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鴻武：非洲治理與發展難題之破解:中國的視角

內容提要

非洲國家的發展與治理，是今日世界發展與治理領域的難點，其中包含著複雜而重大的可供理論創新與實踐探討的空間。在此領域，中國的機遇、作用與使命都十分特殊。總體上看，在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建構起來且日趨機制化的中非關係，是一種以追求經濟社會發展為核心內容的「發展導向型」的新型南南合作關係。今天，這一以共同發展、互利互惠、實用有效為價值理念和操作原則的國際合作關係，不僅提升中非雙方的國際地位，改變著中非雙方的國際身份，也對以往時代全球治理體系中西方發達國家「治人」而發展中國家「治於人」的舊式「干涉性治理關係」構成種種挑戰，並因此而形塑一種新的全球治理與發展模式。

近年來，非洲社會經濟有了明顯的提升與進步，國家發展與治理問題的解決，也正面臨著新的歷史性機遇。然而，非洲的發展道路並不平坦，前景依然充滿種種困難與挑戰。從長遠來看，非洲國家要獲得可持續的發展進步，需要結合非洲實際情況，推進新的思想解放運動，獨立思考和觀察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尋求非洲問題的非洲化解決方案。中國古人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國泰民安，富強穩定，乃世界各國普遍的追求，在非洲國家的發展與治理領域，國際社會的建設性合作與積極支持也十分重要。在此領域，中國可以結合自己過往的複雜經歷，觀己觀人，發揮某種特殊的作用，做出自己應有的努力。

1非洲國家治理與發展的難題在哪裡?

非洲大陸數十個年輕國家的成長與政治發展問題，一直是國際非洲研究界廣為關注的核心問題。無論是從理論的還是實踐的層面上看，在過去數十年間，非洲國家在政治發展領域所經歷的曲折過程，期間各國之政體模式與政治形態所呈現的種種混雜與矛盾的現象，以及迄今為止許多國家依然並不穩定也不明朗的政治發展前景，使得當代非洲國家的政治發展問題一直是一個具有巨大學術挑戰性與現實關切性的研究命題。

關於非洲國家的當代政治發展問題，迄今為止世界各國研究者的觀念與看法依然大不一樣。相關的爭論，集中在如下一些複雜的問題上。

第一，當代非洲國家政治發展的首要任務或核心問題是什麼，在非洲國家獨立之初或國家創立伊始的政治發展早期階段中，什麼樣的國家制度與政府體制才是可行的、有用的、能穩定存在的?

第二，對非洲年輕國家來說，衡量其國家政治制度是否合理、國家政權體制是否正義的標準應該如何確立和判定，是由實踐需要和有效性來判定，還是由某種先定的理念或意識形態來判定?

第三，獨立後的非洲國家是建立一種適應非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內生型的、本土化政治體制與政治結構，形成一種有助於推進國家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民生改善的有統一行動能力的集權化強勢政府 還是按照西方的政治理念移植一種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看來更具有所謂道德合法性的議會政體與選舉制度?

第四，什麼樣的制度安排是有助於促成國家在包容、並存的基礎上探尋本國的一體化進程與民族認同，而不是簡單移植某種排他性、衝突性的競選制度，從而強化各族群間的矛盾並最終導致國家的分裂瓦解?

第五，是建立一種可以集中國家資源以便舉國一致地努力去為國家的長遠發展目標奮鬥的強勢政府，還是建立一種僅追求本族群眼前利益或局部利益並導致持續的相互排斥惡性競爭的弱勢政府?

所有這些問題，在過去數十年非洲國家的政治發展進程中一直沒有得到很好地理解與解決。而在這種理論與觀念混亂的背後，現實的非洲政治更呈現出長期的動蕩與混亂局面。

從全球比較與中國經歷的多維視角上看，今日非洲國家治理的根本難題，實現發展的主要障礙，總體上集中在如下幾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上。

(1)當代非洲國家成長進程中面臨的第一個大問題，是國家主權日趨弱化甚至消解，一些國家的政府管轄與統一能力嚴重不足，國家體系與政府功能日益陷入瓦解與退化的狀態中。

如何克服部族部落社會的分裂性與離散性，推進現代主權國家的統一建構與民族一體化融合，既是20世紀中期獨立後的非洲絕大多數國家面臨的最大政治發展挑戰，也是實現國家穩定、經濟增長、社會安全的基本前提。但是，在一些國家，這一進程從一開始就受到內外因素的干擾而進展緩慢。今天，一些非洲國家甚至日益處於國家體系消解與政府功能瓦解的無政府狀態中。而在當下，對非洲國家統一建構進程形成阻遏障礙、消解國家存在基礎的內外因素更變得十分複雜而多樣，大體上看，如下幾個方面的挑戰是最明顯的。第一個消解力量，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和政治自由化進程。對於貧困落後的弱小非洲國家來說，這一外部主導的進程，作為一種巨大的強制性政治經濟與文化力量，明顯地從外部消解非洲國家的主權，侵蝕非洲國家的政治權威與行動能力。總體上看，非洲國家是在國內一體化進程遠沒有完成，統一國家的主權建構與民族認同問題遠未解決的背景下，被動地卷進全球化洪流中來的。作為小國寡民的弱勢國家，非洲國家常常面臨著國家主權喪失與被肢解的壓力。第二個消解力量，是在國家一體化建構與民族融合遠未完成的情況下，一些非洲國家在內外壓力下被迫移植和照搬西方競爭性的多黨制與選舉政治，結果往往引發持續的群族衝突、宗教衝突、文化衝突，這又從內部侵蝕著非洲國家主權的統一性與政府執政能力。第三個消解力量，是近二十多年來急速湧現的大量非政府組織及這些組織間廣泛發生的對抗性政治訴求，這些非政府組織往往具有境外力量支持與操控的複雜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從內部消解了非洲國家的內在包容性、凝聚力、國家權威與行動能力。

事實上，在今日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無國家主權保護與缺失政府管理的情況下還能獲得發展所必需的社會穩定、國家安全與經濟增長。今天，在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政府能力嚴重缺失，基層政權形同虛設，看不到條塊分明、上下聯通的功能化的政權網路與管理系統，在政府機構和行政體制瓦解、「有社會而無政府」的狀態下，千千萬萬的百姓蒼生在廣闊無邊的大草原和大荒漠中陷入一種無助的、自生自滅般的艱難處境。國家統一體制的消解和政府管理能力的喪失導致了巨大的災難。雖然今日非洲國家擁有巨大的人力資本，有大量的年輕人口，卻缺乏組織者和動員機制將他們組織成國家的建設大軍，龐大的人口資源無法轉化為服務國家建設的人力資源與生產要素，人們只能無所事事 四處遊盪生存，巨大的人口紅利遠沒有利用起來。

(2)當代非洲國家成長進程中面臨的第二個大問題，是許多國家在過去數十年中始終不能從經濟的角度來理解政治的本質，始終沒能將國家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長期忽略經濟發展這一根本目標而深陷無謂的空頭政治紛爭之中。

貧困與落後是一切動蕩、衝突甚至恐怖主義的源頭。不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不努力改善民生，不保持一個穩定有效的國家體制，一切都無從談起。過去幾十年，無論是威權主義的強勢政府還是議會政體的民主政府許多非洲國家的執政者都沒有將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放置在工作的首要位置上，而是就政治談政治，缺乏推進經濟增長的意願與能力。多年來西方在非洲推進的政治變革往往過度迷信選舉政治和投票功能，以為只要有了選舉，有了多黨制，一切問題就會獲得解決。但劣質選舉政治與無序政黨競爭使國家的任何長期規劃與發展都無從落實，政治許諾盛行，短期行為泛濫。多年來，非洲大陸充斥空頭政治，政治挂帥盛行，選舉迷信左右一切，這是非洲國家面臨的一個根本性困境。對於今日的非洲國家來說，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才是最大的政治，非洲國家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屬點應該是如何促進非洲的經濟發展與民生改進，應該是圍繞著經濟建設能力的提升來進行政治變革，而不是如何將自己的政治變得與西方的政治一樣。同樣，今日的非洲國家需要保持穩定，但穩定不是為了穩定而穩定，穩定的目標是為了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民生改善。過去十多年，一些西方國家為了反恐而支持一些非洲國家的強勢政府，只求其保持政權穩定以配合西方的反恐戰略，但卻忽視了支持和敦促這些國家的強權人物或威權政府致力於本國的經濟發展與民生改進。事實上，如果反恐與穩定犧牲了經濟發展與民生，或無助於發展的推進，穩定最終難以維繫，反恐也最終難獲成效。

(3)當代非洲面臨的第三個大問題，是如何確立長期而穩定的發展戰略與目標，教育全體人民如何長期樹立自力更生與艱苦奮鬥的決心與意志，而不能指望通過外部援助迅速解決自己國家的所有問題。

目前，許多非洲國家還十分落後，與西方國家甚至新興國家的差距很大，不能指望在短期內解決所有的問題。為此，國際社會應該從積極的方面鼓勵非洲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樹立長期艱苦奮鬥的信念與決心，並對非洲國家的任何進步都要給予充分肯定。非洲國家則需要努力保持政局和政策的穩定與連續，只有政策的連續性與長期性才能使非洲面臨的一些根本性難題逐漸獲得解決。研究非洲發展障礙問題的美國學者約翰·伽思維尼恩也認為，中國發展的重要原因，是中國有採取長期策略的能力和埋頭苦幹、堅忍不拔的精神。因此，中國在援助非洲的過程中，往往更注重非洲基礎設施的配套建設，更重視維護非洲國家的政治穩定與國家主權。

(4)當代非洲面臨的第四個大問題，是如何更有效地培植國家認同感與歸屬感培養政黨領袖與普通民眾的愛國情感及為國家利益而奮鬥的精神。

國家觀念與國家認同是支撐一個國家生存、發展和穩定的基礎，也是一種持久發揮作用的國家文化體系。國家意味著在此版圖內生活的人們對於自己的國家有基本的歸屬感，對於本國的歷史、傳統、文化、國家利益有源自內心的體認、尊重和維護意識，對國家興亡有所擔當。但非洲長期的政治動蕩與族群分裂，往往造成非洲國家缺乏堅實有力的國家核心理念與核心價值體系，維繫和動員全體國人的國家整體利益觀念也往往難以建構起來。在國家認同感薄弱的情況下，國內各競爭性的政治團體與對抗性的族群政黨往往不能共同來制定和持續地追求國家的長期戰略與發展目標，這也是非洲國家必須努力克服的一個結構性與觀念性障礙。

2非洲國家主權建構為何如此困難卻又如此重要?

非洲國家當代政治發展進程的艱巨性，是由非洲國家建構的特殊歷史背景與基礎條件決定的。總體上說，現代國家的政治演進有其內在規定性與制約性，必須通過一個漫長的自然歷史進程才能逐漸解決其發展進程中的各項複雜命題，而這一進程之推進順利與否，還取決於政治進程與發展道路的選擇是否得當與適中。

20世紀60年代以後，在熱帶非洲大陸先後湧現出了數十個年輕的國家。這些國家總體上是由原來西方建立的殖民地演變而來的。這些在殖民地基礎上獲得獨立而建立起來的年輕國家，繼承了一份十分不合理的外部強加的歐洲殖民統治的政治遺產，在極不合理的殖民地政治基礎和邊界範圍上開始建設自己的現代國家，開始追求國家的統一與穩定，追求國家的一體化與民族融合，這其中所包含的艱難與複雜，遠遠超出建國時非洲民族主義者的想像。非洲國家獨立後首先必須在政治發展與國家政權建設領域做出巨大努力，形成國家統治能力與管理能力，而這種現代統治能力或管理能力的形成，卻必將有一個長期的成長與建設過程，必將經歷幾代人的艱苦努力，僅靠簡單地移植某種歐式的現代議會制度、競爭性選舉制度是解決不了這些複雜的發展問題的。這正是當代非洲數十個國家獨立後國家政治發展進程一波三折、歷經種種戰禍、內亂、衝突的深層原因。

如何由傳統的部族氏族社會轉變成長為現代國家，是獨立後非洲國家政治與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最大挑戰與核心問題，而這一進程一開始就因為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的介入與干預而走上了一條曲折的道路。20世紀60年代獨立後建立的大多數非洲年輕國家，最初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殖民者設計的模式建立的。許多國家都照搬或模仿了原殖民宗主國家的政治體制，包括形式上的議會政體、選舉制度、政黨制度。但是，這一套制度在非洲的移植與推廣往往不過是西方人的一廂情願，在當時並不符合非洲大陸的現實需要，也缺乏穩定存在的基礎和發揮功能的條件。因而許多非洲國家在獨立之後數年間，多因管理無能、權力紛爭與部族矛盾激化而陷入政治混亂，在西式議會政體無力維持統治的情況下，陷於混亂，唯有靠軍人集團來替代。於是在許多國家，軍人集團隨之衝到政治前台，通過各種形式的政變或戰爭，變成了國家的實際統治者。20世紀70年代後，非洲大陸普遍建立了軍人獨裁或威權主義的政治制度。

冷戰時期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東西方大國在非洲相互爭奪，西方國家考慮的主要是如何維護其全球冷戰優勢。對於西方世界來說，非洲只有放置在其全球戰略中才具有意義，西方雖然也期待非洲實行西式政體與制度，但實際的情況是，只要這些非洲國家奉行親西方的內政外交政策，西方就對非洲國家建立軍人政權或集權政治並不太在意。冷戰結束後，西方失去了戰略對手，開始在非洲大陸鼓吹西式議會體制和競爭性的政黨制度與選舉制度，在非洲強力推行仿行西方的政治變革。20世紀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在國外因素壓力下，絕大多數非洲國家發生普遍的政治變革，再度建立了類似西方現代政體的議會制度與多黨競爭體制。進入90年代後，很多國家的領導人不再是通過軍事政變或非憲法方式奪取政權，而是通過公開的選舉上台執政。那時，很多西方人相信西式政體及其觀念已經在非洲大陸獲得確定無疑的正當性身份，必將完全統治這片大陸。

然而，非洲的政治發展現實並沒有這麼簡單，20世紀90年代後的非洲大陸，政治發展依然面臨種種挑戰。事實上，在90年代的民主化變革進程中，非洲國家都經歷了一段長期的程度不同的動蕩與混亂，經濟衰退與社會衝突普遍發生，而且由於缺乏堅實的基礎，一些名義上建立了西式民主政體的非洲國家，依然還是保持著類似軍人政權的內核。為了進一步推進西式政體及其意識形態在非洲大陸進一步發展，西方國家在90年代後通過各種方式，包括提供帶有種種政治附加條款的援助，持續地向非洲國家施加各種壓力要求非洲國家繼續推進西式政治變革，並把非洲國家經濟落後、貧困嚴重的原因簡單化地歸結為沒有實現西式的民主、人權與自由，以為只要一實現自由選舉，一實行民主制度，非洲的問題就可以通通解決。於是，西方國家在冷戰後普遍地奉行對非洲政治進程的「干涉主義」政策，將援助與干預結合起來，並給非洲開出了許多政治變革的靈丹妙藥。

過去數十年，非洲國家也試圖探索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尋求建立適合國家發展需要的政治模式，但因國小民弱，這個過程往往受外部力量干預而一次次中斷。20世紀90年代以後，雖然多黨製成為非洲國家的主流政體，但這並不意味著非洲國家都踏上了民主的坦途。現實的情勢卻是，90年代後許多非洲國家雖然擁有了一個多黨制的民主國家外殼，但實際情況往往是一黨獨大或強人政治。在一些非洲國家，一些執政者還發現了只要舉起「民主」的旗幟就不但可以維護其權力基礎，還能獲得西方援助機構的大力支持。而西方國家及其主導的國際援助機構，則又認為這些國家人權記錄尚有污點、民主政治遠不到位，因而繼續以附有政治條件的援助手段向這些國家施壓，使這些非洲國家始終處於被動變革政治體制的狀態中。

非洲持續不斷的選舉與政治競爭不僅消耗著國家十分有限的人力物力而且在部族政治影響下畸形發展的競爭性政黨政治，使政治選舉往往都帶上了部族政治衝突的色彩。在國家建構遠未完成，只有部族意識而無國家觀念的狀態下，以部族政治為背景形成的對抗性政黨，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都往往只從本部族的角度考慮問題，部族標準就是政治標準。在此情形下，政黨利益與國家利益往往並無統一之交集。而在選舉過程中以部族為界的非此即彼式的零和博弈，使參與政治的各政治集團與政黨往往都既沒有長遠的國家發展目標與戰略謀劃，也缺乏承擔國家長遠發展責任的遠見卓識，只是一味地為了選舉而選舉。在這種情勢下，非洲國家成長的空間日益狹小，政治自主能力的建設更無從談起。一些在西方民主援助下維持著生存的「民主政府」，很難擺脫對西方的政治與經濟依附。對援助的依賴瓦解了非洲國家自力更生髮展的意願與可能，形成了援助與依賴兩者間的惡性循環的怪圈。最終，西方主導的國際援助也走進了絕路。

各種形式的外部干預嚴重影響了當代非洲弱小國家的發展進程。總體上看，過去數十年，內外因素作用下的非洲國家政治發展進程往往一波三折，經歷種種磨難。缺乏內在自主能力的非洲國家，往往難於保持國家的穩定局面，也難於去追求國家的長久發展戰略。迄今，非洲在政治上依然還是一塊有待探尋自己發展道路的大陸。

3非洲國家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國家體制與政治形態?

就政治與國家形態的發展來看，世界各國各地區在前現代社會所達到的發展水平與表現形式大不相同，因而進入當代社會後各國所首先要解決的政治發展問題與應該追求的政治發展目標也很不一樣，不可能將一種單一的政治發展模式與理念照搬到世界任何國家去，即便這種政治模式與理念在它的原生國或母國已經運行得很好很有效，它也未必就可以不作修正和變通地適用於另外一個不同的社會與環境。

當代非洲大陸各年輕新生國家創建、形成、產生的動因和模式，不同於近代西方那樣是經過近代早期兩三百年的早期王權發展、市場經濟成長與社會文化的一體化而導致現代民族與國家的產生，非洲的模式是先宣布組成國家、建立政府，然後依靠政府人為的力量，藉助於國家機構的有組織的政治權力來推進民族和國家的一體化，來為這個新國家的生存發展尋求必要的文化紐帶、國民意識和社會經濟基礎。同樣，它也不同於東方那些文明古國是經過非殖民地化的完成而重建自己往昔的古老國家。非洲非殖民地化之後建立的一系列國家，絕大多數並非是「重建」，而是「新建」，是「創建」，因為這些國家歷史上並不曾出現過。可以說，無論是與西方國家相比還是與東方國家相比當代非洲多數國家更多的是缺乏作為統一國家而存在的一種歷史經歷、國民意識、國家觀念，缺乏使國家持久團結穩固的國內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聯繫、精神紐帶和歷史遺產。脆弱的國家結構和鬆散的國民紐帶使這些國家也很易受外部因素影響而引發國內動蕩。因此，如何由傳統部族社會發展成現代民族國家，是非洲各國建立後面臨的一個嚴峻的歷史性挑戰。

在當代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群體中，非洲國家面臨的發展任務最為艱巨發展命題更加複雜。非洲國家不僅面臨艱巨的經濟發展任務，更面臨著複雜的政治發展、民族發展和文化發展的任務。許多東方國家在歷史上已經取得的發展成就，比如社會的整合與民族聚合一體化，國家政治體制的初步形成與統一而又集權的政府官僚機構的建立及其功能職能的分化與專門化，統一的國家文化共識體系與語言、宗教、價值觀方面的某種同質結構的出現，等等，這一切對於一個民族或國家能否進入現代經濟起飛階段，能否使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得到有效的實施，能否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並使廣大民眾普遍參與到國家發展事業中來而共同努力走向現代社會，都是不可或缺的歷史前提。獨立後的非洲大陸各國，部族衝突、部族矛盾、部族戰爭此起彼伏，軍事政變和內亂分離接連不斷，一個重要原因是各個年輕的國家還未形成一種強有力的統一國民意識，缺乏舉國一致全民共識的核心價值體系。

20世紀60年代獨立後的非洲各國，政治發展的主要目標在於如何加速新國家的統一建構進程。這一進程大體上包括三方面的核心內容，一是政治與主權上的統一國家構建;二是民族共同體與觀念文化上的統一國家建構;三是經濟生活領域的，國民經濟統一結構與國內統一市場及由此推進而成的國家共同經濟發展利益的形成。通過這三方面的互為因果互為前提的推進過程，逐漸使年輕的非洲新生國家形成內在的凝聚力和持續生存的能力，形成一個全民擁戴認可、有著合法性和治理國家能力的權威政府。為新生國家創建一種舉國一致、全民共識的國民文化體系 一種能為新興國家之團結、穩定和持續發展提供支持的統一國家觀念和國民意識，一種來自觀念上、文化上、心理上和情感上的國內各民族命運共擔前途共有的文化紐帶，使國內高度異質性和封閉性的部族文化得以整合，逐漸實現「建構一個統一的國家、塑造一個現代的國族、養成一種愛國的觀念」的發展目標。

對於這些非洲新生國家來說，政治發展如同一個複雜的國家建構系統工作，需要有很高的戰略智慧來精心把握，細心推進，並非一夜之間建立多黨制和通過一場大選、替換一個政府就能解決非洲國家複雜的發展與治理問題。

這些複雜的歷史任務包括:第一，非洲國家需要逐漸打破傳統部族社會間的分割與封閉狀態，推進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一體化進程;第二，需要建立現代統一的國民經濟體系，形成國內統一的市場體系與流通渠道，努力發展國內交通與運輸體系，建立統一的國家語言文化與教育制度;第三，需要培育國家全體民眾的國家觀念與國家意識，將各國國內分割破碎的傳統部族社會整合成具有內在凝聚力的現代社會。所有這些內容，都是獨立後非洲年輕國家首先要解決的緊迫而現實的發展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採用什麼樣的政治體制與制度安排，究竟是以一黨制的方式還是多黨制的方式來推進，是搞分權的三權分立制或議會制，還是搞集權的中央單一行政體制，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看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現實發展狀態如何，看什麼樣的制度安排更有助於這個國家解決這些緊迫的發展問題。

但是，直到今日，對於絕大多數非洲國家來說，如何進一步消除化解國內各地區、各部族間的相互隔膜、封閉，如何加快塑造出一種富於認同感與向心力且有助於國家穩定發展的新型國民文化體系，依然是非洲各國面臨的發展核心命題，一個尚待解決的發展前提問題，也是國際學術界在研究當代非洲國家成長問題時必須面對的理論與現實問題。

從世界近現代歷史進程上看，現代國家觀念的產生與國家歸屬認同的形成，是支撐一個國家生存、發展和穩定的內在精神基礎，也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持久發揮作用的國家文化支撐體系。從最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學角度來看，所謂「國家」或「國民」，並不只意味著國際法層面上的國家邊界或疆域。國家意味著在此版圖內生活的人們，對於自己的國家有基本的歸屬感，對於本國的歷史、傳統、文化、國家利益有源自內心的體認、尊重和維護意識。因為國之為國，不僅是地理概念上的，更是觀念上的，精神文化上的。從古今中外各國之興廢成敗經驗來看，一國之民生於斯長於斯，他們的內心世界裡是否意識到自己與這個國家、與這個國家中的其他人有一份共同的命運與前途，並在國家發生災難之時有一份「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情懷，對國家興亡有所牽念有所擔當，這一切觀念與文化上的傳統與精神，對一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始終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一國之民缺失了這樣一種「國民情懷」與「國家意識」人們各懷私利，各行其是，僅僅追求局部的、集團的、地方的利益，置國家民族之大義於不顧，這樣的國家與民族（非洲地區國家）一旦大難臨頭便會四分五裂 萬劫而不復。

但國家觀念與國家情感的成長必定是一個漫長之過程。中華文明已經有上下數千年之演進歷史 統一存在亦有兩千年之久，故而國之化險克堅的潛力，國之於逆境中堅持、逆境中重新崛起的民族力量，總體上是相當頑強而持久的。

而較之於中國這樣的古老的國家，非洲大陸當代50多個年輕國家確實面臨著複雜的挑戰與艱巨的發展任務。其中一個長期發生作用的因素，是當代非洲國家都十分年輕，立國不久，文化根基多有先天之不足與後天之缺失。克服這一困境，必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這是一個很大的歷史文化背景是我們理解當代非洲國家發展進程為何如此曲折艱難、其政治經濟為何長期處於世界體系相對落後狀態之問題時必須充分考慮到的。事實上，認清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承認現代性展開過程的複雜性與曲折性，是理解文明發展存在差異的根本。

從世界各國現代化的一般歷史來看，傳統社會在向現代社會過渡的早期階段，需要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同時具備兩個基本條件。

就政治方面來說，一是需要形成一個擁有足夠權威和政策創製能力、能有效克服國家混亂衝突和分裂傾向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即形成現代民族國家和統一的中央政府;二是這個形成中的體制必須具有某種現代意識並致力於運用這個體制力量去推進國家的現代化發展，也即國家領導集團現代精神與現代觀念的逐漸形成。如果只有後者而無前者，現代化只是奢望而無以為憑，因為沒有達致現代化的手段;如果有了前者而缺乏後者，現代化進程反而會障礙重重，因為這個集權體制和強有力的國家政權成了抑制變革發展的嚴重障礙。

從文化方面來講，一是需要形成一種全民共識、舉國一致的統一國民文化體系，也即國家文化的整合與一體化或同質化，它可以提供一種強有力的國家意識和國民情感，作為國家統一和團結的文化紐帶;二是需要在國家的政治體制、政策和思想中引入現代科學文化、理性精神，以及從事現代發展所必需的知識、技術、理論。

從歷史的經歷來看，在上述兩個方面的成長過程中，世界各國在其現代化之初，具備的條件、達到的水平，其實是很不一樣的。有的東方古老大國，總的來說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是前一個條件已有相當的基礎而後一個條件不足，而一旦這些國家通過某種適合於其自身歷史文化傳統與社會結構並與現代世界發展趨勢大體相吻合的變革，使得它們在兩方面都具備相應條件，那麼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就有可能獲得快速的推進。東方世界的土耳其、中國、日本、伊朗這些國家，它們作為有久遠歷史的文明古國，在歷史上就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完備的統一國家結構和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也較早形成了較有凝聚力的國家觀念，以及同質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文化體系。相對於熱帶非洲在20世紀60年代才獲得獨立的年輕國家來說，這些東方亞洲國家的統一行動能力、政府的權威和社會動員水平都是較強的。這無疑是這些東方亞洲國家追求現代化和現代經濟發展的有利的歷史條件或優勢。如果這些國家同時又形成了一個具有現代意識並致力於推進國家現代經濟發展的領導階層 如果這些國家形成了具有現代理性、科學觀念的現代化領導集團，並且在富於凝聚和動員能力的國民文化體系與傳統中又注入了現代思想，諸如科學精神、理性主義的觀念，從事現代化和現代經濟增長的知識、理論、技術，那麼這些國家的現代化將會有巨大的行動能力，將會進入一個很快的現代發展時期。當代一些亞洲國家發展較快，大體上與這些背景條件有關。反之，如果這些國家的領導集團還是受著傳統的非理性的觀念的支配，國民文化體系中還沒有注入現代科學觀念和意識的話，那麼這些有統一集權國家政體、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的國家，現代發展可能反而會受到嚴重抑制。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這種強有力的同質一體化程度很高的中央集權政府反而可能成了阻礙現代發展的巨大障礙 而這同質一體化程度很高的國民意識、國家意識和民族情感，也可能被引導成一種非理性的危險的力量。

對於在二十世紀中葉後湧現出來的非洲新興國家來說，在其現代化變革的最初年代，無論是在政治條件還是文化條件方面，普遍表現為第一個條件最為不足的特徵。它們最缺乏的是統一穩定的民族國家政治結構，缺乏有合法性並得到全體國內民眾認可的中央政府，缺乏富於凝聚力的一體化的國民文化體系和統一民族情感。這些新興非洲國家在獨立前大多缺乏統一的歷史文化傳統與政治發展經歷，內部的聯繫與融合程度很低，因而構建有內部凝聚力現代民族國家文化，培養有統一情感與共同觀念的國民意識，並創造年輕國家的政治觀念與意識形態，培養年輕一代對於國家的歸屬認同情感，自然應該成為當代非洲國家成長與文化發展所追求的核心目標。

4非洲國家如何克服發展障礙，提升治理能力?

從上述分析上看，我們認為，今日非洲國家要克服國家發展的障礙、提升治理能力並最終實現國富民強，需要在如下方面做出新的努力。

第一，今日的非洲國家，在某種意義上需要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結合非洲實際情況，認真思考屬於非洲自己的發展道路，探尋非洲問題的非洲化解決之道。非洲需要形成自主思想與獨立精神，獨立思考和觀察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尋求非洲問題的非洲化解決方案，提升本土知識分子獨立觀察與思考自己國家發展道路的意願與能力，振興本國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形成獨立自主的知識精英階層。

第二，國家能力建設是非洲發展的根本前提，非洲國家必須高度重視國家能力建設，提升政府的行動與管理能力。今天非洲國家還特別需要培養愛國的精神，及為國家與民族奮鬥的精神，大力弘揚將國家利益與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國家文化理念與精神，努力在全國範圍內形成齊心協力、命運共擔的民族團結精神，努力避免國家陷入分裂與破碎化的深淵。

第三，從根本上說，非洲的安全、和平建設只能通過經濟發展、社會團結才能最終實現。知識精英們應該更加懂得，對於今日的非洲國家來說，全國共同努力，通過科技進步、教育發展推進國家逐漸走向富強更具道德的合法性，創造財富比任何政治理想更富於現實的理性精神。

第四，非洲國家需要一個長期的國家發展策略，穩定而持續地追求國家發展目標，並且堅持獨立自主、艱苦奮鬥的精神。非洲的問題不可能一天解決，任何政治家和政治方案都需要通過實踐來推進，實實在在的奮鬥比任何華麗的口號與演講都更加重要。非洲國家需要走出政治迷信的誤區，不是就政治談政治，而是從經濟的角度來談政治，一心一意謀經濟發展，一心一意求國家穩定。

第五，非洲國家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屬點應該是如何促進非洲的經濟發展與民生改進，應該是圍繞著經濟建設能力的提升來進行政治變革，而不是如何將自己的政治變得與西方的政治一樣。今日的非洲國家，無論何種政治信仰，無論什麼政治派別，執政黨還是反對黨，都應該將國家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為中心來建設國家的能力，來判斷政治理念與政策主張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正義性。

5提升非洲國家治理能力，中國的角色與作用如何?

非洲大陸的發展與治理問題是今日世界發展與治理領域的難點，其中包含著複雜而重大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討的空間。在此領域，中國的機遇、作用與使命都可能十分特殊，可供中國拓展的理論實踐空間也可能很廣闊。

總體上看，自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成立後逐漸建立起來的中國與非洲國家間的新型戰略合作關係，是一種以追求各自經濟與社會發展為核心內容的新型南南合作關係。這一新型南南合作關係在實踐過程中所遵循的國家民族間平等交往、互利合作與共同發展的基本原則，以及其中逐漸呈現出的以實現發展為最高目標來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建設，通過經濟合作而不是軍事征服來解決人類面臨的矛盾衝突，以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為首要目標來推進國家政治改革和治理能力建設等新的理念與精神，正日益在當今國際關係及全球治理領域彰顯出特殊的功能有效性和道德建構性意義。

今天，這一以共同發展、互利互惠、實用有效為基本理念和核心內容的中非新型合作關係的快速拓展與提升，不僅深刻地改變著中非雙方在國際體系中的身份與地位，也對西方國家主導下的傳統世界體系中西方國家、發達國家「治人」而南方國家、發展中國家「治於人」的舊式「干涉性北南治理關係」造成種種挑戰與衝擊，並因此而形塑一種新的趨向平等、合作、共贏的國際關係與全球治理新理念、新模式。

就此而言，中國的對非政策必須長期堅持共同發展、互利互惠、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本原則，無論這些原則的推進在現實進程中面臨怎樣的困難、挑戰與懷疑，但「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中國必須堅守自己國家民族千百年來的一些基本信念與原則。事實上，今日中國的對非戰略與全球戰略，在某種意義上應該比美國和西方國家站得更高一些，更遠一些，更有胸襟氣度一些。而從具體的政策層面上看，在解決非洲地區衝突和提升非洲國家治理能力建設方面，中國堅持奉行靈活而有創意的不干涉原則並尋求更有效的國際發展合作新模式，更積極地去推進非洲經濟發展事務、更積極地參與幫助非洲國家的主權安全與政治建設，幫助非洲國家提升政府與社會的管理與治理能力。中非雙方在此方面的積極合作，對於中非共同探尋更具建設性的國際治理、國際合作、國際交往模式，都有著特殊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多年來，中國一直恪守「不干涉原則」及不主動輸出中國政治思想的原則，這一原則今後仍要堅持，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是西方指責的那樣對非洲事務漠不關心。長期以來，中國並沒有完全置身於非洲的政治競爭領域之外，中國也需要在適當的層面上參與在非洲發展下政治進程方面的國際思想競爭與合作。冷戰以來的世界局勢表明，國際思想與意識形態高地始終是一個不同思想觀念激烈競爭的領域。近一二十年來 隨著中非合作的快速發展與中國在非洲影響力的提升，來自中國的發展經驗和理念促進了非洲社會發展思想和政治發展理念的積極變化，而非洲的穩定發展與中國國家利益之間的聯繫也日益緊密。在此背景下，如何以更積極主動的合作姿態和創新政策幫助非洲國家實現政治穩定，推動改革，促進開放，加快發展，提升能力，越來越成為中國對非戰略中應予以關注的基本命題。

隨著中非合作的快速發展，非洲國家的主權安全、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與中國國家利益之間的關聯日益緊密。從今後之發展趨勢上看 中國應該以積極而穩妥的方式，在相互尊重、平等對話的前提下，更多地關注和參與非洲內部事務的發展，在把握雙方共同的利益與合作空間的基礎上，通過思想對話與經驗交流，幫助非洲儘力消除那些出於各種原因，至今仍明顯妨礙其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深層障礙，支持非洲國家的改革進程。

在這方面，中國學術界需要更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思想理念與知識立場，以自己的方式與非洲國家開展交流，以實質性的舉措來支持和幫助非洲思想智庫的自主發展與能力建設。中國不需要跟隨西方搞意識形態對抗，也不需要對外輸出意識形態，但中國可以用自己的經歷及所累積的經驗和教訓，來關照對比非洲的發展困境與發展難題，與非洲國家開展更廣泛的治國理政經驗的交流，探究非洲國家解決其發展難題所需要的思想智慧與政策方案，與非洲思想界學術界共同來探討非洲如何獲得經濟發展、推進改革開放、保持國家穩定、增強能力建設。在南南合作與南北對話領域，中國不僅需要重視和維護髮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權」，也需要重視和維護髮展中國家的「思想發展權」與「話語發展權」，需要加強與非洲國家的思想智庫的合作，提供推進和維護髮展中國家權益的思想智慧與知識產品。

自2000年以來開啟的全方位的新型中非發展合作關係，給中國與非洲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與身份的變革，都帶來某種戰略性的變化。這種變化，可以歸納到如下五個突出的方面。

第一，中非務實合作關係的深入發展，正在推進非洲大陸由「全球發展的負擔」轉變為「全球發展的機遇」。十分明顯，21世紀，非洲大陸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大陸，全球人口紅利、新興市場、城市化動力，都日益來自非洲，唯其如此，非洲應該成為21世紀中國經濟得以持續發展的新的戰略性夥伴。

第二，中非務實合作關係的深入發展，正在推進中國的國家身份由「追求自身發展」轉變為「引領亞非發展」的變化。毫無疑問，這一變化的彰顯與推進，對於提升和改進中國的全球形象與國家軟實力，為中國的長遠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國際環境，具有重大的意義。中國必須作好與非洲戰略互惠合作這篇大文章。

第三，以實現發展為最高目標來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建設，通過經濟合作而不是軍事征服來治理人類面臨的矛盾衝突，以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為首要目標來推進國家政治改革和治理能力建設，以期在當今國際交往領域日益彰顯出特殊的道德建構意義。在解決非洲地區衝突方面，中國堅持靈活而有創意的不干涉原則並尋求更有效的國際合作新模式，具有長遠的國際治理模式建構意義。

第四，只有和平建設而不是戰爭征服，只有發展合作而不武力衝突，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今日非洲國家面臨的複雜問題。中國的對非政策必須堅持發展合作、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本原則，無論這些原則的推進在現實進程中面臨怎樣的挑戰，但「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中國的對非戰略與全球戰略，在某種意義上講，應該比美國和西方國家站得更高一些，更遠一些，更有胸襟氣度一些。畢竟，美國和西方可能是舊秩序的維護者，而中國則應該是新世界的追求者。

第五，進而言之，中非發展合作實踐正在賦予國際交往關係以新的內容與形態，並給人類現代性品質帶來新的時代內容。國家和民族間通過平等相待的發展合作關係來建構和諧世界的新理念，將日益成為具有全球意義的人類新的「普世價值」。而中非務實合作關係的深入發展，也開始推進人類現代性「普世價值」的核心內涵，由傳統的「西方語境」轉變為「全球語境」，在這些全球語境中，來自亞非的智慧、亞非的知識、亞非的話語，將逐漸得到尊重與重視。

總之，人類現代文明的演進歷史並沒有終結，它正在開闢新的道路，拓展新的現代性品質，面對變革著的新的世界歷史進程，理解和解釋歷史的現代性理論與知識工具也必須跟上時代步伐而圖謀創新。中非發展合作的豐富實踐正成為一個特殊的理論創新溫床，一個建構中國現代性話語體系的理論活水源頭。站在正在展開的21世紀更為長遠的全球發展進程上來看對中非合作關係和中國對非政策進行一種戰略性的、前瞻性的把握與論述從中提煉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合作與國際交往理論，已顯得十分有意義和必要。（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