一個人的悲劇，另一個人的獎品。」表面看，是這些新聞記者在採訪中不注意尊重人性和維護人的尊嚴，但從記者的行為與後果看，則折射出部分記者及其媒體對道德與倫理的淡忘。2．社會責任感的缺失。「任何時候我們都無法想像會有這樣的前景：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整個無形的環境，從而在全部政府事務上自發形成明確的公眾輿論。[2]正因為不可能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看清整個無形的環境，媒體必須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準確客觀和公正平衡報道災難。但一些媒體的報道在事情的前因後果尚未完全明晰的情況下，讓帶有主觀意向的評價成為媒體的觀點，美國「9?11」發生之後，一向有「掏糞工」之稱的美國媒體，沒有立即追究美國政府和美國總統的責任，也沒有質疑和謾罵攻擊其外交政策、安全防務、情報機構，而是空前一致地站在了美國政府一邊，整個美國團結到了一起，媒體也表現出很強的包容心態。這也反映出那時的美國人民和媒體知道如何在災難到來的時候做正確的事情，知道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在危機到來之時，我們應當將斥責和埋怨挪到災難過去之後，至少不要在當時把災難擴大化。1947年，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描述了一個自由的社會對於新聞自由的五點要求，其中一點是「本委員會相信對各種事件和力量的據實報道，無論這些力量是為阻礙達成社會目標還是為實現社會目標而工作的。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大眾傳播機構是一種教育工具，而且也許是最強大的；它們必須在陳述和闡明本共同體應該為之奮鬥的理性中，承擔起教育者那樣的責任。」[3]3．經濟利益的驅動。「為無權者代理正義是一個有責任感的新聞界最重要的特徵。或者換句話說，長期以來，新聞職業是否在為那些處於社會經濟基礎之外的團體代方就是檢驗它是否履行了其職責的石蕊試紙。」[4]在市場競爭的大環境下，媒介受到受眾、廣告商、自身利益等因素的影響日益趨向商業化，使經濟利益與媒介職業道德之間的天平失衡。於是，一些媒體的服務對象不再是受眾，而是廣告商、利益集團，記者關注的也不再是人民，而是那些「社會精英」。在所謂的王石「捐款門」事件中，受眾淪落為媒體「綁架」和愚弄的對象。至於為無權者代理正義，在現實社會中似乎正成為一種奢望。甚至在發生汶川大地震這樣的災難的情況下，某些媒體首先關注的是自己的發行量、收視率，而正義、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在利益面前顯得是那麼的蒼白無力。4．西方新聞理念的教條式追捧。有的媒體對某些西方過時的新聞理念盲目追捧。比如新聞娛樂化問題，19世紀後期，美國兩個報紙大亨赫斯特與普利策之間激烈競爭的時期掀起了新聞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嚴重一次的新聞娛樂化浪潮，人稱「黃色時期」。西方在走了這段彎路之後已開始重新找回新聞的本真價值。但近年來某些國內媒體卻自甘新聞媚俗化的集體墮落，出現了新聞「泛娛樂化」傾向，甚至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也不忘「肆意娛樂」。再比如， 「新新聞主義」作為西方新聞發展史上的一個流派，它主張通過場景描寫、細節描寫、對話描寫，以及通過對某個人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的描寫，把一切都展示在讀者面前，使人覺得身臨其境。那個人的思想似乎就是他的思想，他甚至都能進入那個人的情感世界。對此，國外已有不少學者批判其使新聞和小說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特別是從第三者的角度進行報道這種方法與新聞的真實性原則最不相符，而新新聞主義主張記者可以在新聞報道中描述人們的主觀感受和心理活動，這在傳統的新聞學中則是最為忌諱的。但國內有些媒體對此卻津津樂道，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致「那頭豬的思想似乎就是他的思想，他甚至都能進入那頭豬的情感世界。」22三、幾點思考媒體的災難報道引發的「次生災難」並非這次汶川大地震的特有產物，亦非中國媒體的特有產物。問題在於，無論是記者還是媒體，都應思考如何避免災難報道引發的「次生災難」或者將其消極影響降至最小值。進一步加強社會和言論的開放。社會和言論的開放，是一個國家與政府自信的表現，也是防止災難報道引發「次生災難」最有效的手段。以「非典」為分水嶺，近年來政府部門在處理突發事件及信息的公開透明方面顯得越來越成熟和自信。特別是這次汶川大地震，國內的媒體在第一時間報道了地震災情，同時，有關部門安排包括美聯社、NHK、英國《金融時報》等幾十家境外媒體的外國記者進入災區採訪，使得國內外某些不和諧音得到有效抑制。政府部門和媒體應認真總結汶川大地震新聞報道中的經驗教訓，對災難性事件不捂不蓋，讓政府掌握的信息在第一時間得到準確傳播，引導群眾從錯誤信息中擺脫出來，維護社會穩定和政府權威。進一步加強輿論的正確引導。正確的輿論導向具有廣泛地聯繫群眾、統一人民意志的優勢，使人民群眾的共同意願和心聲產生共鳴。要堅持正面報道為主，把穩定團結放在首位，2008年1月22日，胡錦濤《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充分發揮新聞媒體宣傳黨的主張、弘揚社會正氣、通達社情民意、引導社會熱點、疏導公眾情緒、搞好輿論監督的重要作用」。要及時分析研判輿情，掌握引導社會熱點的主動權。從輿論層次化、媒體分眾化的實際出發，整合各種媒體資源，形成以黨報黨刊、電台電視台為主、各類媒體互補的立體引導格局。同時,要高度重視對民意的「回應」，這既是媒體傾聽和對待公眾的方式，也是通達社情民意的必由之路。進一步提高媒介的公信力。媒介的公信力是媒介能夠獲得受眾信任的能力，是在長期的發展中日積月累而形成的。公信力也是「易碎品」，片面、虛假的報道有可能使媒體通過長期努力得來的公眾信任「毀於一旦」。必須堅持國家利益至上。媒介必須把宣傳黨的主張和國家的發展目標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媒介的這種社會責任優先於媒介自身的權利和自由。要加強自律。要養成尊重科學、尊重法律的良好習慣，竭盡一切努力，確保報道的真實、全面、公正和客觀，使自己的報道經得起歷史的經驗，防止似是而非和主觀臆斷的報道誤導受眾，影響受眾的正確判斷。要超越市場機制。「媒介的社會公正，實際上需要一個由公眾來規範的、負責任的媒介機構和組織結構來實現，而這樣的機構和組織絕不能日益集中到少數大集團的手中。」[5]新聞媒介要堅持以服務大眾為宗旨，防止因利益的侵蝕墮落為少數群體甚至個人輿論的工具。進一步提高新聞從業人員的素質。首先是思想水平。思想水平決定報道的態度和水平。要熟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把握時代發展的脈膊，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問題、分析問題，防止 「以其昭昭、使人昏昏」的幼稚病和「記者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式的故弄玄虛。二是要提升思維層次，確立唯實、動態、系統的思維方式。「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陳雲語）。對事物的認識能夠達到本質和事物內部聯繫的境界，敏銳地洞察和掌握事物內部的矛盾，從整體而不是個體與周圍世界的聯繫上去認識把握事物，以辯證求其實；把思維過程變成多因素、多變數、多層次和多角度的統一整體，把思維的「觸角」伸向各個角落，用發展的眼光發現、觀察、研究新情況；善於從宏觀、從全局、從整體上把握事物之間聯繫的多質、多變數、多層次、多向性的特點，知微知著。三是要改善知識結構。除學習新聞業務知識、媒介法律和道德知識外，還必須了解、熟悉各類知識，以使自己的報道能夠經得住來自各方面的推敲。注釋：[ 1 ] 李良榮：《新聞學概論》，323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 ] [美]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22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 ] [美]新聞自由委員會：《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1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4 ] [美]菲利普?帕特森?李?威爾金斯：《媒介倫理學》，16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5 ] [英]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轉型》，5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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