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名表300年生死記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6日 11:22 三聯生活周刊
導語：瑞士手錶講究打磨、倒角，講究製作工藝的精細以及家族傳承，但是石英錶後來者居上曾經打敗機械錶，那正是瑞士手錶的艱難時期。而後斯沃琪集團的海耶克成為拯救瑞士手錶的英雄，上世紀80年代初，機械錶重新贏得市場。更重要的是，經此一役，瑞士手錶重新確定了自己牢固的地位——如同法國香檳、德國的汽車，瑞士成為高檔手錶的「原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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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藝術
30歲生日那天，我在北京的賽特購物中心，趴在玻璃櫃檯上第N次打量那塊手錶。我兜里揣著一沓子現金，營業員過來的時候，我說，我要這塊手錶。手錶的價格是8000元，當時我的存摺里一共有1.5萬元，也就是說，我用自己一半的儲蓄購買了一件奢侈品。這塊手錶此時就在書桌上，分毫不差地走著，但我已經很久沒戴過——它更換過兩次電池，進行過一次清洗，現在看起來有點兒落伍——錶盤太小。更慚愧的是，這是一塊石英錶。
大多數手錶愛好者的第一塊手錶都是有故事的。康威凱的第一塊手錶是2000年在世都百貨買的，肖邦CLASSIC163154，花了1.5萬元。他當天就拿到王府井亨得利鐘錶店，讓店員給鑒定一下，亨得利鐘錶店的港方經理李添霖用放大鏡一看，頗為讚許。這款肖邦——機械錶、貴金屬錶殼、鱷魚皮錶帶，設計非常簡潔。康威凱後來撬開來看裡面的機芯——積家849的超薄機芯。
台灣廣告人許益謙說，他的第一塊手錶是雷達，那塊表上有一個會動的船錨裝置，啟發了他對機械的愛好。他說自己最想買的一塊表是百達翡麗的3919，「製表工業有所謂七匠，包括製表匠、制鏈匠、設計工匠、金匠、寶石匠、琺琅匠等，百達翡麗的可貴之處在於諸多複雜技術都在一個廠里完成，不假他人之手」。
石英錶曾經打敗過機械錶，1964年東京奧運會，精工表是官方計時器。1967年在紐氏天文台鐘表大賽中，日本石英錶走時精準、防磁防震，獲得極好的成績。1973年爆發了石油危機，奢侈品急劇萎縮，瑞士很多工廠被美國人和中國香港人以低廉的價格收購，而後，斯沃琪集團的海耶克成為拯救瑞士手錶的英雄，上世紀80年代初，機械錶重新贏得市場。更重要的是，經此一役，瑞士手錶重新確定了自己牢固的地位——如同法國香檳、德國的汽車，瑞士成為高檔手錶的「原產地」。
石英技術在上世紀60年代也算是一種高科技，如今的瑞士手錶中也能見到高科技材質的影子——鈦、陽極去氧化鋁，其加工成本絕不比金子便宜。香港的鐘泳麟先生認為，這股高科技風潮有可能對瑞士手錶的傳統再構成一次破壞，而《國際精表》雜誌的編輯總監劉微先生分析：「手工製表已經流傳了幾個世紀，高科技材質也就才那麼幾年，它能有多久的生命力？越是高科技的產物換代越快，我們需要的是百年後還能依靠手工重現的機械手錶。」他說，「朗格表的一個芝麻鏈就含有639個零件，這遠遠比高科技表付出的精力、物力更多。」
2007年夏天，在瑞士的沙夫豪森，我們參觀萬國表IWC的博物館，裡面最吸引我的藏品是「二戰」時期德國飛行員佩戴的腕錶，他們的飛機被打落，遺骸中發現的IWC還沒啥損壞。這個品牌總有那麼點兒德國特色。一位高級管理人員向我們講述萬國錶的歷史傳承，會議室下面就是一個小小的錶店，我們在錶店里耽擱了一個小時左右，幾位同伴翻來覆去地看，在買與不買之間猶豫，最終一位年輕男士買下一塊，「我可以傳給我兒子了」。促使他下決心買下這款手錶的原因，是他剛得了一個大胖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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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來年前，翻看外文雜誌，我注意到百達翡麗的廣告，畫面上是父子或母女，廣告語是，你不能真正擁有一塊百達翡麗，你只不過是為自己的孩子照顧這塊表，你只是在開創自己家的傳統。2008年，百達翡麗在北京舉辦了一次小型展覽，主題正是這組「傳承」廣告。這一年的巴塞爾鐘錶展上，百達翡麗的總裁菲力·斯登(Philippe Stern)帶著他的兩個孫子出現在展台上，菲力·斯登說：「對自己的家族忠誠，就是對客戶的忠誠。我小時候，家族企業還很多，突然之間，它們就全部消失了，而且是在同一時期內消失的，是1975年到1985年間。」
那正是瑞士手錶的艱難時期，而後更多的瑞士手錶是以奢侈品集團的形式營銷。2009年1月，歷峰集團主辦的國際高級鐘錶沙龍在日內瓦舉行，集團旗下包括卡地亞、江詩丹頓、萬寶龍等17個品牌。《時尚時間》雜誌主編潘箭說：「手錶工藝在兩三百年前就已經完備，現在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創舉。瑞士手錶是講究打磨、倒角，講究製作工藝的精細，但更重要的是，它們確定了手錶作為奢侈品的遊戲規則。」潘箭那天戴的是一塊自製的手錶，天津手錶廠的陀飛輪，錶盤、錶帶則是在德國朗格錶廠定做的。他說：「我們並不是做不出好的手錶，而是我們不會做奢侈品。」
在資深手錶評論家皮埃爾·馬亞爾(Pierre Mailard)看來，2009年很可能「手錶泡沫」會破滅，支撐他做出這個判斷的是這樣一組數據——2009年1月，瑞士手錶出口就降低了21.5%。這意味著相比2008年1月，瑞士少出口了86萬隻表。出口價超過3000瑞士法郎的手錶表現比其他手錶要好一點，但仍然降低了14%。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說——中國，這個對於瑞士手錶來說處處是黃金的地方也縮水了42.6%，而新加坡則下滑超過了60%；瑞士手錶的第三大市場日本，下降了24.2%。他認為，超豪華製表和時尚大眾市場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瑞士手錶大面積放棄中間市場時，中產階級也被剝削得最為嚴重。
鐘錶專家丁之方先生認為，20年前，瑞士手錶定價往往從消費者能承受的「底部」考慮，近年來則爭相探索表迷願意付出的「上限」是多少。他說，目前的經濟形勢可能會有超值的好貨。2008年，瑞士鐘錶出口到香港地區的總額超過20億瑞士法郎，位列全球第一；中國內地6.23億瑞士法郎，位列第七，與2007年相比增長58%，相比2006年增長130.6%，增長率連續兩年排名第一。10年來，中國大陸市場的瑞士手錶消費狀態都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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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翡麗4年前在上海的外灘18號開設第一家專賣店，去年在北京「前門23號」開設第二家專賣店，中國區品牌經理高虹說，「銷售狀況令人吃驚地好！當然，我們的手錶從來都是服務於極少數人，這極少數人並不能反映經濟形勢的變化」。儘管內地這兩家專賣店裡，手錶的價格還是比香港要貴一些，但這並不妨礙有錢人在這裡購買，他們的累積消費會使自己成為VIP客戶，從而在申請某些特別表款時更為便利。「百達翡麗的產量每年只有3萬塊，而全世界想要表的人又那麼多，自然會出現等待的狀況。去年百達翡麗推出超級複雜功能的Ref.5207P，市場試水，只在日內瓦總部銷售，結果又有人批評我們的做法。」
康威凱的收藏品中有一塊1912年18K金的百達翡麗懷錶，從日內瓦寄過來的證書，OWNER一欄里寫著康威凱的名字，「百達翡麗也不是神，它就是堅持了100年以上，讓你享受到代代相傳是怎麼回事。表的易損部件壞了，拿到瑞士去修，能查出當年是哪個工匠裝的這塊表。這個工匠留有這塊表的易損部件，把它換上就是了。瑞士手錶能夠有今天的地位，和這種傳承關係很大」。康威凱原本在銀行工作，現在已經進入手錶行業，2009年是他第8次去瑞士。詢問他對這次巴塞爾表展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他說，是「豪雅推出的手機」。康威凱分析，2002年豪雅進軍眼鏡行業，當時就透露要進入手機領域，這說明手錶品牌早就意識到，許多消費者自打有了手機之後，就不再需要手錶來看時間，這對低檔手錶構成極大的衝擊，手錶將完全成為一個奢侈品行業。
我的第二塊「豪雅」間隔了10年才到來，那是在瑞士的雪山上買的，4000多元，比國內市場要便宜1000多元。我把它當成送給自己的40歲禮物。這還是一塊石英錶，這不是說我就不熱愛機械錶，愛從來都是有代價的，高級機械錶的入門價格是3萬元到5萬元，複雜功能的手錶就更高了。手錶消費是物慾的，但也是一種精神的。說的玄虛一點兒，手錶消費和時間感、和每個人的生命感覺有關。科學家說，地球上的生命就像一個交響樂團，按照上天的節拍奏樂，太陽、月亮的運行，反映在昆蟲總數的起伏之中，反映在全球有生命物體的活動之中，一切都是時間上的圖案。在用以描述這些圖案產生的理論框架里，時間總是向同一個方向走，在這支時間之箭上刻著無止境的變化，有些是你看不見的，比如細胞分裂的不斷進行，這些時間上的圖案不僅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生命的基礎。「宇宙在時間上普遍地、單向地前去，朝著一個更大熵的可能狀態，在這個過程中，滔滔湧出細巧有序而瞬息即逝的生命圖案。」
那些喜歡古典音樂的人也許會選一塊馬友友代言的勞力士，那些對太空探索好奇的人可能會選一塊歐米茄登月紀念款，那些熱愛航海的人也許會選一塊沛納海，那些喜歡科學的人也許會選一塊IWC的「加拉帕戈斯」群島。手錶是一個表露身份的細節，是一個不該忽略的裝飾，但一旦和我們的情感相關，它就是一件藝術品。(苗煒 攝影 蔡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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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杜佛：雪山裡的老製表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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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門手藝大概都有這樣一種人，他們視自己的手藝為一種涉及靈魂的東西。在鐘錶製造業，這個人就是菲利普·杜佛。他站在瑞士鐘錶的眾神殿里，不是作為一個品牌，而是作為一個人，一個真正的製表大師。他一年只做十幾隻表，卻是世界上最好的純手工機械錶。
從伯爾尼到Le Solliat要坐將近3小時的火車，所以我們一早就出發了。早晨7點的火車站特別冷清，火車站所有的鐘錶都已經往後撥了一小時。從這天凌晨起，歐洲全部改用夏令時，為了節省天光，所有人都丟失了一小時。據說一開始瑞士人很反對夏令時，因為對時間動手腳，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最終的妥協，是因為他們的火車時刻必須與德國、法國相一致。
一趟火車剛好停站，車廂里只有寥寥幾個人。燈光是很暖和的橘黃色，一個中年人在燈下埋頭讀報，一個年輕男人在敲筆記本電腦，連鞋子都脫了，一對情侶在喃喃私語，一個少女靠在咖啡杯旁睡著了。我突然有一種錯覺，好像我不是在看著一列清晨出發的火車，而是窺見了某個人家傍晚的客廳。
一個多小時後，火車在Le Day中轉，空氣中寒意漸濃，沿路的鐵軌開始出現積雪，越往前，積雪越厚。我知道，我們已經接近汝拉山谷了。半小時後，我們終於進入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原。也許是因為雪的緣故，一路上有一種讓人陶醉的空曠感，這種感覺在瑞士非常罕見。天空是淡青色的，遠處大塊的雲層壓得很低，與雪地融為一體，雪松之間偶爾閃過幾幢零星的農舍，幾乎被半埋在雪中，顯得格外的小，像雪世界玻璃球里的景象。
200多年前，這些農舍就是瑞士鐘錶業最初的源頭。瑞士最早的製表大師都是汝拉山谷里的農夫，他們有兩個共同的特點：第一，手很靈巧；第二，很無聊。漫長的冬季，大雪封山，無事可做，就做一些精密的鐘錶打發時間。他們最擅長的是做複雜的機芯，不僅小巧，而且精準，做好以後就賣給當時一些大的品牌。這個山谷里生產的音樂盒也負有盛名。
火車在一條大湖前面停住，這條湖已經完全被冰凍住，空氣異常清冽。小村莊沒有計程車，我們正打算步行前往，恰好遇見菲利普的助手來接我們，是一個清瘦的年輕人，名叫馬克。
車子繞過一個巨大的停車場，竟全是法國的車牌。馬克告訴我們，這個村莊里有6200多人都是鐘錶工人，其中4000多人是法國人。因為這裡的工資比法國高，所以很多法國鐘錶工匠每天開車穿越法瑞邊境，來這邊工作。附近有很多大品牌的製表工廠，愛彼、寶鉑、寶璣，獨立機芯廠Frederic Piguet，專業生產防震器的KIF，還有一些很著名的獨立製表師，比如Romain Ganthier。
一路上，他把這些工廠一一指給我們看。車經過一幢漂亮的藍色建築，寶璣的藍色指針正優雅地指向10點10分，但馬克告訴我們，這裡其實不是寶璣的工廠，而是一家機芯工廠，寶璣的工廠很早就搬到巴黎了，但他們不願讓人們知道寶璣原來已經不在瑞士，於是就保留了這樣的一個外觀。
最後，車子在一個石頭結構的房子前面停下，前門有些破敗，一塊小小的黃銅牌子上寫著「菲利普·杜佛，製表師」。
聽到聲響，菲利普·杜佛從工作台前起身與我們打招呼。他穿著一件白色工作服，白頭髮，白鬍子，很和藹，看上去像一個聖誕老人。前額戴了一個小型放大鏡，那是製表師最重要的工具。我們握手，那是一雙老工匠的手，顯然經過了歲月的磨礪，很粗糙。
他說，這裡本來是一所學校，他的女兒們小時候就在這裡上學，改建以後因為房租便宜，他就租下了當做工作室。房間大概不到100平方米，因為擺滿了各種製表的機械和儀器，顯得很狹窄，但一切乾淨有序，並不給人擁擠的感覺。他的工作台正對著兩扇寬大的玻璃窗，屋外是一大片空曠的雪地，天光漫射進來，屋裡的一切擺設都顯得很生動。
「我們的工作需要充足的光線，因為必須把視線集中在很小的東西上，很傷眼睛。不時地看看外面，激活一下視野，感覺很好。你能感覺到季節的變化。冬天的時候，有人會在這裡滑雪，再過一個月，冰雪就會全部融化，草木重新長出來，到時候會有牛在這裡吃草。」他聳聳肩膀說，「有牛的時候，我就沒法工作了，它們不肯安靜。」
菲利普試圖為我解釋工作台上的工具，那些排成一列、大小不一的鑷子、起子、銼刀、撬刀都是幹什麼的。工作台正中位置躺著一塊懷錶，用防塵罩蓋著。他解釋說，這塊表是老買家送過來維修的，「機械錶和車一樣，需要維修，需要加油，但只要五六年做一次維修，它可以維持到永遠」。
那是一塊非常漂亮的懷錶，是他20多年前做的，具有大小自鳴三問功能，全世界只有五隻，這一隻屬於一個汶萊人。
菲利普撥動懷錶上方的一個撥柄，懷錶開始打簧報時，噹噹是報時，叮咚叮咚是報刻，叮叮則是報分。他解釋說：「把這個表打開，你也許只看到一些簧條、音錘、齒輪，但這些簧條、錶殼甚至錶殼材質的選擇，都會影響它的音質。問表的錶殼就像小提琴的木身。」
三問表與陀飛輪、萬年曆一起，被視為機械錶的三大技術高峰，造價十分昂貴。但那時候，菲利普還是一個無名小卒。三個女兒還小，他的積蓄只夠做完機芯，沒有餘錢完成外殼的部分。他試圖賣掉那個機芯，但沒人願意買一個新人的表。賣給大廠商似乎是唯一的出路。於是，他拿著這塊機芯找到了愛彼，他們給了他5塊表的訂單，這一做就是5年，「每一塊表要花上2000個小時的工作」。
周圍靜極了。雖然這幾天我們已漸漸習慣瑞士的安靜，但這裡的靜，彷彿又有不同，是一種萬籟俱寂的味道，讓人想起「千山鳥飛絕」之類的詩句。在這樣的靜謐里，我感覺自己漸漸靠近了瑞士的靈魂，安靜，緩慢，好像時代的變遷與這裡沒有任何關係。只有一個老製表師和他的徒弟，世界就這樣實實在在地傳承下去。
「只有兩個人，不覺得孤獨嗎？」
「30多年了，一直都是一個人工作。孤獨不是問題。」他巡視屋內，說，「以前這裡有5個人，但他們待了一段日子，都走了。現在的年輕人沒有膽子。」
菲利普就出生在這個村莊。他年輕時出去看過世界，在法國、德國、美國工作過一段時間，但一生絕大部分時光還是在這裡度過。「這是一個神奇的地方。你們看到那個大湖了嗎？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冰。春天到了，沿著河岸可以撿到野蘑菇，秋天我會去河對岸的樹林里打獵。我有三個兄弟，一個妹妹，大哥去洛桑學印刷，父母要支付他的火車票和住宿費，但他們只能支付一個孩子走出這個山村。我讀書不好。父母說，你必須學一門手藝。」菲利普·杜佛：雪山裡的老製表師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6日 11:22 三聯生活周刊
「我的選擇不多，農夫、木工或者去技術學校。那時候我對摩托車很感興趣，就想學機械。我去考試，老師說，你的頭腦OK，手也OK，就是數學不大好。那好吧，我就學了製表。所以，並不是我選擇了自己的職業。」
但是，做一個獨立製表師，卻是他自己的強烈意志。「為別人做表是很難的，我是指心理上。你用一年的時間，你把自己的一部分放進一塊表裡。一切都是你做的，但別人簽下了他的名字。你甚至不能提，這是你的表。」
更讓他難以忍受的，是那些大企業對他的表的不尊重。他們隨隨便便就把他的一塊表扔進口袋裡，跟鑰匙和手機放在一起。他的另一塊表被拿去做展覽時，竟和幾塊表一起擱在一個塑料袋裡，一路上生生給撞壞了。「我寧可掃大街養活自己。」他說。
1978年，他正式成為一名獨立製表師。一開始接的活主要是修復古董表，他的客戶大都是拍賣行或博物館。如果是20世紀初的表，他能修得跟新的一樣，非常完美。如果是16、17世紀的表，他能讓它們再走動起來，發出滴答滴答的聲音，但要恢復準確性卻是不可能了。
「那些都是非常昂貴的古董表，十之七八來自汝拉山谷，都是歷代製表大師的作品。有些是簽了名的，有些沒有，但我逐漸摸索出每個大師不同的風格。它們的功能非常複雜，精巧程度遠遠超出我的想像，有些部分我到現在都沒弄明白，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有一些傳統工藝，失去了就是永遠失去了，尤其是70年代，在日本石英錶的衝擊下，瑞士的鐘錶業幾乎死掉了一大半，有些東西再也無法恢復過來。我這些年所做的，其實都是在試圖學習和恢復那些汝拉山谷已經失傳的工藝、技術和知識。如果你聽到別人談技術創新什麼的，一定要警惕，陀飛輪、問表都是200多年前發明的，我們今天所做的，只是利用現代科技，把那些複雜功能做成更小的尺寸，從懷錶變成手錶，如此而已。」
從15歲到60歲，菲利普一共做了165塊表。1982年，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具有大小自鳴三問功能的腕錶。兩年後，愛彼才開始做同樣功能的腕錶。
1996年，他推出一款Duality腕錶，是世界上第一隻配備了雙擒縱調速機構的腕錶。它的原理是將兩套完全獨立運行的擺輪和擒縱器，通過一個安裝在四輪上的精密微小的裝置進行整合協調，從而增加手錶的準確性。在Duality之前，擒縱系統的革新已經停滯了很多年，瑞士一本權威鐘錶雜誌將這一發明與200多年前寶璣發明陀飛輪的成就相提並論。
2000年，他推出了Simplicity，這是他返璞歸真的一款表。沒有陀飛輪，沒有萬年曆，甚至沒有日期，它只有一個功能——報時。他說，這就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手錶，追求的是純粹和可靠性。
他手上就戴著一塊Simplicity，序號000，是2000年的原型，白金的錶殼，底蓋是藍寶石水晶，可以看到精美的手動機械機芯，夾板上裝飾有傳統的日內瓦波紋。我手中握著那塊表，只覺得溫潤如玉，簡潔乾淨到了極致，其他表都成了庸脂俗粉。
這塊表他已經戴了9年，但看上去就像全新的一樣，看不到一絲磨損的痕迹。最初，我們只是驚嘆他的技藝高超，直到後來在沙夫豪森採訪IWC的製表大師柯特·克勞斯，他手上戴著一款達·芬奇萬年曆腕錶，才一年多，但錶殼已有明顯磨損。那時我才明白，工業化生產出來的表，和自己一點一滴手工打磨出來的表，哪怕都是自己的設計，自己的心血，感情上也是不一樣的。
「手錶的價值，除去這些白金的錶殼，是在極微小細節上花費的時間。很多細節並不提高手錶的準確性，比如手工打磨倒角，讓它圓潤柔和，或者把邊棱磨得鋒利如刀。但對我來說，做表必須這樣，機芯、錶盤、錶殼甚至每一個螺絲和凹槽都必須是我用一雙手親自打磨的，每一個細節都要完美，哪怕它隱藏在肉眼根本看不見的哪個角落。機器是做不出來這種感覺的。」
「我管Simplicity叫『自私的表』。一個人買這樣的表，是為自己買的，他不會走到街上去炫耀。每天晚上，你給它上發條，看著它，聆聽它，是一種很美妙的感覺，好像有一種生命在裡面，是只為你而存在的。所以，買這個表的人，他們理解它。」
「我做的每一塊手錶，我都知道它們在哪裡。所有買過我的手錶的人我都認識。每到聖誕節，他們會給我寄聖誕卡。我到日本的時候，人們會過來看我，和我一起待上10分鐘，聊聊他們的表，讓我覺得很溫暖。」
菲利普與日本有一種奇怪的淵源。他的表有2/3是被日本人買走的。日本人尊稱他為「瑞士的士郎正宗(Masamune)」。士郎正宗是日本13世紀的鑄劍大師，據說他用400萬層的鋼鑄造寶劍，他的劍表達了一個人對於完美的絕對意志，因而具有某種神性。
菲利普並不了解士郎正宗，只知道他是個造劍的，想必劍造得很好。不過，他認為，日本人是懂表的。「日本是一個高科技國家，但內心又依戀著傳統，這一點和瑞士很像，也許這也是我的表吸引他們的原因。」
「我的表與奢華無關，它是藝術，就像畫畫一樣。」採訪已近尾聲，菲利普拿出一個煙斗抽起來，房間頓時瀰漫著淡淡的煙草味道，他說，「30年前，百達翡麗也是這樣做表的，但現在，成本太高了，他們必須降低成本。」
事實上，Simplicity是他終於得到商業回報的一款表。以前，他的表太稀少，太珍貴，絕大部分人只能望洋興嘆，但Simplicity的價格在4.8萬到6萬瑞士法郎之間，在高端機械錶中只能算中等價位。
「事實上，這是第一次我可以戴自己做的表。以前，我買不起我自己的手錶。我做一個手錶要9個月，我不能為我自己工作9個月。」在Simplicity之前，他戴了很長時間的斯沃琪：「我從1978年開始獨立製表，直到2003才第一次達到收支平衡。我今年60歲了，我不知道到了65歲，退休了以後該做什麼。所以我現在就得開始存一筆錢，你知道，養老用。」
我注意到他的工作台上擺著一張照片，是一個年輕女子抱著一個嬰兒。他說，那是他的女兒和外孫女。他有三個女兒，大女兒也是製表師，原先跟著他學製表，但父女一起工作也許不是件好事，兩人的個性都很強。最後他女兒也離開了。
「也許你的外孫女將來能繼承你的衣缽。」我安慰他說。
「一個人不能期望太多東西，會失望。」他笑著說，但臉上漸漸顯出寂寞的神情來，「說實話，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能繼承我的衣缽」。
火車站有一個半廢棄的候車室，我們在那裡看到一個老舊的古董掛鐘，還在走著，但比準確時間快了兩分鐘。我們正驚訝於瑞士居然還有不準的鐘，為我們送行的馬克突然面露傷感，他解釋說，以前，每個火車站和郵局都有這種掛鐘，它們走時極准，每月的誤差只有3至5秒，比手錶要準確得多，所以附近的居民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到這裡來跟這個鐘對一次時，才不至於耽誤了火車。候車室旁邊的一個小屋子，原先就是給火車管理員住的，他每天專門負責維修這個鐘。現在，瑞士的火車站已經全部換上了走時精準的石英鐘。這種掛鐘逐漸被廢棄了。那個小房子里住著的人，也與火車和鐘錶都毫無關係了。(記者 陳賽 攝影 蔡小川)瑞士人的瑞士表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6日 11:22 三聯生活周刊
瑞士人的瑞士表
「瑞士人最大的心愿是與這個世界保持距離，住在自己的小花園裡，按自己的節奏，過自己的日子。但是，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瑞士不可能不變，也許不那麼戲劇化，沒那麼快，但這已經讓很多瑞士人感到不安。」這話是瑞士一個老作家跟我講的。他叫胡戈·羅徹爾，老人家快80歲了，一個人住在蘇黎世河畔的一幢老房子里，心臟不好，每一激動，連著心臟的監視器就發出嗚嗚的聲響。瑞士人生產全世界最昂貴的手錶，但深入到瑞士人的生活，你會發現，他們自己戴的都是Swatch、雷達。花500瑞士法郎買一塊表，對他們來說已經挺貴了。
每年的巴塞爾表展，巴塞爾附近的酒店都會人滿為患，而且極其昂貴。我們只好住到伯爾尼的一家小旅館裡。
火車到伯爾尼的時候已是傍晚，天空開始下起小雪，街上幾乎看不到幾個行人。伯爾尼是瑞士首都，但這個城市給我的第一感覺卻是安靜得讓人心裡發慌。我一晚上無法入睡，不知是因為時差，還是那習慣了喧鬧的耳朵，在這樣的寧靜中患上嚴重的水土不服。
第二天，我把這種感覺告訴曼努埃爾·薩爾赫利，藍眼睛的外交官哈哈大笑。他說，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時候，也被北京的喧鬧嚇壞了。「每個人都很忙。中國人似乎都認為，明天一定比今天好，後天比明天更好。所以大家都奮不顧身地奔向明天。」
瑞士人更願意悠然自得地活在今天，他們希望時間的腳步越慢越好。也許這是因為做瑞士人太簡單了。這裡空氣清新，街道乾淨整潔，火車準點發車，整個社會秩序井然，月收入低於3000瑞士法郎就算窮人了，政府會給你補償金，根本無需為明天焦慮。不過，說來也怪，瑞士的自殺率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日本。
曼努埃爾的辦公室就在伯爾尼的國會大廈附近，屬老城區，周圍保留了很多中世紀的古建築。據說，這裡的建築原先都是木質的，600多年前因為一場大火而全部毀去，重建時就改成了石頭的建築。因此，整個城市就有一種很厚重的感覺。
100年前，愛因斯坦就住在不遠處的一條街上，他很喜歡伯爾尼，這個城市讓他產生了「一生中最為幸福的想法」，這一想法最終促成了「狹義相對論」的誕生。這種說法不知有多大的可信度。但是，從他的故居走出來，只要幾步路就能看到伯爾尼的「鐘樓」，那個600多年來從未停止過報時的大鐘，為他思考時間的本質提供了某種靈感，恐怕是毫無疑問的。那個鐘上至今刻記著它被打造的年月：1405年10月，但在鐘下感慨滔滔逝水、急急流年的人卻換了一撥兒又一撥兒。
曼努埃爾出生在伯爾尼附近一個小村莊，整個村子就3000多人，他在伯爾尼讀大學，畢業後在Swatch集團做過工廠經理。總之，很純粹的一個瑞士人。年輕的時候，他是個表痴，家裡收藏了80多塊表，直到今天，不時還會拿出來把玩一番。對他來說，機械錶是一種高度情感性的東西。
曼努埃爾的頭銜很有趣，叫「瑞士形象辦公室主任」，隸屬於瑞士外交部。他的工作好像就是在世界各地廣建「瑞士屋」。去年奧運會的時候，他們在北京建了一個「瑞士屋」，花了400多萬瑞士法郎。明年世博會還會有一個更大的。我有點懷疑這樣的鋪張浪費是不是有違瑞士人低調節儉的美德，但他說，「瑞士屋」的目的是讓人們認識一個真實而完整的瑞士。
外國人對瑞士的印象通常都很好，但實際上卻常常是一無所知。他在中國搞過一次調查，其中一個問題是，當你想到瑞士的時候，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40%以上的中國人選擇了「手錶」，其次是軍刀、銀行、巧克力。
其實，你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做這種調查，得到的可能都是一樣的結論。瑞士是一個被高度符號化了的國家。鐘錶、軍刀、乳酪、火車、巧克力、銀行、高山、海蒂、奶牛，甚至一種叫Helvetica的字體，隨便挑一個出來，都可以與典型的瑞士品質對應起來。但是，到底什麼是瑞士品質呢？好像又沒人說得清楚。
一位蘇黎世作家在18世紀末就寫道，「瑞士很特殊，我們是被這個世界選中的」。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講，瑞士都不能算一個國家。在瑞士，有著各種各樣的瑞士人，伯爾尼人、蘇黎世人、提挈諾人、巴塞爾人，他們說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習俗、個性和價值觀。如果把歐洲看成一個整體，它的共同點可能比瑞士的共同點更多。問題是，到底是什麼讓這些瑞士人走到一起，他們共同想要的是什麼呢？
曼努埃爾推薦我讀彼得·比赫索的一本書——《一個瑞士人眼中的瑞士人》。我是回國後才在網上找到這樣一段摘抄：
說到瑞士，我首先想到的是位於汝拉山腳下的索洛圖恩。伯爾尼州和阿爾高州的部分地區離得並不遠，我在那裡也感到並不陌生。如果我去巴塞爾、蘇黎世或盧塞恩，我還可以聽得懂人們說話，並找到一些共同點。我還是使用同樣的貨幣，我並沒有出國，但我卻覺得不很自在。在瑞士西部和提挈諾州，我就覺得更陌生了。我不會講義大利語，法語也不太好；但貨幣始終是一樣的，價格和規定也都差不多，士兵都穿一樣的制服。我對此感到十分高興：提挈諾人，講法語和講羅曼語的人跟我們一起。
直到後來我在蘇黎世遇到漢斯·托布勒先生，看到著名默劇團「魔力無極限」(Mummenschanz)的表演，我才明白，讓瑞士人走在一起的，不是某種共同的獨特性，而正是對差異性的認同和包容。瑞士人的身份是移動的，而不是固定的。在政治上，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觀點；在文化上，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表達；他們不接受某個大人物的權威，但每個人都接受自己的觀點、自己的文化不是唯一的，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平等的觀點和文化；無論一個聯邦有多小，他們擁有相同的權利。
也許只有在這樣自由、獨立但又彼此尊重的社會氣氛里，才能誕生「魔力無極限」。這實在是一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劇團。37年了，他們在世界各地巡演，但人們始終找不到一種合適的語言去解釋它。它是魔術、舞蹈、戲劇、美術，又是幽默劇、啞劇、卡通劇、兒童劇。它沒有音樂，沒有語言，只有抽象的造型、黑白的顏色、奇怪的面具，有時候它是一個大嘴巴，有時候是一隻大手，有時候是兩個大插座的愛情，有時候是兩個記事本在吵架，有時候就是一個管子，而這個管子空蕩蕩的那一頭居然會有悲傷的表情。
他們的表演讓我想起小時候看的一部法國動畫片《巴巴爸爸》，那種隨心所欲的變形中，給人一種巨大的創造性的快感。他們看上去就像外星生物剛到地球，一臉的天真、淘氣，充滿好奇。但無論怎樣變形，我們都能從中認出自己的喜怒哀愁。
3位表演者都已經是年過六旬的老人，再加上一個60多歲的經理漢斯先生，簡直是一個老年幫。漢斯先生是一個非常可愛的老頭，他本來經營一家化學工廠，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但他的子女沒有一個人願意接手他的事業，只好把工廠給賣了，從此追隨「魔力無極限」劇團，天涯海角，希望更多的人能欣賞到「魔力無極限」的表演。今年5月，他們會到中國表演。
巴塞爾
巴塞爾是瑞士最古老的一座城市。這幾天，這裡一反往日的寧靜與低調，表展門口停滿了賓士、法拉利、勞斯萊斯……這樣的奢華與排場，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恐怕都很少見。
正當我困惑於為何面對滿屋的稀世珍品而毫無感覺時，寶齊萊的老闆托馬斯·莫夫給我上了一課。他告訴我，「真正的奢侈品不是隨處可見、隨處可得的。你想要好酒，超市裡是買不到的。如果你想要好的傢具，就不該去宜家。以全世界為範圍，你能在5000家店鋪里買到豪雅，但只能在350個店鋪里買到寶齊萊」。
當我在一個展廳里，觸目可及全是百達翡麗、勞力士、肖邦、寶璣時，名表那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消失了，好比你把無數美女集中在一個房間里，同樣會產生審美疲勞，喪失判斷力。瑞士人的瑞士表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6日 11:22 三聯生活周刊
今年凡事講究低調。所有的廠商都試圖淡化經濟危機的陰影，但現實情況是極少有廠商肯花巨資在機芯的創新上，基本上都是在一些經典表款的基礎上稍做翻新，像百年靈的航空計時錶(Navitimer)、歐米茄的登月表、勞力士的GMT Master、寶珀的五十英尋潛水錶(Fifty Fathoms)，百達翡麗也只是用玫瑰金重新打造了幾款舊錶而已。不過，這種策略是經過時間考驗的。蕭條時期，人們對於花哨東西的興趣大減，而更青睞於持久、經典、高價值的東西。因為你不是在花錢，而是在投資。
整個展廳里，勞力士是最氣派的，展台比百達翡麗大了一倍不止。上個月，法國廣告界大亨雅克·賽蓋拉也不知拿了勞力士什麼好處，突然語出驚人：「任何人在50歲之前還沒弄到一塊勞力士，就算是廢物。」其實，不用他那麼賣力，勞力士在鐘錶業的地位早已固若金湯。它每年生產75萬隻手錶，而且是全世界唯一一家自己生產全部組件的鐘錶公司。如果你要買一塊5萬元人民幣以上的表，所有人都會勸你買勞力士。這樣，就算你在澳門賭場輸了錢，拿勞力士是可以直接換錢的，算是硬通貨。
雷達的整個展廳設計成黑色，據說是要表達一種神秘氣質。他們今年主推一款由英國設計師賈斯珀·莫里森(Jasper Morrison)設計的表，號稱「Supernormal」風格，就是極度低調的意思。雷達一年生產40萬隻表，中國是最大的市場。他們進入中國幾十年，一直被當成奢侈品。自從中國人對奢侈品的眼界寬闊了以後，雷達逐漸退到二線品牌。我問雷達的CEO羅蘭·司徒勒，怎麼看待自己的定位？
他非常坦然地說：「這就是我們的位置啊。寶璣、蒂凡尼，它們處於奢侈品的頂端，但我們有屬於我們的位置。在Swatch集團，我們有非常清晰的品牌定位，每個品牌都有它自己的任務，從價位、產品、宣傳、銷售到贊助活動，保證我們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而是合力對外。」
日本的精工和西鐵城在1號廳最靠里的一個角落。在眾多歐洲奢侈品的壓力下，日本人顯得一如既往的謙恭。但精工今年主推一系列Spring Drive產品線，也打算進入奢侈品市場。日本人在技術創新上的確有一種拚命三郎的精神，他們花了28年研發出Spring Drive機芯，90%的機械加上10%的石英，就像汽車裡的混合動力引擎，每天的誤差能降到1秒鐘。
我們在Le Solliat採訪老製表師菲利普·杜佛時，他對這種新的機芯技術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和焦慮。他認為，這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革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石英錶入侵」的歷史很可能會重演。但是，瑞士鐘錶業的大企業家們似乎沒有人在意。
在他們看來，現在的手錶是奢侈，是時尚，是個性，是身份認同，唯獨與報時無關。準確性的問題如果日本人願意關心，就交給他們去關心吧。正如托馬斯·莫夫所說的，「日本表質量很好，但只要它是來自日本，就不是奢侈品」。
這樣的強詞奪理，卻又讓人無比信服。我突然意識到，原來瑞士鐘錶的價值，是整個老歐洲的精魂在遊盪。我身處的1號廳又叫「夢之廳」，是6個展廳中最大最奢華的一個，往來其間金髮碧眼、人高馬大的歐洲人，的確給亞洲人一種無形的壓迫感。
關於一個國家、一種文明的想像，被注入到一個具體的商品里，這種移情現象並不少見，就像法國紅酒、德國汽車、義大利鞋。人們關於瑞士的種種想像，品質、精準、可靠、公正、中立、良好的教育、古老的工藝傳統、雪山裡的閣樓作坊，都被注入對瑞士鐘錶的想像中，從而創造了一種氣場，一個光環，一件夢的衣裳。人們愛瑞士手錶，愛的是其中的沉靜、持久、時光流轉、歲月變遷的感覺。但是，這個夢真的會一直做下去嗎？
其實，在手錶發明之前，世界上最好的鐘錶來自英國。14世紀初，英國、法國的教堂等建築物上最早出現了機械報時鐘，因為報時鐘的運行需要持續的動力來源，所以當時採用的方法就是用繩索懸掛重物，利用地心引力產生的重力作用帶動一系列的運轉。
直到16世紀中葉，瑞士人才真正加入鐘錶業的遊戲。18世紀，瑞士出現了大批才華橫溢的鐘錶大師，比如亞伯拉罕·路易·寶璣，他因為發明陀飛輪而被尊為「表聖」。鐘錶的整個工業化過程，就是在這個時期在瑞士得以完成。一開始，鐘錶製造業集中在日內瓦，然後擴散到汝拉山脈。1785年，瑞士已經有2萬多人在日內瓦從事鐘錶業，每年生產8.5萬隻手錶。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瑞士人才開始製造可以戴在手腕上而不是裝在口袋裡的懷錶。「手錶」立刻成了交戰雙方軍士們的心愛之物。現在仍然有一種專門的表，叫軍官表，今年百達翡麗就推出了一款男式黃金軍官表Calatrava 5153J。很少男人會不動心，如果忽略2.5萬美元標價的話。
20世紀的前60年，瑞士鐘錶業的發展一帆風順。1926年，勞力士發明了完全防水的腕錶錶殼，命名為「蚝式表」(Oyster)。第二年，英國游泳女選手梅賽德絲·格麗茲(Mercedes Gleitze)戴著這塊表橫渡英吉利海峽，這個事件刺激了當時很多人對手錶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鐘錶從懷錶到腕錶的轉變。
直到1965年，精明的日本人發明了石英錶。其實，石英技術是瑞士人發明的，但當時整個行業的傲慢與短視讓他們錯過了機會。石英錶相比機械錶有兩個致命的特點：極端便宜，極端準確。事實上，它比任何昂貴、複雜、精細的瑞士機械錶更準確。
日本表的衝擊是災難性的。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整個瑞士鐘錶業潰不成軍，很多世代相傳的機械錶品牌破產，6萬多名鐘錶工匠失業，只有極少數一些高端品牌靠著過去的積累苦苦支撐。也有一些公司試圖生產自己的石英機芯，但又不肯放下架子，要價極高，根本賣不出去。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整個瑞士鐘錶業只剩下1.5萬多人。
這時，尼古拉斯·海耶克被請去重組當時的整個瑞士鐘錶業。他將當時兩家最主要的瑞士鐘錶企業合併，創辦了一家新的公司叫斯沃琪(Swatch)，專門開發石英錶。他很精明，瑞士人可以複製日本的技術，但日本人在歷史上永遠拼不過瑞士。
Swatch不是「瑞士鐘錶」(Swiss Watch)，而是「Second Watch」(第二個手錶)的縮寫。當時一塊石英錶需要91個部件，而Swatch只需51個部件。高質量、低價格、生活的樂趣，又是瑞士製造，Swatch迅速從日本人手中收復失地，尤其在美國市場大獲成功。直到今天，瑞士鐘錶業每年生產2500萬塊手錶，其中1500萬到2000萬塊是Swatch。
石英錶終於便宜到濫大街的地步，人們開始嫌棄它沒有靈魂。他們懷念機械錶的滴答聲中，所謂靈魂的聲音。於是，海耶克用Swatch賺來的錢一點點收購了寶璣、寶珀、歐米茄、浪琴、天梭和CK，構建了一個非常精密有序的品牌結構，從高到低各級市場都有個性鮮明的品牌。
在展會上，我遇到一個瑞士鐘錶雜誌的編輯，神秘兮兮地讓我給他們的一組新海報提提建議。我一看，竟是一組唐卡，他們想把菩薩的頭像改成海耶克的頭像。從中可以看出海耶克在瑞士鐘錶業的地位，一個多麼強勢的角色，雖然他今年都81歲了。
「瑞士製造」是表展上最敏感的一個話題。它戳破了這個行業內長久以來秘而不宣的一個黑洞：一個貼有「瑞士製造」標籤的手錶，只有一部分的組件是在瑞士製造的。
根據1971年瑞士聯邦頒布的一個法令，一個手錶可以冠上「瑞士製造」或者「瑞士」標籤，只要它有一個瑞士機芯，在瑞士組裝並接受檢查。而且，除去組裝的價格，瑞士生產的組件價值必須佔50%。
因此，一塊瑞士手錶的非關鍵部位，比如錶殼、錶帶大都是來自亞洲國家，比如中國、印度。在低於1000瑞士法郎的「瑞士手錶」中，你幾乎找不到「瑞士製造」的錶殼。每個人都知道這個秘密，但在消費者面前，這是一個禁忌。
還有一些廠商，所有組件都是「中國製造」，只是送到瑞士組裝，但因為瑞士的人力成本極高，組裝的成本可能就佔到整塊表價值的50%以上，還是可以安上「瑞士製造」的標籤。這是最極端的情況。瑞士人的瑞士表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6日 11:22 三聯生活周刊
隨著「瑞士手錶」中引進的組件越來越多，瑞士聯邦計劃把「瑞士製造」的比例從50%提高到60%，以保護「瑞士製造」的價值。這個提議還沒有最終被通過，已經在瑞士鐘錶業掀起了軒然大波。很多人認為，這是瑞士鐘錶業自毀長城，在國際競爭中讓使自己處於劣勢；也有人認為，提高比例根本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將「價值的比例」改為「組件的比例」，這樣才能真正保護「瑞士製造」的品牌純度。
蘇黎世
上世紀90年代後期，瑞士鐘錶業已經完全恢復元氣，集團化作戰的方式使他們牢牢佔據全世界70%的市場份額。但是，在這樣密不透風的瑞士軍團中，居然會有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這樣的未來派品牌異軍突起，是一件挺怪的事情。
理查德·米勒是一個頗為神秘的人物，他是法國人，57歲，有義大利血統，住在法國的一個城堡里，開一輛1979年的Tyrrell F1。美國一本鐘錶雜誌形容他說，「鐘錶業的歷史在未來要分成兩個階段，一是理查德·米勒之前的時代，二是理查德·米勒之後的時代」。
他喜歡玩賽車，所以把F1賽車的很多高科技元素應用到手錶製造上。他的表風格非常獨特，酒桶的造型、透明的錶殼、可以透視內部的機芯，像雕塑一樣。看起來很厚重，但實際很輕，因為用的材料是鈦、納米碳素纖維、ALUSIC合金，都是用於汽車、飛機、人造衛星的材料。
「男人天生愛技術、愛機械、愛汽車，這些感情是以某種方式烙印在我們的DNA里的。所以，如果你要做機械錶，就要做得非常酷，非常冷峻，非常高科技，讓他覺得自己抬手看錶的姿勢非常性感，這樣你才能在很多層面上與一個男人對話。」
他是通過郵件接受我的採訪的，因為他從來不屑於參加巴塞爾表展或者日內瓦表展，「我只跟著自己的直覺走。那些想找到我的人，自然會找到我」。
理查德·米勒的崛起不過8年時間，但他的買家個個非富即貴，好像根本不在乎花多少錢。我問他，成功的秘訣是什麼？他說：「唯一的秘訣就是，與過去徹底地決裂，就像超現實主義和立體派的藝術一樣。既然我們有21世紀的技術和材料，就應該做21世紀的手錶。所有的品牌都在談過去、傳統、歷史，但我只看未來。」
今年5月，理查德·米勒要在北京開第一家旗艦店。去年，他們已經在上海開了一家。這個牌子對中國人還比較陌生，在歐美卻是如雷貫耳。他們每年只生產2000塊表，每塊表的價格幾乎都在10萬美元以上，最高則達數百萬美元，收藏者以《福布斯》名單上的億萬富翁為主，比如羅恩·佩雷曼、保羅·艾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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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他，你真的覺得北京準備好了嗎？
他說，「當然。就怕我們沒有那麼多表可賣」。
在見到胡戈·羅徹爾之前，有人警告我，他是一個非常批判性的人物，也許你對於瑞士的許多好印象都會被他給弄沒了。
等我見到他的時候，卻發現他是一個很和善的老人。他的批判是一種漫畫式的，精確、誇張，但並不尖刻。他從來不覺得瑞士是個監獄。
他只是一直在尋找瑞士人的「另一面」，而且，他認為瑞士的另一面，必須離開瑞士才能找到，才能理解。所以，他的寫作大多基於旅行的經歷，他曾經在歐洲、拉丁美洲和南亞地區做過記者，被稱為20世紀「最世界主義的瑞士作家」。
他最著名的一本書叫《如果上帝是瑞士人》。他告訴我，「如果上帝是瑞士人，人類的麻煩就大了，也許他今天還在等待創世紀的最佳時機。既然現在大家日子都過得不錯，應該感謝上帝不是瑞士人」。那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說集子，用一些很搞笑的故事和人物，來描述瑞士人的國民性。事實上，我在瑞士遇到過那麼幾個人，都挺像他小說里的主人公。
有一次，去往盧塞恩的火車上，一個40多歲的瑞士人跟我攀談起來。他的英文不好，結結巴巴，繞來繞去，似乎就為了表達一個意思：他愛標準德語，但瑞士人打心眼裡不喜歡標準德語，這讓他非常痛心。然後，他拿出瑞士地圖，給我細細講解每個地方方言在發音上的差異，不時哼上幾句地方民謠，再加上一點語焉不詳的歷史，完全不管我聽不聽得懂，或者是否感興趣。但他臉上那種陶醉的表情，加上中國人的教養，就讓我很不好意思打斷他。
在他持續一個小時的獨白中，我只逮住機會插了一句話，「你是做什麼的？」
我猜是個語言老師，但他說他是一個圖書管理員。
我把這個故事告訴胡戈，他一邊笑，一邊說，瑞士人有時候是太寂寞了啊。
我問他：「瑞士人對時間是否有特別的感受？」
他說：「一方面，我們尊重時間，這是融入到我們的教養里的東西；但另一方面，我們尊重的只是手錶上的時間，而不是歷史的時間。瑞士人對於歷史的時間感是相對停滯的。」
他正在寫一本新書，大致是講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里，瑞士人必須形成一種新的意識——對全球來說，每一點都是中心，世界上任何一個點發生的問題，都會在其餘地區產生影響。「瑞士人一向認為自己很特殊，能夠置身事外。我們並不是害怕中國或者亞洲的崛起，而是害怕那種必須依賴於另外一個國家、另外一種力量的感覺。比如現在我們討論經濟問題，就必須討論中國問題，無可迴避。世界不可能不變化，不可能沒有得失，有些東西註定要失去，但你要從中獲得新的東西，這才是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害怕瑞士的改變，因為瑞士的改變，是整個世界的問題。」
「瑞士人喜歡一切穩固的東西，也創造了許多穩固的東西，比如銀行、貨幣、軍隊、聯邦制、中立的姿態，這些以前在瑞士都是無可置疑的。但現在，穩固的狀態已經被打破了，從政治、經濟、文化到教育制度，一切都處在新的置疑之中，都需要被重新討論，這是我們的大問題。」(記者 陳賽 攝影 蔡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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