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知識分子覺醒 拒絕麵包換自由

東歐知識分子覺醒 拒絕麵包換自由

2011年10月21日 14:55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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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當人們在詢問，「生存與責任哪個更高」時，東歐的思想家給出的答案是「責任高於生命」，起碼對那些願意肩負本民族思想傳承的人來說是如此。民主是建立在有責任感的文化之上的。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在「人類尊嚴的革命」中，最初至少應該有一群這樣的人，以胡斯精神和路德教派作為榜樣，要抵抗住來自四面八方的誘惑，他們首先擺脫自我麻醉，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實踐，以自己的每一次抵抗就來拯救一小塊自由，一個民族要有少數知識分子必須承擔起「聖徒」的責任，因為道德是個人的，它不是契約性的，沒有互惠性，幫助他人而不要求回報，這種道德行為就不可能變成普遍性，所以道德行為主體註定是孤獨的。

本文摘自：《經濟觀察報》2010年3月，作者：金雁，原題：《東歐、俄羅斯的「麵包時代」》

蘇維埃帝國下的另一個歐洲

二戰後從地理上處於德國與俄國之間的「二等歐洲」（這是東歐知識分子對自己國家的一種蔑稱）諸國，根據《雅爾塔協定》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這些國家雖然身處中歐，卻在很多方面具有西歐文化的特點，這使它們有了一個帶有政治意義的地理概念——東歐。1947年東西方大國拉開「冷戰」序幕，蘇聯建立共產黨情報局來統領下屬的各共產黨，要求他們必須服從「蘇聯中心」的指揮，按蘇聯的榜樣搞建設。蘇聯不顧這些國家的民族利益和他們正在探索的適合自己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粗暴地推行所謂的「東歐蘇聯化」的「莫洛托夫計劃」，把它們變成「地理上相鄰的複製品國家」。東歐的社會主義改造強制實現了統一計劃經濟體制，國家沒收了服務業、商業、工業中的私人企業，取締了市場，統一調撥物資，實行計劃分配。到1948年底捷克20人以上的公司幾乎絕跡，匈牙利工業的83%、波蘭的84%、羅馬尼亞的85%、保加利亞的98%都歸國家所有，1949年又開始咄咄逼人地摧毀私人小業主和單幹農民。所有敢於表達自己意見的人統統被作為「政治犯」送去勞改，捷克的1300萬人口中有10萬被以這樣的罪名拘捕，這還不包括大量的「行政清理」人員，在總人口900萬的匈牙利有1/10的人經歷過被捕、監禁和流放。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東歐各國立即湧現出改革浪潮，6月17日東柏林40萬工人發動工潮，保加利亞工人也行動起來，蘇聯害怕引起傳染性的連鎖反應，對局勢失去控制，於是趕緊通過操縱各國黨內的「保守派」替換「黨內民主派」，強壓下擬議中的改革方案。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出爐後東歐各黨再次出現改革呼聲。在1956年和1968年，波蘭人、匈牙利人、捷克人都以不同的抗爭形式力圖擺脫蘇聯的控制，蘇軍大兵壓境，以坦克粉碎了東歐人民探索的希望。克里姆林宮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只擁有有限的主權，一切民族主義和「特殊形式的社會主義道路」都是不允許的，任何要想跳出莫斯科掌心的做法都會引起軍事干涉。捷共領導人姆利納爾後來回憶說，1968年當每個捷克政治局委員身後都站著一名手持武器的蘇聯紅軍時，我們每個人「對社會主義的觀念一下子都退到了底」。這時東歐民眾的反蘇反體制的共識達到高潮。

因為蘇聯佔領者以及他們所扶植的「莫斯科傀儡」政府的「合法性」嚴重失缺，蘇聯僅靠刺刀下的軍事佔領和嚴厲的鎮壓手段無法控制局面，在懲罰性報復過後，那些唯蘇聯馬首是瞻的「莫斯科派」靠政治壟斷也無法從制度結構中獲得合法性，於是他們很快就調整策略，在政治控制嚴格不放鬆的情況下，允許東歐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實行「經濟自由化」，以經濟懷柔的方法來平復民眾的敵對情緒，修復甦軍佔領的民族創傷。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一方面東歐各國大舉借外債，在經濟上「討好」民眾，另一方面也改變了過去「重重工業、輕輕工業」的做法，擴大消費品的生產。雖然各國仍是短缺經濟，但是供應的商品豐富起來，赫魯曉夫式的「火柴盒」房屋儘管簡陋難看，卻也大大緩解了人們的居住壓力。在蘇聯住房一般只佔家庭預算的4%，東歐也大抵如此，在保加利亞，職工工齡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得到國家轉讓的住宅產權。到20世紀70年代東歐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顯的提高，汽車、電視這些當時的高檔消費品有了穩定增長。在波蘭，1975-1989年人均擁有私家汽車的數量增加了4倍，到80年代匈牙利與捷克每10戶人家就擁有4台電視機，蘇聯每10戶人家擁有9台電視機。

「後政治化」的東歐各國執政黨試圖以「胡蘿蔔加大棒」的物質與刺刀並用的軟硬兩手來誘導人們順從，波蘭在蓋萊克當總書記期間，硬通貨債務增加了大約3000%。為了與教會爭奪農民，波蘭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給個體農民提供了社會和醫療保險；捷克在所謂的「正常化」時期，硬通貨債務增加了12倍；匈牙利更以靠借債發展經濟而聞名。到20世紀80年代，東歐各國平均的債務都翻了10倍，波蘭、匈牙利則翻了20倍。到劇變時匈牙利外債總額積累已達226億美元，人均2300美元，匈牙利最後一任總理米克洛斯這樣直白地表述貸款的分配方式：「我們將貸款的2/3用來償還利息，剩下的1/3用來進口消費品。」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以及西方的私人銀行都樂於向這些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貸款，這種借債「過日子」的方式後來直接影響到劇變後的經濟轉軌模式。

「專政與消費社會的歷史會合」

一時之間東歐國家處在「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的「消費至上」的社會氛圍內。有人據此評論說，東歐各國執政黨發生了轉型，它雖然依舊還是一個專政的政府，但其追求目標有一個本質的改變，與過去的激進的烏托邦理想相比，東歐各國的體制發生了某些「去意識形態化」的改變，變成了一個官僚主義的怪胎，執政黨從廉潔清貧的政黨變成了瘋狂追求物質利益的集團。過去它們是殘酷而不腐敗，而現在變得腐敗而不殘酷。它們丟掉了馬克思主義的表述，拋棄了清教徒式的革命口號，由於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和「可信度」大大剝落，上層赤裸裸地表現出對權力和物質的興趣，它們對共產主義理想、馬克思主義學說、甚至文化傳統都不感興趣，而只對政權本身發生興趣。這種「逆向淘汰」機制通過從統治集團中淘汰掉富有獨立精神和人道主義的理想者，把沒有創造力的順從者和執行者留下來的方法實現了「革命黨」向官僚集團的轉化。正如蘇聯當年的持不同政見者阿瑪利里克所說的，「這種當局的唯一目的，應當是自我保全」，它們既不想「復辟斯大林主義」，也不願頭頂「殘害知識界」的惡名，「它只想讓一切照舊：權威得到承認、知識界保持沉默、制度不要為危險的和標新立異的改革所動搖」。這時的政權表現得不那麼剛性，不那麼原則，在實用主義和趨利性的驅使下斗折蛇行，為「保權而發展」使它變得可左可右。

統治集團首先在經濟方面做出一些讓步，消費被作為衡量社會主義成功與否的標準大加推廣。「為人民服務」的提法讓位於赤裸裸的為私利的巧取豪奪。把政治掩蓋在經濟背後，成為了一種很流行的統治手段，許多官員都變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兩面派。他們不再提艱苦樸素，不再提勤儉建國，不再自我標榜是清正廉潔的典範，不再高調唱「吃苦在前，享樂在後」，而是公然提倡享樂主義，拚命地鼓勵人們享受物質生活。過去統治者是把國民當成服從性的「螺絲釘」來看待，現在執政者則是把國民當成不關心政治的消費者，選擇用物質享受來消弭政治訴求，從強制人們服從命令轉變到以物質誘導人們安心當順民，只要放棄政治追求，選擇追求生活無憂，選擇與政治制度無關緊要的附屬品，選擇「為五斗米折腰」是會有安穩的「好日子」過的。這樣不但可以讓人們為私利斤斤計較而轉移了注意力，更可以讓人們懈怠和慵懶，執政者也可以獲取合法性。捷克保守派代表比拉克說，過去我們張貼海報告訴人們社會主義是什麼樣子，現在我們必須要在商店的櫥窗里擺滿了貨物，我們才能夠用文獻記載我們最終實現了社會主義。「布拉格之春」之後的捷克總書記胡薩克說：「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於用物質生活的方式來緩解大眾的不滿情緒。」接替納吉的匈牙利總書記卡達爾說：「只要提供商品讓老百姓高興，哪怕社會主義模仿資本主義我也滿足了。」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由於卡達爾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地下經濟的「商品與服務業黑市」，到20世紀80年代初，據估計匈牙利有9萬地下私營從業人員。波蘭的巴爾采羅維奇說，過去我認為社會主義就像紙搭的房子一樣脆弱，現在看來，只要資本主義願意為社會主義提供資金，社會主義就會存活下去。它需要「利用他人的資源為自己枯竭的電池充電」。蘇聯有個政治笑話：勃列日涅夫帶著他媽媽去看他的別墅、汽車以及特供的奢侈品，他媽媽說，「真好啊，孩子。可是列恩尼德，要是共產黨來了怎麼辦？」

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後，由於國家以福利換自由，以及大力壓縮社會功能，使得每個獨立的個體離開了單位就像印度的「賤民」一樣無處安身立命，單位不僅是一種工作場所，更多地成為一種依賴和寄託，加之消費風氣的蔓延，玩世不恭的思想成為主流，社會腐敗和犬儒主義大行其道。物質消解的這一手果然比一味鎮壓更為有效，很多人紛紛寫「悔過書」認罪，並「反戈一擊」重新站隊，成為熱心的整肅者，有些甚至比原來的保守派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他們在不久之前都還是納吉和杜布切克改革的積極擁護者。捷克改革派領導人姆萊納爾說，「只是在經歷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後，人們才開始看清了誰是誰。」政治事件後的物質利益滿足造成了「沉默的70年代」。東歐相當多的知識分子陷入了與蘇聯不同的另一種「集體魔法」，或者說麻木地接受了現實。這就是東歐的「麵包時代」，它被哈維爾等人稱作是「沒有頭腦的時代」或「自我毀滅」的時代。米蘭·昆德拉說：在這種世界裡，「人們對前景一無所知，一切行為變得機械化，職員們並不關心他們所做的工作的意義何在，只和一堆匿名的文件發生關係，更糟糕的是，他們是文件中一個個錯誤的影子，也就是說他們甚至沒有權利作為影子而存在。」國家為人們提供社會保障，作為回報人們在政治上保持沉默。東歐的「泛政治化」一下子變成了「政治冷漠化」，似乎那裡的人們完全忘記了風起雲湧的1956年和1968年，沉浸於物質化的日常生活中，就像時間進入了一個「歷史休止期」。

「麵包時代」的原因之一：「腦袋撞不破牆壁」

思想沒有被泯滅的東歐知識界仍有一些人在苦苦思索，他們要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會有人人犬儒化的「集體魔法」？他們認為造成「麵包時代」的首要原因是高壓統治帶來的恐懼。匈牙利事件後，匈牙利確立了對「挑動罷工」處以死刑的法令，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約有幾千人為此喪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處死，總計有2.2萬人因「參與反革命活動」被關進監獄，1.3萬人被關進拘留營，還有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處在嚴密的監視之下，估計有佔總人口2%以上的人逃離了匈牙利。「布拉格之春」後的大清洗，1970年全黨更換黨證，50萬人被開除出黨，主席團和書記處50%以上的人被開除，70%的企業領導人被撤換，1/7國民（200萬人）受到株連，20萬人流亡西方。在和平建設時期除了大量的蘇聯駐軍以外，東歐國家都運轉著龐大的強力機構、軍事和警察部門，讓「遠離火線的軍人在後方依靠別人的鮮血而活著」的最好辦法是把矛頭指向本國民眾，以震懾的方式讓整個社會在「恐怖制度」面前低頭。恐懼社會的壓制性是造成兩面派人數增多的直接原因，整肅之後人們的態度發生轉變，並不說明這些人的想法改變了，只是他們害怕表達自己的真實信念，當然不排除其中有一些投機者。

在政治環境的苦難面前屈服的另一個原因是，歷史上這些民族的挫折感是造成他們「集體生存的恐懼」的心理特徵。上述國家在歷史上多次經歷過動蕩，受盡了大國的欺辱，遭受了被侵略、被外國佔領、軍事失敗、政治幻想覆滅、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報等挫折不斷的歷程。他們自稱「小民族」。小民族的概念不是數量上的人多人少，而是指一種命運多舛的民族悲劇。米蘭·昆德拉說：小民族的概念「是指一種狀況，一種命運，他們在歷史的這樣或那樣的時期，都曾從死亡的前廳走過，永遠面對強大者的傲慢，永遠看著自己的生存被威脅或被質疑，因為他們的存在是問題」。因此他們習慣性地認為自己是受害於大國的「小國」，蘇聯制度和慕尼黑陰謀都是以犧牲東歐國家為代價的，他們的歷史就是在納粹和蘇聯的交替恐怖中延續下來。近代被歐洲出賣的教訓使他們認為「布魯塞爾沒有能力保護他們，只有美國才能幫助這片舊大陸」（亞歷山大·萊涅爾-拉瓦斯汀：《歐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14頁）。這也就是為什麼時至今日這些轉軌國家的左中右都有很多「疑歐親美派」的原因。羅馬尼亞的埃米爾·齊奧朗在1936年出版的「有關小文化的悲劇」一書中說，這些民族隨時擔心可能突然被從地圖上抹去，談論一個國家的死亡或者消失，在西歐人看來只不過是一句空洞的話，因為要想要消滅、征服、或者同化，在一天之內發生的政治滅亡只不過是一個誇張的比喻，而對東歐國家而言則是明擺著的事實，他們都曾經面臨從地圖上暫時或永遠消失的窘況，他們都有過「喪失歷史聖地，民族完全或者部分歸順於一個外來強國」的經歷。他們感覺到解決問題的方案超出了他們反擊的能力，「我們這些歐洲的孩子，是伴隨著恐怖和憐憫來理解人類生活的」。在這種狀態下，生存就會上升到頭等重要的意義，「腦袋撞不破牆壁」的理論由此產生。

「麵包時代」的原因之二：知識分子群體的集體失語

知識分子在短時間內就完成了從「先行者」到既得利益的「專家階級」的轉變，在利益的誘惑下他們的話語中開始充滿了諂媚味道，由知識分子「自我遺忘」的集體失語造成了「基礎的缺失」。匈牙利、布拉格事件雖然是全民族捲入，但是知識分子和學生無疑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和中堅力量，從安·阿瑪利里克所作的「持不同政見」簽名的職業分析來看，除有5%的人職業不明，6%的工人和5%的在校大學生以外，其餘的84%都來自於知識界，他們遭到的打擊也是毀滅性的。而知識界的特點歷來是思想性強組織性弱，宜散不宜和，每次大的政治事件後，執政者利用階級分析與利益誘惑的「收買與嚴打」並行政策分化了知識界的整體，波蘭詩人米沃什曾以《不求上進的知識分子》、《被禁錮的頭腦》來剖析知識群體的責任弱化現象。

東歐國家在歷史上百姓和知識分子之間一直就存在著隔閡。這些國家中除了捷克城市化程度高，公民社會比較發達以外，波蘭和匈牙利獨立前都是貴族社會，有更多受教育機會和特權的貴族知識分子與民眾之間是有裂痕的，他們一般不關心民眾的經濟問題。在遭俄國三次瓜分後喪失了國家主權的波蘭和在溫和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捷克與匈牙利，知識分子一直以來都是民族的代表。但1948年後他們與工農的地位發生了互換。工人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是由於東歐各國共產黨要完成從「精英黨」向「群眾黨」的轉變，無產階級作為共產黨的基礎力量被大大提升，另外因為戰後最初幾年工人嚴重稀缺，與大蕭條時的工人失業大軍相反，戰後的重建和恢復工作形成勞動密集型人手短缺，電路、煤礦、建築工地到處都需要勞動人手，而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因出身問題而感到尷尬，他們在不斷的群眾性階級訴苦宣傳中無地自容，紛紛以自我貶低以求得到接納。

在「人民民主」結束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更成為主要的打擊對象，1956年和1968年事件後的整肅運動明擺著是對他們的致命一擊。但很快東歐各國的經濟和科學發展，對專業性人才的需求大增，使得受教育程度高、掌握一定技能的知識群體，尤其是從事科學、經濟、行政管理的人躋身於「專家階級」和「中產階級」的行列，他們從官僚體制中分得殘湯剩飯，成為國家機器上的附庸，於是一部分的知識分子變成扭曲自己人性的「幫凶」，更多的人難以抵抗複雜多樣的誘惑，「他們從精神上被消滅了」（切斯拉夫·米沃什：《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巴黎1990年，249頁）。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曾當過納吉國防部長的伊斯特萬·畢波說：民眾對「人文主義的感情，也取決於那些知名要人的態度，全體國民的參與固然必不可少，問題的關鍵在於那些權威性人物在面對混亂與動蕩時，是否能夠繼續主張和維護道德尊嚴的原則」。

「麵包時代」的原因之三：「冷漠化」與「常規化」

首先是人們的無奈與冷漠，捷克作家盧德維克·瓦楚利克在《論勇敢》中說，對於辛苦度日的百姓來說，要求他們的只能這麼多，大多數民眾都活在一個道德上的「灰色區域」，儘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這個區域，逆來順受代替了熱情，冒險去積極地反抗的做法很難證明有理，因此看起來沒有必要（又是對普通大眾來說）。人們大多會說自己這樣做「不夠勇敢，但很現實」（轉引自托尼·朱特：《戰後歐洲史》下冊，新星出版社2010年，531頁）。一般來講，從有道德有責任到麻木不仁有這樣幾個步驟。先是具有感知和痛苦，這是清醒認識不可缺少的過程，同時在利益誘導下又是矛盾的，因為明擺著有兩個選擇，一個是犧牲一個是享樂，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抵抗「邪惡」的人都遭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嚴酷的身體摧殘，而將自己的安全與物質置於信仰之上的人、也就是選擇了「自我放棄」的人，就能很快適應現狀並得到了充分的物質保障和安逸的生活。這時人們就容易出現了頭腦與心靈的悲劇性分裂，頭腦否定上帝，心靈尋求上帝。如果在這個階段能成功地摒棄、剋制、抵制住所面臨的誘惑，就能得到精神升華，便可以從「麵包時代」解脫出來。但是在「一個普遍商品化與文化、思想、道德行為混為一談的時代」，「在一個舒適安逸、被天花亂墜的宣傳所照亮的巢穴」（克萊爾·科西克：《現代危機，道德辯證法》巴黎2003年，114）里，幾乎可以說大多數人的想法是：最好不要對自己周圍提出哪怕一星半點的質疑，明哲保身更要緊，這時有可能人性是分裂的，行動上謹小慎微，但仍然還是道德範疇的「靈魂憂慮」的「痛苦人」。接下來——道德感發生故障、道德感被遺忘或沉睡。再進一步——道德感被顛覆，人們已經心安理得地選擇了裝聾作啞，滿足於自己過上小康日子，完全屈從於麻木的無人性。

其次是執行者階層的良心面對人類尊嚴損害時變得麻木不仁，把助紂為虐當成例行公事。蘇聯坦克不可能長久出現在布達佩斯和布拉格的街頭，暴力要變成一種「常規化」的手段，必須使執行者「喪失人性」（齊格蒙特·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巴黎2002年，52頁）。這種社會在使用一種遺忘催眠劑，使人們都處在混沌沉睡的狀態。生活得到了粉飾，大家都對物質生活的狂熱對自身的關注而忘卻了曾經有過的追求。不只是納粹和斯大林主義會促成這些手段，任何官僚機器變得冷漠並無視道德束縛時，這些機制就產生了。這些殘暴行為也許被當作普通工作來完成，大家都是機械地貫徹命令，「因為這些行為的道德層面不明顯，或者制度將其隱藏起來，避免引起爭論」（伊斯特萬·畢波：《1944年之後的匈牙利猶太人問題》，《關於東歐小國的苦難》巴黎1993年，56頁），從而預防個人道德準則與這種行為造成的社會影響的不道德性產生的矛盾。在社會道德的畸變過程中，執行命令的人只遵從條文、中央政策和一切來自上面的命令，導致理智與良心的分離，用江湖上「各為其主」來解釋不得已，以自己要養家糊口不能丟了飯碗來「照章辦事」、「奉命行事」，傳達上面的指示，自己不過是交差了事。在執行遊戲規則的人看來，道德與政治兩者是完全分離的。正是這種使「個人免於責任的方式」混淆了「善惡的命題」。哈維爾在1990年任捷克總統時新年講話時說：「我們都對舊體制習慣了，我們把它當作一種不可逆轉的事實接受了，所以我們一直小心維護著這個體制，同時我們都是它的共同創始人，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我們認為過去40年留給我們的遺產彷彿是遠房親戚饋贈來的外來的東西的想法是不恰當的，相反地，我們應當認為這個遺產是我們自己的錯誤。」

「國家是自由人的保護神」

面對「麵包時代」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東歐的思想界回答說，首先是要解放「被禁錮的頭腦」。要結束個體服從權力、「個體是集體的殉道者」的局面，就必須要從理論上破除權力部門所塑造的個人必須服從國家和執政黨的論調。這是打開民眾的悲觀和玩世不恭的氣氛的第一道缺口。東歐的思想家指出，因為小民族的「政治環境的苦難」，掌握政權的人們不停地以國家最高利益的名義限制國民的權力，執政黨操縱權力的運作也往往是打著國家安全的幌子，他們「千方百計地把『個人』與『社會』對立起來，突出強調前者的微不足道和後者的偉大，這樣一來，對個人懷有任何興趣都具有畸形的自私的形式」（薩哈羅夫等：《蘇聯持不同政見論文集》外文出版社1980年，380頁）。使大多數人把「自由」理解成「混亂」的代名詞，把「自由競爭」理解成「斯托雷平式」的弱肉強食的同義詞。其實國家的強盛並不需要以犧牲個人的自由作為代價，「國家被國家群體佔為己有並不一定能夠引起個人解放」（伊斯特萬·畢波：《關於東歐小國的苦難》巴黎1993年，165頁）。從古希臘以來，國家是自由人的保護神，尊嚴對人類而言如此珍貴，以犧牲個人自由來維護國家強大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民族、國家、政黨的集體認同並不意味著高於個人的需要，也不意味著它具有高於個人的支配社會的普遍價值觀。對以往被貶低被輕視的個體身份要給予充分的承認，塑造個人的自信和尊嚴感，這是公民自由發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礎。人的思想，就是人性自由的思想，不應被視作權力的一部分，而是應確保它能夠運用一切方式的意願。人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自由屬於每一個人。」

東歐在結束「人民民主階段」以後，集體利益與民主追求就開始分道揚鑣了，這樣做導致的後果是，強制與約束越是加強，社會的恐懼感就會增加，恐懼感增加，令人窒息的束縛與強制就會進一步加強，告密者俯拾皆是，只能說明道德淪喪在整個社會蔓延，最後只剩下一些奴性，本來最深刻的歐洲文明變成了被集權者一手遮天的強制社會。那種認為個人自由會威脅到民族與國家的凝聚力，自命不凡的救世主式的言辭只會導致人們完全喪失判斷能力。解決辦法是倡導「人類尊嚴的革命」，要重建對被忽視或輕視的身份要給予充分的承認，塑造個人的自信和尊嚴感，這是公民自由發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礎。要把法律文字表述的東西真正落實下來，個人對集體也擁有權利，憲法不僅僅是針對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民事糾葛，更重要的是憲法規定了無助的個人和全能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國家對個人的侵犯是最主要的違法行為。國家的強盛與多元的社會並不矛盾，要豐滿社會的功能，削弱無處不插手的國家權力。讓人們明白，產生危害來源的是國家，並不是個人。唯一現實的出路只剩下一條，「自由不會從天而降要靠自己去爭取」。哈維爾提出，要做真正意義上的公民，只有結束個體服從權力的局面，人們才能從「麵包時代」中解脫出來。

我們在歷史中的責任

破解社會冷漠化的第一步是「還原真實」。哈維爾說：「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科西克說：真實性要求我們完成態度上的徹底轉變，「只有這樣的轉變才能使人類走出危機」。「任何時候都要活得有尊嚴，不膽怯、不退縮，即使有些時候會遭到鎮壓，也要義無反顧地講真話」。文學家要回到歐洲傳統上來，充當「社會良心」的角色；每個人承擔應擔當的責任，解決辦法是，讓每一個人都成為責任主體，以責任感對抗恐懼，使每個個人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責任，並承擔起他在過去的錯誤中所應承擔的那一部分道德和政治責任。

其次是「道德現實主義的重建」。知識界勇敢地承擔起責任，讓精神再次騰飛。匈牙利的畢波說：「世界與後人對我們的評價，在於將我們與其他民族相比較時放入天平的砝碼，在於我們確認自己的責任時的認真態度和決心，而不在於我們否認錯誤的數量。」他的一篇論文題目就叫：《我們在過去歷史中的責任》。他倡導要建立起社會的「自我拷問」機制，在個人責任感這個問題上毫不讓步，每個個體都不能以時代或集體作為借口，不能以「不是我的錯，是歷史的錯」而推卸個人的責任，個人的怯弱、卑鄙的行動不是源自魔鬼的決定，「而是一群沒有自由意志、可悲的失去判斷力的人做出的行為」，雖然不指望這些個人承擔起責任，「因為他們不能理解這個詞的意義，但是他們必須承擔自己行為的全部後果」，「個人道德良知具有不可簡化性」。要勇於承擔個體的責任，這個群體必須要尋找到不幸的根源。承擔起他們認為由於自身錯誤造成的責任。要喚醒道德良知，以自我質問精神和自我反省的勇氣面對個人行為，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辦法，如果我們人人都選擇了裝聾作啞，實際上就是參與者、就是縱容者，同時也是制度的建構者。我們就既是制度的受害者和行為者也是制度的建設者。社會的主流價值之所以會發生扭曲，就是人人都在逃避，每個當事者都以官僚體制與個體無關作為借口，國家機器正是利用了個人的自保心理，他們害怕失去自己現有的一切——平安的生活、物質的享受、便利的條件與奢侈的追求——而放縱惡行甚至落為幫凶。對他人的暴力被認可的結果就是使暴力變成一種面向所有人的手段。

打破渾水摸魚的局面，要把歷史化解為每個個人。比如，對納粹的不妥協和對斯大林主義的抵制是有關聯的，這裡面關鍵性的環節就在於個人責任建立與缺失。要解讀納粹的噩夢和斯大林的狂暴，不能僅僅歸於德國人和俄國人的特產，一定有本民族自身的問題。匈牙利曾有所謂的歷史「凈化論者」認為，如果從挽救國家榮譽出發，妄圖自行免除二戰中災難的責任（匈牙利的霍爾蒂政權是法西斯的僕從國），那麼斯大林的大屠殺「也就被掩蓋在一個奧維爾式的歷史黑洞中了」（蘭道夫·L·布拉漢諾：《對歷史進攻，匈牙利的民族主義與大屠殺》，《現代》雜誌，《東歐，不可能的回憶》1999年，11-12月，128頁）。如果人們不接受這個教訓，那就註定這個民族以後仍將要為類似的「磨難」買單，說明在一次次的災難過後，社會學、心理學以及政治層面帶來的教訓並沒有真正融入近代民族意識中。具體到操作層面的方式：要動用社會文化價值傾向來揚善懲惡，對那些有良心敢於承擔責任的當權者，要幫助和提醒他們能夠更加人性和有更開闊的眼界，對那些醉心權術的惡人，一定要揭露他們的罪行，讓這種人惡名遠揚，不可能再入政壇，防止奸佞小人達到個人目的。惡人和善人都不能掩蓋在歷史的背後，而是落實到具體的個人身上。

是的，我們是一小撮

當人們在詢問，「生存與責任哪個更高」時，東歐的思想家給出的答案是「責任高於生命」，起碼對那些願意肩負本民族思想傳承的人來說是如此。民主是建立在有責任感的文化之上的。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在「人類尊嚴的革命」中，最初至少應該有一群這樣的人，以胡斯精神和路德教派作為榜樣，要抵抗住來自四面八方的誘惑，他們首先擺脫自我麻醉，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實踐，以自己的每一次抵抗就來拯救一小塊自由，一個民族要有少數知識分子必須承擔起「聖徒」的責任，因為道德是個人的，它不是契約性的，沒有互惠性，幫助他人而不要求回報，這種道德行為就不可能變成普遍性，所以道德行為主體註定是孤獨的。在回歸道德的問題上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苛求別人，每一個人都是責任主體。過去我們特別怕被說成是「一小撮」，怕脫離民眾怕孤立，現在應當理直氣壯地說，是的，我們是一小撮，我們只代表自己！我們要允許人們膽怯，允許人們自私，每個人都有選擇平庸的自由，但是不允許損害他人的利益。德國詩人海涅150多年前就說過，那些思想的劊子手使我們成為罪犯，因為我們這些作者經常犯「殺嬰罪」，作者由於懼怕檢察官殺死了自己的思想嬰兒。在社會上殺死思想嬰兒的人畢竟是少數。對積極的少數派來說，只能從個人角度提倡傳教士般的「獻身精神」，放棄物質的誘惑。因為自由不像經濟發展可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帶動其他人的富裕，反對權力並不是為了自己獲取權利，不是為了某種個人目的而充當「反抗者」的，自由只能以一部分人的犧牲換來所有人的自由，所以註定有一部分人要當聖徒，這個過程中個人道德良知具有不可簡化性，從個人角度提倡「獻身精神」就尤為重要。

簡單地反思在東歐知識分子看來已經不夠了，需要一批具有傳教精神的知識分子切實具體的行動。知識分子要扮演的角色是「人類精神存在」的傳遞者，這種人因為能夠看到犧牲的含義，所以能夠做出自我犧牲。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無所畏懼的，道德缺失與恐懼是相輔相成的，為什麼呢？因為當人們喪失靈魂以後便只剩下軀殼，而且他們常常為之擔憂，只有那些靈魂尚在的人才無所懼怕：因為他們明白，真正的恐懼是源自內心而非外部環境，讓外部的侵擾侵佔自己內心的人永遠不可能擺脫恐懼。捍衛自己的靈魂和內心的完整的人時刻準備著犧牲一切，包括自身的行動自由，甚至生命，他們可以戰勝恐懼，同時也永遠置於權力所能觸及的範圍之外。東歐的知識分子倡導應該具有傳教士的犧牲精神，以隱修院的禁慾精神抵制物質的誘惑。他們呼籲說，我們所要進行的抗爭是超越簡單的經濟和社會範疇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人文精神的復甦，拯救人類文明是刻不容緩的。這樣的呼籲不僅可以幫助受壓迫的人們，同樣也可以幫助那些使用鎮壓工具的人，正是他們扼殺自己的良知和真實的聲音。

在這個過程中也需要注意幾點：第一，要擺脫過去知識分子只講道德不談經濟的局面，打破「知識分子」和「民眾」的人為區別的劃分。首先彌合知識分子與民眾鴻溝的是波蘭人，1976年團結工會的前期組織「保衛工人委員會」就得到了知識分子的「保衛人權和民權委員會」大力支持，他們以自己的法律知識幫助工人自衛，為未來的反對派運動開了一好頭。第二，政治不是知識分子的強項，反對權力並不是為了自己獲取權利，不是為了某種個人目的而充當「反抗者」的。喬治·康德拉說，「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應該想，這樣做的目的是把其他人從政治權力的高位上趕下來，以便自己取而代之。」這種態度既防止了野心家的混入，又能夠樹立起道德形象。由於現代社會中權力是沒有靈魂的，權力所展現出來的邏輯是會把所有人都腐蝕掉的。

永遠在體制外為不完善的社會努力，為普世價值作貢獻才不違背他們的初衷。

「回到哲學中去」

這個命題聽起來有點「唬人」。這是捷克人喜歡談論的話題，因為他們的開國總統馬薩里克就是一位「道德至上」的哲學家，而捷克曾是「歐洲精神文化的重鎮」。地理位置靠北的波蘭人較少提到「重返歐洲」，他們不像捷克人那樣把自己與歐洲思想傳承的淵源關係掛起鉤來。其實這裡所說的哲學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意思中說的「哲學」並非深奧的人生哲理，而是指一種人格魅力，在他們看來，哲學是一種特殊的鬥爭，它的形而上可以與日常的物質化狀態保持距離，使個體可以從日常的瑣碎中解放出來，在獲得釋放的同時又帶有最強烈的個人意識。第二層意思中的「哲學」包含兩個因素：一是因為哲學思想本身具有可質問性和開放的體系；二是他們是在提醒世人，東歐曾與一個古老的文明——希臘哲學——相聯。由於對近代歐洲的不信任以及對物慾橫流的西歐的反感，東歐知識分子只能以「托古改制」的手法以「回到希臘人那裡去」，從古典時代尋找資源。歐洲朦朧而遙遠的往昔思想家在捷克知識分子的頭腦里漸漸清晰起來。他們說自己是歐洲的孩子，在這片經歷過納粹與蘇聯體制的土地上，他們應該成為光明的開端。在芸芸眾生自我麻醉在「麵包時代」，作為歐洲的遺產的繼承人，人類能夠作為個體重獲自我，絕大多數的機會並沒有發生在「麵包時代」。歐洲本來就是一個「被質問的大陸」，現在人們要不惜一切代價恢復這種「質問精神」，保護它的價值完整。必須要認識到歐洲精神是無價之寶，從希臘城邦時期，思想家就提出了人類以其最高的方式參與到不斷拯救自我的鬥爭中去，這就是自我征服，真正的人類生活所需要被征服的不是他人，不是自然，而是征服自我，超越自我，這個覺醒的意識是現在東歐知識分子所需要的。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發表時刪去原文注釋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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