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鄧穎超的「特殊合葬」內幕[高清組圖]
周恩來與鄧穎超，不僅是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夫婦也是相敬如賓的模範夫妻，受到全國人民的敬重。然而，說到周恩來與鄧穎超的「特殊合葬」，恐怕大多數國人就不為知之了。
1976年1月，已經是周恩來總理彌留之際，周恩來的秘書趙煒另有工作安排，回來後的第一天，趙煒和鄧穎超都到醫院看周恩來。正好總理神智清醒，他看到離開他快一月的趙煒，把瘦瘦的手伸向趙煒說：「趙煒握握手吧」？
趙煒說：「還是等您好了咱們再握手吧！」
周恩來堅持要握，趙煒只得伸過手去與總理握手。周恩來握著趙煒的手說：「趙煒，我拜託你要好好照顧好大姐（鄧穎超）啊」。
趙煒聽總理這樣說，潸然淚下。
周恩來總理去世後，趙煒又擔任了鄧穎超的秘書。以後的日子裡，趙煒一步也沒離開鄧穎超。
一次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大家在休息，鄧穎超不知怎麼的倒了一個跟頭，可把趙煒急壞了，在確認鄧穎超沒有危險後，她哭著說：「大姐，您要有個三長兩短我怎麼對得起總理啊！」
1988年3月，鄧穎超從全國政協主席的職位上退了下來。職務雖然沒有了，但作為一位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黨和人民的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與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她的黨性和奉獻精神卻絲毫沒有衰減。
鄧穎超對趙煒說：「我雖然退下來了，但作為普通黨員，還要做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這段時間裡，鄧穎超會見了國內外很多客人。雖然鄧穎超已是年老體弱，身體狀況一年不如一年，但她的頭腦一直十分清楚，思維依然敏捷。所有見過她的人，對此都有深刻的印象。
1991年7月27日，鄧穎超因肺炎引起高燒，再次住進了北京醫院。以往鄧大姐住院，她的秘書們都不緊張，但這次不同，因為，一個星期前她剛出院，相隔這麼短的時間，又因同樣的病住進了醫院，而且高燒持續不退，所以大家難免有些緊張了。
趙煒問醫院的錢主任：「鄧大姐這次住院可能……」
欲言又止，趙煒把「出不去了吧」這幾個字咽了回去。錢主任自然明白趙煒的意思。錢主任神情凝重地遲疑了片刻，然後說：「有可能，做好準備吧。」
這時，趙煒打了個寒戰，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但她的表情一點兒也不能流露出來，還得強作鎮靜去安排一切，不能讓鄧大姐發現有什麼異常。趙煒對其他人說：「這次大家做好鄧大姐長期住院的準備吧，要有持久作戰的思想。」
雖然大家都不願去想那最壞的結果，但感情終究代替不了現實。任何一個人，偉人也罷，凡人也罷，都要遵循自然法則走向生命的終結。趙煒回憶起自己當年在周總理的病榻前，悲悲戚戚地勸他不要談論身後之事時，他當即批評我：「你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人總是要死的，這有什麼？」有了周總理逝世前後情感與思想的經歷，對於鄧大姐的這次入院，我就有了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
鄧穎超住院後高燒不退，飲食受影響，藥物也不能及時服用。醫院專家提出治療的意見，經鄧大姐同意，報告中央批准，於8月1日下午為她做了一次手術。這是為了減少她的痛苦和醫療上的需要。有人說她是得了癌症，其實不然。手術之後，鄧大姐持續發高燒，昏睡不醒。我們都非常著急。醫生說：「老年人手術後有這種情況，幾天不醒。再看看吧。」醫生們採用各種醫療措施，想方設法治療大姐的病。
1991年8月17日晚，鄧穎超突然出現了腎功能衰竭，情況很危急。醫院當即向中央報了病危。中央指示竭盡全力進行搶救。在醫護人員的成功治療和精心護理下，鄧大姐在次日凌晨五時終於脫離了危險，慢慢恢復了過來。
這一年裡，鄧大姐的身體時好時壞。她那飽經風雨滄桑的身體，在自然規律的無情作用下，不斷地衰弱下去。鄧大姐的體力和精力雖然逐步衰弱，但她在精神上始終保持著樂觀狀態。
1992年1月28日下午，全國政協副主席洪學智、秘書長宋德敏等代表李先念主席、王任重副主席和全體同志，到醫院看望鄧穎超並祝鄧大姐春節好，祝鄧大姐健康長壽！
這是鄧大姐最後一次同全國政協負責同志的交談。
最後一次住院時，鄧穎超或許意識到自己沉痾難愈，她對趙煒、高振普等工作人員經常講，她不行了，不要搶救、給她施行「安樂死」的問題。此事醫院裡從上到下都知道。
鄧穎超還給他們說：「中國有句老話：『好死不如賴活著。』這句話不對，要活著就要健康，不然躺在床上，不能工作，還要人民負擔我，有什麼意思呢？」
鄧穎超去世前的一個月，她把趙煒叫到身邊問：「趙煒，我有一件事要和你說。你跟我二十多年了，你最了解我。」
趙煒說：「大姐，您有什麼就說吧，我是了解您，但您也最了解我，比我自己還了解。」
鄧大姐馬上說：「是的。我的事情你替我報告了沒有？我的遺囑送給中央沒有？」
趙煒說：「您給中央寫的信早就送去了，就是不要搶救、不要浪費人財物的事。您放心，您的事醫院、衛生部都知道，中央知道總書記、總理也都知道。」趙煒和她開玩笑說，「大姐，您總提死呀死的，是不是怕死呀？」
鄧穎超說：「我怕死？我才不怕死呢！過去在敵人面前，在疾病面前，我從來沒怕過死。我只是提醒你，我這個病就是老了。沒法治。我請求『安樂死』。如果是到了沒有搶救成功的可能的時候，千萬不要搶救，搶救還要浪費人力物力，就讓我『安樂死』。作為人總是要死的，這是自然規律。」
趙煒說：「您哪裡會怕死，怕死就不提『安樂死』了。您是想免除組織和人民的負擔。可我只是您的秘書，只有反映權，沒有決定權。醫院也沒有決定權，中央也沒有人敢批准。您頭腦這麼清楚，讓您『安樂死』，誰敢批准？老百姓知道了，還不把我們送進大獄裡去呀！您和疾病鬥爭特別有經驗，還是別再提這事，省下體力，養精蓄銳，跟醫生配合，艱苦奮鬥，去爭取勝利！」她聽後說：「那就艱苦奮鬥吧！」
鄧穎超去世前的半個月，心率陡然加快，胸部憋悶。她平時心臟就不好，這次心率加快，只能躺在床上。我們頓時緊張起來，因為這是不好的預兆。專家曾告訴我：大姐多個器官的功能都不好，如心功能再不好，治療將更困難。這時，我告訴大家要做好思想準備。
1992年7月9日中午，鄧穎超對護士說：「你看趙煒（鄧穎超的秘書）休息沒有？如果還沒有休息，就請她來，我有事和她說。」
趙煒聞訊馬上來到鄧穎超的床邊。
鄧穎超說：「趙煒，今天我叫你來，是我同你見最後一面。」
趙煒聽到鄧穎超的這句話，強忍住極大的悲痛，她對鄧穎超說：「大姐，別這樣說了，您養養神吧！該睡午覺了。」
果然，這是鄧穎超和趙煒的最後一次談話，最後一次清醒地見面。
事後，趙煒想，很可能是鄧穎超已感覺到身體自己不行了，她才這樣說的。但當時，趙煒並沒有往壞處想，只是想把她照顧好，讓她過好晚年。
下午，趙煒和高振普（時任鄧穎超的警衛秘書）、保健醫生季建華，一起把鄧穎超的後事工作排了排，哪些我們自己辦，哪些要請示治喪委員會，哪些要報告中央決定，整整寫了兩大張紙。我們做好了一切準備工作，以防不測。
7月10日一整天，鄧穎超的生命都是在用藥物維持著。這一天夜裡，鄧大姐睡著後，醫生、護士嚴密地觀察著病情變化，但仍然未見好轉。趙煒幾個人夜裡多次起來看看，心裡很不安。7月11日凌晨五點多，護士叫鄧穎超，但她沒有任何反應。
這時，趙煒聽到她們的喊聲，急忙起來走到鄧穎超床邊，喊道：「大姐，我是趙煒，您聽見沒有？您如果聽見了就睜一睜眼，點點頭。」
然而，無論趙煒怎麼叫「大姐」，還是沒有一點兒反應。大家都感到不對勁兒。
醫生說：「壞了，過不去了。」這時，趙煒拉開窗帘，發現她嘴唇發白，面色也有點蒼白。十分鐘前她的血壓還正常。但這時已掉下來，脈搏也掉下來了。趙煒和護士馬上分別去叫人。
專家、醫院負責人很快都來了。醫務人員立即盡全力進行搶救。然而，各種監測儀器相繼發出警報。這時，中央領導同志陸續趕來了，大姐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全來了。
1992年7月11日6時55分，醫生無回天之力，我們敬愛的鄧穎超大姐安詳地長眠了。鄧大姐是一位幸福的人，最後沒有任何痛苦地走了，永遠地走了。
兩盆馬蹄蓮擺到了鄧穎超床的兩邊，一束白色的鮮花放在了安睡的大姐胸前。
趙煒說：我們透過止不住的眼淚望著鄧大姐的遺體，悲痛地看著大姐離開我們，永遠地離開我們。大姐生前對我們說過：「我雖然無兒無女，但我晚年很幸福，中央關心我，你們照顧我，醫院想盡辦法請專家會診，醫生、護士為我治病，護理我。你們比兒女還好，不是兒女勝似兒女，我不幸福嗎？我感謝黨中央，也感謝你們！」
鄧穎超同志生前給中共中央寫信，囑託她的後事：還要像生前一樣，艱苦樸素，一切為了人民，移風易俗，永遠革命。她給黨中央的信，已刊登在1992年7月12日的各報上。她在信中提出：遺體解剖後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
1992年7月11日早晨鄧大姐辭世前後，中央領導同志陸續來到北京醫院。中央政治局常委到齊後，決定由溫家寶同志負責鄧大姐的治喪事宜。
在西花廳設靈堂就是違背鄧大姐意願的。她生前曾再三講：我死後，你們千萬不要在家設靈堂，那是勞民傷財的事。所以雖然設了靈堂，但我們有一條原則：無論是北京的還是外地的同志，都不主動通知，也不邀請他們前來弔唁。到西花廳來弔唁的同志和香港的朋友、日本友人，都是自動來的。從外地來弔唁的主要是周總理的親屬。鄧大姐只有一個遠房侄子。他很本分，這次因病無法前來，特派子女來京弔唁。
1992年7月17日凌晨4時30分，鄧穎超身邊的所有工作人員來到北京醫院，按照鄧大姐生前穿衣服的程序，為她最後一次穿衣服。給大姐穿的衣服中，除了一件紫紅色毛衣是在北京雪蓮羊絨衫廠定做的以外，其餘都是舊衣服。毛衣外邊穿的是春綢面棉襖，最外邊是一套舊的黑色華達呢西裝。
這套黑色西裝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做的，最合體。周總理在世時，每年天氣一涼，鄧大姐就要穿上它。周總理去世後，她對趙煒說：「趙煒，這套衣服你幫我收好。我走時你給我穿它，我喜歡。」
趙煒聽後說：「幹嘛非穿這套破衣服，都打補丁了，人家會說我的。我會選一件你喜歡的衣服。」
鄧穎超說：「一定要穿這套衣服離開人間。一是合體、喜歡；二是人死穿新裝，中國人講究里外三新，那是給活人看的，無謂的浪費。我就是要穿舊衣服，要破舊習俗。」
趙煒看到實在說服不了鄧穎超，趙煒只好說：「您放心，我保證給您穿好啦。」就這樣，鄧穎超的這套黑西裝一直放在衣櫥中，後來的同志都沒見過這套衣服。
鄧大姐去世後，趙煒請人把它找了出來，鄧穎超身邊工作的同志看到衣袖和里子破了，褲腰也破了，都忍不住哭了起來。
一位同志哭著對趙煒說：「趙秘書，為什麼非要給大姐穿這套衣服？」
趙煒流著淚說：「這是大姐交代的呀！我已向她作了保證的。」
大家看趙煒說得很堅決，只好流著淚一針一針地把衣服縫補好。
上午8時20分，萬里、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等領導同志和治喪辦公室全體同志，來到北京醫院送別鄧穎超。在告別室里，大家向鄧穎超遺體三鞠躬，最後默默瞻仰她仰卧在鮮花叢中的遺容。
8時40分起靈，八名禮兵抬著鄧穎超的靈柩走出告別室。溫家寶、陳慕華、洪學智等領導同志和治喪辦公室的同志、工作人員及家屬代表，護送鄧大姐遺體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
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十八公里長的路兩旁，擠滿了冒著酷暑為鄧大姐送行的人。靈車剛出醫院走進王府井南口，我就看見三面的路口旁站滿了人。在天安門廣場上，數不清的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肅立默哀，目送靈車西行。在西單、民族宮、公主墳等路口，更是人山人海。幾個擠在人群中的姑娘齊聲喊道：「鄧奶奶，您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9時15分，有幾萬人參加的向鄧大姐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下午4時30分，鄧大姐遺體火化。6時30分，趙煒和高振普同志去收骨灰。
趙煒捧著保存了16年多的骨灰盒，邁著沉重的步子走到火化爐前，她想用手捧骨灰入盒，其他同志讓她用工具收，因為骨灰還是熱的。
鄧穎超用的骨灰盒，就是當年盛放周總理骨灰的那個骨灰盒。
1976年1月11日，周總理的遺體在八寶山火化，高振普、張樹迎與周恩來治喪辦公室的同志去八寶山革命公墓為總理選購骨灰盒。那裡的負責人拿出兩種骨灰盒，一種是裝飾性東西多，價錢貴；一種是便宜，花色也可以。他們覺得貴得那一種顯得不太素雅和莊重，便決定依據周總理和鄧大姐的喜好買那種便宜的。不想哪知道那便宜的只剩下兩個，一個是掉了一塊漆皮，一個是漆皮完整，但盒蓋不太好用，開起來有些費勁。挑來挑去，選擇了那個漆皮完整的，他們想骨灰裝進去是不會經常打開的。回來後，高振普、張樹迎向鄧穎超作了彙報，請她過目。豈料她說：「不用看了，全權委託給你們了。骨灰盒只是一種形式，沒必要那麼講究。」
1976年1月15日，周總理身旁的工作人員趙煒當年是周總理的秘書，她和高振普、張樹迎，參加了周總理的骨灰拋撒。他們登上拋撒專機，將周總理的骨灰撒在北京上空、密雲水庫、天津海河、黃河入海口之後，返回北京，趙煒正要把骨灰盒上交。鄧穎超知道後給趙煒說：「不讓交了，你要給我好好保存起來，我死後還要用這個骨灰盒」。
趙煒說：「大姐，這骨灰盒幹嘛保存？到時候買一個新的不就得了，能花多少錢？」
鄧穎超說：「那叫浪費！」
趙煒總是想說服鄧穎超，不要保存總理用過的骨灰盒，她心生一計激將鄧穎超，便半開玩笑地說：「鄧大姐，您是不是想用這種方式表示和總理合葬啊？」
鄧穎超說：「你那是封建思想。我死了骨灰也要撒掉。骨灰盒就用那麼一會兒，恩來用過這個骨灰盒不是好好的嗎？可以繼續用，為什麼還要買新的？趙煒，你不要說了，給我保存起來！」
趙煒沒有辦法說服鄧穎超，只得將總理用過的骨灰盒包裹好，保存起來。每年立秋，她都得拿出來晾一晾，然後再包裹好保存。有時候，鄧穎超還在這一天親自過問。有一年立秋，鄧穎超看到趙煒、高振普等身邊工作人員在晾曬骨灰盒，而且這骨灰盒保存不錯，她高興地說：「恩來用過的這骨灰盒，我既然交給了你們，今天你們幾個在這兒聽著，我死後要用這個骨灰盒。」
下午七時，鄧穎超身邊的工作人員回到西花廳大門口。高振普捧著鄧穎超的遺像走在前面，趙煒捧著鄧穎超的骨灰盒在後，在哀樂聲中，一步一步走向西花廳內。
在沉沉暮色中，中央警衛團的戰士肅立在路兩旁，迎候鄧穎超的歸來。從大門口走到後院的客廳，平時我們只需要走五分鐘，而這一次競走了十七分鐘。進入鄧穎超平時活動的客廳，趙煒突然想起大姐在醫院時經常說要回家，就忍不住哭著說：「大姐，您回家了！」
話音剛落，所有在鄧穎超身邊工作的人都放聲痛哭起來。這天晚上，大家都沒有離開客廳，因為這裡也是所有工作人員以往每天晚上陪鄧大姐聽音樂、聊天、讀書讀報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在客廳里陪大姐度過了最後的一夜。
1992年7月18日早上6時30分，全體工作人員站好隊，首先在鄧穎超靈前三鞠躬，然後將大姐的骨灰盒移至西花廳前廳（弔唁的地方）。
7時20分，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宋平、溫家寶、陳慕華、洪學智、楊德中、宋德敏等來到西花廳，護送鄧大姐的骨灰去天津。大家鞠躬後立即起靈。
這時，整個西花廳的院子里站滿了趕來送行的人。其中有鄧穎超周恩來的親屬，有曾經在西花廳工作過的同志和其他有關同志。同時，中央警衛團的幾百名幹部、戰土手托軍帽，列隊目送鄧大姐的骨灰離開西花廳。他們目不轉睛地盯著趙煒捧著的骨灰盒。
1992年7月18日，趙煒捧著鄧穎超的骨灰盒離開西花廳
在哀樂聲中，趙煒邁著沉重的步子，跟在高振普端著的鄧穎超遺像後邊，緩緩前行，比從八寶山回來時走得還要慢。趙煒竭力壓抑著萬分悲痛的心情，眼淚模糊了我的雙眼。當走到西花廳的大門口時，趙煒突然想到從此鄧大姐再也不能回西花廳了，我們永遠也不能在她身邊工作了，內心的悲痛再也無法抑制了。
於是，趙煒手捧著鄧穎超的骨灰盒轉回過身來邊哭邊說：「鄧大姐，鄧媽媽！從現在起，您永遠離開您住過四十三年的地方─—西花廳了！您再最後看一眼吧！」
這時，凡是聽到趙煒這些悲傷話語的同志，全都痛哭失聲。趙煒轉過身來，又走了幾十步，快要上車時，聶力急匆匆地從後邊的隊伍中跑了過來。她說：「鄧媽媽，您走了，讓我再親您一次吧！」趙煒讓聶力滿足她的心愿之後，她的心都要碎了，手不停地顫抖，幾乎堅持不住，不敢再停留，急忙上了車。
趙煒、高振普按照鄧穎超生前的交代，仍使用她平時坐的汽車，按平時陪她出行的習慣（車上的陪同人員有趙煒、高振普和醫生、護士），在治喪辦公室車的陪同下，驅車前往天津。
鄧穎超的骨灰全部撒在天津海河裡。鄧穎超的骨灰在海河拋撒完以後然後，趙煒把周總理和鄧穎超共同用過的骨灰盒交給了中辦的特快室保管。1998年，天津市成立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提出要將周總理和鄧穎超共同用過的骨灰盒珍藏。趙煒知道以後，他將周恩來與鄧穎超1970年的合影照，請新華社將照片縮小，只用了周總理和鄧穎超的兩個人頭像，鑲嵌在骨灰盒的前面。天津搞了一個現代化的總理逝世十里長街，他們把周總理和鄧穎超共同用過的骨灰盒珍藏在那裡。
熟悉周恩來和鄧穎超的人們，看到天津珍藏的周恩來和鄧穎超共同使用過的骨灰盒，想到用這隻骨灰盒盛裝過周恩來和鄧穎超的骨灰，然後撒向大江大河，便打趣地說，周總理與鄧大姐恩愛一生，這應該是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的秘書趙煒所說的高尚「特殊合葬」吧！（（參考資料：鳳凰視頻：訪周恩來、鄧穎超的秘書趙煒:《西花廳歲月》(下)；趙煒:《周恩來和鄧穎超共同使用一個骨灰盒的故事》；圖片為新華社記者攝與資料。）（楊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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