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育之：胡繩晚年論胡適
胡 繩 晚 年 論 胡 適
龔育之
關於胡適，我沒有什麼研究。只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是《毛（澤東）與胡適》（三次增補），一篇是《胡繩論胡適》。最近在胡適誕生一百一十周年之際，胡適研究會開座談會，邀我與會，沒能去參加，邀我寫文，就想了這個題目。算是對後一篇文章的補充，而以前一篇文章的敘述作參照。
胡繩晚年十次談話，十七次談到胡適，
中心思想是胡適屬於中間勢力
所謂胡繩晚年論胡適，主要是指《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一書所載胡繩從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八年的十次談話中論胡適。胡繩這段時間同時主持編寫兩部書，一部是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續篇，一部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丁偉志等同志編寫的《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是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的續篇。胡繩是這兩個研究機構的主要負責人（主任和院長），前一部著作算是職務著作，後一部著作則是他個人主持的研究著作。可惜在他生前兩部著作都沒有能夠完成。《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就是胡繩同此書編寫組的十次談話和編寫組寫成的部分書稿。
十次談話中七處講到胡適，總共十七次提到胡適的名字！
十次談話的一個中心思想，是寫這段歷史，在無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兩極中間，還有一大片」，所以，「除了國、共兩個角色之外，還應有第三個角色，這就是中間勢力」。
論及胡適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認為胡適屬於中間勢力。
七處講到胡適，雖是隨手拈來，隨意而談，卻幾乎涉及胡適一生主要的思想、政治傾向。
胡適顯露頭角，是在以《新青年》雜誌為號角的新文化運動中。那時，他以新文化運動擎旗人物之一的姿態，而為先進青年所傾慕。毛澤東一九三六年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自己生平，就說到自己當年讀《新青年》雜誌，「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有一段時期，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成為我的楷模」。
一九一八年毛澤東到北京，他和在北京的新民學會會友分別邀請胡適、蔡元培等人到北大文科大樓同他們談話，「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各問題」（毛澤東：《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這次在北京和一年後再次到北京，毛澤東「上書」（《胡適的日記》）於胡適，求見於胡適，請教於胡適，大概都是對「楷模」崇敬和尊重的表現吧。
新文化運動何時分化？如何看待這個分化？
新文化運動何時分化？這很難說分明，因為這場運動原本是思想來源不很相同的人們，朝著大體相同的目標——反對舊思想、舊文化——而共同投入、相互影響的一場運動。
或曰：實驗主義的宣傳，是分化的開始。這也許有一點道理。但是，對西方哲學的宣傳，諸家百派，各有所宗，而且分歧在哲學層面，還沒有顯現在現實政治層面。一九一九年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的毛澤東，講到胡適介紹和提倡的「實驗主義」時，是把它歸入「浩浩蕩蕩的新思潮」這一邊的。就是說，是把它放在反對舊思想、舊文化這一邊的。胡繩晚年談話中甚至說：「胡適的實驗主義，也並非全無道理。其實胡講的並不都是西方的實用主義哲學，如說凡事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這有什麼錯呢？又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恐怕也應當說是對的。」此論不能算是對實驗主義、實用主義的系統評論，但三言兩語的大白話，與五十年代批胡適時中國學術界固定化了的觀點很不相同。
或曰：社會主義的宣傳，是分化的開始。這已經到了現實政治的層面。從宣傳自由、平等、博愛，到宣傳社會主義，這的確是很大的思想變化。但是，正如胡繩所說：「真正要搞資本主義的民主和現代化的，多少要講點社會主義，甚至胡適都講點社會主義。」直到一九二六年胡適寫《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還在以稱讚的語氣說：「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
至於說胡適和李大釗之間關於「問題和主義」的論戰，是分化的開始，這更是歷來的說法。胡適自己後來也說，「這是我和馬克思主義者衝突的第一回合」。不過，這場爭論有沒有後來各方賦予的那麼嚴重的政治含義，是可以討論的。在當時，毛澤東在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之後不久，就寫了一篇《問題研究會章程》，
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前的事。從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新文化運動的分化日益明顯。李大釗是一九一九年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宣傳家的，毛澤東是一九二○年底從種種主義中選定馬克思主義並主張中國共產黨成為「主義」的結合的，陳獨秀是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被選為黨的領導人的。以這些人為代表，分化為新文化運動的左翼。
問題是如何看待這個分化。胡繩晚年談話中對此有一大段很有見地的議論：「過去講，新文化運動一分化，胡適一派人就分化出去了，好像變成了新東西的敵對方面。實際情況不完全是這樣。胡適派雖然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的右翼，但這個『右』是相對於左翼說的，二者都屬於新文化運動的範圍。而就全社會，就全國政治的分野來看，胡適派實際上是屬於中間力量；不是反動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適與李大釗間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過去把它講成是敵對雙方的鬥爭，事實上還是朋友之間的爭論，雙方都是反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勢力的。胡適的意思無非是主張改良，不贊成革命。後來胡適提倡好政府主義，李大釗也參加在宣言上籤了名，不能說李大釗簽名是犯了錯誤。好政府主義至少是認為目前的軍閥政府是壞政府，而且是主張改革政治、主張和『惡勢力作戰』，不過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罷了。對這種主張可以批評，但說它如何反動顯然是不對的。」
「不革命的民主派」，顯然是引用毛澤東的語言，不過毛澤東的原話是「非革命的民主派」。一九二三年毛澤東《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縱論國內各派勢力，用的正是三分法：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動派。而把胡適、黃炎培等「新興的知識階級派」歸入非革命的民主派之中。這時毛澤東所說的反動派，是指北洋軍閥，所說的革命的民主派，是指新興的共產派與之合作的國民黨。作為共產黨人的毛澤東，當然已經不再把胡適當作「楷模」了，但並沒有把他歸入反動派，認為他還是屬於民主派，不過是「非革命」的民主派。這是一個很準確的定位。而且毛澤東還滿懷希望地預期：由於反動勢力來得太大了，非革命的民主派在稍後一個時期內會暫時放棄他們非革命的主張去同革命的國民黨合作，如同共產黨暫時放棄他們最急進的主張，和較急進的國民黨合作一樣。
毛澤東這個願望，在那時的共產黨人中是有代表性的。周恩來那時在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少年》上發表文章，一方面對胡適近來在《努力》上發表的政論表示非常失望，認為「
中國革命風雲突變，胡適何去何從？
不過共產黨人的這種願望並沒有成為現實。中國革命風雲突變，國民黨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取代北洋軍閥而成為反動派。中國各派政治勢力相互關係重新組合。胡適派何去何從？
胡繩晚年談話中說，胡適「開始同情蔣介石清黨反共，後來又同國民党進行人權鬥爭，儘管最終屈服了，但始終保持一定的獨立」。
同胡適一樣「開始同情蔣介石清黨反共」的，有許多知識界人士，蔡元培也在其中。胡適「後來同國民党進行人權鬥爭」，是指他和羅隆基等人一九二九年在《新月》雜誌上連續發表文章，一九三○年彙集為《人權論集》，批評那個時候是「人權被剝奪幾乎沒有絲毫余剩的時候」。這些對國民黨統治下的人權記錄表示不滿的文章和書籍，引起一陣軒然大波。國民黨立即對這些文章進行圍攻，書出版後立即遭到嚴禁。上海市國民黨黨部作出決議，稱「中國公學校長鬍適，公然侮辱本黨總理，並詆毀本黨主義，背叛政府，煽惑民眾，應請中央轉令國府嚴予懲辦」。教育部奉令對胡適加以警告。圍攻胡適的論文，還彙集為一本《評胡適反黨義近著》。胡適不得不辭去中國公學校長職務，但並沒有放棄自己的人權觀點。
一九三二年底，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胡適參加同盟並被推選為北平分會主席。胡繩晚年談話中對此評論說：「如胡適這類人，因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我們黨就應當團結而不該排斥他們。當時，宋慶齡就做得比較好，團結胡適一起參加人權保障同盟，爭取團結他還是對的。」
那麼，胡繩所說的胡適「儘管最終屈服了」，是怎麼回事呢？
大概就是指胡適在報端批評民權保障同盟宣言「釋放政治犯」的主張，至少是包括這件事。
根據《字林西報》的報道，民權保障同盟和楊杏佛（胡適老友）致電致信胡適，詢問談話真相，要求予以解釋。胡適不答。又由宋慶齡和蔡元培聯名致電，稱：「釋放政治犯，會章萬難變更。會員在報章攻擊同盟，尤背組織常規，請公開更正，否則惟有自由出會，以全會章。」胡適還是不答。
也是根據《字林西報》的報道，瞿秋白
這是一首由於編入魯迅文集而傳誦一時的詩。評這首詩，不能不看到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殺人如草不聞聲」的血腥背景。從對待中間派來說，這反映了當時左翼文壇對胡適一類人義正詞苛（義正而言詞稍顯苛刻）的批評和拒斥的態度。
近日讀朱正《魯迅論集》，發現他有個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談人權，「革命的自由權」本是題中應有之義，法國大革命中《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里就宣布了「反抗壓迫的權利」。在《人權論集》中胡適的幾篇文章都沒有提到這個「反抗壓迫的權利」，而羅隆基的文章是提到了的，並稱之為「革命的人權」，還說孫中山四十年致力的事業就是拿革命的人權來擁護自由平等這些人權。胡適沒有把革命的自由權看作基本人權之一，而把它同其他幾項人權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他與羅隆基的這點差別，大約就是他們兩人後來政治歸宿不同的原因。
這歸宿不同，就是羅隆基這位中間勢力的代表人物，後來向左轉，走上同共產黨聯合的道路，而胡適這位中間勢力的代表人物，後來向右轉，不時「和國民黨混在一起」。
這「和國民黨混在一起」，也是胡繩晚年評論胡適的話。胡繩說：「也有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因而在某些問題上同國民黨有矛盾，但由於他不反帝，不從根本上反封建，結果和國民黨混在一起，胡適就是這類人。」「胡適在民主、人權問題上同國民黨有矛盾，當時矛盾相當尖銳，他也反對復古，但他最大的毛病是不反帝，特別是不反美國帝國主義，日本要滅亡全中國了，他當然也抗日，但七七事變前還參加了汪精衛的『低調俱樂部』，認為抗日是高調。這樣他就倒向國民黨一邊。」
這是講的抗日戰爭以前的情況。在日本要滅亡全中國的嚴峻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倡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胡適自然還是中國共產黨要極力爭取團結的中間勢力的代表人物。
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澤東寫信給蔡元培，呼籲他「以光復會同盟會之民族偉人，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信末並致「一切之黨國故人，學術師友，社會朋舊」，列了一個從宋慶齡到舒新城的七十人名單，其中自然不能沒有「五四運動時期北大課堂，舊京集會」中毛澤東結識的「學術師友」胡適。
抗戰期間毛澤東在延安講話，多次不經意地引用胡適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提倡文學改良的名言。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接待六位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又托來訪的傅斯年「代問老師胡適好」。
這善意的問候，卻引來胡適給毛澤東的一封缺乏善意的電報，表露了胡適「和國民黨混在一起」的立場。那時抗戰剛剛勝利，內戰又要起來，胡適在電報中為正在加緊準備發動內戰的國民黨作辯護，而把內戰的責任加到中國共產黨頭上。這是他「人權拋卻說王權」的又一次表現。不過，毛澤東並沒有回答他這封電報，大概還是爭取他作為中間勢力，而不想把他推到同中國共產黨完全對立的前台吧。
一九四六年形勢急劇變化，內戰全面爆發，國民黨單方面召開「制憲國大」，一九四八又召開「行憲國大」。在「行憲國大」期間，蔣介石請胡適當總統，在這年年末，蔣介石請胡適當行政院長。儘管前一次由於蔣介石翻悔，後一次由於胡適婉拒，都沒有成，無論如何應該說，胡適已經被國民黨拉到（也是自己走到）同中國共產黨完全對立的前台。
但是，中國共產黨卻還沒有完全放棄把胡適從反動陣營爭取過來的打算。過去許多書上（白吉庵《胡適傳》、沈衛威《無地自由——胡適傳》）都寫過一個傳說，說是北平解放前夕共產黨爭取胡適，表示如果胡適不走，可以讓他當北京圖書館館長。這個傳說一直沒有得到可靠的文獻證實。幾年前，我偶然查到了一篇文獻，那是陳毅關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會議毛澤東口頭報告的傳達記錄。記錄中說，毛澤東在批評三種過左傾向（侵犯中農、破壞工商業、把黨外人士一腳踢開）時說過：「你到北平，胡適捉不捉？還是不捉。可叫胡適當個圖書館長。」這個爭取胡適的意向，是查有實據的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大軍圍困北平，胡適沒有留下，而是坐國民黨派來的飛機匆忙地走了。十六日走到南京，十七日向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哭求美國幫助蔣介石進行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戰爭（《美國與中國關係白皮書》）。接著才發生戰犯名單的事。最初中國共產黨權威人士公布（
至此，中國共產黨的主導觀點完全把胡適看作依附國民黨而反對共產黨的反面人物。對胡適的批判，建國之初就陸續見諸報端，一九五四年還發動了一場全國規模的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
但是，批判歸批判，爭取還是要爭取。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還作過爭取胡適回國的努力。一九五六年九月周恩來托出國訪問的周鯁生通過在英國的陳源帶信息給胡適，一九五七年回國訪問的曹聚仁也曾帶過這類訊息。唐弢回憶文章，更講到一次在全國政協招待知識界人士的宴會上（他記不清是一九五六年還是一九五七年春），他坐在毛澤東所在的那一桌的鄰桌，聽到毛在席間同他人關於胡適的談話。有人提起對胡適的批判，毛說：「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有人插話。毛說：「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在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又有人插話。毛說：「到了二十一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毛說著笑了。
大陸批判胡適的時候，胡適正流亡美國，無以謀生，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當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這個小圖書館，同北京圖書館乃至北京大學圖書館都是不能相比的）。兩年後以「名譽館長」的名義被「光榮」解職。他仍客居美國，主要從事研究和講學的活動。一九五八年回到台灣定居，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胡適，直到他的晚年，還應當說是屬於中間勢力」
在美國和在台灣，胡適同國民黨相處得並不愉快。
胡繩晚年論胡適，有一個新論點，就是認為「胡適，直到他的晚年，還應當說是屬於中間勢力」。沒有展開論述，只舉出一個事例，即「直到晚年在台灣還因批評國民黨受到圍攻」。
這是說的怎麼一回事呢？大概指的就是《自由中國》的事。
《自由中國》是胡適赴美之前，雷震同他商量，發起創辦的一個雜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台北問世，胡適為發行人，並刊出胡適所寫的本刊《宗旨》。胡適還不時在上面發表文章，一九五四年在一篇文章中還攻擊社會主義是「到奴役之路」，並對他一九二六年說過「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表示當眾懺悔。可見此時胡適和《自由中國》思想的一面。另一方面，胡適和《自由中國》又反對國民黨專制，壓迫言論自由。一九五六年蔣介石七十歲，「婉謝祝壽」而「盼海內外同胞直率抒陳所見」。《自由中國》出了一個「祝壽專號」。胡適寫了一篇文章，建議蔣介石做一個無智（而能御眾智）無為（而能御眾勢）的「元首」。這種委婉的建言，竟引起台灣當局震怒。台灣「國防部」總政治部在其《特種指示》中說《自由中國》「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發出反對主義、反對政府、反對本黨的歪曲論調」，在其《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小冊子中說「有一知名的學者」發表向政府爭言論自由的文章，「名為自由主義，實際卻是共匪的幫凶」。這情況同當年《人權論集》引起的圍攻，幾乎如出一轍！
胡適回台定居後，主張知識界出來組織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反對黨。一九六○年胡適又發表意見，不贊成蔣介石修改憲法，連任第三屆總統（憲法原來規定總統連任不得超過一屆）。對於雷震的組黨活動，胡適也予以鼓勵。可是，新黨即將組成之前，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逮捕雷震，罪名是「文字叛亂」和「知匪不報」，《自由中國》因此停刊。這對胡適是很大的打擊。他憋不住向新聞界發表談話，說：「一種雜誌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停刊，也不失為光榮的下場。」並表示願出庭作證，證明雷是「愛國反共的人」。胡適求見蔣，蔣不理，在不談雷案的條件下，蔣見了他，他談世界形勢，還是提到雷案，說在國外反響很不好，使他實在見不得人。蔣說：「
作為《自由中國》一案的背景，美、蔣、胡之間複雜的矛盾關係如何，毛澤東
總括一句，胡繩晚年談話論胡適，中心的思想是認為胡適也可以列入中間勢力，包括他的晚年。胡繩說：「在思想文化方面，中間力量也具有兩面性。抹殺他們反對封建主義舊文化的貢獻是不對的。即使是胡適派也是如此。」胡適「最大的毛病是不承認帝國主義的侵略，說問題出在『五鬼鬧中華』，但他堅持反對復古，實際上是反封建（雖然他不承認『封建主義』這個名詞），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同他聯合」。
胡繩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來討論問題的。二○○○年
最後，還要說明一下，我在《毛與胡適》中說過一個意見：胡適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思想界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國風雲變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諸多爭議的人物之一。對他的學術活動和學術思想的評價，同對他的政治活動和政治主張的評價，不可能完全分離開來。後一方面往往左右著至少是嚴重地影響著前一方面，在當時當地的現實生活中，尤其是這樣。現在做歷史的研究，情況就有所不同了。當時當地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政治糾葛，由於時過境遷，現在來看，色彩就沒有原來那麼濃烈了，而作為學術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歷史上的主要還是其人在學術和思想上的開創和貢獻，這一方面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就加重了。
其實，胡繩論胡適屬於中間勢力，不僅從政治上立論，而且從思想上文化上和學術上立論，甚至更重要地是從後一方面立論。不過，胡繩晚年談話所舉事例，多屬於胡適的政治立場。這篇文章也只能如此。從後一方面再加展開，不是這篇文章所能承擔的任務了。
原載《學習時報》2002年1月21、28日、
龔育之《黨史札記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龔育之回憶：閻王殿舊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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