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亮生二胎緣何能「一家兩制」

近日有報道說奧運冠軍、中國跳水隊前隊員田亮，因超生二胎疑被任職單位陝西省體育局雙開。但後者回應稱，田亮已從游泳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職務上卸任，並未被雙開，田的第二個孩子是在香港出生且獲得香港籍，不屬於超生。兩個孩子一個「陸生」，一個「港生」，田亮生二胎緣何能「一家兩制」？陝西體育局的回應是否存在偏袒？

田亮生二胎如何定性？

如往寬處看，田亮生二胎並未違法犯規

田亮生二胎，如何定性，從部門職能上看，應該是陝西的計生部門出面來定性與解釋才更合常規，也更具權威性；由其任職的主管部門陝西體育局來定性，過於潦草，也有些不避嫌疑。

如果是在廣東，田亮的第二個孩子即使是在香港出生並獲得港籍，也屬違法。《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歸僑、僑眷的生育，戶籍在本省但居住在境外的公民的生育，以及配偶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台灣同胞、外國人在本省生育的，除國家另有規定外，按本條例執行。」據此，廣東省計生委官員曾經公開表態說，「在香港生子與在內地生子在政策層面上沒有什麼區別。在實際管理中，夫婦雙方若均為廣東城鎮居民，在香港生育第二個子女，並且未在內地入戶，但該夫妻的生育行為仍定性為『超生』一個孩子，即使子女不回國內入戶、生活，照樣按超生對待，雖可暫緩徵收社會撫養費，但該夫婦如果是中共黨員、有工作單位的，仍可按照《條例》和黨紀、政紀的有關規定，對當事人作出黨紀、政紀處理。」

而《陝西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對此並無類似的特別規定，因此，田亮的情形落在當地計劃生育法規的灰色地帶，往寬處看，陝西體育局對田亮生二胎的定性倒也符合「法無禁止即自由」的公民權利保障原則，田亮赴香港生的二胎可以不算「超生」。

但這與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指導原則與立法精神是相抵觸的。陝西省的立法空白不等於說，在陝西赴港澳或境外生子就毫無法律上的障礙而具有正當性，否則陝西豈不成了逃避計劃生育政策約束的天堂？

而且，國家人口計生委明確表示：夫妻雙方均為內地居民，在國外、境外生育的子女回內地居住，辦理了入戶手續或兩年內累計居留滿18個月的，在適用各地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規定時，應當計算該名子女；也就是說，只要父母戶籍在內地，不管在什麼地方生育，只要不符合照顧生育政策，都要受到「超生」處罰。

因此，田亮生二胎算不算超生，還需要時間觀察，要看他是否願意不厭其煩地讓愛子間或離境飛一會兒；或者終有一天，徹底轉換身份，解除煩惱。而到那時候，陝西省體育局恐怕會因為現在急匆匆的回應陷入尷尬之中。

如從嚴要求，田亮身為國家公務人員、中共黨員，涉嫌違紀，理應受罰

儘管田亮已不擔任領導職務，但仍為國家公務人員，根據國家《公務員法》等法規的要求，公務人員應模範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遵守社會公德；而田亮赴港生二胎，實際上是鑽了地方現行法規的空子，做了不好的行為示範，與公務員的行為要求相去甚遠，理應受到行政懲戒。

田亮更是一名黨員，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員紀律處分條例》的相關規定，「破壞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律、法規實施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以田亮的身份和影響，其生二胎的政策投機策略，客觀上起到了「破壞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律、法規實施」的效果，田亮自然沒有理由成為凌駕於黨紀之上的「特殊黨員」。

田亮生二胎背後的社會現象與爭議焦點

「高帥富」們的超生現象挑戰生育平等權

貧富的差距，反應在生育觀上，「高帥富」們想多生超生與「屌絲們」的生不起、不敢生形成了鮮明對比。

超生罰款對「高帥富」們來說不是問題，而境外生二胎三胎，更是他們抬腿就可以輕易邁過的門檻。

孫楠、張藝謀們的超生與多子女傳聞不絕於耳；更有廣州富商「八胞胎」的拍案驚奇令人瞠目結舌……這背後，「代孕」利益鏈鎖就的非法行業也不時挑戰國家與社會的法律、道德底線，挑戰著公民的生育平等權。

作為賽而優則仕的田亮，或者更認同自己的「高帥富」身份，對於體育官員的職責，陝西省體育局可能比他自己更在乎——田亮不惜暗度陳倉赴港生子，是更切合其帶有群體性特徵的行為選擇；而公眾憤憤不平的則是，憑什麼他就可以魚與熊掌兼得？

而作為對比的「屌絲」型生二胎者，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楊支柱，自2009年12月21日其二女兒誕生後，就面臨著行政與經濟上的雙重處罰。

更在視線之外的悲苦者，是那些夢想多子多福改變命運的底層「超生游擊隊」，他們已經被罰得傾家蕩產，一無所有，絕望者的希望難免不會成為社會未來的隱患……

田亮的超生與楊支柱的超生有何不同

同樣是超生，從網民與社會輿論的反應來看，人們對田亮的超生缺乏諒解，對楊支柱的超生卻不乏同情。這一方面是出於傳統的排斥強者、同情弱者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更是因為田亮的「超生」是為了追求個人的家庭幸福而受到了公權的優待，而楊支柱的超生則被賦予意見表達的功能，帶有對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發出行動質疑的犧牲色彩。

有學者指出，「經過30多年的生育控制，中國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長的態勢。當前，中國人口依然微弱增長，但是，這只不過是人口結構的慣性使然。十年後，中國人口或將進入峰值，並快速下降。持續20多年的低生育率，造成了嚴重的少子化、老齡化，已代替總量失控而變成中國向現代轉型的主要風險。中國亟待釐清人口發展戰略，重定人口和生育政策。」

在這樣的背景下，「劉易斯拐點」成為一個深刻而憂慮的話題；而歷史告訴我們，政策的突破、改變，強勢者與社會精英起到了引領作用，從這一角度來看，田亮們與楊支柱們的作用並無差別。

但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需要的是程序與實體的雙重正義與公平。

與國家整體目標相衝突的個性選擇須付出相應代價

日前，國務院發布《國家人口發展「十二五」規劃》明確指出，我國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2015年全國總人口控制在13.9億內。

這樣的決策是基於如下的國情考慮：因20世紀50年代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相繼進入老年，「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出現第一次老年人增長高峰，預計60歲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長800萬以上，總量將突破2億。但目前正值我國人口第四次出生高峰期，7.2‰的增長率與上一個五年相比略有回升，所以堅持計劃生育政策仍有必要。

當然，從長期來看，放鬆與調整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勢在必然，但應在「十二五」之後逐漸放開。

顯然，在國家整體規劃與國家基本政策未調整之前，無論田亮還是楊支柱，其個人的判斷、理解與行為選擇，一旦與之發生衝突，都必須一視同仁地付出相應的代價。

當田亮以及「高帥富」們能以自身的資源超越限制，甚至不受懲戒時，則說明國家的法令有所疏漏，必須補救與完善並嚴格執行到位，否則難以用公平正義的方式實現國家的政策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