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什麼是「中國」

在1895年以後，中國從「天下」走出來進入「萬國」，原來自信可以「定之方中」、「允執厥中」的天朝，漸漸被整編進了 「無處非中」（艾儒略語）、「亦中亦西」（朝鮮燕行使語）的世界裡，就不得不面對諸如 「亞洲」、「中國」和「世界」這樣一些觀念的衝擊，思想史研究者也不得不思考，應當如何敘述一個業已被拖入「世界」、卷進「亞洲」的「中國」。

「中國」作為問題與作為問題的「中國」

「中國」本來並不是一個問題。可是，如今有人竟然質疑說，真的有這樣一個具有同一性的「中國」嗎？這個「中國」是想像的政治共同體，還是一個具有同一性的歷史單位？它能夠有效涵蓋這個曾經包含了各個民族、各朝歷史的空間嗎？各個區域的差異性能夠被簡單地劃在同一的「中國」里嗎？事情麻煩起來了。

美籍印度裔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現在是新加坡大學講座教授。他的一部中國學著作，名稱就叫 《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個美國評論者看出，這部著作的背景是「中國一直是世界上國族主義情緒高漲和族群關係日趨加劇的地區」，因此不得不正視這一問題。這一題目直接挑戰的恰恰就是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這個問題就是——「中國」可以成為一個歷史世界嗎？

在歐洲學界，對於民族國家作為論述空間的質疑，我相信是有理由的，因為民族國家在歐洲確實是近代以來才逐漸形成的，現代國家與族群、信仰、語言以及歷史並不一定互相重疊，「想像的共同體」這樣的理論也許是有道理的。那麼「中國」呢？古代中國究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 「民族-文明-共同體」，還是從來就是一個邊界清楚、認同明確、傳統一貫的「民族-國家」？研究歷史的時候，要不要拋開這個 「中國」，重新尋找一個「歷史世界」？

應當承認，超越民族國家對歷史與文化進行研究是有意義的。所以，有人在進行古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和描述時，就曾經試圖以「民族」（如匈奴和漢帝國，蒙古族和漢族，遼、夏、金和宋帝國）、「東亞」（朝鮮、日本與中國和越南）、「地方」（江南、中原、閩廣、川陝甚至各個州府縣）以及「宗教」（佛教、回教）等不同的觀察立場和角度，來重新審視和重組古代中國歷史。

會不會在「亞洲」中淡化「中國」

對於「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或者歷史世界的疑問，在明治時代就已經開始，一方面追隨西方民族國家觀念和西方中國學風氣，逐漸形成明治日本的中國學研究者對於朝鮮、蒙古、滿洲、西藏、新疆的格外關注，他們不再把「中國」看成是籠罩邊疆和異族的同一體；另一方面，這一原本只是學術研究的取向逐漸政治化，並在「二戰」前後的日本歷史學界形成熱門話題。

我寫過一篇《邊關何在》的論文討論這個問題。明治以來，特別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對於中國以及周邊的領土要求越來越強烈。中野正剛（耕堂）曾經寫了一篇《大國、大國民、大人物——滿蒙放棄論を排す》，一些學者不再把「大清帝國」看成是一個「中國」，而是借用歐洲流行的「民族國家」新觀念，把過去所謂的「中國」解釋成不同的「王朝」。這些王朝只是傳統帝國，而實際的「中國」只應該是漢族為主體，居住在長城以南、藏疆以東的一個國家，而中國周邊的各個民族應當是文化、政治、民族都不同的共同體，所謂「滿（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鮮」，都只是中國之外的「周邊」。

這種思想潮流在當時的日本相當流行，使得日本文化界形成了日本應當與西方列強爭奪中國周邊的控制權的想法。像福澤諭吉1898年發表的《十四年前の支那分割論》、中島端1912年發表的《支那分割の運命》，酒卷貞一郎1917年發表的 《支那分割論》等等，都有類似看法。內藤湖南在1914年發表的文章《支那論》雖然反駁這個說法，但也認為，中國所謂「五族共和」只是空想。這使得他們對滿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鮮都產生了「有如國土」的感覺。

正是這種民族主義甚至是帝國主義的政治背景激活了學術領域的研究興趣。在「二戰」之前的1923年，矢野仁一發表《近代支那論》，開頭就是《支那無國境論》和《支那非國論》。矢野認為，中國不能稱為所謂民族國家，滿、蒙、藏等原來就非中國領土。1943年，他更在廣島大學的系列報告中提出了超越中國、以亞洲為單位的歷史敘述理論。

當然這都是陳年舊事。但近年來，日本、韓國與中國學術界出於對 「西方」即歐美話語的警惕，往往接受「後殖民主義」理論如「東方主義論」的影響，懷著擺脫以歐美為「普遍性歷史」的希望，使「亞洲」論述越來越昌盛。他們提出的 「東亞史」、「從亞洲思考」、「亞洲知識共同體」等話題，使得「亞洲」或者「東亞」成了一個歷史「單位」。

應當承認，重提「亞洲」，在某種意義上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國家的政治邊界，重新建構一個想像的政治空間，對內消解「國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權」的意義。但從歷史上看，亞洲何以能夠成為一個可以互相認同、有共同歷史淵源、擁有共同「他者」（歐美或西方）的文化、知識和歷史甚至是政治共同體？從歷史上看尤其有疑問。

蒙元與滿清帝國史對「中國」歷史的挑戰

在過去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中，最不容易被規整地納入「中國」的是蒙元和滿清兩個帝國的歷史。這兩個帝國給「中國」史學帶來的麻煩，就是它必須超越漢族中國這個中心，論述更廣大的地域空間、更多的民族和更複雜的國際關係。這使得傳統的，以王朝為經緯的「中國史」似乎不能勝任。

晚清學術界已經注意到了這一歷史學的困局。晚清西北地理研究和蒙古史的興盛，就是受這一特別的歷史所刺激。《元史》的反覆重寫，就是因為以「元朝中國」為歷史空間、以漢文史料為主要文獻來源，並不能充分反映那個「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嶺表」的王朝。特別是，這個王朝既是漢地政權，又是大蒙古帝國中的一部分，皇帝呢？正如蕭啟慶所說，他「兼具蒙古大汗與中原帝王的雙重性格」。

所以，日本學者本田實信和杉山正明就提出了「蒙古時代史」的觀念。他們認為，用「蒙古時代史」而不是「元史」這一概念是一個讓世界史也是讓中國史改變面貌的途徑，因為這個歷史不是「中國史」的，而是「世界史」的。這個做法得到很多學者的支持。

同樣的例子是清史。1998年，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在《最後的皇朝：清代皇家機構的社會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中強調一種超越 「中國史」的觀點。她指出，清朝能夠維持300年的統治，主要原因並非像何炳棣等人所說的「漢化」或者「中國化」，而是因為滿族作為一個入主中原的群體，不僅依賴保持本身的特點，實施不同於漢族的統治方式，而且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非漢族民族的支持。從這一點上來說，滿清統治者是中亞諸族的大汗，而不是中國傳統皇帝，滿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東西。所以，滿清帝國和中國並非同義詞，而是一個超越了「中國」的帝國。

事情要追溯到這本書出版的兩年前。1996年，當羅友枝針對何炳棣1967年 《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關於清朝「漢化」的論點，在全美亞洲年會上以前任會長身份發表會長演講《再觀清朝：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後，作為一個中國出身的歷史學家，何炳棣曾經尖銳地反駁，寫了《我對漢化的再思考：對羅友枝 「再觀清朝」一文的答覆》。何認為，對於滿清來說，儒家化就是漢化，儒家化和中國化是一回事。他的隱含的結論就是滿清建立的是一個「中國」的王國。羅友枝的這個論述無疑是對何炳棣的回應，也是對超越「中國」的清代歷史的再度論述。

最近，流行於歐美和日本的所謂「新清史」，延續了對滿洲或滿族文化獨立性的重視。如美國學者歐立德（Mark C. Elliot）的《滿洲之道：八旗與晚期中華帝國的族群認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認為，在統治中國幾個世紀後，旗人雖然已經忘記了母語，但他們的征服者意識和自我認同感仍然一直保存，所以，滿清並非被漢人文化同化的王朝。

另一位美國學者柯嬌燕（Pamera Kyle Crossley）在《孤軍：滿洲三代家族與清世界的滅 亡》（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中也認為，旗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其政權漸漸衰落的時候，反而開始有意識地發展他們的民族意識。他們都強調，清史絕不是清代中國史，尤其不是漢族中國史。

在這一爭論表面有出身不同的學者之間的差異；在這些論爭的背後，還有關於「世界」和「中國」的不同觀念。在日本東亞研究所編 《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和魏復古 （K. A. Wittfogel）的《中國遼代社會史》以來，在東洋和西洋學術界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觀念，就是否認在「異民族統治」或「征服王朝」的時代外來民族被漢族「同化」，而強調各個民族成分的延續和傳統的影響。

換句話說，強調征服王朝的「超中國」意義，一是保持雙重民族性的歷史描述，二是強調歷史過程中異族對漢族的反影響，三是否認以現在的漢族的「中國」回溯以往的歷史。

在他們看來，從現在中國的疆域、民族和文化來追溯歷史，就會把歷史歸入「中國」。

後現代歷史學：從民族國家拯救什麼歷史

對於「中國」的挑戰還來自歐美的後現代歷史學理論。

後現代歷史學理論對於「現代性」的批判中，也包含了對近代以來現代民族國家正當性的質疑。特別是自從「想像的共同體」理論問世以後，對於從現代的民族國家反觀歷史的質疑，深刻地揭示了歷史研究中對於「國家」的誤解，指出我們常常習慣於用現代國家來想像、理解和敘述古代國家。因為歷史上的國家常常是流動的，空間有時大有時小，民族有時合有時分。

但是，我們反過來問，第一，歷史學家是否要考慮與歐洲歷史不同的中國歷史的特殊性？第二，中國尤其是漢族文明的同一性、漢族生活空間與歷代王朝空間的一致性、漢族傳統的延續與對漢族政權的認同，這些是「偶然的」和「爭議的」嗎？第三，中國是一個在近代（西方的近代）才逐漸建立的民族國家嗎？

關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我有一個觀點，即秦漢一統之後，接著在宋代，由於（1）遼、西夏、金、蒙古相繼存在，對等「敵國」的意識，已經形成「國際」；（2）「勘界」、「邊貿」與「市舶司」現象的出現，已經產生了邊境的觀念；（3）對異族和異文化的拒絕和對本土文化的強化，已經漸漸形成了近世的國家，有文化認同、有共同歷史傳統，有倫理的同一性，政治管轄空間十分明確。

因此，中國的民族國家並不一定與所謂的「近代性」有關。首先，在這樣的一個延續性大於斷裂性 （與歐洲相比）的古老文明籠罩下，中國的空間雖然邊緣比較模糊和移動，但中心始終相對清晰和穩定；其次，中國的政治王朝雖然變更盛衰起伏，但歷史始終有一個清晰延續的脈絡；再次，中國的文化雖然也經受各種外來文明的挑戰，但是始終有一個相當穩定層層積累的傳統。在文化意義上，它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在政治意義上，也已經接近現代的民族國家。

如果我們更多在文化意義上看，以漢族區域為中心的國家領土與國家意識，使得宋代以來中國的 「民族國家」相對早熟。不僅如此，從由國家、中央精英和士紳三方面合力推動的儒家（理學）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識化，使得來自儒家倫理的文明意識，在宋代從城市擴展到鄉村、從中心擴展到邊緣、從上層擴展到下層，使中國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

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很「特殊」。或者說，歐洲式的近代民族國家形成途徑很「特殊」。在中國，至少從宋代起，這個「中國」既具有「傳統帝國式國家」的特色，又具有接近「近代民族國家」的意味；既像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又像一個傳統的文明共同體。作為一個中心地域很清晰的國家，漢族中國很早就開始意識到自己空間的邊界，它只是一個「國家」。但是，作為一個邊緣相對模糊的「中華帝國」，它又有「天下中央」的想像，使它總是覺得自己是一個大帝國。

因此，對於複雜的中國，後現代歷史學關於民族國家的理論未必就像用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中那樣有合理性。

中國研究的三個向度

在這樣一個既涉及理論又涉及歷史的領域中，我以為，有三點特別值得重視——

首先，在歷史意義上說，「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因為不僅各個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歷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間邊界更是常常變化。因此，一方面，不必以現代中國的政治邊界來反觀歷史中國，高句麗不必是 「唐王朝管轄下的地方政權」，吐蕃也不在當時「中國（大唐帝國）版圖」，現在的東北、西藏雖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控制範圍內，但它們卻不一定是古代中國的領土；另一方面，也不必簡單地以歷史中國來看待現代中國，不必覺得歷史上安南曾經內附，蒙古曾經由清帝國管轄，琉球曾經進貢，就覺得無法容忍和理解現代越南的獨立、外蒙古與內蒙古的分離、琉球最後歸於日本。

其次，在文化意義上說，中國是一個相當穩定的「文化共同體」，這是作為「中國」這個「國家」的基礎，尤其漢族中國的中心區域是相對清晰和穩定的，經過「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文明推進之後的中國，具有文化上的同一性，過分強調「解構中國（這個民族國家）」是不合理的。至少在宋代起，中國已經漸漸形成了一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實際的，而不是「想像的」。

再次，從政治意義上說，「中國」常常不止是被等同於「王朝」，也不是在指某一家「政府」。政府即政權是否可以等於「國家」，國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於「祖國」？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確的概念，一些政治認同常常會影響到文化認同，甚至抹殺歷史認同，這是很麻煩的事情。至今，還有人不自覺地把政府當成了國家，把歷史形成的國家當成了天經地義需要忠誠的祖國，於是，現在的很多誤會、敵意、偏見，就恰恰都來自這些並不明確的概念混淆。

為什麼要「從周邊看中國」

我想，在自我認識的意義上，中國歷史可以分成三階段。第一個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想像時代」。這個時代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觀念」和以自我為宗主的「朝貢體制」。但是，自從晚明西洋人逐漸進入東方，特別是晚清西洋人的堅船利炮迫使中國全面向西轉之後，中國人認識「自我」，進入第二個階段，叫「一面鏡子的時代」，在西方這個「他者」的對照下，中國人開始了對自我的重新認識。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可是，我們是否還需要一面或多面西方之外的鏡子呢？所以我想，也許有可能進入第三個時代，即「在多面鏡中認識自我的時代」。從周邊看中國，我們可能會重新認知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一百多年的現代學術史，中國學術國際化和現代化的第一波，可以上溯到清代中葉對於西北地理和蒙元史的研究。到晚清民初特別是1920年代前後，中國出現了一批最好的學者，無論是王國維、陳垣、胡適，還是陳寅恪，在學術上都在努力地進入 「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促成了中國學術國際化的第二波。那麼，第三波究竟是什麼呢？我以為，「從周邊看中國」這一課題，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刺激學術史的變化。正像當年傅斯年所說，那時的學術關注點，從敦煌、安西到中亞，重心在西北（雖然偶爾也南下）。

可是，第三波是否可能轉身向東呢？

應當強調，「從周邊看中國」並不打算重走歐洲東方學和日本滿蒙回藏鮮學的道路，「從周邊看中國」仍然是聚焦在中國史。但是，這個「中國」不是孤立的。我們把「亞洲」作為背景，借用「周邊」的視角來看「中國」，這可能促成一種超越國家的國家歷史研究，使國別史研究仍然具有意義和活力，因為我們並不畫地為牢。

以前，比較宗教學的創始人馬克思·繆勒引用過歌德的一句名言，「只知其一，便一無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對於我們永遠是一句箴言。

葛兆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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