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康熙與西學談起

從康熙與西學談起　　最近偶然看到了有這麼一套光碟，題為《清宮密檔》，介紹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清宮檔案。雖然也只是普及層面上的介紹，但憑藉實物和圖像，使人對過去僅僅通過文字而了解的東西有了略為不同的感受。其中的一集叫做《康熙與西學》。以其中所涉及的材料來看，我們這位偉大的君主對西學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不免令人感到意外：從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學，甚至於高等數學，他全都學過，而且學得還不錯。真沒有想到，一位稱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居然能有這等身手！真是令人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私下甚至於揣度，從那時到現在的300年間，究竟還有幾個皇上，也能和他老人家一樣搖計算機，玩對數器，開平方根？　　這位偉大君主的開明和好學，也有他身邊的「國際友人」的不少記載可為佐證。據傳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選擇了數學、歐幾里得幾何基礎、實用幾何學和哲學」進行學習，老師則是法國傳教士白晉、張誠等人。「神父們給皇帝作講解，皇帝很容易就聽懂他們給他上的課，越來越讚賞我們的科學很實用，他的學習熱情愈益高漲。他去離北京兩法里的暢春園時也不中斷課程，神父們只得不管天氣如何每天都去那裡。」他們上完課走後，「皇帝也不空閑，複習剛聽的課。他重看那些圖解，還叫來幾個皇子，自己給他們講解。如果對學的東西還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罷休，直到搞懂為止。」這位皇帝不但注重書本知識，而且注重實踐。傳教士白晉詳細記述了康熙學以致用的熱情：他「有時用四分象限儀觀測太陽子午線的高度，有時用天文環測定時刻，然後從這些觀察中推測出當地極點的高度；有時計算一座寶塔、一個山峰的高度；有時測量兩個地點間的距離。另外，他經常讓人攜帶著日晷，並通過親自計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針影子的長度。皇帝計算的結果和經常跟隨他旅行的張誠神父所觀察的結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滿朝大臣驚嘆不已」。如此好學不倦的皇帝，中國歷史上似乎還不多見。因此他獲得了「老師」白晉極高的評價：「他生來就帶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記憶力強，有驚人的天才。他有經得起各種事變考驗的堅強意志。他還有組織、引導和完成重大事業的才能。所有他的愛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個皇帝應該具備的。老百姓極為讚賞他對公平和正義的熱心，對臣民的父親般的慈愛，對道德和理智的愛好，以及對慾望的驚人的自制力。更令人驚奇的是，這樣忙碌的皇帝竟對各種科學如此勤奮好學，對藝術如此醉心。」有這樣的來自直接觀察的第一手材料，來自直接經歷的評價，無怪乎後來的伏爾泰們會把康熙皇帝當做開明君主的楷模而讚美謳歌了。　　這位17世紀的偉大君主怎麼會如此超前地具有這種「面向世界」、接受西方的眼光與胸懷呢？細究起來，原來也出於對一次學術公案的撥亂反正。康熙後來自己這麼回顧：「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睹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康熙這裡所說的引發他「自憤而學」的事件就是楊光先誣告湯若望的那樁學術公案。正是在這一事件中，楊光先喊出了「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這句極富民族情感和戰鬥性的口號。雖然作為公案，楊光先很快就輸了官司。但是作為一種文化心態，他可是大大地後繼有人。他的這句話，與後來那句「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心理和邏輯上都完全同構，堪稱我們的文明史中最具「政治正確」特徵的兩句口號。楊光先的原話是這樣的：「寧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曆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改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而有西洋人，則遲早「揮金收拾我天下人心，如厝火積薪之下，而禍發無日也」。現在看來，這位挑起事端的欽天監楊光先，雖然因此而被定位於極端保守反動者之列，在說出這句名言之際，除了個人權位功利方面的考慮之外，似乎也不能說他完全沒有對於華夏江山「百年之國祚」深遠的隱憂。利益與忠心、卑鄙與真誠，有時是會攪在一起的。 而在康熙那裡，這場爭論的更重要結果則是使當時年僅15歲的康熙認識到了解西方科學的必要性，從此他開始了認真刻苦的學習。工夫不負有心人，在張誠、白晉這些洋老師的指導下，皇帝每天夙興夜寐，勤奮學習，從西方數學、哲學、天文學、曆法到炮術實地演習等課，歷時四五年，終於完成了這些課程。作為皇帝，康熙這樣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科學知識，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空前絕後的，他在西學上的造詣，恐怕更是沒有任何一個中國皇帝能夠達到的。洋教師這樣恭維自己的學生：「皇帝在短短的時間內竟然變得那樣通曉，以致他竟寫成了一本幾何書。」——當然，這其實只是皇帝參與編輯、下令抄寫的一部數學著作，但是這並不妨礙他當仁不讓地在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中譯本和別的數學書上署上「御纂」二字。而且學習的成效使得康熙對自己的西學水平能夠如此自信，以至於當大數學家梅文鼎進呈《歷學疑問》時，康熙居然毫不謙讓地表示：「朕留心歷算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　　不過也正因此，在康熙當政的時候，西方科技的進口，也就比較順利了。西方的機械、水利、醫學、音樂、繪畫等過去只能被視為「奇技淫巧」而遭國人不屑的東西，現在紛紛傳入中國，成了皇室和貴族間的時髦，一時間出現了西學、西藝盛行的局面。康熙甚至還讓傳教士率隊進行全國地圖測驗，完成了《皇輿全圖》這一我國首次在實測基礎上繪製的全國地圖。此圖歷時近十載，繪製精細，測量準確，是當時我國最精確的全國地圖，康熙特將此圖命名為《皇輿全圖》。作為對傳教士工作的嘉獎和酬答，1692年，康熙在國內頒布了對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勵更多的傳教士來華。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傳教士白晉回法國，帶去了給法王路易十四的禮品，並且進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傳教士來華工作。　　康熙的這種態度並不是一時的興緻所至。其實早在這之前10年，南懷仁就已經看出了這種交流的前景，他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曾經上書羅馬教廷，請求速遣傳教士來華：「凡是擅長於天文、光學、力學等物質科學的耶穌會士，中國無不歡迎，康熙皇帝所給予的優厚待遇，是諸侯們也得不到的，他們常常住宮中，經常能和皇帝見面交談。」——皇帝與傳教士們交往的大門似乎一直是敞開的。白晉在寫給路易十四的報告中也興緻勃勃地說：「康熙帝需要招聘您的臣民——熟悉科學和藝術的耶穌會士，其目的是為了讓他們同已在宮廷中的耶穌會士一起，在宮中建立起一個像法國皇家研究院那樣的一種研究院。康熙帝的這一英明設想，是在看了我們用滿文給他編寫的介紹皇家研究院職能的一本小冊子之後就已經產生了。他打算編纂介紹西洋各種科學藝術的中文著作，並傳播到全國，希望能從盡善盡美的源泉——法國皇家研究院中汲取可供此用的資料。因此，他從法國招聘耶穌會士，就是要在宮中建立研究院。」這一段話曾經引起我很大的興趣。紫禁城裡有過研究院，這是一個多麼值得重視的材料。莫非，康熙皇帝真有過「這一英明設想」，我們也真的有過與西方近代科學接軌的努力？然而，遍查中文史料，我們最後卻只能找到這樣的記載：　　聖祖天縱神明，多能藝事，貫通中、西曆算之學。一時鴻碩，蔚成專家，國史躋之儒林之列。測繪地圖，鑄造槍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養齋。其文學侍從之臣，每以書畫供奉內廷。又設如意館，制仿前代畫院，兼及百工之事。故其時供御器物，雕組陶埴，靡不精美，傳播寰瀛，稱為極盛。（《清史稿?藝術傳》） 再看慕恆義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則是這樣記載的：康熙把「頤和園中的如意館，紫禁城中的啟祥宮撥給那些供奉皇帝的畫家、機藝師、設計師們作集會之用。歐洲來的傳教士們在如意館作畫，刻板，修理鐘錶和機械器物，這些器物都是傳教士們或其他人從歐洲帶來作為禮物送給皇帝的」。白晉自己，也曾記述了皇帝對如意館工匠們的「各類新奇製品的強烈愛好和深刻了解」，他每天驗看這些「出自新建研究院院士之手的作品」，對其中的傑作給予獎賞，也指出不足之處，要求改進。現在故宮藏有數台計算器，就是康熙年間製造的改進型的帕斯卡計算器。康熙還為西洋自鳴鐘寫了這樣的讚美詩：「晝夜循環勝刻漏，綢繆宛轉報時全。陰陽不改衷腸性，萬里送來二百年。」看來，蒙養齋、如意館、啟祥宮，這就是白晉報告給路易十四的「清宮科學院」了。我們可以不必去深究這是傳教士為了邀功而做的誇大，還是文化差異造成的誤讀。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洋大人可以誤打誤撞把這些「齋」、「館」說成是「研究院」，我們今天想要把這種誇大當作事實來相信，那可就得有很大的勇氣和想像力了。那麼，這裡的不同到底是什麼呢？今天看來，很明顯，康熙的大清帝國與路易十四的法蘭西、彼得大帝的俄羅斯比起來，缺少的是這樣一種認識：從思想上重視科學的興起及其對歷史將會產生的影響，從制度上為這種科學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僅此一點，分野判然。當時，西方世界對這個方向的認定是毫不含糊的，形形色色的「科學院」正是於此數十年間在歐洲紛紛建立：1727年，彼得大帝設立彼得堡科學院；1739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成立；而在此之前，1666年，在「太陽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法國已經成立了「皇家科學院」，以研究語言、文學、藝術、科學為宗旨。先後來華的傳教士洪若翰、白晉、張誠等人都與這個皇家科學院有各種聯繫，也正是白晉將這一機構向康熙作了介紹。然而，意味深長之處在於，一個像康熙這樣態度開明、思想開放，並且本人對近代科學有著相當了解和興趣的君主，從這種介紹中吸取的不是應當致力發展本國的科技事業的信息，而是彙集中外能工巧匠設立為自己賞玩之好服務的機構。熱愛西學的康熙正是在更重要的一步面前停住了。近代科學的傳入，哪怕當時曾有過怎樣的輝煌，僅這一點差別，其在中國的命運與前景就已經被確定。啟祥宮和如意館並不就是「研究院」和「科學院」。白晉在寫回法國的報告中可以有意無意地把這一機構說成是「研究院」，把工匠稱為「院士」，但如意館終究不是科學院，它的存在意義不是從事科學研究，而是滿足皇帝的興趣和喜好，讓聖上一人「如意」。即使是帶有科學研究性質的一些製作，如天文、計算儀器等，也還只是被視為可以容許的「奇技淫巧」，在皇上賞玩之餘，就藏之深宮秘府，不為人知，不為人見，更談不上對科技發展起什麼作用了。現在來回顧那時西學、西技對中國的意義，恐怕除了滿足皇上本人的雅玩之外，留下來的只有那一幅認真測繪的《皇輿全圖》了。　　這其實是一種必然。對康熙這樣的帝王來說，容納傳教士和西學，純粹是一種恩典，一種優遇，而不是認同於世界潮流大勢的需要。他對西學和西技的根本態度，恐怕只是「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天文歷算，為王朝定鼎制歷之所需；西洋銃炮軍器，為護衛王朝「百年之國祚」之所需；鐘錶器物，則為聖躬賞玩之所需。這些「技能」方面的東西，都是可取的。除此之外，西來的傳教士和思想學術則是有悖聖人「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倫」，「與中國道理大相悖謬」的，康熙本人的態度就是：「禁之可也，免得多事」——這才是體現他的真意的非常傳神的一句話。　　康熙是與路易十四、彼得大帝同時代的人。這三位偉大的君主都開創了自己輝煌的一代文治武功。然而，法、俄兩國其後都走上了世界強國的發展道路，而我們這個老大帝國卻日漸衰敗。其他方面不說，就以科學技術而言，如前所述，路易十四於1666年建立法國皇家科學院，彼得一世於1727年建彼得堡科學院，康熙大帝則於1690年左右置如意館。法、俄兩國的科學院，後來成為這兩個國家集中科學人才，發展科學事業的核心機構。而在中國，雖然如意館在康熙時還有些百工製作的盛事，後來就純粹是一個畫院，而且日趨衰微。近代科學傳入的盛事留下的是這樣的敗筆，中國人該感慨命運，還是該悲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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