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生態論 中國民族宗教網 mzb

　　一、從生態學到文化生態學，再到宗教生態學　　　生態學是近代興起的自然科學新學科，研究生物系統與環境系統的相互關係。當代生態學與人文學科相結合，發展出文化生態學和生態哲學。美國人類學家斯圖爾德打破「單線進化論」，提出「多線進化論」，首次把生態學應用於人類文化研究，創立文化生態學。他重視文化對不同環境的適應和由此形成的文化多樣性，認為這些各有其核心屬性的不同類型文化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進化順序，它們是平行發展的（《文化變遷理論》，1955年）。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考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關係，提出生態馬克思主義。我國學者余謀昌著有《生態哲學》（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站在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世界觀的高度考察生態環境和社會發展的關聯。學者方李莉在《文化生態失衡問題的提出》（《北京大學學報》2001年3期）一文中提出了與自然生態不同的文化生態問題。戢斗勇《文化生態學論綱》（《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2004年5期）嘗試構建文化生態學理論體系。最近若干年，陸續有人文學者把文化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運用到宗教文化的研究，提出並著力建設宗教生態學理論，研究在一個相對獨立的信仰文化圈內，宗教諸種關係及其態勢，包括宗教內部的關係，宗教之間的關係，宗教與生存環境（自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研究宗教多樣性結構及其適應社會過程中的動態平衡、失衡、重建的規律，並涉及文化圈之間的關係。如俄國學者克拉斯尼科夫就著有《宗教生態學》（見《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9年10期）。中國宗教學學者從中國的歷史與實際出發，用宗教生態學的眼光，考察中國宗教適應社會的多層次性和動態適應的複雜多變性，以便更好地推動宗教關係的和諧，充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促進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建設。我寫了《宗教文化生態的中國模式》（中國民族報，2006年5月16日）和《中國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收入《民族宗教學導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6月）。陳曉毅著《中國式宗教生態――青岩宗教多樣性個案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4月）。宗教生態論的探討引起政界學界越來越大的關注，因為它關涉到文化建設的戰略思考和社會的長治久安。　　　　馬克思強調環境（包括物質實在與社會存在）改變人並決定精神文化，同時又認為人能改變環境，指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併合理地理解為變革的實踐」（《馬克思論費爾巴哈》）。恩格斯在《反杜林論·概論》一書中指出：「當我們通過思維來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繫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由此可知，馬克思主義哲學總是用相互作用和生成發展的眼光來認識宇宙、社會和文化，這其實就是生態學的哲學理論基礎，生態學只是把這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用於考察某種系統中事物運動的內部與外部聯繫而已。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實際上就是社會生態論，把中國社會作為一個大生命體和大生態系統，以人的尊嚴、幸福和全面發展為中心，激發社會生命的活力，協調社會機體各部位之間的關係，在良性互動中實現社會大生命體的健康運行。落實在宗教領域，管理者就不能滿足於分別去處理各種宗教問題，而要對中國宗教生態在宏觀上有整體性的把握，對中國宗教生態的平衡、失衡與重建有長遠的戰略目標，以保證中國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能長期協調，避免出現病態化趨勢，使社會穩定又有朝氣。　　二、宗教生態論的特質和主要指向　　　　特質　　　宗教生態論與宗教個案研究、宗教歷史與現狀研究不同，它的重心不在闡明各種宗教自身的狀況與發展，它側重在宗教關係及其態勢的考察上。宗教生態論也與宗教本質論、要素論、功能論不同，它的任務不在揭示宗教的一般特徵並歸納出它的社會作用，它關注的是生活中宗教系統的生成與變化，宗教系統與環境的關係，文化共同體生存的總體態勢。它吸收西方文化圈理論的要素，又不為其既定模式所限，而著眼於大的文化共同體內諸多宗教與非宗教文化之間的有機聯繫。它與宗教和諧論、宗教文化論有交叉，但又不重疊。它的特質在於把現實生活中相對獨立的社群共同體（如民族、國家、地區）範圍內的宗教文化與世俗文化，看作是一種社會生命系統，內部有其結構層次，外部與大環境的社會文化系統相依互動，有調適也有矛盾，在內部不斷更新和與外部環境交互作用中維持生存和發展的活力，宗教生態論就是研究宗教生命系統動態運行機制的理論，它把宗教看作活的文化，目的是促成宗教關係和諧。　　　　宗教生態論重視自然環境與經濟類型對宗教文化的影響　　　　前蘇聯蘇維埃學派提出「經濟文化類型」的理論，認為前資本主義時期有三種經濟文化類型：漁獵採集型，鋤耕農收型，犂耕農業型。又提出「歷史文化區域」的概念，它指向共同的社會經濟發展和長期交往、互相影響形成相似文化生活的人們居住區。我國老一輩學者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指出，人類由於自然環境之不同而形成生活方式之不同，從而促成文化精神之不同，大致有三種類型：游牧文化、農耕文化、商業文化。學者張踐認為，從歷史上看，經濟是影響民族宗教關係的重要維度（參看張踐：《多元社會視角下的民族宗教關係》，見《民族宗教學導論》第三章）。這一看法肯定了宗教發育狀況受經濟發展水平與類型的影響，是有道理的。如：原始氏族宗教的自然崇拜、多神信仰與巫術活動，對應著漁獵經濟時代的氏族社會特點和需要；古代民族國家宗教的政祭合一與高位神、職能神崇拜，對應著農牧經濟時代民族國家的穩定與發展；近代世界宗教的擴展與改革、民族國家宗教的轉型，對應著工商經濟的發達和市場經濟的競爭；當代民族宗教的衝突與宗教民族主義影響力的提升，對應著經濟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關係緊密而又矛盾空前增多的特徵。從地理文化學的角度，還可以從自然環境的差異說明神靈與崇拜活動的多樣性。如臨近湖海江河的族群崇信海神水神，依山而居的族群虔信山神，以農耕生產為生的族群崇拜土地神和五穀神，商業發達地區的族群則喜供財神，如此等等。直到今天，自然環境對人們宗教信仰的直接影響仍然存在，例如東南沿海居民對媽祖海神的崇拜，青藏高原居民對雪山神的崇拜，仍在延續。不過，隨著現代經濟的普遍發展和宗教文化的廣泛交流，宗教生態中自然地理的制約和原有經濟類型的影響，日漸在減弱，成為次要的因素，而且多存在於各種原生型宗教文化區域。　　　　宗教生態論視野下亞伯拉罕系宗教生態模式與印度系宗教生態模式　　　　人類社會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區域多信仰多宗教的世界，宗教文化類型眾多，豐富多彩，又在發展中不斷分化、組合、更新、流播。從宗教生態論的角度看，它的生存模式是千差萬別、變動不居的，又表現為交叉、重疊和大系統包含諸多小系統的複雜態勢。宗教的分類，有進化論的分類，有地理學的分類，有語言學的分類，有神靈觀的分類，有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分類，有文化變遷與傳播學的分類，不一而足。宗教生態論的主要任務不是闡述世界各種宗教的歷史與現狀，而是研究世界宗教中有巨大影響的幾種大系統的宗教文化生態模式，從而更好地把握世界宗教的宏觀格局。　　秦家懿、孔漢思在其合著的《中國宗教與基督教》（中文版，三聯書店，1990年）一書中指出，世界有三大宗教河系。第一大宗教河系，源出於閃米特人，以先知預言為其特點，形成亞伯拉罕系統三大一神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第二大宗教河系，它源出於印度民族，以神秘主義為其特點。第三大宗教河系，源出於中國，其中心形象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神秘主義者，而是聖賢，這是一個哲人宗教。該書對三大宗教河系各自特點的概括未必準確，但從宗教史上概括出三大宗教河系，即規模宏大的三個宗教文化系統，望之有如天上銀河系之壯偉，是有見地的，它們確實是世界諸多宗教中最具典型意義的三大生態發展模式。我們需要先對這三種模式中的兩種模式的特點做出新的說明。　　　　亞伯拉罕系統宗教生存與發展模式可稱之為一元分化式。三大教以亞伯拉罕（伊斯蘭教稱易卜拉欣）為共同先祖，以《舊約》為早期經典，先有猶太教，再分化出基督教而有《新約》，又分化出伊斯蘭教而有《古蘭經》，同出一源，在經典啟示和先知代言上依次承接，有因有革，相續出新。猶太教與猶太民族對接，構成一族一教、同體互融的生態，從而保證了苦難流移中的猶太民族有精神支柱和身份認同，不致離散沉淪。基督教的出現和發展，則是適應了地區性多民族的羅馬帝國的精神需要，同時基督教成為歐洲各民族的統一身份。由於歐洲文化的深度基督教化，在蠻族入侵和羅馬帝國解體之後，歐洲各民族仍然是文化上的共同體。在近代宗教改革和民族國家紛紛出現並逐步實行政教分離之後，基督教仍然是歐洲共同體和派生到美國、加拿大的民族國家的精神紐帶和文化底色。隨著西方帝國的殖民活動和在全世界的擴張，基督教進一步從文化上加強了向外的傳播滲透，使它的生態空間擴大為跨越五大洲、四大洋的超型文化圈。僅就美國而言，其宗教生態模式可稱為一元多教式。美國是移民社會，多民族必然多宗教，它又在法律上強調政教分離和保護信教自由，因此宗教文化表現為自由競爭，豐富多樣。但這只是在政策層面上如此，在文化生態上卻一直以基督新教為基礎或底色，而後容納其他各教，並非真正平等地對待所有宗教。美國主流社會有很深的「WASP」（白種的盎格魯·薩克遜新教徒）情結，美國價值、美國政治與外交都浸潤著基督新教精神。例如美國以上帝揀選的民族自居，要承擔「拯救全人類」的責任，因此它要領導和稱霸世界；美國的歷屆總統除一位是天主教徒外，余皆為基督新教徒，就職時要按著《聖經》宣誓；美元上印有「我們堅信上帝」字樣，其「愛國誓詞」也強調公民要效忠的美國「歸上帝主宰」；它的社會道德以新教倫理為導向，認同勤儉致富、榮耀上帝；它的核心價值如民主、自由、人權及強烈的選民意識都根源於基督新教的個體意識（上帝愛每個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獨立宣言》認為人權是「從上帝那裡被賦予」的。美國的伊斯蘭教和其他宗教只在局部範圍生存，遠不如基督教那樣有全國性影響。在「9·11」事件發生以後，穆斯蘭群體經常成為國家安全部門監控的對象。這就是美國宗教生態結構的現實特點。伊斯蘭教一向與阿拉伯民族的社會髙度一體化，對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有全方位全過程的影響。它既適應了阿拉伯民族在強盛時期統一帝國擴展實力和文化的需要，也能夠在阿拉伯民族衰落和分裂時期維持精神家園的需要。它的生態空間隨著與基督教較量的勝負而時大時小，但在中心區域是穩定的。當代阿拉伯世界中有些國家是世俗政權，但伊斯蘭教仍具有國教地位，保持著主導文化的作用。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今天，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不能適應現代化的需要，與社會環境之間出現種種生態失衡的狀況，不得不進入它的轉型期。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是一神教，其崇拜的神靈是絕對唯一神，它至高無上，唯一無二，全知全能全善，不承認任何他神。由此之故，其原教旨主義必然唯我獨尊、強烈排它。由於同而不和，三教內部必然不斷分裂，形成教派互斗；外部必然不斷對抗，造成宗教衝突。基督教分出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伊斯蘭教分出遜尼派、什葉派和其他教派，彼此不可能重新聯合。中世紀基督教的「十字軍東征」和伊斯蘭教的「聖戰」，當代基督教強勢族群的強權主義與伊斯蘭教弱勢族群的宗教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以及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對斗，都說明亞伯拉罕系統的宗教文化生態是一元分化模式，彼此漸行漸遠，存在著內部緊張的基因，在爭鬥中優勝劣汰，平衡是暫時的，不平衡是常態的。根據錢穆的理論，亞伯拉罕系統的文化屬於游牧商業文化大類，其特點是向外尋求，流動，進取，戰鬥，一曰空間擴展，二曰無限向前。因此其發展過程表現為大起大落，大開大合，內外競爭激烈。在世界由於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髙度發展而成為地球村的形勢下，在人類面臨共同的生態、社會危機，卻四分五裂的狀態下，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作為世界主流文化重要部分的亞伯拉罕系統原有的宗教生態模式，越來越顯現其陳舊和與國際社會生態健康化的不適應。主要是在貴斗哲學支配下的原教旨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流行，必然導致民族宗教激烈衝突，如不有效加以制止，將把人類引向災難。因此，亞伯拉罕系統宗教生態必須作大的調整，關鍵是壯大開明派的力量，抑制極端主義，倡導貴和的理性的宗教溫和主義，並使其主導宗教的發展方向，這是內部的決定性因素。同時，通過平等開放式的宗教間對話和強大進步輿論，從外部予以推動。　　　　印度宗教生態模式可稱為一元多神蟬變式。婆羅門教起源古老，以《吠陀》為經典，以梵天、毗濕努、濕婆為三大主神，以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婆羅門至上為三大綱領，信仰梵我一如、業報輪迴，與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四大種姓：婆羅門、剎帝利、吠舎、首陀羅）相結合，全方位覆蓋了印度的社會文化。在一元宗教內部，則天、空、地三界諸神眾多，各司其職，掌管人間萬象萬事。為適應時代的變化，婆羅門教也經歷了後期犬陀和梵書時代、奧義書時代和經書時代的不同階段，這是小蟬變。公元前五世紀以後，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興起，主張慈悲為懷，眾生平等，反對種姓制度，獲得社會中下層的歡迎，甚至得到剎帝利階層和國君的支持。公元前三世紀孔雀王朝，阿育王尊佛教為國教。印度種姓制度根深蒂固，經歷了數百年間婆羅門教與佛教的對抗，婆羅門教吸收了佛教、耆那教和民間信仰的若干成分，演化為新婆羅門教，即印度教，再加上伊斯蘭教的強勢進入，逐漸將佛教擠出印度。印度教重新佔據除了伊斯蘭教社區以外的印度社會的精神世界。這是一次大蟬變。梵天、毗濕奴、濕婆成為三位一體的至上神，重視瑜珈的修行之道。印度教對於民間的多神崇拜很有包容性，能夠同時容納苦行主義與縱慾享樂，其種姓分別也有鬆動，小的蟬變時有發生。但它與印度民族文化結合較深，其教義的普世性較少，雖然信徒眾多至今仍未超出民族的範圍，非單沒有成為世界性宗教，而且在外部與伊斯蘭教和錫克教不斷發生衝突，以至於上世紀中葉在英國殖民主義策動下，轉信了伊斯蘭教的原印度居民中心區，從印度分裂出去，建立了巴基斯坦國家，彼此間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對抗，至今仍在延續。這是印度宗教生態的又一次大蟬變。按照梁漱溟的觀點，西、中、印三種文化路向和根本精神不同，各有優劣。西方文化向前求進，中國文化調和持中，印度文化反身向後。印度文化確實長於冥思返觀，追求神秘主義體驗和內心解脫，所以內向煉養式和苦行式宗教發達，同時也鍛煉了體悟思考能力，推動了哲學型宗教的繁榮，《奧義書》和佛經代表著直覺思維的最高水平。在印度社會文化大環境（主要是種姓制度和神靈的民族色彩鮮明）中，印度教最適宜生存延續，而佛教的普世性、平等觀與社會的等級制、民族意識之間的緊張始終不能有效消除，於是它悄然退出印度，經過南北兩條通路而走向世界。佛教在中國遇上儒家的仁和之道和道家的虛靜之道，找到適宜的文化環境，於是蓬勃發展，形成佛教發展史上新的高峰期，跨出了它演為世界性宗教的關鍵一步。　　　　中國宗教生態的多元通和模式　　　　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地區多宗教多信仰的國家，沒有一神教的傳統，卻有多元文化和諧互動的深厚傳統。從自然與經濟生態來說，地理整體單元和農業為主、農牧互補，形成民族眾多並內向會聚及邊緣伸展。中國幅員遼闊、地理多樣，因而有眾多民族及其文化。但中原農業發達，文明先進，民族間的爭鬥、交往、遷徙，其主流指向中原，內聚力強大。同時中原文化不斷向四周輻射，周邊游牧民族入主或認同中原，又帶動邊疆進入中華版圖。西部北部有高山沙漠，既是屏障又有陸路交通與境外連接。東部南部有大海形成海防，又可與世界海路相通。從民族生態上說：一方面民族與文化多樣，另一方面多民族又內向融合，生成主體民族漢族，像磁鐵把多民族吸引在它的周圍，彼此共處，互相滲透，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這種民族結構和生態，直接造成中華文化多元通和的成分結構和關係生態：中華文化在成分結構上有雙層性，即數十個單元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特色，同時作為多民族共同體的複合型中華民族，又有文化的主體性和共同性；在關係生態上以和諧、接近為主旋律、總趨勢。從社會類型來說，中國在農業文明發達基礎上把早期氏族血親關係擴展為宗法關係，形成牢固的家族社會。家庭是最重要的社會單位，夫婦、父子、兄弟是基礎關係，君臣是父子的擴大，朋友是兄弟的延伸。中華民族在農業文明與家族社會土壤里生長出親情、鄉情與群居智慧，追求和諧穩定，喜歡用家庭鄉里的眼光看社會看世界，親近土地和自然，產生出孔子、老子為代表的以儒家道家互補為主脈的中華思想文明，既重人文道德，又重自然本性，以中和之道為精神方向，逐步建設起中華信仰文化多元通和生態系統。　　中華信仰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的主要表現：第一，人文性與宗教性融通。人文理性引導宗教信仰，兩者互為補充。孔子儒家仁禮之學和老子道家道德之學，本質上是人學，崇拜聖賢超過神靈，它們規定著中國各種宗教發展的主流路向，即神人一體，以善為教。從而避免了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和神學壟斷，使宗教義理貼近現實生活，有益道德教化。而宗教又彌補了儒道兩家缺少彼岸追求和神靈慰藉的不足。漢魏到近代，儒、佛、道三教鼎立是中華信仰的主體架構，其中儒為導向，佛、道輔翼，三家相得而益彰。第二，民間性與正統性互補。民間宗教與正統大教相別又相互流動，形成民俗文化與精英文化的互動，不僅同時滿足了上下階層的信仰需求，而且在互動中保持著宗教的生命活力。民間宗教可分為民俗性宗教和組織化宗教。前者如家族之祭祖，農業牧業海事諸神及行業神崇拜，歲時節慶祭祀，人生禮儀，佛、道教影響下的宗教民俗，各種生活神（王母、財神、城隍、壽星、文昌、藥王等），巫儺風尚，宗教性禁忌等。後者如白蓮教、大乘教、八卦教、羅教、黃天教、弘陽教、三一教、天地會等。正統大教則有國家郊天宗廟社稷之祭禮，道教，佛教，和陸續傳入的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新教。民間宗教吸收正統宗教的營養，正統宗教以民間宗教為基礎。發展中彼此有競爭有磨擦，但又相互依存和轉化。組織化民間宗教具有不穩定性，往往成為社會抗爭力量的旗幟。第三，民族主體性與多元開放性統一。中華民族信仰文化有鮮明的民族主體性，表現為：其一，敬天法祖為全民尊奉並數千年不變的基礎性信仰（不可脫離，但可兼信他教）；其二，以儒道互補為底色，以仁為體，以和為貴，以生為本，以德為上，追求福壽康寧的核心價值，提倡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剛健中正的民族精神，具有和而不同、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博大胸懷。因此它在文化上必然是開放的，易於接受外來宗教並使之中國化。佛教是請進來的，經過儒、道兩家的洗禮，成功地實現了中國化，進入主流文化。伊斯蘭教傳入後，與儒家禮教、理學相結合，成為中國多元文化的組成部分。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在傳播過程中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利用，出現曲折與衝突，但愛國守法的團體、人士和活動仍然被中國接納，有正常生存空間，只是中國化的過程較為漫長。第四，通和性與多樣性並存。在儒家「和而不同」和道家「有容乃大」思想引導下，不同宗教互相接近、彼此和諧而且會通，成為風氣，歷代王朝文化政策主流是三教和多教並獎，有的還舉辦三教會講，使得信仰關係以和諧為主旋律，還出現二教或三教共信的「信仰混血」現象。百家異說可以殊途同歸的觀念深入人心，信仰的多樣性被視為正常普遍現象而得到尊重，在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上則表現為「因俗而治」，「興教安邊」的路向。於是，中國宗教以其突出的多樣性與和諧性而得到「宗教聯合國」的稱號。第五，連續性與階段性共顯。中國信仰文化生態在長期發展中有變化而無斷裂，前後相續，有因有革，一直與古老文明源頭活水血脈相連。傳統的「尊天敬祖」長期不變。儒學的仁和之道、五常八德、天人一體等人學之理，古今不易。道家的尊道貴德、道法自然、重生尚柔等朴真之則，常駐常新。同時，不變又寓於變動之中，呈現出發展的階段性。上古是多神共生的氏族原始文化，爾後是尊天敬祖的三代宗法文化，再後是理性覺醒的春秋諸子文化，繼後是學教並重的秦漢禮義文化，此後是時間最長的三教和多教繁榮的中古德性文化，最後是中西交匯的近代變革文化，目前中國文化仍處在變革之中。中華信仰文化生態的發展，如同百川彙集的長河，水量充沛，含質豐富，不斷有新流進入，也常有彎道和險灘，那不過構成了一道道不同的風景線，而河水繼續奔騰向前，流向人類文明的海洋。　　三、宗教生態論拓寬和豐富了宗教學的理論體系　　　　西方宗教學在130多年間發展出很多學派，形成很多分支學科。中國宗教學在30多年間也成長迅速，頗有自己的特色。從歷史、理論、現狀三大研究領域來綜合分類，其一，有宗教史學，包括原始宗教史、各教宗教史、國別、民族或地區宗教史、世界宗教史；其二，有宗教學理論，包括宗教學原理、宗教人類學、宗教社會學、宗教傳播學、宗教心理學、宗教文化學、宗教哲學和民族宗教學；其三，有宗教現狀研究，包括世界宗教現狀、中國宗教現狀、各國的宗教理論、法規與政策。中國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它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世界宗教學已有成果的綜合創新。宗教生態論是其中新興的重要理論。它創造性地體現了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和科學發展觀，又補充了宗教人類學、宗教社會學、宗教文化學等學科的不足，也能使宗教史學和宗教現狀的研究開出新的境界。　　　　宗教生態論的宗教關係整體結構理論，彌補了宗教社會學家分別關注宗教與社會之間某些聯繫、某些功能（進化論、功能論、衝突論、補償論等）的局限，而能從整體上全面研究某種社會大系統中宗教之間、宗教與社會的複雜多層關係，把握其關係結構方式，這樣人們對特定宗教的位置和作用會看得更加清楚。例如伊斯蘭教在穆斯林國家社會文化系統中是貫徹社會上下的唯一的全民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園，也是它的政治文化，須臾不可或離；而伊斯蘭教在中國社會文化系統中則處於從屬和局部的位置，與其他宗教是平等的，只在10個民族社會文化生活中起主導作用。又如中國五大宗教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而在中國社會文化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佛、道二教進入中華主體文化之中，具有全局影響，而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新教雖然教徒人數超過佛教道教，在中華文化仍處在邊緣狀態，只有局部影響。加上國際社會與文化生態的影響，天主教、基督教與中西關係相連，伊斯蘭教與國內民族關係相連，具有佛、道教所無的特殊作用。不了解宗教關係整體結構，五大教的社會屬性與作用就說不清楚。　　宗教生態論的生命系統運行機制理論，用一種大生命觀考察宗教文化的生存和發展，彌補了教別史、文化圈理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孤立考察某種宗教及其影響的缺陷，也避免了宗教哲學缺乏具體生動性的不足，而把宗教文化作為社會生命共同體，關注其生命系統的內在動力、循環、遺傳、更新、調節、修復，及與外部環境交換質素、信息的運行機制。這樣，宗教不僅呈現為動態的事物，而且是不斷在進行新陳代謝的有生命活力的事物。宗教生態系統是立體化的多層次的生命系統，從世界宗教生態到地區宗教生態，再到國家民族宗教生態，再到地方或教別宗教生態，一直到教團和家庭，大系統隸屬小系統，母系統派生子系統，層層疊疊，錯綜交叉，收縮擴張，起伏興衰，既需要分別考究，又需要整合綜論。例如東亞地區的宗教生態，以中國為腹地，形成儒學文化圈、佛教文化圈、道教文化圈的三重疊加的東亞模式，其輻射範圍包括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和越南，波及東南亞各國。東亞宗教生態系統是在中華仁和精神引導下，通過文化的和平交流方式形成的，沒有政治集團操控，不伴以戰爭掠奪流血。儒、佛、道在傳播的過程中又不斷與東亞各國的國情和文化相結合，形成各自的特色。如儒學在朝鮮半島發展出「性理之學」，在日本發展出「朱子學」、「陽明學」；佛教在朝鮮半島發展出「五教九山」，在日本發展出「凈土真宗」、「時宗」、「日蓮宗」，在越南發展出「竹林禪派」、「蓮宗」、「元紹禪派」；道教在朝鮮半島出現了特色官署「昭格署」和特色道觀「福源觀」，在日本與天皇制有密切關聯又影響了神道教的發展。近現代以來，在西方文化強勁衝擊下，東亞文化圈衰弱破碎，儒學在中、日、越三國被邊緣化，基督教傳播神速。上世紀80年代以來，儒學在中國衰而復興，在東南亞新加坡等國的影響有擴大之勢。可見，宗教生態系統的興衰變異，是內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宗教生態論的文化生態圈與分布的識別方法，能夠使人們對宗教的認知，不停留在抽象概念或現象描述上，而能把宗教歷史、宗教理論、宗教現狀結合起來，從系統論的視野和異同比較的角度識其多樣性和類屬，從而將世界宗教和中國宗教有機連貫起來，組成一幅彼此相通而又色顏各異的圖式。世界上的宗教是多種類多層次的，看似無序雜多卻有類屬序列。已有的地理學分類、語言學分類、進化論分類、社會學分類、現象學分類似乎都不能恰當揭示人類宗教真實的生存狀態。而文化生態圈的分類會使各種宗教的動態分布景象在我們頭腦中清晰起來。從古至今，世界宗教的生滅、興衰、變革一直在進行中。從目前相對穩定的宗教生態模式看，大致形成如下若干主要生態圈和分布：1、以歐洲和北美為腹地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東正教）文化生態圈，並延展到五大洲，以亞洲為新興區；2、以阿拉伯半島和阿拉伯民族國家為腹地的伊斯蘭教文化生態圈，擴展到五大洲，與基督教文化生態圈多有重疊；3、以東亞和東南亞為腹地的佛教文化生態圈，在其他各洲均有數量不等的教徒；4、以印度為主區的印度教文化生態圈，在斯里蘭卡和印巴有爭議的克什米爾也有印度教群體，此外一批印度教徒隨著移民而遷居歐美；5、以中國為主區的以儒道互補為底色的中華多元通和文化生態圈，它對周邊國家尤其對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文化有一定影響；6、日本以神道教為底色的多教共存文化生態圈；7、與猶太民族相結合的猶太教文化生態圈，主區在以色列，而在美國和俄羅斯都有一定數量教民群體；8、歐、亞兩洲北部烏拉爾—阿爾泰語系各族信仰的原生型宗教薩滿教文化生態圈，雖不斷有其他宗教進入，但薩滿教在民俗文化中仍有深廣的影響。　　以上8種宗教生態模式的發展及其相互關係，決定著世界宗教未來的走向。　　　　四、宗教生態論與中國宗教生態建設　　　　宗教生態論有益於中國社會主義者總結歷史經驗，確立今後中國宗教文化發展戰略，引導宗教長期平穩地適應社會主義社會，促進社會和諧。　　歷史經驗教訓　　　中國歷史上形成的宗教生態多元通和模式，基本上適應了多民族多宗教的國情，與農業文明、家族社會形成和諧關係。這期間也有不適應發生，如南北朝至唐有「三武一宗滅佛」，清後期對伊斯蘭教新教的鎮壓，主因是執政者宗教政策一時失當，造成政教關係短期緊張。不同文化之間的論爭與張力，只要局限在理論範圍而不激化為暴力衝突，有益於彰顯各自特色與彼此借鑒，激發向前的活力，這是文明發展的規律。　　　民國以來，中國社會進入社會變革劇烈時期，進步力量與革命團體致力於民族獨立解放事業，來不及細心研究宗教文化的調整與發展問題，在西方科學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影響下，對中華傳統文化（包括宗教）進行猛烈衝擊，批判與否定有餘，轉化與建設不足，出現「打倒孔家店」、「漢字落後過時」、「取代宗教」等「左」的文化口號與思潮。建國以後特別是1957年以後，文化上只強調「興無滅資」，對中華傳統文化雖有「批判地繼承」的方針而不能落實；又受蘇聯「鴉片基石論」的影響，對宗教批判限制多，保護引導少，尤其視民間組織化宗教為「反動會道門」，民俗性宗教為「封建迷信」，不斷予以掃蕩；在「文革」期間則實行「消滅宗教」的極端主張，把宗教打入地下。由此，我國宗教文化優良傳統出現斷裂，宗教生態嚴重失衡。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文化理論與政策（包括宗教理論與政策）回歸唯物史觀與理性溫和的軌道，把傳統與現代結合起來，弘揚中華文化，吸收人類文明成果，進行綜合創新。在宗教問題上拋棄「宗教殘餘論」、「宗教鴉片論」，提出「宗教適應論」、「宗教文化論」、「宗教和諧論」，於是宗教領域面貌煥然一新。　　　但是在宗教生態問題上我們還缺少深入反思：歷史上的多元通和模式如何評價？哪些原因造成了宗教生態的失衡？我們的失誤在哪裡？對這些問題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我國宗教生態失衡的表現和原因　　　　表現：一是在現今合法五大宗教中，外來宗教的比重遠大於中華傳統信仰，道教佛教加在一起，亦不過半，而唯一土生土長的道教是五大宗教中群體最小的宗教；二是歷史上主導諸宗教精神方向的儒學不僅被邊緣化，而且被妖魔化，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是負面的形象；三是民間信仰缺失，填補這一缺失最具活力的是尚未充分中國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以歷史空前的過快速度在城鄉增長（每年增約100萬教徒），成為正式信徒最多的宗教，削弱了中國宗教文化的民族主體性，急劇地改變著中國宗教原有的結構版圖；四是地上地下教群的二元存在，使統一的宗教生態破裂，處在灰色與黑色地帶的宗教群體在病態中生存。　　　　原因：一是當代主流社會人士放棄儒家溫和的「神道設教」理念，趨向於戰鬥無神論的反宗教思想，視宗教為社會進步的障礙，行動上致力於與宗教作鬥爭，從而壓抑了溫和的宗教，卻不能有效阻止原教旨主義的宗教教派流行；二是不重視傳統民俗文化，反覆不斷掃除民間宗教與信仰，結果摧毀了多元通和宗教生態的基礎，不僅使民眾的信仰需求得不到滿足，而且淡化了多神崇拜心理，為以傳教為信仰並擅長於基層分散傳教的基督一神教擴張性傳播，提供了適宜的廣大空間；三是主流社會對孔子儒學和老子道學在維護中華民族主體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長期認識不足，反傳統的民族虛無主義的流衍深廣，「文革」思維仍有影響，弘揚中華文化的力度不夠，支撐不起中華文化復興的大業；四是管理思想和體制不能與時俱新，用老觀念老套路應對新情況新問題，於是宗教領域二元結構和灰色地帶的問題久久不能解決。　　　　宗教生態多元通和模式的重建　　　　中國宗教多元通和模式是一種良性生態模式。它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多樣文化相依共榮在宗教關係上的表現，最有益於宗教自身的健康發展與和諧社會的建設，最有益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治久安。它也有益於一國兩制與兩岸文化和平交流。它還有益於推動宗教對話與世界和平。而宗教暗中發展，或一教坐大，或宗教關係緊張，或外部干擾不斷，都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工作應有新的特色新的內涵。　　多元通和，固本化外。——文化戰略的思考。宗教結構的失衡、信仰基礎的削弱和生存病態的存在，既然是長期所積，那麼重建良性生態當然也非短期之功。在諸多建設中文化建設是軟性的又是較難的，而文化建設中信仰文化重建更是無形的又是最難的，需要長期推動。文化之間的平衡只能靠文化的力量來實現，舍此，其他手段都不能成功。實行宗教政策與建設宗教生態不是同一層面的問題：在法律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面前，各教一律平等；在建設宗教生態任務面前，要從民族發展全局利益出發，具有戰略眼光、宏觀目標，把保護民族性文化放在首位。從文化戰略上考慮，我們的長遠目標是8個字：多元通和，固本化外。「多元通和」要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指導下全面開放各種愛國勸善的宗教，將其納入社會管理視野並加以積極引導。多樣性宗教之間一律平等，和諧互尊，還要相互溝通、相互學習，形成愛國守法、行善積德的文化聯合體。「固本化外」要求加大中華傳統信仰文化重建的力度，繼承和發揚中和之道的優良傳統，加快各種外來宗教中國化的步伐，使之如同佛教那樣成為中國和諧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　　　　用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引導宗教生態的重建。在歷史上，引導多元宗教的思想是人文的儒學，其宗教觀是溫和的「神道設教」之說。在今天，引導多元宗教的思想是人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宗教觀是溫和的無神論。既堅持無神論，又尊重有神論，就是溫和的無神論，它是新時期建設宗教多元通和生態的必要社會條件。它與儒學異在不保留天命鬼神的思想空間，同在不反宗教而能加以包容，並發揮宗教的積極作用。它與以往的無神論同在都不承認神靈實在和靈魂不死，異在它承認宗教存在的必然性與長期性，不贊成與宗教為敵，而要給予尊重，與之合作。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強調以人為本、共同富裕、公平正義、互尊和諧，它是社會主義思想與中華文化的有機結合。在它的指引下，人文理性與科學理性是社會思潮的主流，社會文明得以日趨提升，宗教理性也將不斷加強，宗教關係才能走向和諧。科學發展觀不僅是社會發展的方略，也是宗教生態重建的路向。新的社會主義文化體系，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把主導性與廣泛性、先進性與多樣性統一起來，建成能夠滿足各民族各階層各地區多種文化需求的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進一步弘揚孔子儒學和老子道學，促其實現當代轉型，展現中華文化的嶄新風貌和新時期文化的民族精神，發揮其融合不同文明的傳統優勢。要早日使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八德（忠孝誠信禮義廉恥）和道家的道法自然、尊道貴德，重新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普遍倫理的基礎，並不斷輻射到宗教倫理；用儒家中和之道和道家柔和之道促使各種信仰中溫和主義成為主潮流，推動宗教關係日益和諧。儒道互補是中華文化的底色和民族文化標識，是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最強勁柔韌的精神紐帶。今後也將如此。陳水扁台獨勢力執政時期，大力推行文化上的「去中國化」，使中華文化良性生態遭到一定破壞，兩岸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感到痛心。我們要引以為戒，反其道而行之，共同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固本培元工作。　　　　有效地推動天主教、基督教神學中國化的事業。作為一神教的基督教，其原教旨主義認為「耶穌以外無拯救」，有強烈排它性，容易被西方霸權主義利用，成為對外擴張的助手。這樣的基督教不適於中國和諧社會建設與多元通和宗教生態的需要，必須與儒、道思想相結合，不斷地中國化，也就是不斷地溫和理性化，減弱其排它性，增強其包容性，減弱其洋教性，增強其中華性，才能使它成為中國和諧社會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不是異物。中國特色神學建設是基督教適應當代中國社會的關鍵。西方敵對勢力謀圖中國基督教化，我們的對策便是基督教中國化。這是保持宗教文化的民族主體性與對外開放性相統一的唯一可行之路。老一輩愛國基督教神學家早已在做神學中國化的工作，並推出一系列理論成果。如趙紫宸的倫理神學，吳雷川的折中神學，謝扶雅的辯證神學，吳耀宗的實踐神學，丁光訓的博愛神學，陳澤民的和好神學，汪維藩的生生神學，都貫穿著孔子老子的仁愛中和之道。這一事業尚後繼乏人，要大力組織和培育年輕開放而有中華文化素養的基督教學術隊伍，他們將肩負起使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國社會的重任。　　　　有序地開放中國民間宗教。中國民間宗教有深厚久遠的傳統，歷來佔據中國宗教市場的最大份額。其歷史特點：一是多神崇拜，二是神學粗雜，三是融入民俗，四是地方差異，五是邊緣存在。其中有獨立組織的民間宗教往往家族傳承，有流動性、不穩定性；民俗化的民間宗教（習稱民間信仰）則多與村社家族相結合，成為一種民俗文化生活。民間宗教是民間社會的精神依託和穩定要素，也是儒、佛、道三教成長和回歸的土壤。它也存在著低俗詭異、妨礙科學的缺陷，有被利用來騙錢害人、煽惑謠言混亂的負面作用，所以需要正確引導和依法管理。目前民間宗教正在自發重建中，社會管理者要視其為正常文化現象，給予合法生存空間，納入社會生活運行軌道。台灣地區的經驗證明，發達的民間宗教與信仰，對於形成中外宗教關係的動態平衡，有巨大作用。多年來天主教與基督教不足百萬信徒，非但未出現過快發展，而且信眾數量有下降的趨勢。有些少數民族地區不以信仰世界三大宗教為主，而有自己傳統民間宗教，如北方薩滿教，南方麽教、師公教、畢摩教、東巴教等，該地民眾要求與信仰五大宗教同樣的合法信仰權利。因此，開放民間宗教，是消除信仰歧視、實現信仰自由的重要體現，也是重建多元通和宗教生態信仰基礎的重要步驟。　　　　克服佛教道教「上層化」、「商業化」傾向，發揚其仁慈天下、愛國尚德、中道不偏、平等互尊的精神，促其更好地面向民間、服務大眾，涵養生命、生髮智慧，向著道德宗教、文化宗教的方向發展，那麼佛道二教便可為發揮傳統的文化優勢，為宗教生態建設做出重要貢獻。　　伊斯蘭教在十個信教民族的精神生活里居主導地位，其宗教生態建設的主要任務，一是抑制宗教極端主義，提倡宗教溫和主義，實現宗教和睦；二是把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宗教認同三者統一起來，牢固樹立愛國意識、法律意識和民族團結意識；三是淡化教派意識，改鑄「聖戰」觀念，發揚中國伊斯蘭教忠厚教人、和平化世的精神，實現教內團結。　　　　宗教生態論將使中國社會主義者獲得正確處理宗教問題的整體觀、動態觀和駕馭全局的能力，努力創建多元通和的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使各種宗教在憲法、法律範圍內，在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各得其所，各盡其職，以自己的方式為社會和諧發展服務，進而為改善世界的宗教生態、推動文明對話盡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