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勤奮無法產生智慧？

06-10

2011年08月25日 16:51:43分類：教育改革研究

　　閑暇出智慧與鼓勵懶惰有什麼不同？　　　　　　許錫良　　　　　　有學生讀了我的文章《為什麼說閑暇出智慧》一文後，感覺有一個困惑的地方，就是西方人所說的閑暇與我們常說的懶惰有什麼不同？感覺似乎很難分清他們之間的區別。　　這確實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問題。閑暇為什麼能夠出智慧，其核心要害就在於，智慧是人心智自由的產物，一個人如果總是處於忙碌之中，那麼，他的大腦就為有形的事物所束縛，或者為繁瑣的雜事所困擾，這個時候，他不可能會有時間與心情靜下心來，好好的思考。因此，中國古人造字將「忙」字用「心死」或者「心丟失」來形容其狀況是有道理的。　　閑暇出智慧是不是在鼓勵偷懶呢？這其實是完全兩碼事。人的勤奮與懶惰有兩個基本大類。一類是身體上的忙碌或者懶惰，另一類是思想上的勤奮或者懶惰。當然，也有人思想與身體上都勤奮或者懶惰。閑暇的狀態，也許不是身體上的勞碌，但是，閑暇時光並不等於他不勤于思考。所謂「人閑心不閑，你急他不急」就是這樣一種狀況。這是因為「心之官則思」，人的大腦天然就是喜歡思考，喜歡琢磨，喜歡遐想的。而思想智慧又是需要有時間與心境來涵養的。過去常常說，勞動人民創造了歷史文明，而勞動人民又專指體力勞動者，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人類真正的文明應該是那些閑暇人士創造的。人類幾乎所有的重大的發現與發明，幾乎都不是體力勞動者。不是說體力勞動者就一定愚笨，而是因為他們的身心被繁重的體力勞動所摧毀，不可能會有那個閑暇時光，更不會有那份心情。人類進入現代文明之後的發明創造，一年之內的發明專利與新的發現，就可以超過過去數百年，甚至數千年時間裡的發明、發現與創造。那是因為，人類進入現代文明之後，大量的機器生產代替了人繁重的體力勞動。甚至連人的部分腦力，比如記憶力與計算能力，都可以用電腦來代替。這樣一來，人類閑暇時光就更多了，將更多的人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這樣擁有閑暇時光的人越來越多，會思考的人也越來越多。尤其是人類進入互聯網之後，知識信息與思想，達到了人類空前的低成本，且跨越時空的共享境界。可以想見，過去只停留在精英貴族裡的知識與思想見解，今天早已經隨著互聯網進入了尋常百姓之家。知識與思想的壟斷越來越困難了。甚至專業壟斷也越來越困難了。過去人們看病，醫生說什麼就是什麼,病人很少質疑問難。但是，現在新生代的病人在看病之前，有許多都會對自己的病上網查閱一下，包括這個病的性質、癥狀、病理、用藥情況，以及哪家醫院哪個醫生的治療水平，都會事先摸清楚。專業知識的壟斷也不容易了。　　其實，人的真正懶惰是思想上的懶惰。身體上的忙碌，如果缺乏思考的內涵，那種忙碌，其實是可怕的。人類的文明不是靠簡單重複機械的體力勞動就可以創造的，而是靠人在閑暇時光里思考，探索與實驗，人類的文明才得以進步。　　這就不得不讓人又想到了中國人對於勤奮的痴迷。在談到學習的時候，關於勤苦的說法真是不計其數，但是談方法，論思想的幾乎一個也沒有。比如，「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勤學苦練」，「勤能補拙」，「所謂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一份的靈感」之。類。其實，這一份靈感常常比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要重要得多。因為，汗水每個人都有，而靈感卻未必每個人都有。顯然，這裡更多的是強調技能上的訓練，或者動作上的簡單重複。至於勤奮的經典案例更是不計其數。什麼「鑿壁偷光」、「頭懸樑，錐刺股」、「囊螢映雪」，有些故事在強調勤奮的時候，真的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然而這樣一個強調勤奮的民族，卻沒有能夠為人類創造出像樣的文明來。發明創造少，思想貧乏。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中國人太勤奮了——不過，這個勤奮只是強調體力上的，而且是不動腦筋的。中國千年的愚民政策與愚民術，將一個民族用勞碌的身體防止他們活躍的大腦出現。統治者最喜歡勞苦大眾們，芸芸眾生們，只是埋頭苦幹，而不過問世事，不去作出思考與探索。這對他們的江山來說是最安全的策略。因此，孟子不惜將整個國家的人分成「勞心者」與「勞力者」，而且說「勞心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動腦筋的人不動手，動手幹活的人不動腦。身體與大腦分離，結果動腦的人因為沒有與這個世界接觸，而只有從「格物」轉移到「格心」，而動手的人，大腦被孔孟之道的愚民術閹割了。就這樣，數千年來，中國人就這樣變成了奴役的工具。千年循環，天不變，道亦不變。這一點不像西方的知識分子，他們始終是拿著鐵鎚在思考的。人的手腦與社會，與大自然，始終是密切接觸著的。所以，在他們那裡有多元的思考，真實的世界與真實的人生。然而讀中國的書，就感覺那不是在談真實的世界與真實的人生感覺。也難怪，魯迅在上個世紀時在介紹「青年必讀書」的時候特意這樣提到：「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看似偏激的言論，其實是有很深刻的內涵的。後來這場論爭時過一年之後，魯迅曾還慨嘆說：「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寫在〈墳〉後面》)魯迅「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在當年並未得到國人的認可；七十多年後，仍然有不少論者將魯迅的主張視為「玩笑，憤激之辭」而予以「批判」。魯迅先生是飽讀中國古書的人，得到的經驗教訓是如此的痛苦不堪。如果讀中國這樣的古書，即使勤奮又有什麼用呢？而且越是勤奮，越是容易讀成一腦袋瓜子的漿糊。因此，對於一個人來說，做正確的事情，確實遠比正確地做事重要，而勤奮只是鼓勵人光拉車不看路，思想方法論上從來沒有什麼創見的中國人，只會沿襲聖人的老路，重複前人的陳辭爛調。　　　　一個人處於閑暇狀況的時候，他可以是處于思考狀態。學習與其說是勤奮的樣子，勿寧說是一種思考的狀態。而思考只有閑暇的時候才可能出現。一個人手忙腳亂，顧此失彼，忙得焦頭爛額的時候，是不可能會有什麼思考的。而中國歷代的統治者最害怕的就是平民百姓竟然有閑暇時光。讓老百姓整天勞作對於統治者來說，是最理想的愚民術。一方面不用害怕老百姓思來想去，時間一久竟然琢磨出：憑什麼皇帝家族可以佔據整個天下？憑什麼普天之下，率土之濱都是他一個人的？另一方面，整天勞作畢竟還可以為他們生產貢品，增強朝廷的財富與國庫的銀兩。其實這種效果，早在五千多年前的唐堯古謠中就有了很好的展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一個人整天為生存而勞勞碌碌，他是沒有時間去想帝王的事情的。這樣對於歷代帝王將相來說是最有好處的，因為這樣最為安全。再想想中國「文革」時強調知識分子是臭老九，而勞動（體力勞動）最光榮，將思想、知識與文化看成是禍害，而且說「知識越多越反動」，也就不難明白，為什麼專制者要那樣仇恨知識，害怕人們動腦筋了。今天，中國教育的管理者們，仍然喜歡把學生與老師折騰得起早貪黑，兩頭不見陽光，並且美其名曰：刻苦勤奮。其實這也是剝奪他們心智的最好辦法。讓學生成為學習的機器，讓老師成為考試的機器，讓他們共同成為分數的奴隸。其實是一種偽教育，甚至反教育。其實古今中外的專制者都害怕人們獨立思考，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就說過：專制者害怕通過教育提升人的心智，因此，他們閹割真知識，用偽知識代替，以剝奪人的思考力。真正的教育就是讓學生學會獨立思考的教育。英國作家阿爾杜斯·赫胥黎《自由教育論》中說：「如果你的目的是自由和民主，那麼你就必須把獲取自由的藝術以及獨立自主的方法教給學生。如果你教他們的不是這些，而是一種非自由的訓練，那麼，他們就只能學會媚上欺下的勾當。」把教育變成學生的自主行為，而反對那種把教育當成一種訓練，迫使「教育者必須服從，必須聽話」。主張學生獨立自主地進行思考，充分發揮「善於盤詰的自由的智慧」，反對那種對學生進行硬性的灌輸和宣傳。他強調說：「一定要讓青少年具備一種抵禦宣傳的能力，否則他們很容易淪為任人宰割的魚肉。」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羅素就憂心忡忡地指出：「在實行軍事獨裁的國家，包括俄國在內……教育是大大地退步了，這種退步包括四點：一是嚴格的紀律的恢復；二是絕對而不問事由的服從；三是對老師的唯命是聽，已經到了一個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識方面消極地接受灌輸，而不是積極地自求啟發。」他認為這種教育只能培養出雙重性格的人。所謂雙重性格，是指「對在上的人要服從，要怯懦，對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蠻不講理」，對其他國家的人，當然也是這樣。因此，羅素認為：「童年的紀律訓練和成年的戰爭愛好有前因後果的關係。」　　　　這樣想來，中國文化中特彆強調勤奮的品質，並且將勤勞定格為體力上的勤勞，而不是大腦里的反思，那也是因為歷代統治者統治有方，愚民有術吧。　　　　2011年8月25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