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乾隆為何禁止外國女人到中國？

洛連頭腦靈活，人又勤快，生意越做越大，後來擁有了一艘重達600噸的大型帆船「海馬號」。白居易在《琵琶行》裡面說：「商人重利輕離別。」作為商人，為了生計，為了盈利，當然得風霜江湖，在進出貨物諸環節忙碌。如果要一天到晚和老婆兒女廝守，那還不得吃西北風？洛連在萬裏海疆上追波遂浪，不得不長期忍受與妻子孩子分別的痛苦。可是，自從擁有了體積龐大的「海馬號」，攜妻兒一起來中國就成為了可能。洛連的妻子名叫詹妮，是個中國迷，對神秘的東方國度充滿了就嚮往。洛連和詹妮還有一雙聰明活潑的女兒，受父母的影響，她們也常常吵鬧著要到神話般的中國走一走、看一看。可是，中國當時的制度，是不允許外籍女子入境的！實際上，產生這一制度的理由很簡單，兩點：一、有傷風化。二、防止西方商人在中國定居。外籍女子怎麼有傷風化呢？又為什麼要防止西方商人在中國定居？以當時清朝官方的話說：外籍女子衣著暴露、行為不檢點，常常當街和男人牽手、說笑甚至親吻，尤其可恨的是西方習俗處處都體現出「女士優先」的思想。這讓男尊女卑的清朝情何以堪？在乾隆初年，清朝在廣州、福建、浙江、江蘇四處口岸設對外通商，那些前來經商的外國人攜眷招搖過市，他們的行為舉止，讓還裹著小腳的中國女人在思想上不啻於受到了一場暴風雨的沖刷。那種熱鬧和震撼場景，英國人亨特在《番鬼在廣州》一書中有記載：「到九點半鐘，我們陪婦女們到外面街上去參觀街道。這時商店都已關門休息了，但是幾個過路的中國人見了她們，忽喊起來：「番鬼婆！」於是每一家的大門立時打開，有燈籠照出來，在不到十分鐘的時間，我們已經完全被包圍，於是她們不得不趕緊退卻。」保守的清朝官員因之視西方女人為洪水猛獸。另外，缺乏經濟學理論的中國政府認為，和外國人做生意，只是有益於外國人，中國並無一利可圖。在和西方人貿易中，西方人不僅可以享用中國生道的茶葉、陶瓷等好東西，中國國庫里的大量白銀也白白地流出了國門。要杜絕這一點，最好就是關閉通商口岸。就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四處口岸關閉了三處，只剩下廣州一處。在最後一處口岸還沒能關閉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禁絕外國商人帶女眷來中國。家眷不在中國，則這些外國商人就在中國呆不了很久，最終會儘快離開中國。這樣，中國的白銀保住了，中國固有的封建倫理秩序也保住了。乾隆十年（1745年），在乾隆的默許下，中國各地都嚴防西方女眷進入本地居住，並形成了地方定例。洛連這次攜妻女來華，實在是心存僥倖。乾隆十五年（1750年）10月，「海馬號」從荷蘭阿姆斯特丹港口起錨，繞過好望角，在海上顛簸漂流了十個月，終於來到廣州海域。在逆珠江上溯時，詹妮帶著兩個女兒站在船舷上，遙望著在檣桅林立、彩旗飛揚的珠江兩岸，歡呼雀躍不已。「海馬號」駛入內河，稽查人員飛報廣州地方政府：「紅毛船一條向廣州駛來，船名『海馬號』，一等船，貨主及家眷共四人，醫師和牧師五人，船工廚子下人一百零五人，火炮三十門，炮彈六百個。」有家眷！有家眷！而且三個家眷都是女的！廣州方面的神經馬上崩緊了。廣州關長李永標、行首（商會會長）嚴濟舟和擔保商人潘振承，趕緊與荷蘭商館秘書約翰磋商阻止方案。同時調動吏胥、關丁、綠勇近百人在黃埔港嚴陣以待。1751年7月8日，海馬號」抵達虎門與黃埔之間的獅子洋。詹妮和兩個女兒以為這是來迎接她們的，高興得忘乎所以，她們不斷地向碼頭方向揮舞著中國絲綢圍巾。然而，當船靠近碼頭，荷蘭商館秘書約翰已早早站在岸上，用荷蘭語大聲喊：「洛連，先不要靠岸，情況有變化，請聽我先和你解釋！」洛連的心嘎登了一下，他已經預料到自己一直擔心的事發生了。約翰和他的擔保商人潘振承划了一條小船過來，重申女眷不許上岸的規定。洛連的眼眶一下子就紅了，淚水涌了出來，說：「我的妻子女兒在風浪中漂泊十個月，終於來到了她們嚮往已久的中國，卻不許她們上岸，太令人失望了！」潘振承苦笑著，說這是規定，誰也無法改變。洛連急得不行，大叫道：「天啊，這樣我太對不起妻子女兒了。」他還跪在甲板上，擦著不斷流下的眼淚，說：「潘，請您給廣州官員求情，讓我的妻子女兒上岸進廣州吧。」詹妮和兩個女兒弄清楚了情況，也跟著哭了起來，和洛連一字兒跪在甲板上。這種情形，即使是鐵石心腸的人看見了也會落淚。潘振承撩起衣襟下擺擦去了腮幫的眼淚，將他們扶起，答應回去給政府彙報。走之前，潘振承要他們做好最壞的思想準備。當天晚上，下起大雨，電閃雷鳴。洛連等不了請示結果，帶著驚恐不安的妻子女兒冒雨登岸。他通過私人關係，將被淋成了落湯雞的妻女安置在外商聚居的十三行（今文化路至海珠南路一帶）中的瑞豐行。第二天，洛連帶妻女來到廣州的消息不脛而走，在廣州和其他國家的商人中引起轟動。最終，在關長李永標、行首嚴濟舟、保商潘振錄等人極力斡旋下，廣州當局低調處理了這起糾紛。廣州當局說：「夷人攜帶番婦同行，例當驅逐，但為表示聖朝懷柔之至意，敕令荷蘭人將家眷帶到澳門居住。」洛連之事，就以此平復。處理結果呈報到北京，清政府因此將夷人家眷安置到澳門之舉定為成例。乾隆批示說：「嗣後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員查明有無婦女在船，有則立將婦女先行就澳寓居，方准船隻入口，若藏匿不遵，即報明押令該夷船另往他處貿易，不許進口；尚委員徇隱不報，任其攜帶婦來省，行商故違接待，取悅夷人，除將委員嚴參，行商重處外，定將夷人船貨一併驅回本國，以為違禁令者戒。」本來，清朝杜絕西方女性來華的禁令只是停留在「定例」和口頭上，經過洛連一事，限制西方女性來華的條規就此陸續推出，成為了正式法律條文。1759年，《防範外事規條》推出，其中主要內容有：（1）永行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如需在中國逗留過冬，也只能在澳門居住；（2）外國商人到廣州後，須住於行商指定的商館，並由行商管束稽查；（3）禁止中國人向外國人告貸，禁止外國商人雇中國女傭；（4）嚴禁外國商人僱人，以及與中國人傳遞信息；（5）對外國商船到廣州停泊時，酌撥營員彈壓稽查。1776年，出台了《防夷四查》；1809年，出台了《民夷交易章程》；1814年，又出台了《整飭夷商貿易九事》。在廣州商館生活了20多年的美國人亨特在《舊中國雜記》中哀嘆道：「從此，我們這些可憐的廣州外國人，都成了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連女人的聲音都是一種奢侈品，廣州的官員是不允許他們的外國同性們享有的。」(作者：覃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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