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訴訟（轉）+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中對於證明標準的規定（轉）

朝廷司法組織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 　　審判機關稱廷尉，掌刑獄決訟。建安年間置大理，黃初六年改稱廷尉。劉蜀稱大理，孫吳初稱大理，後也改為廷尉，長官稱卿，位三品，下設正、監、評，稱廷尉三官，駁議廷尉所決（《三國志·鮑勛傳》載，鮑犯法，廷尉議判正刑五歲，三官駁議罰金二斤）。還有主簿，獄丞，律博士等屬官。兩晉南朝審判機關基本沿襲曹魏之制。梁一度稱大理，旋復稱廷尉，三官分監東門、西門、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方一寸，謂之執方。北魏初年司法組織不健全，至拓跋珪年間，才模仿漢制建立司法組織。中央審判機關也稱廷尉，長官為卿，副手為少卿。北齊稱大理。下有正、監、評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此外，又設明法掾二十四人，提事督二十四人，檻車督二人，掾七人，司直、獄丞、獄掾等僚屬。北周審判機關稱大司寇。 　　檢察機關稱御史台、又稱蘭台。掌吏治，察舉非法。曹魏時御史台長官稱宮正，後改稱中丞。蜀、吳皆置，位四品。下設治書侍御史，分掌諸曹，治書執法（吳稱中執法），掌奏劾，殿中侍御史，居殿中直察百官行為。此外，還有各類侍御史，如禁防侍御史，三台五都侍御等，都執奏不法。又以司隸校尉，與御史中丞「分督百僚」。兩晉御史中丞職責擴大，東晉設司隸校尉，督察權一統於御史中丞，凡內外眾官有違法憲者無所不糾。以治書侍御史四員和侍御史九員分掌十三曹。又有禁防、檢校、符節等御史。南朝梁稱御史台為南台，長官稱大夫，後復稱中丞，治書侍御史舉劾六品以下官吏並分統各曹侍御史。北魏、北齊檢察機關與屬官與魏晉類似，增設檢校錄事和符璽郎中。北周改稱司憲，屬秋官府，長官有大司憲，少司憲，司憲中大夫。北朝又以尚書令，尚書左僕射參彈劾，與御史台更相廉察。 　　司法行政機關稱尚書。尚書為行政機關，兼管司法事務，表明司法行政開始與審判和檢察相分離，這是為適應封建制度發展的需要而強化司法機構的結果。但這時三省制正處於逐步形成的過程，刑部尚書還未正式確立，但尚書省所屬各部、曹都設立了執掌司法行政的官署。曹魏以三公曹、賊曹（法曹）、二千石曹和比部郎司刑獄、盜賊，罪法和律例相比等。又有定科郎（又稱尚書刪定郎）主法制律令。孫吳尚書有賊曹主辭訟罪法。劉蜀以二千石曹主刑事。此外，丞相屬官有刺奸令吏，還有督軍從事等論法決疑。晉司法行政組織分工更細。三公尚書主刑事，都官尚書郎主獄訟，比部尚書郎主法制。太康中省三公尚書，以吏部尚書兼管刑事，司法行政進一步升級。南朝增設都官尚書，為六曹之一，南齊又以尚書右僕射掌刑罪詳訟。北魏司法行政機關為都官尚書，下統都官，二千石，比部等五曹。都官曹掌畿內刑事，二千石曹掌畿外刑事，比部曹掌詔書律令。北齊以殿中尚書所統三公曹掌諸曹囚帳。北周以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副手為下大夫。都官郎改稱司厲，比部郎稱計部大夫。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除司法組織外，中書省、尚書省長官也常兼管刑事。如曹魏黃初五年令：「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南朝以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掌刑事，北朝有疑獄，皆付中書省量決。皇帝也頻繁地干預司法審判。這一時期皇帝聽訟，錄囚的史例特別多。曹魏明帝「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劉宋武帝，文帝，孝武帝三朝，聽訟三十多次（見《圖書集成·詳刑典·聽訟》）。 　　地方司法組織不分立，審判、檢察和司法行政皆由地方長官兼理。州刺史、郡太守，縣令皆理獄訟，決刑斷，並察糾官吏政績。屬官有決曹掾、賊曹掾，或稱法曹、墨曹。州佐有刑獄參軍，司法參軍，郡有功曹掾，門下賊曹。鄉一級無司法組織，以鄉官調理民事管理治安。三國時大鄉設三老、百石，小鄉設有秩嗇夫、百石，以三老、嗇鄉掌教化，聽民訟；以百石掌治安。晉鄉官有秩嗇夫，里吏。南朝鄉官為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三老掌教化，有秩嗇夫聽訟，游微巡禁盜賊。北朝鄉官稱三長。 　　審判程序與等級 　　獄訟最初受於鄉官，鄉官不能決才上有司。是為初審機關，審畢申報於郡，郡派督郵往縣驗案，獄成遂決。縣不能決，逐級上報於郡，州、朝廷。廷尉為最高審判機關，但皇帝有權干涉廷尉所決，故皇帝臨訟為最終審決。南朝宋廢督郵案驗縣獄之制。因督郵不過為郡的下級屬吏，對縣令所決往往不能提出有力的異議，有案驗之名，無案驗之實，故謝莊上言奏請改制。縣考訊畢，將案情和囚犯送郡，委任二千石級的官吏複審，然後正刑。二千石官不能決的，京師附近移度廷尉，京師以外移度州刺史。齊時，丹陽所轄及京師二百里內囚犯，集京師司隸校尉統審，此外由州郡決斷。北朝的審判程序，北魏為「部主具狀，公車鞠辭，而三都決之」。即當事人提出訴訟，司法行政機關係訊，審判機關裁決。北齊律文有獄成、案成、複檢，也即受訟系訊，鞫證定罪，裁決行刑。 　　地方司法機關只能審判民事案和一般刑事案。縣級可判撲刑，罰金，州級可判流刑、年刑（兩晉例外，流徒、除名、退免等大事須台奏乃決刑），重大疑案和死刑須上報朝廷審判機關。《三國志·魏志·明帝紀》青龍二年詔：「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縣獄以定……使與奏。」《宋書·孝武帝紀》載：「其罪甚重辟者，皆如舊先上。」《魏書·刑罰志》：「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三國初，殺生之柄，決於牧守，後隨著皇權的強化，殺生權回歸朝廷，死刑上報複檢制，兩晉南北朝皆然。但將軍開府得專殺生之權，這是司法機構軍事化的結果，與這一時期的戰亂的局面有關。隨著社會逐漸安定，這種狀況也有所抑制。南朝宋規定：「須臨軍臨陣才能專殺，余皆上報，犯者以殺人罪論。」北朝死罪須復奏，無異詞才行刑，至隋形成死罪三複奏之制。 　　南北朝時期，還施行特別察囚制，由皇帝委派高官巡行州郡，受理冤案，察舉非法，擁有較高審判權力，是一種特殊的審判程序。 　　訴訟程序 　　訴訟，包括獄訟和辭訟。即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方式有順訴，越訴和直訴。順訴即依審判等級向所在一級的公車上訴。越訴即越過管轄的行政等級向上一級提出訴訟。直訴即直接上訴於最高司法組織，甚至皇帝本人。後者又稱擋駕。這一時期，法律上禁止越訴，越訴一般要加鞭笞。但特使巡行時例外。特使受皇帝任命，訴於特使含有直接意味。直訴則是允許的。西晉武帝時，在朝內設登聞鼓，吏民有冤，可擂鼓直訴。如帳下督榮晦因罪被司空衛瓘所譴，晦後隨叛兵害瓘子孫。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請族誅晦，詔從之。劉宋大明年間，孝武帝巡行聽訟，士庶有怨皆訴至皇帝面前自訴。梁時在公車府謗木肺石兩邊各設一函，令天下吏民檢舉不法，投書函內，稱肺石函。北朝也在宮廷闕左懸登聞鼓，有冤者撾鼓，公車上奏。 　　罪犯經過審訊議刑之後，不服的可提出復訴，稱為「乞鞠」。漢制二歲刑以上皆許乞鞫。曹魏以乞鞫煩獄，除之，晉又恢復。晉令規定囚犯稱冤欲乞鞫者，許之（《冊府元龜·刑法部》）。北朝「獄已成及決竟，若有疑案不直或訴冤枉者，得攝訊復治之」。北魏獻文帝在位時，每成獄案，必令復鞫。 　　訴訟有許多限制。首先必須確實，誣告反治其罪。曹魏有令規定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高平陵事變時，大司農桓范留守京師，曾以司馬懿欲反之事告曹爽，懿知大怒，問誣告人反，依法應治何罪，有司回答依律令反治其身，於是執桓范下獄。這種反坐法本質上屬於同害刑，兩晉南北朝皆存在。北魏規定：「諸告事不實者，以其罪治之。」（《魏書·韓麒麟傳》）如宗室元匡因與尚書令高肇不合，上書罪肇，有司奏匡誣肇，於是處匡死刑。但誣告與否，全憑官吏主觀武斷，如北齊時，上洛王思好欲反，為人所告，韓長鶯因與思好聯姻，遂奏有人誣告宗室，不殺無以杜絕後患，告者竟被斬死（《北齊書·思好傳》）。 　　其次，對訴訟內容和人也有限制。曹魏黃初五年（224）令規定，犯謀反大逆才能初告，余皆勿聽治。把訴訟內容限制在謀反大逆的範圍內。老幼、奴婢及囚犯無訴訟權。曹魏禁止囚犯告人，否則加罪並牽連親屬。北齊天保八年立格「負罪不得告人事」，晉律規定老幼不得告言人（十歲以下）。 　　再次，訴訟容隱。這一時期皆有律令禁止對直系親屬提出起訴或出庭作證。晉初有父母犯法拷問兒子或兒子逃亡鞭訊父母，大理衛展認為這樣有傷正教，使親親相隱之道離，奏請廢除。東晉時有女子李忽證父叛降北朝，周處認為忽無人子之道，證父攘羊，應處死刑。上從其奏，刑忽於市（《太平御覽》卷六(蟹)四七引王隱《晉書》）。南朝宋初，家人探囚時，常被訊辭，侍中蔡廓奏除之。「自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梁律明文規定「子之事親，有隱無犯」。建康三年（504）建康人任提女因誘賣人口，當處死刑，子景慈出辭證母誘賣人口，法官虞僧虯認為景慈證母有罪，宜加刑罰，於是處景慈流刑，徙於交州。北魏有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處死的律條。麟趾格三公曹六十六條規定：「母殺其父，子不得相告，告者死。」這種訴訟容隱是儒家孝悌倫理學說在法律上的反映。 　　監獄、刑具和刑訊 　　這一時期監獄有朝廷監獄和地方監獄之分。朝廷由廷尉典獄，地方則交法、賊曹，獄官有獄函、獄長、獄小吏等。有罪未決或決而未刑皆囚於獄。三國監獄設置未詳，大概沿漢制。晉朝廷監獄有廷尉獄，洛陽獄，太康五年，又設黃沙獄，專審廷尉獄疑案和皇帝詔令繫囚的特案，屬於詔獄性質，由御史中丞和黃沙治書侍御史執典。但不久廢除。晉地方監獄設於州郡，地方獄官有法曹門干，賊曹掾史，獄小吏，獄門亭長，賊捕掾等。南朝監獄分南獄、北獄。南獄指設於建康縣的地方監獄，北獄指設於廷尉寺的朝廷監獄。南齊時有尚方獄，屬少府，由左右尚書令典尚方獄，也屬詔獄。陳朝永定元年，置正、監、平管南北二獄。北朝有廷尉，籍坊二獄，是為朝廷監獄，此外又有司州獄、河南獄、洛陽獄、河陰獄。北齊有蘇州獄、太原郡獄、晉陽縣獄和相國府獄，號稱「四獄」。前三者為地方監獄，相國府獄似為朝廷監獄。北朝監獄又有屋獄和地牢之分，地牢用於囚禁重罪犯。 　　監獄管理也逐步形成了一套制度。包括繫囚制、錄囚制、憫囚制、桎梏制等。晉令規定監獄牆屋須牢固，草蓐不漏濕。家人探囚帶食物，由獄卒代為加熱傳送，離家遠無餉者給廩，由獄卒為之作食等等。這種繫囚的生活制度，已頗為完備，能夠對囚犯實行有效的拘押。同時，也顯示體現了憫囚、恤囚。憫囚是封建統治者為緩和階級矛盾而實行的一種手段，內容有「寒者與衣，病者給醫藥」，無後者聽妻入獄等，是儒家仁政德教在監獄管理上的反映，但實際上憫囚是很有限的，監獄管理還是十分殘酷的。如南齊的「上湯殺囚」，便是借給囚犯治病為名毐殺囚犯。錄囚是巡視監獄，訊察囚犯記錄和決獄情況。東漢時，皇帝親自錄囚，至三國兩晉南北朝，逐步形成一種正常制度，皇帝至朝廷監獄錄囚，間也巡行地方監獄。在這一時期有許多記載，錄囚的目的是對監獄管理實行監督，減少囚禁，使獄勿淹留，也帶憫囚色彩。桎梏制則赤裸裸地剝下了憫囚的面具。囚犯除極小部分外，多著刑具。據梁令：「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上，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生坐非死罪、除去，二千石以上非監徵者，並須系之。」魏晉刑具有械、鉗等，犯死罪者著兩械，加拳手鉗重二斤，翅長一尺五寸。南朝刑具有械枷、鉗、鎖、壺手等，並有輕重大小之差。囚犯皆著械，徙者並著鎖。髠鉗五歲刑鎖二重，四歲刑以下鎖一重。死囚行刑前著三械，加壺手，陳朝囚犯不計階品，皆著鎖。北朝刑具為枷、、械、鎖、桁等。神律令有始置枷拘罪人。大小輕重皆作詳細規定。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尺，通頰木各方五寸，用於犯大逆和外叛者；流刑以上則著、械。北齊犯年刑著鎖，無銷用枷，流刑以上著枷、、械，死刑著桁（大枷）。北周死刑著枷加拲；流刑著枷和梏，徒刑著枷；鞭刑著桎，杖刑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位的犯死刑、流刑著鎖，徒刑以下散之。 　　這一時期訊囚流行刑訊，即用拷打施刑的方式強迫犯人供狀。魏晉多用鞭打，稱為考竟，考其身而竟其情（一說考竟為獄死，拷其身而竟其命。史料中考竟有致死，但並非都致死，不取獄死之說）。曹操時，收太尉楊彪入許縣獄，尚書令荀彧和少府卿孔融皆囑許縣令滿寵勿考掠，但寵拷訊如法，故曹魏有刑訊之法。西晉時趙王倫曾收吳太妃，趙桀及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至南朝梁，以刑訊入津，成為法定的訊囚方法。梁津載有測罰制。若囚犯不馬上招供，便強迫著械站立於高土垛上。梁的測罰十分殘酷，每天晡鼓即上測，直至二更。上測三日不許進食，三日後方許家人進粥二升，婦人及老小則測滿一百五十刻後進粥，測數高達千刻（一晝夜一百刻），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屈，枉者甚多。故梁末陳初關於測罰展開了一場爭論，結果還是承認了測訊的合法性，只是稍改了測罰的範圍和時間。陳律規定贓驗鑿切而又不認罪者才上測立，土垛高一尺，上圓，僅容囚犯兩足站立，上測者先受鞭二十，笞三十，著兩械及極上垛，每天早晚各測一次，每次測十七刻，連續測三七天，上測七日鞭杖一次。《隋書·刑法志》記載為「一上測七刻，日再上。」按南北朝時晝夜為一百刻，一刻約十五分鐘，七刻才一個多小時，似乎太輕。《陳書·沈誅傳》載沈議「朝夕上測，各十七刻」，高宇認為沈長史議得中，故懷疑漏「十」字，若按每次測十七刻，日測二次，連測三七日，這樣，既比梁製為輕，又不會相差太遠。 　　北朝刑訊一直入律，神律令規定：「拷訊不踰四十九杖。」但有司欲免之刑則用細插，欲陷之則用大杖，故獻文帝時規定刑訊用荊，平其節，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一分。拷杖限五十。但不久，拷訊又泛濫。太和年間，訊囚用重枷，大幾圍，又用縋石懸掛犯人頭上，內傷入骨。又使強壯有力的獄卒毆打囚犯。孝文帝時乃定犯大逆者證據確鑿而不供者才允用大枷。宣武帝時，又禁用枷和懸石拷訊囚犯，下令諸台、寺、州、郡燒毀大枷，審訊盡聽訊之理，必要時才依據囚犯強弱狀況拷訊，不許非法拷掠人。儘管統治者三令五申，但刑訊積重難返，終北魏之年，刑訊仍未能減輕。 　　北齊的刑訊更加殘酷，用車輻猙杖，夾指壓踝，又迫囚犯站立在燒紅的犁車上，或用燒車缸穿串手臂，文宣帝本人也恣行暴酷，把大鑊、長鋸、剉碓等刑具列於宮廷內，若不合意，便親手屠裂人。北周的刑訊也有過之而無不及。宣帝時，鞭杖之制高達二百多，又作礔礪車嚇唬婦人。 　　刑訊自魏晉一直存在，至南北朝合法化，而北朝刑訊更加殘酷，這大概與落後的原始殘餘有關。 　　刑罰的適用 　　刑罰的基本原則是依情定罪，但有時會因人、因時、疑事而有所變動。方式有加刑、減刑、緩刑、換刑和赦免。 　　這一時期刑罰以刑事為重，民事為輕。尤重反逆，大逆、叛、降、惡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義、內亂。至北齊正式立為十條重罪。隋改為十惡，不在赦、贖之列。除十惡外，這一時期加重刑罰的有貪贓，盜賊。貪贓包括貪污和受賄。各朝皆有受賕（請賕）律，內容未詳。三國時官吏貪贓棄市，魏獄吏范洪受囚絹兩丈被棄市。晉律規定主管物資官吏貪污五匹（後改十匹）處死，貪贓未達死罪或已到遇赦者皆禁錮終身（《抱朴子·審舉篇》）。南朝時貪贓和枉法加以區別，受賄後枉法的重刑，只受賄未枉法的稍輕。但陳朝又加重，陳宣帝太建元年，規定受賄者雖不枉法也以正盜罪處刑。儘管如此，比魏晉和北朝要輕些。北魏太安三年令：「官贓二丈皆斬。」獻文帝時規定獄官受羊一口，酒一斛者，大辟，參與者以從坐罪治（《北史·張袞傳》）。太和三年稍為改輕，「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但太和新律又規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北齊祖珽受賄補令史十餘人，被依法處死。 　　盜賊也重刑。晉律有「行動者斬」，家人棄市，同籍期親補兵（《南史·何尚之傳》、《宋書·何承天傳》）。而盜御物，官物無論多少皆棄市（《冊府元龜·刑法部》）。南朝梁律偷四十匹以上處死，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黥面，髠鉗補治鎖士終身。北魏津定「群行剽劫首謀門誅」，「盜門同籍全門不仕」。北齊律犯盜終身流刑，犯盜後逃亡在外者懸名注籍，一房配為役戶。北周律更重盜賊之刑，規定盜賊、群攻鄉邑、入人屋，皆可殺，殺者無罪。為盜注其籍。 　　故犯和再犯也加重刑罰。晉律規定奴婢亡黥兩眼，再亡，黥兩頰，三亡，橫黥目下。北朝規定，犯徒刑二次，犯鞭三次以上的，終身配為下役。北魏斗律規定故犯者，罪加一等。 　　違反尊卑長幼倫理綱常的行為也加重刑罰。如臣之於君，子孫之於父祖，弟女未之於兄姊，婦之於夫等。曹魏律「毆兄姊加至五歲刑」。晉有「重奸叔伯母之令」。南朝律子賊殺、毆傷父母梟首，罵詈父母棄市。北朝律子孫殺父祖處以車裂的極刑，而父祖殺子孫用刀刃者五歲刑，毆殺者四歲刑，賣子一歲刑。賣五服內尊長者處死，賣周親、妻、子婦者流刑。這種以尊卑長幼為刑罰輕重等級反映了儒家倫理綱常對法律的滲透。 　　減刑有三宥三赦。三宥即宥不識，宥過失，宥遺亡。這一時期歷朝律令皆規定過誤免坐或從輕處罰。曹魏律有過誤殺人不得私自復仇。晉律有輕過誤當罰金，或鞭杖者皆減一半。南朝律過誤傷人止三歲刑（比正刑減一歲）。三赦即赦幼弱，赦老耄，赦愚蠢。晉律老小婦人罪杖，罰金皆減一半。張斐律序年八十以上除殺人外，其他皆勿論。梁律規定老小免從坐質作。年八十以上，十以下，孕婦、侏儒、盲者、囚禁免著刑具。北魏律「十四歲以下降刑一等，八十以上非殺人，其它罪皆不坐。」太和律規定犯流徒罪的滿七十聽解名還鄉。北齊律規定年六十以上免配為官奴。北周律婦人笞刑聽贖。這一時期婦人贖罪比男人減輕一半。 　　此外，犯者自首也可減刑。三國時，馬召坐法當死，都人孫禮教他投案自首，詔減死一等。晉庾純因詣廷尉自首而免罪（《晉書·庾純傳》）。南朝武帝括戶口時，規定一百天內各人自首不問罪，百日內不自首者，查出以隱戶罪論。北朝自首稱「自告」，同樣可免罪或減刑。韓褒為北雍州刺史，州多盜賊，褒張榜於市，一個月內自首者除罪，一個月後獲賊即殺。北朝括戶口時也規定一個時期，到期不歸則以逃亡律論罪。 　　貴族的法律特權是減刑的重要組成部分。周禮有八辟的邦法，規定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種人犯法，可議請輕刑甚至免刑。這種法制原則至戰國時代，受到李悝、商鞅、韓非等法家的猛烈抨擊。他們提出「刑無等級」的「一刑論」，主張「法不阿貴」，「刑不避大臣」。但漢代賈誼等大儒又重新鼓吹「刑不上大夫」。曹魏正式以八議入律，承認了官僚貴族的法律特權。此後，兩晉、南北朝各朝皆以八議入律，官僚貴族犯法，大必議，小必赦，逍遙法外。晉律規定諸侯及八議以上犯法，得減收留贖，勿髠鉗笞。北朝初皇族有遣，皆不持訊。八議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一直存在，並被廣泛應用。因八議而原宥或減刑的在三國有袁伉（議功）、曹袞（議親）、社畿（議勤）等，東晉有杜預（議貴）、華廙（議功），司馬佗（議親）。在南朝有謝靈運（議功），在北朝有張袞、高綽、蔡澤等。 　　緩刑或換刑有三種狀況。一是遵循孝道，罪犯有直系親屬年老須奉養者可緩刑或換刑，甚至免刑。晉咸和年間，孔恢罪應棄市，晉成帝憫恢父年老僅此一子，詔赦免死。但這是皇帝特詔，未見法律明文記載。北魏太和十二年令格正式規定：「犯死罪的，若父母、祖父母年老，身邊無其他成年子孫，又無期親者，可仰案後列奏待報。法例律規定，犯流刑者，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無成年子孫和期親者，改換為鞭刑和笞刑，免流，留在家中奉養。但若所奉養者不久死去，則須再從流刑。北魏時，河東郡民李舞犯死罪，母一身年老無其依靠，請免死。司州檢其戶口，認為例合上請，正待換刑，李母忽逝世，結果到李粦服喪三年後再行刑。 　　二是對孕婦的恤刑。三國兩晉南北朝一直明文規定勿刑孕婦。曹魏毋立儉叛亂時，孫女毋丘芝應坐死，以妊系獄。南朝梁律「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系獄時可免著刑具。北魏神律令規定：「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但實際有時也刑加孕婦。正始四年（507），中書令崔光奏戳至刳腹為虐待、請依例待產。永年二年（509），詔禁屠殺孕婦以為定製。 　　三是等待行刑季節。中國古代重自然法，認為春夏是萬物生產、發育的季節，不宜刑戮，只有秋季，氣象凋零，此時審獄斷囚，才順應天時。故《春秋》稱：「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漢代斷獄決死罪，常行予三冬之月。魏晉沿襲除謀反大逆臨時行決外，余皆留於秋後。陳律規定：孟春至夏首不決死罪，須大辟者，已審明判處的，宜且申停。還規定行刑須白天，不得夜晚；須晴天，不得雨天。另外，晦朔，八節，六齋，月在張心日皆不得行刑。北朝京師及四方斷獄奏報死罪，常在秋冬。李彪曾上書「請三春不行刑」，疏斷獄起之初秋，盡於孟冬。 　　赦宥是皇帝以詔令形式取消或減輕犯罪者的刑罰，方式有大赦，常赦（赦某種刑罰範圍內）、典赦（赦某一地區範圍內）、恩赦（赦個別案例）等。三國時，赦宥的應用相對較少。諸葛亮認為政治不以小惠，慎於赦典，執政十四年僅二赦。曹魏亦然。魏文帝、明帝、齊王三朝三十五年，共十六赦，約二年一赦。入晉以後，赦免頻繁，西晉有國五十一年，五十三赦，約一年一赦。東晉有國八十三年，七十三赦。南朝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劉宋有國六十年，竟赦一○二次，約一年兩赦。南齊有國二十四年，三十七赦；南朝梁有國五十六年，六十四赦；陳有國十三年，三十三赦，約一年三赦。北朝的赦免也不遜色。北魏從拓跋珪稱帝（天興元年）至東西魏分立，共一百三十六年，赦一二二次，北齊有國三十年，赦三十二次，北周有國二十五年，赦二十七次（赦免數字據《圖書集成·祥典部·赦刑》統計）。從魏晉至南北朝，赦免猛增，凡皇室大事，如皇帝即位，改元，立太子、生皇孫，祀祖，皇帝、太子生病等，民間大事，天災人禍等皆頒赦，甚至捕獲珍禽異獸，其他任何可以解釋為洋瑞或惡兆都要行放。赦免的頻繁是政局動亂不安的結果，體現了封建法制的恤刑主義和禮治主義。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中對於證明標準的規定 中國古代實行逐級審轉複核制，這種制度使重大案件的定罪量刑在不同層級的審判官之間逐次推敲，有的甚至直達御前，這種制度顯示了中國古代對於刑獄高度重視。所謂人命關天，各主審官自應「從實審錄，庶不冤枉」[6]，「從實」、「洗冤」、「平反」，諸如此類在律典乃至古代文學中屢見不鮮的文字表明了中國古代訴訟制度的價值取向。雖然這種對於既往事實的探求可能會使案件在逐級審轉過程中延宕不決，但每一級審判官通過對於案件證據的的調查和分析，同樣也會形成各自對於案件事實的判斷。人情與常理，是審判官甄別證據真偽的依據，在逐步排除證據的疑點之後，如果審判官認為通過證據的審查得出的結論是合情合理的，他們就可以對案件事實形成自己的確信。確信無疑、合情合理，人們或許因為這些日常用語耳熟能詳而忽視了它們在古代證據制度中的特殊意義，事實上它們卻是在中國古代律典中常見同時也為審判官認可的訴訟證明標準。 秦墓竹簡中有這樣的話：「凡訊獄，必先盡其言成書之，各展其辭，雖智（知）其訑，勿庸輒詰。其辭已盡書而毋（無）解，乃以詰者詰之。詰之有（又）盡聽書其解辭，有（又視其它毋（無）解者復詰之。詰之極而數訑，更言不服，其律當治（笞）諒（掠）者，乃治（笞）諒（掠）」[7]。可見在秦代口供雖然對定案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對於口供中的疑點也必須盤查清楚，即「以詰者詰之」，直到被訊問者理屈辭窮，無可辯駁。唐律在規定「先以情，審察辭理，反覆參驗」的同時，還強調：「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即據狀斷之」[8]。也就是說唐律雖然注重從人情從事理上對當事人口供的反覆推敲，但當其他證據所顯示的結論根本勿庸置疑時，即便當事人不認罪服輸，審判官同樣以可以作出裁決。「理不可疑」，可以稱之為唐代的斷案標準。《宋刑統》除沿用前款規定外，又准照唐長興二年八月十一日節文：「今後凡有刑獄，宜據所犯罪名，須具引律、令、格、式，……事實無疑，方得定罪」[9]，事實無疑，這是宋代的證明標準。《元史·刑法志》中則有如下規定：「諸杖罪以下，府州追勘明白，即聽斷決。……流罪以上，須牒廉訪司官，審覆無冤，方得結案，依例待報。其徒伴有未獲，追會有不完者，如複審既定，贓驗明白，理無可疑，亦聽依上歸結」[10]，證據明白，「理無可疑」是元代的證明標準。明代法律要求對於案件的審判應該做到「鞫問明白」，「辯明冤枉」，如規定「凡監察御史、按察司辯明冤枉，須要開具所枉事迹，實封奏聞」，「凡獄囚鞫問明白，追勘完備，徒、流以下，從各府、州、縣決配，在內聽監察御史、在外聽提刑按察司審錄，無冤，依律擬議，轉達刑部定議奏聞回報」[11]。當然只有從情理上排除疑點，才能不刑及無辜，這一點在《萬曆問刑條例》中明確為：「法司凡遇一應稱冤調問及東廠、錦衣衛奏送人犯，如有冤枉及情罪有要矜疑者，即與辯理」[12]。《大清律例》關於案件審理的要求大體與前朝相同，定案必須有證據，「其草率定案，證據無憑，枉坐人罪者」，「革職」[13]，對於案件的審理要達到明確無疑的程度，「法司凡遇一應稱冤調問，及各衙門奏送人犯，如有冤枉，及情罪有要矜疑者，即與辯理」，「凡在外審理案件，應照案內人犯籍貫，批委該管地方官審理明白，申詳完結」，「如有情事未明，務須詳細指駁」[14]。從上述各個朝代對於案情審理所提出的具體要求來看，中國古代訴訟證明標準可以概括為：事實明白、「理無可疑」。 到1902年晚清政(蟹)府實施所謂新政以後，開始以德日為藍本全面移植西方國家的法律制度。 1906年，沈家本等奏進《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該案第六節第七十三條規定：「凡裁判一案審理案法官應先將左列各項細心研究：一、兩造各證人之名譽若何，所供是否可信；二、兩造所呈之證據；三、每造前後各供有無自相矛盾抵牾之處；四、權衡兩造供詞之重輕；五、權衡兩造情節之虛實；六、所呈證據足否定被告之罪；七、證據已足是否為法律所准」，第七十四條規定：「承審官確查所得證據已足證明被告所犯之罪，然後將被告按律定擬」，第七十五條規定：「被告如無自認供證而眾證明白、確鑿無疑即將被告按律定擬」[15]，以上三條明文規定了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這部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訴訟法典，由於模範西方的律師制度和陪審制度，遂遭至地方督撫的反對而被廢置，但實際上如第七十五條之規定也未嘗不是傳統法律的內容。《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成為廢案後，實際指導清末各地審判機關斷案的是次年法部奏進後清廷頒布實施的《各省審判廳試辦章程》，該章程雖在第三章第三節專門規定「證人、鑒定人」，在第二章第六節第三十三條規定：「凡審判方法由審判官相機為之，不加限制，但不得非法凌辱」[16]，但對證明標準並未做出明確規定。而在某些地方審判廳的辦事章程或細則中，卻可偶見關於證明標準的條文，如《河南省城地方審判廳章程》第四章第二十五條規定：「公判時於證據供招均屬確實者，即定為本罪之判決。如犯人堅不認供，審判官認為眾證確鑿者亦同」[17]，《直隸省各級審判廳辦事規則》第三章第五節第四十八條規定：「凡審理民事案件，其事實證據如實，系審查明確，雖兩造有狡不承認者，亦得據理判決，不服者聽其上訴」[18]。可見在法律轉型時期，以口供為主的證明方法，以明白、無疑為尺度的證明標準依然通過各種形式保留下來。 三、古代證明標準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 對於中國古代案例的研究，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在那些古代案例中，不乏以五聽之法察獄的例子： 1、西漢穎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盜取之，爭獄數月，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令走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緊，兒大啼，弟婦恐致傷，因以放鬆而心甚凄愴。霸曰：「此弟之子也。」責問乃服[19]。 2、魏高柔為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詣廷尉。柔問：「何以知夫不亡？」盈泣對曰：「夫非輕狡不顧家室者。」又問：「汝夫不與人有仇乎？」曰：「夫良善，與人無仇。」「汝夫不與人交錢物乎？」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事系獄，柔乃召問所坐，語次，問：「曾舉人錢否？」對曰：「單貧不敢舉人錢。」察其色動，遂復問：「汝曾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其事露，應對不次。柔詰之曰：「汝已殺竇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服罪[20]。 3、唐朝僉都御史楊武為淄州令，善用奇。邑有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居者數十人跪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曰：「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輾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仇家而盜也，瓜瓠宛在焉。……[21] 4、（後漢）庄遵為揚州刺史，曾巡行部內，忽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守其屍，乃有蠅集於首，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因知此婦與人共殺其夫也[22]。 5、宋程顥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者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指縣請辨之。老者曰：「某自幼業醫遠出，妻生子，貧不能養，賣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證。」顥曰：「歲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者曰：「某歸始知之，當初書於葯法冊後。」因懷中取出一冊以進，其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為養子。」顥問張氏子：「爾年幾何？」曰：「三十四。」「爾父在年幾何？」曰：「六十一。」謂老者曰：「是子之生，其父年才二十幾，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無辭，乃自服冒認之罪[23]。 6、明朝四川成都守。某縣有奸獄，一曰和姦，一曰強姦，縣令久不能決，臬司檄屬成都守魯公永清訊之，因公平日有折獄才也。公訊此案，遂令隸有力者脫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裡衣婦以死自持，隸無如之何。公曰：「供作和姦，蓋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況可犯耶？」遂以和姦定案，責而逐之[24]。 在上述案例1中，兩位婦女都聲稱自已是嬰兒生母，但在抱持嬰兒時方法各異，丞相黃霸觀察到母子之間的真情流露，從而做出了嬰兒為弟婦所生的判斷；案例2中，高柔在訊問焦子文時發現其臉色突變，於是單刀直入提出問題，查明了殺人真兇；案例3中，楊武在審案時分別運用「色聽」、「氣聽」的方法，利用做賊心虛的心理狀態，虛言恫嚇，使盜竊犯最終伏法；案例4則是一個聞聲判斷的例子，丈夫死後，妻子的哭聲「懼而不哀」，不符合人之常情，庄遵因而心生疑惑，派官吏守候在屍體旁邊，進而查清了案件事實；案例5中，嫌疑人言辭證據中存在明顯的破綻，程顥籍此判斷老者冒認之罪；案例6的成都守魯永清，從犯婦在衙吏脫衣時「以死自持」的態度，推斷出婦人和姦的事實。在這些案件中，審判官查明事實的方法不盡相同，或用「辭聽」，或用「氣聽」，或用「色聽」，或者聞聲判斷，卻都從日常生活的情理入手，發現嫌疑犯言行舉止中的可疑之處，從而得出關於案件事實的結論。在千百年的實踐中，中國古代的司法官吏積累了豐富的問案經驗，這些經驗在歷代官箴書中、在公案、判牘中比比皆是，但就其實質而言，卻終不離「情理」二字，所謂「順乎情理則信，不順乎情理則不信」[25]，情理，是中國古代司法官事判斷證據是否屬實的尺度。當司法官員依據情理逐次排除證據中的所有疑點，對於案件事實的描述達到合情合理、不容置疑的地步時，他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出定罪處刑的決定。在下面的判牘中，審判官的訴訟證明過程可以一覽無餘。 7、盜庫葉永昌四戍一徒判牘。 審得讞陽盜庫一案。總不越憲批「從真贓以究真盜」，「從真盜以究真黨」二語。真贓、真盜何據？則葉永昌自開一紙是也。今查所開，現解者止戊孫仔、陳仕欽、葉永昌、賴愛溪與歇家郭大才而已。李貴、則原不在所開之內也。陶推官兩審反覆申說，只為李貴開釋，而不詳其它。夫以牛欄現起有贓之李貴則出之，以眾口不其嚙之梁永昌則入之，宜憲台之終不能豁然於斯獄也。永昌家業頗饒，今其得脫，尚可運薪米以活囚者。故始之供永昌者，為戊孫仔。而戊孫仔今日不惟不嚙，且自認妄供，極力代辨。夫不甚嚙可信也，極力代辨可疑也。初案已定，改口難憑，誠如憲台所論，葉永昌、賴愛溪既已蛛粘，難求兔脫，此入之之案也。陶推官釋李貴之言曰：吏莫子登、捕壯莫泰，大肆恐嚇，以為出銀則罪止於徒，不出銀歸且立死。令貿易假貸，得碎銀四十餘兩，就銀匠賴鵬熔之，歸埋其處，明旦始呼同行兵快等十餘人，眼同挖取，馳歸以報。夫一吏一壯，何以遽能得此於李貴也？貴雖至愚，豈不知盜庫之罪不可逭，而必多方設處其銀，以自實其罪乎？是大不可信。今細詰李貴稱，當日堂上者，百般敲朴，備極痛楚，責其招成，責其取銀，責其熔化，茲一吏一壯僅僅奉命押取，而非其輈張為幻也。帑中大亡，官吏惶迫，見似人者而喜。李貴小有銅斗家計，餓貓見鼠死不肯放，冤哉，烹也。當日情事如此，而陶推官曲其筆，隱其詞，不欲痛言之者，為當事諱也。而不能令憲台豁然者，正坐是此出之之案也。若郭大才，則陶推官審其未嘗窩盜矣，職不能無疑焉。一千五百之帑金，非可袖中攜取而去，諸盜聚議何所？頓贓何所？大才既自認識朱貴林矣，又支吾其語云其妻識之。夫果逆旅主人，人來人往，而何以其妻獨能識貴林也？諸賊宿其家兩晝夜，盜帑金千百有奇，能無蹤跡可疑，而謂之不知情，可乎？鞫戊孫仔無名歇家何人，孫仔堅稱是大才，開店在北門外，同陳仕欽兩到其家，則大才安得以誤延群盜卸之妻子也？是案也，戊孫仔有所為而代葉永昌、賴愛溪是假，戊孫仔無所為而指郭大才同黨是真。大才自認識貴林是真，而扳及李貴是扯假以混真。而疏虞平日，錯愕臨時，徒欲補自己之瘡，不顧剜他人之肉。風影皆是，玉石俱焚，則守土者，烏得無罪？夫盡言以招人過，古人所戒。陶推官所含吐其辭，而職畢陳之，職滋懼矣。現在解審葉永昌、陳仕欽、賴愛溪、戊孫仔四名，合依常人盜倉庫銀糧，並贓論罪八十貫律絞，系雜犯准徒五年，仍照腹里去處，盜銀一百兩以上，亦照邊海常人盜銀四十兩以上事，向俱發邊衛永遠充軍，追贓發遣。郭大才依竊盜窩主不行，又不分贓為從論，減一等論，從流入徒，杖一百徒三年。余照原擬。但查各犯原案，俱在肇慶現問，相應批請該府從一歸結，庶事不兩行，具繇候奪，呈詳。 察院批並訖[26]。 從判牘內容來看，這件盜庫案已經過縣、府兩級審判，後由按察司駁回重審，案件的疑點是李貴、郭大才是否盜庫案的同黨。李貴，本不在案犯葉永昌所開同案犯名單之內，但因被抓獲賊贓，被初審定為有盜庫同黨。複審時，雖然同案犯為葉永昌辯白，指李貴為同夥，陶推官仍然認定其有罪，李貴雖有賊贓，陶推官卻為其開脫罪責，理由是李貴的口供及贓物均為衙吏恐嚇所得，同時，陶推官認為郭大才並非窩贓之人。按察司駁回重審時，推官顏俊彥認為，同案犯為葉永昌的辯白不可信，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葉永昌家業頗豐，若開脫罪責可以救濟獄中的同黨。而僅憑兩個衙吏就可以連人帶贓拿獲李貴也不可信，因為即使再笨的人也知道盜庫的罪責無可逃避，李貴怎麼可能設法將碎銀熔成庫銀來證實自己犯罪呢？經進一步訊問李貴得知，由於庫銀被竊，責任重大，初審知縣因李貴小有家計，企圖屈打成招，以求破案，獲取贓物的行動，不過是初審官一手策劃，兩個衙吏奉命執行而已。至於郭大才，顏俊彥認定其窩贓無疑，除由於案犯之一戊孫仔的供認，還因為盜賊行竊之後，必然謀劃處置贓物，而案犯挾一千五百兩庫銀，住在郭大才店內兩晝夜，郭大才卻稱居然毫不懷疑、不知情，可信嗎？案發前，兩名案犯曾兩到郭大才家，郭大才既知情，又怎能把所謂誤引群盜的罪名推卸給妻子呢？據此，顏推官判斷「戊孫仔有所為而代葉永昌、賴愛溪是假，戊孫仔無所為而指郭大才同黨是真。大才自認識貴林是真，而扳及李貴是扯假以混真」，最後依明代法律對於案犯戊孫仔、陳仕欽、葉永昌、賴愛溪及窩主郭大才定罪量刑。 8、強盜關明緒等四斬三改遣一改杖判牘。 審得關明緒等一案，據招伙劫宦家，為諸仆火光識認，指名喝罵，緒忿麾眾，不意連發鳥銃飛熗百子銃射傷多賊，當有保甲鄉夫外援及本地巡司鄰鄉管哨當陣破賊，潰傷衝出逃走，致被陣擒李憲等四賊。而緒等得奔僻處分贓，其為真盜無疑。緒與洪天斌、何敬華、廖亞祖駢斬正法，抑何辭焉！唯是各盜既受熗銃多傷，且當鄉夫兩處司哨官兵夾攻，諸賊敗走，擋戈不暇，又奚能負贓而奔也？其勢若能負贓，則四犯亦必不至於被擒矣。況未入內，止於外廳，而細軟衣物銀器等項從何而來？今查所招，明緒名下白銀壹兩，女衫裙數件；何敬華名下銀參錢，女衫貳件，布十二丈；廖亞祖名下銀壹兩，褲裙，衫布皆非失單所有。唯洪天斌名下圓領罏尊為陣獲之現贓，須知此伙行劫雖真，攻圍兵眾，不得入內，而負傷敗奔，得分之贓非真贓也，除已故十賊不論，見在四犯以恩例矜疑改遣，庶情法無枉縱耳。又審明緒一犯，初據四賊擒於初七，解於初十， 而前三日夜並不聞有明緒之名，事主亦無火認之說，原案具在。只因其父有言，而後贅出火認一節，繇是同徒之供，其父之首，接踵至矣。緒有繼母之弟買扳之辯，固不足信。然查緒以前氏之子向逐省居，既不同處，城鄉窵隔，盜不通父，何以知其子之為盜？且其弟每每代父抱詞，則其甘心於兄能令人無疑乎？況家計頗饒，緒口口有千金子不為賊之說，泣對伊父，願以不孝認死，不甘以盜為名，其中隱情讞獄者對此不覺惻然？總之，本犯所虛招非失主之贓件，即使真犯父首亦得准免，所當與之昭釋未減，擬杖發落者是也。覆招詳奪。 憲司及守巡兩道批：府覆審。[27] 此案關明緒等四犯因強盜罪被初審擬處斬刑，複審時，推官顏俊彥發現證詞中多有不合情理之處：（1）官兵圍攻時，諸盜既受熗傷，不可能負贓逃走，若能負贓也不至於被抓住；（2）諸盜搶劫時並未進入受害人家內廳，那麼贓物中的細軟金銀從何而來？（3）經查核口供，四犯名下所招的贓物絕大多數不在失主開列清單之內，因此推官相信這伙案犯「行劫雖真」，但「贓非真贓」，因此根據疑罪從輕的原則，擬對關明緒以外三犯由斬刑改為遣刑。至於關明緒，只是由於其父告發，才被盜匪供為同黨，才被受害人指認為劫匪。顏推官認為，（1）關明緒父子分住城鄉，且「盜不通父」是人之常情，關明緒的父親怎知道兒子做強盜呢？（2）關明緒的弟弟屢屢替父陳辭，他這樣忍心對待兄長難道不讓人懷疑嗎？（3）關明緒曾說過千金子不為賊之類的話，且寧願自認不孝而被處死，也不甘心背上強盜的惡名，難道審判官不覺其中必有隱情嗎？（4）關明緒虛招的贓物並不在失物清單之內，即使他真犯強盜罪也可以因為其父代為自首而免處死刑。於是，在不能確信關明緒犯有強盜罪的情況下，顏推官擬對關明緒杖刑發落。 在這些判牘中，我們可以還看到口供在古代訴訟證明中的重要地位，審判官調查證據，主要是辨明口供的真偽，雖然也使用物證，但只是作為口供的補充。只有當審判官全部排除口供乃至其他證據中所存在的疑點，能夠從情理上相信某種犯罪事實時，審判官才能定罪，否則只能作疑罪處理，這是為我國古代司法官吏奉行數千年之久的傳統。到清亡前夕，全國許多省份已根據1909年頒行的《法院編制法》建立了新式審判廳、檢察廳。以口供為主的證明方法，以明白、無疑為尺度的證明標準在《各省審判廳判牘》中依然可見一斑。 9、天津高等審判廳戚誼介紹借債判牘。 緣天津縣商民陳明貴、萬長清、靳文玉系屬戚誼，萬長清向在本埠宮北大街開設長升義鞋鋪。光緒二十八年曾托陳明貴轉懇沈方舟作保，向恆昌錢鋪立折交易，積欠津錢六百三十吊。又據陳明貴訴稱另向沈萬舟代萬長清浮借津錢三百吊。二十九年秋長升義被災歇業，萬長清遂赴奉天營業，恆昌亦於是年關閉。沈萬舟旋亦病故。萬長清遂赴奉天經商，數載頗有積蓄，挾資回津，遂稱小康。靳文玉因向萬長清稱貸未遂，致啟微嫌。陳明貴憶及萬長清欠恆昌之款未歸，遂持嘉立堂與恆昌號收條各壹紙，指靳文玉作證，赴天津地方審判廳。控稱此款由伊等籌歸沈方舟轉還恆昌，伊應取得債權。該廳判令萬長清償還津錢六百吊，陳明貴不服，上訴來廳。本廳民科第二庭傳訊，察出收據與訴狀所出數目互相顛倒，旋據恆昌股東道員翁佩甫遣抱來廳，訴稱此款並未償還。正在研訊，尚未判決，因陳明貴紊亂法庭秩序發所管收。陳明貴之妾陳魏氏念夫被押，妄稱伊夫系屬職官，現被責押，性命可危，指萬長清捏造假帳，希圖賴債等情，赴京師（總檢察廳上訴，移歸大理院審訊，該氏供仍如前由），院行文來廳，改歸本庭再訊。旋即傳集一干調齊證據，迭次鞫訊，逐款證明。（證明理由之緣由）陳明貴所控情節以收條兩紙為案內之要據，察閱兩條，系一人筆跡，紙張、印色皆同。查嘉立堂系西人股分公司，恆昌系華商合資營業，兩處住址相距甚遠，兩條日期相隔半年，斷無由一人書寫字據，用同一紙張印色之理。陳明貴訴稱代償恆昌六百餘吊、嘉立堂三百吊，而恆昌收條系三百吊、嘉立堂收條系六百九十吊有零，如果墊還屬實，何至李戴張冠，顛倒錯亂，似是同時造就，印錯圖章。訊據沈方舟之侄沈華甫供稱，庚子以前西人丁嘉立等創立置買房產公司，取名嘉立堂，延其叔經理一切。庚子之變，圖賬文券失落殆盡。二十七年各股東回華清理產業，改名先農公司，曾在榷署聲明有案。而陳明貴所持嘉立堂收條系二十九年五月，是邇時久無嘉立堂之名，收條從何而來。查驗翁佩甫所呈圖章，系應用多年，花紋已近模糊，與陳明貴所持收條圖章絕不相類，據此種種情節，陳明貴之收據偽造無疑。陳魏氏訴稱翁姓圖章賬目均系偽造，謂恆昌四家倒閉後豈有不將圖章劈廢、仍交掌柜之理？詳查翁佩甫所呈歷年賬簿二十一本，紙墨筆跡確系逐年舊賬，絕非偽造所能及，核對流水謄清載長升齋欠津錢六百三十吊毫釐不爽。調閱天津縣卷，恆昌系翁佩甫與王姓四家合股，翁姓總理其事，魏春榮系執事人。歇業後，王姓等控稱所有外欠皆系翁姓經手，應歸其清理，經袁宮保將翁佩甫奏參革職，與魏春榮一併歸案押追，所有欠外各款悉由翁姓清償，仍由袁宮保奏請開復原官，其餘股東悉未與聞，是恆昌圖章應歸翁姓保存，該氏所指純屬想像之談，毫無根據。陳魏氏又訴稱長升義欠款果未墊還清楚，何以不列花戶單內，控追借撥還收皆系長升義字型大小假帳，系長升齋與此案無干。查縣卷暨恆昌賬簿，外欠數十家，翁佩甫僅指控立源米鋪等十數戶，此外並未控追。訊據萬長清供稱，光緒十九年由何姓頂來長升齋字型大小小本營生，籍人寫一長升義招牌懸掛，偶有應用圖章之處，仍用長升齋舊戳，並未另刻圖章。故與商家往來悉稱長升齋，質諸陳明貴亦云，此外並無長升齋，同時既無長升齋字型大小，兩號即是一家無疑，該氏所指自相矛盾。陳明貴自地方廳起訴以迄本廳，或稱小的，並未據訴有職官。而陳魏氏赴都上訴，忽稱伊夫系位千總，逐款窮詰，陳明貴與陳魏氏理屈詞窮，堅稱偽具系沈方舟所予，該氏訴狀系乞不知姓名人代寫，致多不實等語，求從寬免究其罪，該原告既已輸服，應即判處。（判斷之理由）此案陳明貴以模糊影響之事實控萬長清欠債，業經地方廳判償六百吊，陳明貴尤為未足，實屬居心不良，本應改歸刑事科以相當之罪，姑念欠款實系由其介紹，事出有因，沈方舟物故多年，無從根究，既據供稱願央鄰里具保，從此悔過，絕不為非，應從寬免，予以自新；陳魏氏砌詞妄控，靳文玉挾嫌偽證，均屬不法，姑念一系婦女無知，一系昏庸老邁，概從寬免，長升義欠恆昌之款證明實未償還，萬長清交案津錢五百五十吊自應判歸翁佩甫以清積欠，兩造既願具結完案，毋庸待至上訴期滿應即執行，余欠翁佩甫既許情讓，應免再還；陳明貴另稱萬長清浮借之款無據無憑，萬長清堅稱實無其事，應毋庸議，但陳明貴與萬長清系屬至戚，陳明貴果以戚誼相懇，萬長清憐貧資助亦所不禁，偽收條兩紙批廢附卷，訟費六兩五錢、承發吏傳票費銀一兩一錢、證人錢華甫到庭費銀五錢，共計銀八兩一錢，著萬長清呈繳，分別給領歸公。如該證人不欲費用，聽其自便，著即免交保結等狀附卷。此判[28]。 該案已經由天津地方審判廳審理，當事人陳明貴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天津高等審判廳。從這件判牘來看，天津高等審判廳民科二庭推事推翻了陳明貴關於萬長清欠款不還的指控。因為該推事相信「陳明貴之收據偽造無疑」，他的理由如下：（1）兩張收條為「一人筆跡，紙張、印色皆同」，而應出具收條的一為西人股分公司，一為華商合資營業，兩處住址相距甚遠，兩條開出日期不同，這樣的兩張收條絕不可能有一人書寫且同一紙張印色的道理；（2）收條開列欠款與陳明貴訴稱的數字顛倒錯亂，似為匆忙造就，錯印圖章；（3）西人公司嘉立堂在光緒二十七年已改名先農公司，並在官府備案，而陳明貴所持嘉立堂收條日期是二十九年五月，當時嘉立堂之名早已不再使用，可見所謂的嘉立堂收條純屬子虛烏有。至於陳明貴所稱因代萬長清償還恆昌欠款所取得的債權，也不存在，因為恆昌翁佩甫持賬簿圖章證明該欠款並未償還。陳魏氏聲稱：（1）翁佩甫所持恆昌圖章是偽造，因為恆昌四家倒閉後沒有不將圖章劈廢卻仍交掌柜的道理。民庭推事以為賬簿「紙墨筆跡確系逐年舊賬，絕非偽造所能及」，同時查明恆昌倒閉後，「所有欠外各款悉由翁姓清償」，所以原圖章確系翁佩甫保存；（2）賬單內所開長升齋欠款與長升義無關。經民庭推事訊問萬長清及陳明貴後查明，鞋鋪雖掛長升義招牌，但仍用長升齋舊戳，並未另刻圖章，兩號即是一家無疑，陳魏氏所指自相矛盾。在逐個剖析案件疑點後，上述人陳明貴與陳魏氏理屈詞窮，民庭推事根據上述事實做出了判決。 10、澄海商埠審判廳收買贓物判牘。 緣楊祺圃籍隸海陽，在汕埠懷安街惠安樂藥房為經理。該藥房自製裝葯玻璃瓶，注惠安樂藥房字樣。六月初三日，有呂合英者，系揭陽人，持玻璃瓶百餘到惠安樂房發售。該藥房見為己物，誤以呂合英為竊盜，扭送東南路警局。以區官訊明口供，經賣主姚德盛住居北路，未便越界擅傳，據情轉送局務公所，乃公所不查詳情，遽將呂合英枷號三日始釋，殊屬不合，且苛校之刑朝廷早經停止，今沿用之，顯干例禁。嗣後楊祺圃因判斷不公，呂合英因冤屈不服，各具狀赴檢察廳呈訴，十六日將案移送到廳，二十日傳集三面及證人質訊。據楊祺圃供稱，大玻璃瓶每箱二百個，被竊兩箱，小玻璃瓶第箱五百個，被竊四箱，前後被竊是實。據呂合英供稱，此瓶系買自姚德盛店內，價銀五元，事後該店找回一百文，有南路巡長魏祥作證，並非竊來。質諸魏祥，亦無異辭。據姚德盛供稱，此事系楊祺圃與呂合英串謀誣陷，並無買贓情事，以再三詰責，堅不承認。旋調閱警務公所卷宗，鍾阿發前竊惠安樂藥房，已供出賣與姚德盛，是姚德盛之接買竊贓，有案可稽。呂合英果竊自惠安樂房，豈肯復賣與惠安樂房？則呂合英之非盜竊可知；呂合英買後向姚德盛店內找錢一百文，有魏祥作證，則呂合英之非盜更可知。雖姚德盛供稱楊祺圃與呂合英串謀誣告，揣度人情，誰肯因此小事串謀而甘受加責，實出情理之外。該犯即不承認，然贓證既經確鑿，未便聽其狡展，應即判決。據姚德盛慣買竊贓，始則被鍾阿發供出，今又被呂合英指出，且找錢時有魏祥作證，與知而故買者相符。查現行刑律載，知人竊盜而故買，計所買贓坐贓論。此案前後查出玻璃瓶一百二十二個，約值銀在一兩以上，自應依律處罰，玻璃瓶一百二十二個著交惠安藥房領回，呂合英價銀五元，應令姚得盛賠出，以昭平允。姑念姚得盛家素赤貧。既經處罰，從寬免繳，以示體恤。此判[29]。 在該案審理中，審案推事首先排除了呂合英的盜竊嫌疑，理由是：（1）呂合英供稱玻璃瓶是從姚德盛處購得，有巡長魏祥證明屬實；（2）若呂合英果然盜竊，不可能再把贓物賣給受害人；（3）姚德盛稱楊祺圃與呂合英串謀誣告從情理上不可信，一個人不可能因為圖謀陷害他人承擔一點小小的罪責而甘冒被判誣告罪的風險。至於姚德盛，則犯有買贓罪，理由是：（1）盜賊鍾阿發已供認將贓物賣給姚德盛；（2）呂合英手中的贓物從姚德盛處購得，有巡長魏祥證明屬實；（3）姚德盛雖不認罪，但「贓證既經確鑿」，仍可定罪量刑。 事實明白、「理無可疑」，這是中國古代司法官通過審查證據希望得出的結論，這個結論帶有主觀性，因為疑問來自司法官本身，疑問的排除同樣依賴司法官個人，不同的司法官對同一證據會產生不同的疑問，會找到不同的解決疑問的方法；這個結論又帶有社會性，因為在中國特殊的審級體制下，司法官所有的假設及其求證將力求為逐次審轉的所有法官所認同，否則可能因此承擔錯判的責任；因為在中國古代，為百姓伸冤，是司法官的使命，無論其定罪抑或量刑，都爭取為百姓所信服，否則可能招致千載的罵名。這樣，也許只有讓審判看上去明白、看上去理無可疑才讓人信服，讓受審者信服、讓複審官信服，讓百姓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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