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述論

　　江藩( 1761-1831) ,字子屏,號鄭堂,晚號節甫,甘泉(今揚州邗江)人。淹貫經史,博通群籍,是當時名震東南的樸學家。其經學著述刊刻的主要有《周易述補》四卷、《爾雅小箋》三卷、《樂縣考》二卷、《隸經文》四卷、《續隸經文》一卷、《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國朝宋學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等,另外,還有《經傳地理通釋》等未刊之作。當然,在這些著述中,影響最大、流布最廣的還要數《國朝漢學師承記》和《國朝宋學淵源記》,《國朝經師經義目錄》附於《國朝漢學師承記》之後。此三種書中,又以《國朝漢學師承記》影響更大,成就更高,爭議也更厲害。　　《國朝漢學師承記》第一次有針對性地對清代經學作了梳理,故而,自刊刻以來,影響深遠,成為研治清代學術必讀的參考書之一。在這裡,我們著重從撰述背景、主要特色、地位和影響等三個方面作一論述。　　關於《國朝漢學師承記》的撰寫背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背景。清代以來,統治者一直都積極倡導程朱理學,科舉考試以八股取士,也專用宋學。到了乾嘉時期,這一情況有所轉變,開始對漢學表示認可,並對漢學家予以重用,典型的表現就是大興四庫館,延漢學家戴震等人入館修書,並特賜戴震同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以示優遇。但在科舉考試中仍主宋學,所以專治漢學的儒生想通過科舉步入仕途是極為困難的,事實上也是如此。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正如朱維錚所言:「十八世紀的學術史中的所謂漢宋之爭,原是清統治者施行的分裂文化政策的產物。……一方面,繼續承認所謂朱子學是帝國統治思想的理論基石,一方面又鼓勵所謂漢學家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沉湎經史考證的風尚。」(1)在種種政治的威逼利誘之下,漢學逐漸大成氣候,如日中天,以至於後人在談到乾嘉學術之時,直以「漢學」名之。漢學家在學術上的成就無疑是輝煌的,然而其境遇卻不能與之相稱,其主要的仕途之路——科舉考試對多數人來說已無太大希望,而難得一遇的制科特賜,本來就近乎奢望。故而,漢學家大多仕途無門,生活窘困,如汪中、焦循等人皆是如此,江藩更是親身經歷,多次科考不中,本有召對圓明園的機遇,也因林爽文陷台灣而作罷,常年漂泊,六十五歲才退息里門,貧病潦倒。因而江藩是深有體會的,他曾在《國朝漢學師承記·汪中》中坦言:「藩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產;跡類浮屠,缽盂求食;睥睨紈絝,儒冠誤身;門衰祚薄,養侄為兒;耳熱酒酣,長歌當哭。嗟呼! 劉子之過,酷於敬通;容甫之阨,甚於孝標。以藩較之,豈知九淵之下,尚有重泉;食荼之甘,勝於嘗膽哉! 」其慘況可想而知。而《國朝漢學師承記》中述及汪中、徐復等人的凄慘境遇時,也多有同情之辭。有意思的是,方東樹在《漢學商兌》卷下中談到漢學「六弊」時,特別指出:「其六,則見世科舉俗士,空疏者眾,貪於難能可貴之名,欲以加少為多,臨深為高也。」其意是譏笑漢學家如惠棟、汪中、江藩、焦循等人,皆困於科舉,或終老於監生,或僅得秀才,而漢學魁首如戴震也是因特賜才有了同進士出身。雖然這是方東樹的譏諷之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其實,在《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的「敘論」中,江藩已經把撰寫的主要動機和主旨說出來了,即表彰漢學,既總結其不凡的漢學成就:「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又鳴其不平,以為其境遇與學問極不相稱:「三代之時,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來,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邱園者也。甚至饑寒切體,毒螫 膚,筮仕無門,齎恨入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進而指出:「是記,於軒冕則略記學行,山林則兼記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候草木以同凋也。」而這種撰述動機,無疑就是當時政治形勢、文化政策的一種反映。　　二、學術背景。《國朝漢學師承記》一書是在複雜的學術背景下撰著而成的。　　這種學術背景的產生,與政治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因為統治者採取了兩面的文化分裂政策,漢學和宋學的形勢和地位逐漸有了轉變。隨著漢學的逐漸興盛,乃至到乾嘉時期達到鼎盛,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對宋學的統治地位來說,威脅只會越來越大。因此,漢學與宋學之爭日趨激烈,到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方東樹《漢學商兌》等書刊刻以後,就逐漸公開、表面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乾嘉漢學風靡一時之際,宋學已經趨於式微,正如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一書中所說:「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鮮。說經者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2)此一時期攻擊漢學最厲害的,主要是袁枚、蔣士銓、方苞、姚鼐等人,尤其是姚鼐,極力引宋學以詆斥漢學,「自命為捍衛程朱道統的中流砥柱,著《九經正義》、編《古文辭類纂》,攻訐漢學,以方苞、劉大櫆的繼承人身份,豎起『桐城派』的旗幟,自居是清代『正學』的集大成者」(3),而這些人雖然以程朱理學相標榜,其實都是文士,無一為理學家。緣何這些文士會如此痛恨漢學?其實,文士與經儒交惡由來已久(4) ,根深蒂固,以至兩派爭論愈演愈烈,乃至江藩嘉慶二十三年於阮元幕府刊刻《國朝漢學師承記》之後不久,姚鼐的高弟方東樹即跳了出來,於道光六年撰成《漢學商兌》一書,對漢學家尤其是揚州一派大肆批判,甚至有謾罵之嫌。事實上,早在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寫成之後,就有兩種意見,而這兩種意見還都是來自漢學陣營。一種意見是極力稱許,如汪喜孫、阮元等人在序跋中都給予高度評價。另一種意見則對書名「漢學」提出了強烈質疑,如龔自珍於嘉慶二十二年即在《與江子屏箋》中指出「漢學」之名有十不安,建議改為「經學」,以免徒立門戶,招致爭論。這兩種意見,其實也反映出了當時學術界漢宋之爭趨於激烈的事實,而後來事態的發展,也確實如龔自珍所料,漢宋之爭隨著《國朝漢學師承記》、《漢學商兌》的相繼刊刻而表面化了。儘管江藩撰作此書的本意只在表彰漢學,並不想激化所謂的門戶之爭,如梁啟超所說:「子屏將漢學、宋學門戶顯然區分,論者或病其隘執。然乾嘉以來學者事實上確各樹一幟,賤彼而貴我,子屏不過將當時社會心理照樣寫出,不足為病也」(5) ,但其實際效果,無疑是加劇了漢宋門戶之爭,因為,當時的漢宋之爭已由暗鬥逐漸轉為明爭,而江藩此書恰好成為了導火線。當然,這一時期的學術背景並不如此簡單,並非只是漢宋之爭,漢宋調和的論調也已開始出現,如紀昀、翁方綱、阮元等人都有漢宋調和之論,尤其是阮元,其所修纂的《國史儒林傳》以黃宗羲、顧炎武作為清代漢宋學的共同開山,以示調停之意,在該書序言中也明言漢學、宋學「未可偏譏互誚」,在其幕府中也可以同時招徠江藩和東方樹以共處。這一調和的意味在江藩身上也有所反映,他不僅專研漢學,對性命之學也有所關注;不僅講求名物制度,也服膺躬行實踐。除此之外,當時的學術背景還有今文經學逐漸復興,經世致用的思潮開始興起,關注學術史漸成一時之風氣,這些就不再一一細述了。　　三、除了上面所說的政治背景和學術背景,還有必要談一談江藩自身的情況。　　上文已經提到,撰寫《國朝漢學師承記》的動機和主旨在表彰漢學,而江藩在漢學研究領域成就斐然,但其生活境遇卻頗為凄涼,常年奔波,貧病交加,晚年更加落魄(6) ,這一情況使他表彰漢學的願望愈加強烈。後來,當《國朝漢學師承記》撰成之後,龔自珍在肯定的同時,對其「漢學」之名提出了批評,並建議改為「經學」,以免激化漢宋之爭,江藩也不予採納,仍堅持以「漢學」名之,這與其強烈的表彰慾望當不無關係。另一方面,江藩自身的條件也使他表彰漢學的願望得以成為可能,他師承吳派余蕭客、江聲,得傳惠氏之學;又與王念孫、阮元等交遊,得聞皖派之說;而作為「揚州學派」的重要成員,與揚州學人如汪中、焦循等交往密切,於揚州一派的學說更是了如指掌。這樣,江藩的撰述動機和條件就很成熟了,這也是《國朝漢學師承記》得以撰成的主觀因素。　　從主要內容來說,《國朝漢學師承記》全書八卷,大致按照時間先後和師承授受將人物歸類加以傳記,卷一和卷八所記為清代漢學的創始期人物,卷二和卷三傳記的是吳派人物,卷四所傳人物在吳派、皖派之間,卷五、六所記的是皖派人物,卷七則為揚州一派,其中列入正傳的有四十人,入附傳者十七人,附傳中還有若干人不見於目錄。該書卷首先敘述了中國經學的源流,並對自己的師承淵源、經學史觀、撰述主旨等作了說明,類似全書的總序。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江藩的經學史觀,江藩以為,漢代是經學的興盛時期:「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自此以後,經學日見衰落,至元、明之際,幾乎絕滅,幸賴清帝賢明,尊崇漢儒,終於重現盛世,「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囿,弛驚仁義之塗」。對於這一經學史觀,江藩還自稱來源於余蕭客、江聲的教誨,並作了進一步的總結:「經術一坏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坏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亦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由此可見,江藩欣賞的是漢學,傳承的是漢學,此書要表彰的也正是漢學。另外,江藩對宋學的態度也值得注意,他在談及宋代經學時說:「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如歐陽修之《詩》,孫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也。」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江藩對漢儒經說是信守勿失的,並點名批評歐陽修之《詩》、孫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為「邪說詭言,亂經非聖」,但對宋儒之學也不一概否定,以為「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這一態度,與惠士奇手書楹帖「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所倡導的倒是相當一致。所以,從這一點看,江藩撰作此書,其主旨也還在表彰漢學,而於標榜漢學門戶、激化漢宋之爭倒並不是太在意的。　　上文已經提到,在卷首敘論中江藩把清代漢學分為吳、皖兩派,《國朝漢學師承記》一書在篇章結構的安排上也大致體現了這一點。應該說,這一看法是江藩首次明確地提出來的,也很有價值。更為可貴的是,江藩還在皖派之後將揚州一地的學人單列一卷予以傳記,這樣的安排在學術史上是有意義的,既揭明了揚州一派與皖派的淵源關係,如劉師培就在《南北考證學不同論》中說過:「戴氏弟子舍金壇段氏外,以揚州為最盛」;又凸顯了汪中所注重的「江以北」這一學術群體,從事實上對「揚州學派」這一經學流派作了認定。其後有關清代學術史的著作,大都繼承了這一觀點,或者稍加發揮,尤其是「揚州學派」這個概念,正因為有了江藩先期的認定工作,方東樹才在所撰《漢學商兌》一書中帶著批駁的意味順理成章地提了出來,如卷中之上說:「汪氏既斥《大學》,欲廢《四子書》之名,而作《墨子表微序》,顧極尊墨子,真顛倒邪見也! ⋯⋯後來揚州學派著書,皆祖此論」,後來,「揚州學派」這一概念被梁啟超等人接受,才得以逐漸廣泛地使用。　　如果說江藩關於清代漢學的分派可以見出其史識的話,那麼,在為學人作傳時,更可以看出江藩的史才。傳記中主要記載了學人的生平、學業、主要學說、著述以及師承等方面的內容,詳略情況則據傳主的實際情況如成就的大小、資料的多寡而定,一般是成就突出、資料豐富的學人,如惠棟、戴震等記載得較為詳細,反之則較為簡略。這些傳記的特點主要有二,一是據實以書,具有實錄精神。如江藩與洪亮吉本為摯友,後因議論多有不合,以至斷絕來往,江藩在為洪亮吉作傳時皆能據實以書,並略有悔意:「今作君傳,潸然淚下,自悔鹵莽,致傷友道,能不悲哉! 」而伍崇曜咸豐甲寅年所作《國朝漢學師承記跋》指出:「《北江傳》,記及其出示所作古文,指摘其用事訛舛,齗齗強辨一事。《北江詩話》則稱鄭堂《過畢弇山宮保墓道》詩曰:『公本愛才勤說項,我因自好未依劉』,亦隱然自具身份,惜其為饑寒所迫,學不能進也。則宛然報復之師矣。」其意對江藩所作《北江傳》中詳細記載洪亮吉齗齗強辨一事多有不滿,並視江藩為報復之師。其實,此評並不妥當。據閔爾昌所撰《江子屏先生年譜》,在「嘉慶四年」條下有按語:《凌次仲年譜》,丙寅二月,與寧郡魯子山太守札有「今日之招,雖鄭堂、稚存舊兩咸集,竟不敢奉陪」之語。可知江藩與洪亮吉斷絕來往在學界有一定影響,並引為憾事。江藩在此傳記中詳加記載,一為解釋,二則可以起到引以為鑒的作用,事實上,江藩也在傳文中表達了自己的悔意。以學問相切磋,是值得提倡的,即便是有見解的不同,也該求同存異,而不應反目成仇。正是基於這一看法,江藩才對因學術見解不同而反目的做法大加貶斥。在《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為密友汪萊作傳時,江藩即指出:「(汪萊)與元和李尚之銳,論開方題解及秦九韶立天元一法,不合,遂如仇寇,終身不相見。噫,過矣! 」此外,在傳記時大多能把握所傳各人的特點並如實加以記載,即便是其師也不為之諱。如余蕭客,長相奇特,時人有「鬼谷子」之稱,江藩在傳記中也據實以書:「先生(余蕭客)狀貌奇偉,頂有二角肉,疏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軌革家懸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戲呼為鬼谷子。」另外,在材料缺乏的地方,江藩也坦然言之,不加掩飾,可見其實錄精神。如卷六記載牟廷相時說:「棲霞又有牟廷相,字默人,覃溪學士為藩言之,後晤萊陽趙君曾,始知其治《今文尚書》」,又如卷七為賈田祖作傳時,主要依據的是汪中所撰的墓誌,江藩自稱:「藩未識其人,亦未讀其所著書。」其二,是文筆生動,敘事簡明,評論得當。《國朝漢學師承記》一書所傳各人,江藩或從其受業,或從其交遊,或熟悉其師承,或得聞其緒論,加之江藩又據實以書,因而所作傳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另外,文筆也較為簡潔生動,所下評論能夠抓住要點,故而又具有很強的可讀性。所以,《國朝漢學師承記》所寫各傳,大多為以後的傳記著作如《碑傳集》、《清史列傳》等所轉錄,也就不足為奇了。舉例來說,如卷七為徐復作傳時,稱其勤奮好學,病危時,「猶手執《北齊書》與友人講論,語未畢而逝」,僅記此一細節,就將徐復好學的秉性表現出來了;又如寫到李的敦厚尚義的人品時,先是用「內性淳篤,恂恂退讓,不與人較。然遇友朋患難,則尚義有為,至死不變」數語加以概括,繼而舉一典型事例:「久困諸生,以高第將貢於國學,試之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君入不試,親為棺斂,送歸其家」,最後引汪中的一句評語作結:「容甫稱其勇於為義,有過賁育,非虛語也。」這樣的行文,確實是簡潔生動的。至於評論能夠抓住要點,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一書中更是隨處可見。如卷七評論劉台拱的學術時說:「君學問淹通,尤遂於經,解經專主訓詁,一本漢學,不雜以宋儒之說。」又如卷三論戴震、錢大昕學術成就的高下時指出:「東原之學,以肄經為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錢大昕)學究天人,博綜群經,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這些評論都不是泛泛而談,而是抓住了各自要點的。當然,由於有些資料屬於道聽途說而來,有些記載出於一時疏忽,《國朝漢學師承記》一書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記述不夠準確的地方。如卷五記載程瑤田「乾隆庚辰舉人,太倉州校官」,然據《清史稿》本傳,程瑤田為乾隆庚寅舉人,太倉州學正。又如卷八在著錄黃宗羲的著述時,提到有「《龍武紀年》一卷」,其中的「龍武」二字當作「隆武」,是為南明唐王朱聿鍵的年號。再如卷四稱劉逢祿「字申甫」,然《清史列傳》、《清史稿》等書均作「申受」,又稱劉逢祿「嘉慶辛酉選拔貢生,丁卯舉人」,然據戴望《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劉先生行狀》,劉逢祿於嘉慶庚申選拔貢生,丙寅中試順天鄉試。凡此種種,都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但是,儘管《國朝漢學師承記》還有種種不足之處,其價值是不容低估的,其地位也是值得肯定的。從學術史來看,《國朝漢學師承記》吸收了時人如汪中、阮元等的有關學術史的研究成果,承黃宗羲《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於先,又啟唐鑒《國朝學案小識》、梁啟超、錢穆等人的同名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於後,其地位可以說是承前啟後的。其價值和影響更是有目共睹的,在該書撰成之後就引起了強烈反響,乃至方東樹要撰寫《漢學商兌》來針鋒相對地加以批駁。此書後來一再重印,還不斷有人要進行續寫,如祁寯藻曾囑何秋濤續編《國朝漢學師承記》,後未果;又如趙之謙,「學治訓詁,尤好公羊師說,撰《國朝漢學師承記》若干卷,多明微言大義之學,師法謹嚴,論說精美,在江藩原書之右」(7) ,其《漢學師承續記》稿本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已經漆永祥整理(8) ,所記之學者「起嘉慶時,訖太平天國之後,今存稿中有正錄20 人,附錄19人,又附15 人,僅江書之半略強」(9) ,足為研究清代學術史之重要參考。由此續書的盛況,當亦不難想見《國朝漢學師承記》的影響與價值。伍崇曜在咸豐甲寅為《國朝漢學師承記》所作跋文中評論此書「為上下二百年一大著作,談漢學者決不可少之書」,洵非虛言,事實上也證明了這一點。　　江藩在撰成《國朝漢學師承記》之後,又認為傳中所載各家撰述「有不盡關經傳者,有雖關經術而不醇者」,為了使治實學的人能夠「得所取資,尋其宗旨」,於是就仿照陸德明《經典釋文》的先例,「取其專論經術而一本漢學者」,編成附記一卷,題作《國朝經師經義目錄》,附於《國朝漢學師承記》之後刊行。據江懋鈞作於嘉慶辛未的跋文可知,江藩對選錄諸書定了四條標準,而根本性的原則只有一條,就是「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不著錄」,其他三條都是附加限制。這一根本原則清楚地表明,江藩旨在進一步表彰漢學,這與《國朝經師經義目錄》收錄的實際情況也是相吻合的,據今人統計,「入選的經師僅三十二人,『經義』諸書僅九十四種。其中入選三種以上的,有十四人,共七十二種;而入選五種以上的更少,依次為江永十二種,惠棟九種,顧炎武八種,閻若璩、戴震各六種,江聲五種,共四十六種,就是說這六人的著作幾佔全部著作的半數。」(10)另一方面,雖然江藩《國朝經師經義目錄》表現出的尊崇漢學,尤其是古文經學的傾向是不容否認的,但也必須看到,江藩對今文經學也有所關注,如在關於《論語》的概述中,對作為今文學的《魯論語》、《齊論語》都能詳述其授受源流。又如關於《春秋》的概述中也敘述了作為今文學的《公羊傳》的傳授源流,並提到:「阮君伯元雲:『孔君廣森,深於《公羊》之學。』然未見其書,不敢著錄,余仿此雲」,而且,在江藩所著《隸經文》中還有《公羊親迎辯》、《公羊先師考》等文章,從這些都可以看出江藩對公羊今文學是較為重視的。此外,《國朝經師經義目錄》的陳述方式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把經義分為《易》、《書》、《詩》、《禮》、《春秋》、《論語》、《爾雅》、《樂》八類,在《論語》後附錄《四書》類及經總義類,在《爾雅》後附《方言》、《釋名》等「小學」諸書以及音韻類著作。每一類都首先概述其授受源流,次列舉清人的有關著述,除了《論語》、《爾雅》外,在概述授受源流時還評述了清儒相關的研究狀況與得失。可以看出,這一陳述方式與《四庫全書總目》是較為接近的。《四庫全書》是乾隆三十七年開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修撰而成的一部大型叢書,《四庫全書總目》就是在修撰《四庫全書》過程中產生的。據1933年出版的《故宮所藏殿版書目》,《四庫全書總目》在乾隆五十四年已經寫定,並於這年由武英殿刻版。⑾《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為《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等十類,在每一類著錄書目並撰述提要時,也都先概述其原委。可見,江藩《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基本上繼承了《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和著錄方式。值得指出的是,《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和主要內容,在《四庫全書》中也已經基本反映出來了,而揚州的文匯閣即藏有一部繕錄的《四庫全書》。江藩所撰《舟車聞見錄》⑿中有《四庫全書》一篇,對《四庫全書》的修撰及館藏情況作了記載。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中,江藩也一再提到《四庫全書》及《四庫總目提要》,如卷六為紀昀作傳時稱:「《四庫全書提要》(即《四庫全書總目》) 、《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公一生精力,粹於《提要》一書⋯⋯今錄公所作《戴氏考工記圖序》一篇,以見其梗概⋯⋯」於此可見,江藩《國朝經師經義目錄》的陳述方式與《四庫全書總目》所表現出的一致性,當不只是巧合這麼簡單了。總的來看,《國朝經師經義目錄》關於著作的選錄還存在著可商之處,遺漏也在所難免,但終究還是把乾嘉漢學的總成績反映出來了。　　顯然,江藩對漢學是尊崇有加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不完全排斥宋學,對宋學的躬行實踐也極為推崇。故而,在撰述《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之後,江藩又撰著了《國朝宋學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有論者指出,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之後又作《國朝宋學淵源記》,其意在「以示調停」,「自《漢學師承記》行世後,受到宋學家的強烈反對,故不得不略示退讓。」⒀我們不排除有這方面的原因,但更應該看到江藩對宋學的態度。從江藩的師承淵源來說,江藩既受業於余蕭客、江聲,傳惠氏之學,又從儒、佛互證的薛香聞、汪愛廬游,且早在十二歲時即從薛香聞受句讀,習涵養工夫。關於江藩從學薛香聞、汪愛廬的情況,在《國朝宋學淵源記》中都有記述,江藩另有《過愛廬師》等詩篇紀之。由此可見,宋儒之學對江藩的影響不容低估。加之在江藩的經學思想中,也確實有重視宋儒躬行實踐的一面,故而江藩撰著《國朝宋學淵源記》的主要動機是值得深思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江藩在《國朝宋學淵源記》一書卷首的「緒論」中所言「然本朝為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雲:『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為非,且以為法,為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 藩為是記,實本師說」,是可以信從的,而長白達三在道光二年為《國朝宋學淵源記》所作序文中所評「詳閱其書,無分門別戶之見,無好名爭勝之心」,也還有一定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江藩在「緒論」中還提到:「藩所著錄,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久遠,姓氏就湮,故特表而出之」,可知其主要還是表彰那些躬行有為而名位不顯的宋學家,這與《國朝漢學師承記》著重褒揚那些經明行修而遭遇坎坷的漢學家幾乎是如出一轍,而這些無疑又都是江藩自身遭際所打上的烙印。　　《國朝宋學淵源記》的編法不同於《國朝漢學師承記》,不再以學派來安排章節,而是採取了按地域分卷的方式,卷上為北人之學,收錄孫奇逢等十人,卷下為南人之學,收錄了劉汋等二十一人,《附記》一卷則所收多為儒、佛互證之學者,計有八人,多半為江浙一帶人士。關於南北之學,江藩在卷上「記者曰」中有這樣一段評語:「北人質直好義,身體力行;南人習尚浮誇,好騰口說,其蔽流於釋、老,甚至援儒入佛,較之陸、王之說,變本加厲矣。」從中可以看出,江藩對北方之學表現出了更多的偏愛,他甚至還對百泉、二曲等人作了點名褒揚,而對南方之學流於釋、老則多有不滿,儘管江藩在原則上是「不敢闢佛,亦不敢佞佛」的。在《國朝宋學淵源記》卷下的記載和評論中,江藩還對南方學者喋喋不休地辯論朱、陸、王三家異同的做法嚴加貶斥,稱其為「詞費」、「近名」。《附記》一卷則對以儒證佛、以佛證儒的薛香聞等人作了集中傳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卷末的一段議論,作者對宋儒與佛學的關係作了揭示,以為宋儒於佛學既辟之,又效之,並指出自程伯子開始就已經援佛入儒了,均有見地。江藩還特地指出他的父親學佛有年,明於去來,並稱自己「謹守庭訓,少讀儒書,不敢闢佛,亦不敢佞佛」。這是研究江藩佛學思想來源的重要材料,結合《國朝宋學淵源記》中有關薛香聞、汪愛廬等人的傳記,以及江藩自己詩文中關於佛學思想、關於與佛門人士交往的材料,我們就不難對江藩的佛學淵源與佛學修養作一揭示。　　與《國朝漢學師承記》相比,《國朝宋學淵源記》及《附記》就顯得較為粗疏,傳記過於簡略,多側重於記載傳主的生平與言論,而對其著述與學說很少涉及。梁啟超經過比較後指出:「二書中漢學編較佳,宋學編則漏略殊甚,蓋非其所喜也。」 ⒁此論頗有道理。但無論如何,其首創之功仍不可沒,對於研究清代學術史也還是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的。(1)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頁。(2)皮錫瑞著、周予同注:《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41頁。(3)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第138頁。(4)參見章太炎《清儒》一文,收於劉凌、孔繁榮編校《章太炎學術論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頁。(5)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頁。(6)《爾雅小箋》卷首汪喜孫敘,光緒十九年《鄦齋叢書》本。(7)閔爾昌編:《碑傳集補》卷二十五《清故江西知縣會稽趙君墓志銘》,收入《碑傳集合集》,上海書店1988年版。(8)整理稿見《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7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 - 377頁。(9)漆永祥:《從趙之謙〈論學叢札〉看〈漢學師承續記〉》,《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年第1期,第91頁。(10)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第135頁。⑾據《四庫全書總目》「出版說明」,中華書局1965年版。⑿收入《炳燭齋雜著》中,民國三十七年《合眾圖書館叢書二集》本。⒀王樹民:《江藩的學術思想及漢學與宋學之爭》,《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9年第2期,第120 - 121頁。⒁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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