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中東政治伊斯蘭的生成與發展探析

　　2010年12月突尼西亞爆發全國性的抗議活動，執政長達23年的本·阿里總統迅即下台。2011年1月25日，埃及發生了抗議示威活動，要求總統穆巴拉克下台。此後，中東其他國家政局也出現動蕩，如葉門、利比亞、巴林、沙特和敘利亞。中東劇變後，不少國家進入了政治轉型期，而該地區長期處於蟄伏狀態的政治伊斯蘭勢力異軍突起，成為中東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政治力量。2011年10月，突尼西亞的復興運動黨成為制憲會議中的第一大黨;2011年11月，摩洛哥的正義與發展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成為第一大黨;2012年6月，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穆爾西當選為總統;2012年7月，利比亞具有穆兄會背景的正義與建設黨在國民議會選舉中成為該國第二大黨。但是，就在世人認為中東國家將迎來伊斯蘭時代之際，政治伊斯蘭卻再次遭遇挫折：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國已經執政或參與執政的伊斯蘭政黨頻遭民眾要求其下台的抗議;2013年7月，埃及穆爾西總統甚至被軍方罷黜。中東政治伊斯蘭的大起大落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本文擬從社會運動的視角分析轉型期中東國家政治伊斯蘭的生成原因，深入探討其結構性缺陷，並在此基礎上對中東政治伊斯蘭的發展趨勢進行預判。

　　關於政治伊斯蘭這一概念的內涵，目前學界有多種論述，尚未達成共識。人們常將它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激進伊斯蘭主義、伊斯蘭主義、政治反對派、伊斯蘭行動主義、伊斯蘭復興主義、哈里發主義、宗教民族主義等概念互換，或者是並列使用。格雷厄姆·富勒認為，政治伊斯蘭是伊斯蘭教政治化的直接產物，即「伊斯蘭教的政治」或「政治中的伊斯蘭教」，①「相信伊斯蘭應該對當代穆斯林世界的社會組織與管理進行指導，同時應尋求以適當的方式實現這一信仰體系」。②古里安·德諾尤克斯認為，政治伊斯蘭是「追求政治目標的個人、群體和組織把伊斯蘭教進行工具化的一種形式。它通過構想一個未來，為當前的社會問題提出政治解答，它所賴以生存的基礎是對伊斯蘭傳統概念的盜用和重新解釋」。③

　　作為一種地域分布廣泛的社會政治運動，政治伊斯蘭在穆斯林世界的表現各異，如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黎巴嫩真主黨、「基地」組織、伊扎布特等，人們對其結構、活動策略、性質等的認識也存有差異和爭論。但通過深入考察和分析，政治伊斯蘭意識形態的內核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1)個人層面，強調穆斯林要嚴格遵守《古蘭經》和《遜奈》，凈化信仰，成為真正的穆斯林;(2)在社會政治層面，政治伊斯蘭組織從現實社會的弊端出發，把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道德等各種問題，以及伊斯蘭國家力量和地位的衰落等歸因於穆斯林偏離了自己的信仰，進而又把政府政策錯誤造成的特定社會政治環境當作讓穆斯林難以堅持真正伊斯蘭信仰的罪魁禍首;(3)在世界秩序層面，政治伊斯蘭組織強調現存世界秩序的不公正，強調穆斯林共同體受到欺凌和壓制，主張仿效先知穆罕默德在麥地那的實踐，用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即全世界統一的烏瑪④來取代現存的世界秩序，以沙里亞法為唯一法律，為此，他們呼籲全世界穆斯林同胞團結起來，一致行動。將政權性質或社會秩序視為第一要務是政治伊斯蘭意識形態有別於伊斯蘭宗教運動的關鍵所在。⑤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所謂政治伊斯蘭就是指把伊斯蘭教作為某種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鬥爭的工具，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意識形態、組織或運動，也就是以伊斯蘭文化為載體，實現自己的社會或政治訴求。⑥換句話說，政治伊斯蘭的目標是烏瑪和改變穆斯林社會在世界權力結構中的地位，解決現實問題的手段和工具是凈化信仰，而推翻現政權、依據沙里亞法重建社會公正是政治伊斯蘭最緊迫的要求。其政治目標、表現方式、利用手段則因國際社會和各國具體國情的不同而各異。

　　社會運動是由許多個體參加、高度組織化、尋求或反對特定社會變革的制度外政治行為，而一個國家將社會運動納入體制的能力主要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性質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⑦抗議群體可以利用的政治機會、受屈者群體內部的組織水平和受屈者群體中「抗議意識」的發展水平等因素對社會抗議活動的產生起著決定性作用。上述因素很重要，但只是社會抗議行動產生的必要條件，並非充分條件。⑧如果這些因素與發展中國家從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危機環境相結合，誘發抗爭性社會運動的可能性就會增加。中東相關國家政治伊斯蘭勢力的崛起，正是政治機會結構、資源動員和意識形態框架三大要素與這些國家轉型期危機環境和種種困境相結合的產物。

　　(一)中東國家的政治機會結構。政治機會結構是指那些比較常規的、相對穩定的、能夠改變人們社會運動參與度的政治環境因素。⑨政治機會結構是理解社會運動的一個關鍵性概念，它關注社會運動與環境尤其是政治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一概念強調社會運動興起與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是政治機會的多寡，而非民眾的憤恨和所能利用資源的多少。艾辛傑認為，在極端開放與極端封閉的條件下，抗議活動都是不容易產生的，相對容易形成種族抗議活動的城市往往是具有開放性與封閉性元素的混合物。⑩麥克亞當認為，社會運動在政治機會開始收縮時會出現衰退;當政治機會擴張時，社會運動則處於膨脹狀態;現有的政治機會結構會因戰爭、國際政治局勢、失業人口變遷等因素而發生改變。而制度化政治體系的相對開放或封閉，支撐政體穩定的精英整合的穩定或不穩定，精英同盟的存在或缺失，國家鎮壓的能力和傾向是構成政治機會結構的四個核心要素。(11)威克漢姆把中東穆斯林國家劃分為三種不同體系：(1)開放體系，如土耳其，即允許自由組建政黨，可以對最高權力進行無限制競爭;(2)封閉威權體系，如敘利亞、利比亞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即禁止存在獨立政黨，缺乏任何有意義的權力競爭;(3)半開放威權體系，如埃及、突尼西亞、摩洛哥、約旦等，即政治競爭須在政權劃定的範圍內才算合法，外人不能干涉總統、國王或埃米爾等最高權力的運行，但國家立法機構成員必須通過競爭的方式產生。(12)從近幾年中東國家的政局變化來看，當代政治伊斯蘭正好發生在那些半開放威權體系國家，而封閉或開放國家出現政治伊斯蘭的強度和廣度都較小。

　　以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為例，該組織由哈桑·班迪於1928年創立，幾經滄桑已發展成為穆斯林世界頗具影響力的政治組織。1952年，納賽爾發動七月革命，建立共和制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強化對社會的控制：鎮壓潛在的動員行為體，宣布禁止一切黨派活動。1954年，納賽爾政權宣布穆兄會為非法組織，下令取締並逮捕其骨幹分子;壓縮潛在的動員場所，下令將學校、清真寺及非政府組織等置於國家的嚴格控制之下，加大對新聞媒體的審查力度，逐步使埃及演變為一個封閉威權體系;控制潛在的動員對象，對大學進行了重組，禁止獨立學生會的存在，清洗教職工隊伍，以防止穆兄會對學生的滲透;通過為廣大民眾和學生提供廣泛的社會福利和實施安撫懷柔政策等，將潛在的反對派納入國家體系。在上述舉措下，1954-1967年間，埃及的政治反對派幾乎銷聲匿跡。但是，第三次中東戰爭的失敗和以納賽爾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力量的式微為政治伊斯蘭的死灰復燃創造了政治機會結構。為了贏取內部權力鬥爭，繼任的薩達特總統極力迎合政治反對派：為了抗衡佔主導地位的社會右翼思潮，鼓勵在大學校園中組建伊斯蘭學生組織;開放黨禁，允許存在多個政黨;大赦政治犯，允許流亡海外的穆兄會成員回國。自此，伊斯蘭組織開始在大學生、掌握一定文化技能者和資產階級中積極發展成員，以壯大組織。薩達特總統還力促憲法修正案通過，稱法律的主要源泉只能是沙里亞法。由此，埃及進一步伊斯蘭化，穆兄會逐漸成為埃及、甚至中東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在穆巴拉克執政時期，埃及社會伊斯蘭化傾向更加明顯。如在2005年11月舉行的議會選舉中，擁有世俗派和自由派背景的政黨沒有獲准參加，穆兄會卻獲得了454個議席中的88個。(13)穆兄會一向將草根穆斯林作為發展的對象，在普通埃及民眾生活水平提高方面積極作為，並通過在埃及全境建立龐大的慈善網路等方式擴大自身影響力，如興辦學校、醫院和慈善機構等，而自由派和世俗派等眾多政治勢力在此方面卻鮮有突出表現。(14)穆巴拉克30多年的執政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改善民眾生活水平、促進埃及經濟社會發展和提高事關民眾切身利益的教育醫療等方面幾無建樹。埃及8000萬人口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竟達到25%。(15)穆兄會正是抓住這一「機遇」，利用其雄厚的群眾基礎和長期鬥爭所積累的經驗及嚴密的組織網路，最終通過自由選舉登上了埃及政治的前台。2012年6月，穆兄會領導人穆爾西當選埃及總統。

　　(二)政治伊斯蘭運動的資源動員。為了對自身的行動提供保障，社會運動需要一定的資源。社會運動理論者發現，成功的社會運動有賴於密集的網路，因為事先存在的社會關係能夠降低溝通的成本，提高參與的意願。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動員最終還是要通過組織和社會網路來實現。(16)哈菲茲認為，為了有效動員民眾，伊斯蘭社會運動需要三種資源，即物質和組織資源、合法性和認同資源、制度性資源。(17)對於政治伊斯蘭而言，清真寺、宗教學校、密集的社會網路，包括朋友和家庭、伊斯蘭非政府組織、政黨、行業協會、宗教儀式、學生聯合會等都是極其重要的資源和動員結構。這些分散的、去集中化的社會網路和一些非政治性機構招募學員，宣教鼓動，以最終實現汲取資源、壯大組織，為日後實現自下而上改造社會政治結構的目標積蓄力量，同時也可以更好地躲避國家的監管和鎮壓。在中東國家，清真寺不僅擔負著宗教實踐中心機構的角色，還經常被伊斯蘭主義者作為提供宗教訓誡和組織學習《古蘭經》的場所，有時也會成為各種伊斯蘭主義組織傳播伊斯蘭主義和思想、招募新成員和組織集體行動等宗教空間動員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埃及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形成了一股新建清真寺的狂潮，而沙特到2000年已利用公共資金在全世界建造了1500多座清真寺。數量眾多的清真寺成為社會運動全國性網路的有機組成部分。

　　與此同時，利用威權政權在社會服務方面的缺位或不足，政治伊斯蘭運動為民眾提供了廣泛的社會服務和慈善服務，幫助社會弱勢群體以及中產階級，從而進一步壯大了其群眾基礎。當前，埃及等中東國家內部積弊叢生，據2009年聯合國《阿拉伯人類發展報告》，當前阿拉伯世界工業化程度還趕不上其20世紀70年代的水平。現代工業的匱乏導致多數民眾生活貧困，即使城市中的中產階級和青年學生，也因為前途黯淡而趨於保守。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11月的民調顯示，多數埃及人對原教旨主義者的好感要高於對現代化者的好感，過半數民眾希望男女分開工作。(18)民眾紛紛指責當權者的腐敗無能，希望建成強大的國家。而「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國家的轉型，特別是民主選舉恰好給了穆兄會等一些政治伊斯蘭組織展示自身實力和影響力的機會，也為那些長期受惠於這些組織救助的中下層民眾提供了表達意願和政治回饋的機會。

　　(三)政治伊斯蘭運動的意識形態框架。社會運動理論認為，抗爭性運動不僅依賴於組織能力和資源，也取決於群體形成和採納動員化詮釋框架的發展。所謂「框架」就是一群人有意識的戰略努力，以期形成共享的世界觀和自我認識，使集體行動合法以及促進集體行動，(19)也即將抽象理論轉化為一般民眾可以接受的「社會想像」，使之成為能夠實踐的政治理想。麥克亞當認為，抗議群體可以利用的政治機會及其內部的組織水平，但這只是為集體抗議行動提供了某種客觀的「結構上的潛力」，還不足以導致一個集體抗議行動的產生。也就是說，在集體抗議行動之前，必須在受屈者群體中發展出這樣的一套集體意識：自己目前的處境是不公正的，通過採取集體行動這種不公正的處境是可以改變的。集體認同感、集體意識、認識解放等因素都會對集體行動產生影響，而且這種認同和意識可以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地被建構和再生產。

　　伊斯蘭教在中東國家不僅是一種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乃至法律政治體系。伊斯蘭教義包含了諸如尊重生命、保護個人自由和財產、禁止貪污受賄、基於真主主權和沙里亞法的法治等思想。這一系列思想為政治伊斯蘭勢力在政治角逐中大打宗教牌提供了充分的發揮空間。同時，政治伊斯蘭批判世俗主義，認為世俗主義是基於西方的自由主義，目的就是為了損害伊斯蘭教的影響，為西方殖民者服務。政治伊斯蘭批判西方的價值觀和文化帝國的滲透，認為正是西方在中東國家大力推行這些思想和主張，毒害了穆斯林的心靈和思想，使穆斯林社會的道德淪喪、精神頹廢、世俗主義盛行，並最終致使穆斯林社會偏離了社會發展的主道和伊斯蘭教。同時，政治伊斯蘭也反對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概念，認為穆斯林只能忠誠於烏瑪。(20)政治伊斯蘭駁斥民族主義、人民主權、世俗主義、民主等現代性的主要構成要素，進而提出了真主主權論、先知統治論、神權民主論等概念，主張捍衛伊斯蘭文化傳統，並利用建立醫院、學校等慈善網路的方式和長期的反獨裁鬥爭，最終通過競爭的合法手段獲得政治權力。

　　同時，正如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認為的，文明產生於人類對各種困難與挑戰的應戰。(21)中東政治伊斯蘭的復興也是對日益嚴峻的外部環境挑戰的一種反應。一方面，美國憑藉自身強大的實力，在中東肆無忌憚地開展行動。特別是「9·11事件」後，美國以反恐名義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在中東地區大力推行民主改造，這種凌駕於中東國家主權之上的做法，不但缺乏合法性和道義性，而且往往適得其反，結果使中東國家民眾的民族心理產生扭曲，民眾心態出現不平衡，並進而激起中東伊斯蘭民眾更多的反美仇美情緒。另一方面，受到美國的明顯偏袒，以色列對阿拉伯世界一直採取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特別是近年來，以色列動輒對阿拉伯國家使用武力，引起了阿拉伯國家的警惕。面對嚴峻的外部挑戰，中東國家現行政權卻無力對抗。在中東地區民族主義黯然衰落的大背景下，尋求自我救贖的強烈情緒很容易使民眾轉向政治伊斯蘭以求擺脫困境。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如今的阿拉伯人感覺好像回到了蒙昧年代，處於四分五裂、沒有組織的邊緣地位，以至猶太人都能欺負他們。宗教人士聲稱，這是因為阿拉伯人丟棄了賜予他們真正力量的武器：信仰。歷史上，正是宗教讓阿拉伯成為偉大的民族;現在，人們如果能恢復對宗教的熱情與虔誠，真主就會再次站在他們這邊。」(22)

　　另外，作為一種舶來品，中東的世俗主義儘管包含民族獨立自主的成分，但與伊斯蘭信仰相悖，在應對外來挑戰方面，政治伊斯蘭更具號召力。特別是世俗民族主義以現行國家為認同單元，但在面對中東地區支離破碎的地緣格局方面表現得難有作為。「伊斯蘭教提供了一種植根本土、足以替代阿拉伯主義的有吸引力和可信度的政治認同」(23)。政治伊斯蘭的國家觀——烏瑪，將物質力量與精神力量、意識形態與地緣版圖有機結合起來，更加符合穆斯林皆兄弟的傳統身份認同，因而被認為能更有效地抵禦來自外部的威脅和挑戰。因此，在世俗化努力受挫，進入大變革的時期，阿拉伯國家民眾將轉向政治伊斯蘭作為突破點，也是因為伊斯蘭教獨特的價值觀使得政治伊斯蘭比世俗力量和意識形態更具道統優勢。「它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因而對穆斯林國家民眾頗具號召力。在經濟滑坡、社會混亂和政治蕭條期間，許多人認為這些惡果都是由異教的陰謀造成的，而拯救治療的方案就是回歸原初的、真正的伊斯蘭教」(24)。「政治伊斯蘭將重返信仰及重建烏瑪作為替代當前不道德和專制統治的唯一途徑」(25)。基於此，中東政治伊斯蘭勢力提出了穆斯林世界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背離了《古蘭經》、聖訓及伊斯蘭法的本真精神和原旨教義，提出了「不要東方，不要西方，惟有伊斯蘭」以及「《古蘭經》是我們的憲法」的主張，並要求重新開啟「伊智提哈德」，(26)認為當代政治伊斯蘭政治哲學的基礎性原則應是理解啟示的性質及其與理性的關係。20世紀90年代，突尼西亞復興黨領導人加努什就宣稱：「我們必須不間斷地向美國發動戰爭，直到美軍離開伊斯蘭的領土，否則我們將在整個伊斯蘭世界破壞其利益。」(27)該組織的另一位領導人拉希德·格魯希認為，應該在超越寬泛的意識形態基礎上，將伊斯蘭教與日常生活中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直接聯繫起來。伊斯蘭教不僅是社會認同感的源泉，而且是整個人格和社會得以真正解放的源泉。(28)2010年10月，穆兄會新任總訓導師穆罕默德·貝迪宣稱，將發動一場反對美國、英國、以色列、猶太人和腐敗的阿拉伯統治者的聖戰。(29)總之，正是在伊斯蘭理論家對傳統的改造、革命性的詮釋和意義的重建過程的基礎上，藉助中東國家轉型的機遇，政治伊斯蘭意識形態才開始成為中東地區佔主導性的話語，成為中東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新生力量。

　　當前，政治伊斯蘭勢力在中東國家政治潮流中被再次推上了歷史前台，對地區及世界的安全與穩定產生著重要的影響，未來整個中東地區局勢也將因此而發生深遠的變化。但政治伊斯蘭勢力難以提出創新性思路治理正處於轉型期的社會，仍在沿用舊思路治理新世界，這決定了其目前難以擔當起阿拉伯民族復興的重任。

　　從當前實踐來看，國家轉型為中東政治伊斯蘭生成提供了政治機會結構，但得到重生的政治伊斯蘭勢力的執政根基並不穩固。政治變革是一個緩慢的進程，經常與社會混亂甚至暴力充斥相伴隨。因為受到多年獨裁統治的影響，中東轉型國家要在短時間內完成政權的順利更替幾乎不可能實現。經歷了政治轉型的國家的穩定取決於該國經濟的發展，而中東轉型國家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是：各國普遍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拒絕加入世貿組織，沒能建成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教育中心，對外國企業採取拒斥的態度等。這使中東國家不可能在短期內建成大型的跨國公司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金融機構。中東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與全球經濟隔絕的現象，也沒能利用經濟全球化促進自身經濟發展。2006-2010年，埃及吸引外資總額僅為50億—100億美元，受到國家轉型的影響，為數不多的外國投資也開始減少，國家發展的支柱產業旅遊業更是遭到了毀滅性打擊。革命前埃及的年經濟增長率為5%o，革命後降至不足2%o，外匯儲備更是縮水達25%。40%的埃及人日均生活費不足2美元。民眾本希望通過革命來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工資收入，但事與願違，革命使國家經濟發展能力進一步削弱，政局一直動蕩不定。(30)突尼西亞年吸引外資總額不到20億美元。政治動蕩使該國投資環境更趨惡化，而創造就業需要投資者。近兩年來，突尼西亞GDP連續下降，失業率有增無減，從13%上升至18%，近75萬人失業，其就業狀況的改善至少需要3—5年時間。(31)同時，全球性金融危機使中東國家本已十分嚴重的貧富分化雪上加霜。衡量一國貧富差距狀況的基尼係數在2011年的中東已經超過年均0.4的警戒線。巴林在所有中東國家中基尼係數最低，但也已高達0.58。黎巴嫩和埃及則已超過0.8。(32)在金融危機的催化作用下，中東國家社會領域問題更加突出，其中最為嚴重的是年輕人的失業問題。2010年，中東整個地區總人口中30歲以下者高達60%，埃及、利比亞、敘利亞、葉門、巴林等國則分別高達61%、58%、65%、74%和54%。而上述國家中15—29歲之間未實現就學或就業的分別佔總人口比例的37%、29%、32%、49%和24%;平均有30%的年輕人認為只要有可能就想永久離開自己的國家。(33)

　　實際上，在中東政治伊斯蘭勢力參政勢頭如火如荼之際，它就已顯現出退潮的跡象。埃及穆爾西政權權力基礎不牢固卻獨斷專行，導致世俗派與宗教力量權爭的加劇，加上治理經濟乏術，難以兌現競選時的承諾，使民眾不滿情緒日增。2013年7月4日，軍方借民眾抗議之機強行將穆爾西政府趕下了台。在利比亞，民眾的抗議遊行示威不斷，示威人群甚至闖入利比亞穆兄會建立的公正和建設黨與利比亞國家力量聯盟總部，要求解散國民議會及臨時政府。土耳其執政多年的正義與發展黨政府遭到持續大規模抗議。阿聯酋安全法庭罕見地判處幾十名穆兄會成員10—15年徒刑。突尼西亞繼2013年2月復興運動黨總理傑巴利辭去總理職務後，7月25日反對派領導人布拉米被謀殺，民眾再次要求解散復興運動黨領導的聯合政府，而8月6日制憲會議暫停工作意味著議會開始與復興運動黨公開對抗。中東國家政治伊斯蘭遭受重大挫折。

　　中東政治伊斯蘭運動能否控制和利用好更多的社會機構和資源是決定其成功與否的關鍵。作為一種文化和宗教，伊斯蘭教在其14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既有過阿拔斯後期歷史鼎盛時期，也有過遭受奧斯曼統治這樣一段被阿拉伯國家學術界和穆斯林民眾稱為伊斯蘭文化衰落的時期。即使在現在的中東國家，伊斯蘭教仍然發揮著規範民眾行為和意識形態的功能。每當他們抗擊外來侵略和佔領，剷除現有社會的腐敗和不公時，民眾總會舉起伊斯蘭的旗幟，要求通過凈化信仰來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矛盾與問題。大部分中東國家民眾既不希望未來政治生活中出現宗教神權政治，也不接受西方的民主制，而更願意選擇宗教與民主價值觀共存的第三種模式。長期以來，埃及穆兄會、突尼西亞復興運動黨等早已不再堅持成立初期所信奉的政教合一理論和通過暴力鬥爭最終奪取政權等較為激進的觀點，主張遵守現代政治原則，積極融入符合時代潮流的內容，即堅持世俗化、民主化和現代化等理念，通過合法選舉獲得謀取政治參與的機會。

　　另一方面，中東國家民眾參與國家政治發展的意識大幅提升，公民主權的觀念深入人心，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只扮演旁觀者的角色，而是切切實實的參與者。中東國家的政治伊斯蘭勢力在未來必將利用國家選舉常態化的機會實現自身的不斷發展，但是其「太分散或太軟弱，以至於不可能替代現有的國家政權。……儘管伊斯蘭教本身具有強烈的跨國性，不管在國內還是在國家間，伊斯蘭主義者在構建廣泛的政治聯盟方面都不諳熟此道，而且他們自身又非常易於分成彼此競爭的幾個派別」。(34)不同教派、支派之間各有訴求，難以統一行動。伊斯蘭勢力日漸分崩離析，任何一個政黨都不可能輕易地在民主政治進程中獨佔鰲頭。中東國家民眾相信伊斯蘭可以與民主政治實現共處，認為政教分離等現代政治原則是現代世界發展的主流。為了獲得執政的合法性，政治伊斯蘭勢力必須在民主框架下通過合法手段獲得權力。民眾的政治理念出現了向中間回歸的趨勢，而政治伊斯蘭勢力也處在這樣的回歸進程中。因此，未來中東國家政治發展的趨勢將是世俗化與伊斯蘭化並存，而不會出現簡單的伊斯蘭化的現象。

　　從未來發展來看，中東政治伊斯蘭運動未能積極地介入意義的生產和框架的製造過程，註定了其政治前景將十分黯淡。依據社會運動理論，政治伊斯蘭的意識形態框架中有三方面因素至關重要：一是運動必須建構需要診斷矯治的問題框架，包括指責目標和責任原因;二是運動必須提供問題的解決之道，包括旨在矯治非正義的特定策略和戰略;三是運動必須呈現出激勵和支持集體行動的理據。(35)顯然，政治伊斯蘭在這三方面的表現差強人意。

　　首先，變革國際秩序有心無力。伊斯蘭教的跨國特性決定了伊斯蘭主義者通常是天然的國際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穆斯林首先是偉大伊斯蘭教的忠誠實體烏瑪的成員，其次才是領土統治者的臣民」。伊斯蘭教烏瑪國際觀與現行國際體系格格不入，一旦進入主權國家體系，穆斯林就會在國家與宗教忠誠之間出現遊離，一定程度上分散、弱化了國家的整合能力。「因為沒有授權神職人員充當信徒與真主間的中間人，伊斯蘭教並沒有把個體緊緊地綁入整齊劃一的宗教社區，他們最終的忠誠是給《古蘭經》的。教會與國家同盟在伊斯蘭教中毫無意義。」(36)這也是伊斯蘭政權在主權國家體系中「水土不服」的原因。政治伊斯蘭勢力掌權的國家曾不同程度地輸出革命，資助他國政治伊斯蘭勢力，號召他國穆斯林起來反對本國政權，而這種做法明顯違反了國際行為準則。

　　中東政治伊斯蘭勢力的行為還受到當前佔據統治地位的國際權力體系的極大限制。不同於冷戰時期處於中間地帶的中東國家擁有更多迴旋餘地，現今的國際體系日趨由西方主導，中東國家政治自主空間受到嚴重製約。以謀求自強自立為目標的2011年中東劇變本是一場進步的社會運動，但由於美國的選擇性干涉——只要與美國的經濟政策一致，美國並不關心是獨裁者還是政治伊斯蘭勢力掌權，中東國家轉型日趨偏離了原來的方向。埃及政治伊斯蘭勢力上台後，美國竭力推進、培育政治伊斯蘭與美國經濟利益及「華盛頓共識」相互兼容，將革命的「自由」訴求曲解為消除對市場資本主義的管制。在此背景下，政治伊斯蘭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層面，都很難擺脫對現行國際體系的依附狀態，遑論改變地區乃至國際秩序。由於內外因素的制約，政治伊斯蘭勢力不可能將其國際理念付諸實踐，更無法成為反抗西方和建構新型國際體系的第三種力量。

　　其次，政治伊斯蘭復古主義的價值觀與現實的複雜環境難以實現對接。伊斯蘭價值觀的主要特點是通過不斷重溫歷史輝煌來贏取民眾支持。穆罕默德初創教時期和隨後的四大哈里發時期是伊斯蘭教史上的黃金時代。伊斯蘭主義者認為，只有嚴格遵循《古蘭經》和聖訓、實行哈里發統治的政體才是合法政體。2011年，埃及穆兄會提出「伊斯蘭是解決辦法，是一勞永逸的改革」的口號，當選後提出設立伊斯蘭學者委員會負責審查所有法案是否與伊斯蘭教法相符合。但是，中東國家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和生存環境與穆罕默德時期有天壤之別，通過回歸傳統來實現民族復興，很難將傳統價值與複雜現實對接。政治伊斯蘭反對世俗化、西方化，但是其社會改革主張並不清晰。勞倫斯·賴特指出：「伊斯蘭運動傾向於更詳盡地說明他們所反對的而不是所贊成的東西。儘管大家都在談論伊斯蘭秩序或伊斯蘭國家，談論沙里亞法，談論一個牢固地基於伊斯蘭價值觀的社會，但其詳細內容卻是模糊不清的。」(37)同時，政治伊斯蘭運動的立足點或興趣點並不在經濟建設本身。許多政治伊斯蘭運動領導人在談論政治和文化問題時口若懸河，但面對複雜繁瑣的經濟問題，卻無法提供解決途徑和手段或提出發展經濟的有效措施。作為一種管理國家的哲學，政治伊斯蘭與現代政府的複雜性並不匹配。「伊斯蘭激進運動對於治理民眾從來沒有明確的概念，也沒有什麼興趣。這在塔利班的統治中得到充分證明。凈化是他們的目標;一旦純潔成為至高無上的要求，離恐怖就不遠了」(38)。埃及穆兄會以反對獨裁和政治壓迫，更重要的是以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為口號登上了政治舞台。因為過去20多年來，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經濟私有化政策導致了埃及貧富差距的拉大，貧困和不平等加劇。但在執政後，穆兄會繼續推行私有化計劃和價格自由化政策，沒有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甚至推行減稅、取消醫保、反對成立工會的舉措，最終導致了其被廢黜的命運。

　　最後，階級和意識形態的局限難以真正推動生產力發展。當前中東國家政治伊斯蘭勢力表面上吸納了社會各個階層，帶有全民黨的屬性，但在內核上充其量代表的是小資產階級乃至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例如，埃及穆兄會的領導層由極其富裕的人組成，其成員大部分受到沙特和美國的金融援助。其外圍是中產階級，基礎是宗教協會通過慈善服務招募的平民，打擊力量則是從流氓無產者中僱傭來的非正規軍。這種階級屬性決定了政治伊斯蘭勢力即使上台執政，也不可能是先進階級取代落後階級，更不可能出現先進生產方式取代落後生產方式的變革。(39)他們不能奉行一種屬於本階級的持續而獨立的政策，更難以提出一種系統化和科學化的理論和主張。能否堅持以系統化和科學化的理論為指導，將中下層民眾合理的政治訴求同伊斯蘭的主張實現有機結合，進而得到下層民眾的支持和國際社會的支持與援助，是中東國家政治伊斯蘭未來發展的關鍵。

　　作為20世紀70年代冷戰背景下的政治伊斯蘭，是當時教育範圍擴大、經濟發展、巨大的石油財富、社會流動、持續不斷的政治壓迫和日趨不平等條件下的特殊歷史產物。這種抗爭性的社會運動源於威權主義政體統治下，長期受到壓制的弱勢群體無法利用體制內的渠道來表達自己的訴求，惟有藉助體制外的方式來獲得體制內權力分配的競爭資格。中東國家的政治伊斯蘭勢力試圖從根本上改變社會、政治制度與結構，具有全方位取向的特點。雖然對中東國家政治伊斯蘭勢力對該地區政治格局的演變會起多大的作用還難以給出確切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由於教俗雙方積怨甚深，這將是一場持久的博弈，中東政治伊斯蘭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而極端勢力則會乘機利用社會混亂擴大自身影響，這也意味著中東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實現仍遙遙無期。只要西方國家戰略觸角不離開中東地區，只要中東各國仍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政治伊斯蘭運動就會一直發展下去。

　　注釋：

　　①[美]格雷厄姆·E.富勒著，曾強編譯：「『政治伊斯蘭』現象解析」，《西亞非洲》，2006年第4期，第65頁。

　　②Graham Fuller,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 New York Palgrave, 2003, p.xi.

　　③Guilain Denoeux, "The Forgotten Swamp：Navigating Political Islam", Middle East Policy, June 2002, p.61.

　　④烏瑪是穆斯林最早的政教合一政權，此處指不分民族、種族、地域、國家的穆斯林共同體。

　　⑤錢雪梅：「政治伊斯蘭意識形態與伊斯蘭教的政治化」，《西亞非洲》，2009年第2期，第24-30頁。

　　⑥汪金國、張吉軍：「政治伊斯蘭影響下的阿富汗伊斯蘭教育」，《南亞研究》，2010年第2期，第72-83頁。

　　⑦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6頁。

　　⑧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

　　⑨[美]西德尼·塔羅著，吳慶宏譯：《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譯林出版社，2005年，第102頁。

　　⑩Peter K.Eisinger,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1973), pp.11-28.

　　(11)Doug McAdam,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s",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7.

　　(12)Carrie Rosefsky, Wickham, Mobilizing Islam: Religon, Activ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Egyp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76-177.

　　(13)Hala Mustafa and Augustus Richard Norton, "Stalled Reform: The Case of Egypt", Current History, January 2007.

　　(14)Anthony Shadid, "Turning Revolt to an Advantag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6, 2011.

　　(15)Vivian Salama, 『No Dictators Allowed, Newsweek, December 10, 2012.

　　(16)胡雨：「社會運動理論視角下的政治伊斯蘭生成機制」，《國際論壇》，2009年第3期，第7-12頁。

　　(17)Mohammed M. Hafez, Why Muslim Rebel?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Muslim World,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2003, p 19.

　　(18)Fayoum, "PoliticalIslam：Everywhere on the Rise",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0, 2011.

　　(19)Don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Introduction: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Framing Processes Toward a Synthetic,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 p.6.

　　(20)Laura Schmah, "Political Islam: A Treat to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Current Regimes in the Middle East?"http://www.eir.info/2013/02/04/political-islam-a-treat-to-the-political-stability-of-current-regimes-in-the-middle-east/(上網時間：2014年1月25日)

　　(21)劉昶著：《人心中的歷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8頁。

　　(22)[美]勞倫斯·賴特著，張鯤、蔣莉譯：《巨塔殺機：基地組織與9·11之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第38頁。

　　(23)Jane Kinninmont "The Next Fight in Egypt and Tunisia Will be among the Islamists", The World Today, Number 12, February 2012.

　　(24)[英]約翰·格里賓等著，朱善萍、張嬰、孫寧等譯：《歷史焦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6-377頁。

　　(25)M.R.Khan, "Political Islam, Democracy and Arab Spring", Air Power Journal, Winter, 2011, p.108.

　　(26)「伊智提哈德」原則指利用人類理性和獨立判斷，使啟示意義情境化的一個工其或手段。見Muqtedar Kha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slamic Resurgence", Cultural Dynamics, No.2, 2001, p.214.

　　(27)"Arab Spring"s Fallout: Rise of Islam",http://www.wnd.com/2011/12/374061/(上網時間: 2013年12月6日)

　　(28)[美]J.L.埃斯波西托著，東方曉等譯：《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89頁。

　　(29)"Arab Spring"s Fallout: Rise of Islam",http://www.wnd.com/2011/12/374061/(上網時間：2013年12月6日)

　　(30)David D. Kirkpatrick and Dina Salah Amer, "Egyptian Revolution Faces an Economic Tes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11-12, 2011.

　　(31)Neil Macfarquhar, "Seeds of Tunisia"s Revolt Endur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3, 2012.

　　(32)Credit Suisse, "Global Weath Databook 2011",http://infocus.credit-suisse.com/data/, product-documents/-shop/324292/2011-global-weath-report-databook.pdf(上網時間：2014年1月6日)

　　(33)"Class of 2011", Time, February 28, 2011, pp.16-25.

　　(34)[英]巴里·布贊、[丹]奧利·維夫著，潘忠岐譯：《地區安全複合體與國際安全結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年，第184—185頁。

　　(35)Carrie Rosefsky Wickham Mobilizing Islam: Religon, Activ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Egyp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51.

　　(36)[英]約翰·達爾文著，陸偉芳、高芳英譯：《後帖木兒時代：全球帝國時代的興與衰》，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30頁。

　　(37)吳雲貴、周燮藩著：《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99頁。

　　(38)[美]勞倫斯·賴特著，張鯤、蔣莉譯：《巨塔殺機：基地組織與9·11之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第38頁。

　　(39)林海虹、田文林：「中東轉型中的政治伊斯蘭運動評析」，《現代國際關係》，2013年第8期，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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