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爾塔體系：收回台灣卻失去庫頁島

蔣介石與羅斯福會談

　　隨著盟軍的諾曼底登陸和蘇聯軍隊攻入德國境內，歐洲戰場上德國的敗亡指日可待，而消滅遠東戰場上日本軍國主義也被盟國擺上了日程。為了進一步協調盟國的軍事行動，處理戰爭中遺留的問題，並討論戰後的國際秩序，1945年2月初，美、英、蘇三國首腦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小鎮雅爾塔舉行了一次會議。會上美蘇三強通過了兩個重要的文件：《克里米亞會議公報》和《雅爾塔協定》。前者是三國就戰後歐洲等問題達成的諒解，後者則是就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所達成的秘密協議。這兩個文件是戰後美蘇在歐洲和亞洲劃分勢力範圍的重要依據，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的世界局勢是與這兩個文件的規定是一致的。

　　但是雅爾塔體系並不是通過雅爾塔的一次會議直接形成的，而是1943 年至1945 年德黑蘭、雅爾塔和波茨坦三次國際會議期間蘇、美、英三國首腦間為構建世界戰後藍圖，公開或秘密地達成的各項協議的總和。此外，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開羅會議、敦巴頓橡樹園會議、舊金山會議通過的各項協議和諒解，也是雅爾塔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系列的會議中以雅爾塔會議尤為關鍵和重要。

　　在雅爾塔體系下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徵就是由美蘇大國安排和主導，從而形成了兩極格局。雅爾塔體系概括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制定了徹底打敗德日法西斯和處置戰敗國及其僕從國，以防止法西斯東山再起的戰略。

　　2.重新劃定了歐亞的政治版圖，根據當時三大國的軍事實力，重新確定了邊界和勢力範圍，尤其是重新劃定德、日、意三個法西斯國家的疆界及其被佔領地區的歸屬和邊界。

　　3.成立聯合國，並在聯合國的核心機構安理會表決程序上實行「大國一致」原則，作為協調國際紛爭，維護戰後世界和平的機構。

　　4.對德、日、意三國的殖民地以及國聯委任統治地實行託管計劃，原則上承認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和自治權利。

　　具體來說，雅爾塔體系對於世界的布局主要圍繞歐洲和亞洲兩個地區展開。雅爾塔歐洲格局的主要內容是盟國對歐洲疆界和勢力範圍的重新劃分。例如在二戰歐洲的策源地德國，為防止納粹勢力東山再起，盟國在德國實行了分區佔領和管制的政策，蘇聯佔領德國東部，英國佔領西北部，美國佔領西南部，而法佔區則處於英佔區和美佔區之間。雖後在英、美、法佔區和蘇占區的基礎上分別成了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會上幾經爭論，把波蘭西部邊界劃在奧得河和西尼斯河一線，東部邊界基本上以寇松線為界，這樣蘇聯和波蘭西部邊境依次西擴，德國邊境線西縮，普魯士從此在地圖上消失。此外，盟國還對義大利、奧地利以及芬、保、羅、匈等分別作了處置。以德國分立為標誌，西歐和東歐分別成為美蘇的勢力範圍，美蘇對峙局面在歐洲形成，這就是雅爾塔的歐洲格局。

　　與此同時，一個新的格局也在亞洲逐漸形成。雅爾塔亞洲格局的形成是基於以下三個事實的基礎上：中國在長達15年抗日戰爭中所作出巨大犧牲和發揮的巨大作用，蘇聯對日參戰並擊敗日本關東軍，以及美國與日本的太平洋戰爭。儘管雅爾塔體系的亞洲格局受蘇、美、中三國的利益和要求影響，但主導者卻是美蘇兩國。

　　雅爾塔體系重構了遠東的區域格局，並把這一新格局通過國際法確認下來。如中國收回了先後被日本殖民多年的東北和台灣，朝鮮也擺脫被日本殖民的地位獲得了獨立，而日本則被限制在本土範圍之內。1943年中英美三國發布的《開羅公報》上規定：「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在美、英、蘇三國於德國投降後在波茨坦舉行首腦會議期間，發布的《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明確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然而為了換取蘇聯的對日參戰，美國、英國兩國除答應把庫頁島和千島群島交給蘇聯外，還出賣了中國的主權。例如雅爾塔協議中規定要維持外蒙古現狀、大連商港國際化、旅順租借給蘇聯作為軍港、南滿鐵路和中東鐵路由中蘇雙方共同經營等等，這些規定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尊嚴。出賣盟國中國的主權是美國對日戰爭的一個基本估計下做出的。二戰接近尾聲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擬定了一個美軍進攻日本本土的作戰計劃。這個計劃估計在歐洲勝利後日本還會再支持18 個月，在日本進行本土決戰，美軍可能得付出100萬人的傷亡代價。

　　美國則在排除蘇聯獨佔日本(中國作為當年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國，在美國的邀請之下，蔣介石一度打算派出以孫立人為首中國駐日佔領軍進駐日本，後由於國內形勢所迫，這支部隊未能成行)，並接收了取得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和據點，加強了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試圖結束冷戰，緩和美蘇之間的緊張局面：他率先單方面解散了「華沙條約組織」，也率先放棄雅爾塔體系賦予蘇聯的權利和義務：弱化了對東歐國家的控制並撤回駐軍，同意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統一；同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個蘇聯波羅的海加盟共和國先後宣布獨立。東歐劇變、兩德統一、華約解體、北約東擴這些戰後重大事件，促成雅爾塔體系的歐洲格局解體。

　　但是雅爾塔體系在歐洲的解體，並不代表著雅爾塔體系構建的全球秩序已經瓦解。例如作為雅爾塔體系重要成果的聯合國和安理會的體制，仍然在協調國際矛盾和維護世界和平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世安就認為：冷戰結束後，雅爾塔體系並沒有崩潰，崩潰的只是兩極格局。在規劃世界和平與新的世界秩序方面，雅爾塔體系比歷史上任何一個體系都更全面。在雅爾塔體系內，有超國家的國際行為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等等。這些機構有效地捍衛著戰後的「均勢」與「和平」。

　　當我們再把目光放回亞洲時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看到雅爾塔體系的亞洲基本格局沒有發生變化，而且隨著近年美國推行的重返亞太戰略，進一步強化了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這一格局反而有加強的趨勢。美國不但仍對日本實行著佔領，而且不斷在強化同盟關係。美國還加強了在韓國的存在。雅爾塔體系在歐洲的解體也並不意味著雅爾塔在亞洲體系就結束了，相反地，雅爾塔體系在東亞仍然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張文木認為：蘇聯解體後，雅爾塔體系在歐洲結束了，但在遠東並沒有結束，因為構成雅爾塔體系的基本要素及其由中俄美等大國提供的保障遠東和平的法律責任沒有變：俄國仍然繼承著雅爾塔體系賦予蘇聯的佔領南千島群島即日本所謂「北方四島」的權力；美國仍然佔領著沖繩島；中國在雅爾塔體系中被恢復並確認了的對台灣、釣魚島等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的法律地位沒有改變。如果我們輕言這種由美國、俄國和中國實際行使的針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遠東雅爾塔法權結構已經解體，那麼，亞太相當一些在抵抗日本法西斯戰爭中贏得勝利的，包括美國在內的部分領土或國家的主權地位就會失去法理基礎。

　　作為大國政治的產物，雅爾塔體系也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作為抵抗法西斯犧牲最大，作為「四強」之一的中國卻被置於雅爾塔會議之外，其主權還被犧牲；蔣介石作為盟軍中國戰區的最高指揮官對此卻一直不知情，直到雅爾塔會議四個月後，美國總統杜魯門才將《雅爾塔協定》的內容通知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又過了幾天之後，蘇聯駐華大使把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告訴蔣介石。

　　儘管雅爾塔體系很大程度上是美蘇強權政治的產物，但由於它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正義戰爭的一個成果，也具有歷史的進步性。它在處置戰敗國以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以及承認被壓迫民族獨立自治等方面都體現了這一精神。尤其是中國收回了一度被日本侵佔的台灣島及其相關島嶼的主權，朝鮮獨立，日本南方沖繩島和北方四島，分別為美國和蘇聯佔領。這一系列地緣政治變動對於保障亞太地區的和平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近代日本崛起以前東亞區域秩序是以中國為中心呈同心圓樣式格局的朝貢體系，在西方憑藉其新的國際法體系和船堅炮利進攻下，朝貢體制逐漸解體。而而日本崛起後武力的侵略和擴張，中國幾千年的中心地位被顛覆，在東亞形成了以日本為主導的區域秩序。而當前情勢顯然不同於以往歷史上的局面，中國和日本分別位居全球經濟總量第二位和第三位，中日都是舉足輕重的大國。而當前東亞的地區經濟一體化不斷發展與深化，也在催生和呼喚著一種新的區域秩序。作為東亞區域的大國，中日兩國在這個過程中負有非同一般的責任。有鑒於歐盟的發展壯大源於法國和德國這兩個夙敵的和解，中日之間的徹底和解對於維持亞太地區和平和構建區域新秩序至關重要。

　　但是當前中日之間圍繞主權和歷史之間產生的分歧，又不斷警示我們構建新的區域秩序的困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中日徹底和解上的困境和相互理解上困難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對六十多年的那場戰爭的不同理解。

　　為了重新分析六十年前的那場戰爭，我們有必要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對日戰爭分為兩個性質和邏輯上有著顯著差別的部分。即太平洋戰爭和「大東亞戰爭」是兩個在性質上截然不同的戰爭。太平洋戰爭是日美兩個霸權在擴張過程中產生碰撞，其中暗含著這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爭奪「生存空間」的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邏輯；而大東亞戰爭則具有與此完全不同的性質，它對日本來說是一場侵略、殖民擴張的戰爭，這對於日本鄰國來說這則是一場自衛和反侵略的戰爭。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歌認為：「東亞全體幾乎是在沒有徹底清算歷史情況下進入『戰後』的。東北亞的『戰後』起源於1945年的日本戰敗，而戰後的標誌性事件是東京審判。在某種意義上東京審判確立了戰後東北亞地區國際關係的基本走向：這是一個英國和美國為霸權主導結構，它以正義之名審判了日本軍國主義在太平洋戰爭中的罪行，而對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之前侵略戰爭只是附帶性審判，沒有與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戰爭同等對待。」

　　遺憾的是，戰後對日本的懲處卻主要依據的是太平洋戰爭的框架，而這種太平洋戰爭之下的懲處還因為社會主義勢力在亞洲大陸的崛起而被打了折扣。這不僅表現了戰後初期的東京審判的不徹底性中，這次審判使戰爭的真正禍首免於起訴，許多戰犯被免於處罰。中國、朝鮮和越南這幾個日本侵略戰爭的主要受害者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而被排除在對日媾和的舊金山和約之外，而在舊金山體制之下，日本只是作為一個戰敗者被審判、被懲處而並沒有被作為一個侵略戰爭者和反人類罪行的製造者而受到應有的懲處。日本也錯失了在侵略戰爭視野之下認真反省歷史的機會，這也是日本國內盛行的對二戰中侵略亞洲國家的粉飾和辯解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並達成中日的徹底和解，也許我們必須要回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起點之上重新思考。當年中日蜜月似的建交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美關係緩和大背景下，是建立在在迴避雙方分歧、擱置爭議的基礎之上，而不是真正的中日和解的基礎上。尤其是中方的對於日本侵略歷史寬容和剋制，例如主動放棄對日本國家索賠、在領土問題上擱置對日爭議等。中國這種單方面的剋制和寬容，反而壓抑和強化了中國人心中的受害者意識。

　　此外，中日雙方之間的相互理解還因為近代以來中日歷史經驗上差異性(日本沒有被殖民和侵略的經驗，而中國兩次現代化進程都被日本人為的打斷)而被進一步被弱化。構建東亞區域新秩序必須建立在中日真正和解的基礎之上，而中日的徹底和解則必須超越差異性極大的歷史經驗。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楊念群教授認為：東亞內部的各個地區在近代形成民族國家時，積累起差異性極大的歷史經驗，如中國有被日本與西方雙重半殖民的經歷，而日本就沒有被「殖民」的經驗，韓國和日本則有被日本殖民的經驗。這種歷史經驗的差異性決定了東亞不同國家在處理與西方和面對鄰國關係時，其感情和理念往往會出現反覆搖擺移動的狀況。

　　總之，中日雙方只有重新清算日本侵略的歷史，並克服和超越歷史經驗的差異性基礎上，才能達到真正的中日和解，為創建東亞區域新秩序建立一個穩固的基礎。

　　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原標題《雅爾塔體系與構建東亞區域新秩序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