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我為你哭泣！

(2012-10-07 )

重建的永定門

作為上個世紀30年代出生在北京的我，要哭泣的是上個世紀50年代初的北京城，而不是現在的北京市。

北京：據歷史記載已有3040年的歷史了，距先秦的燕國也有2400年了。元世祖忽必烈在公元1264年建元大都，明成祖朱棣在公元1402年將國都從南京搬遷到了北京，至今已有600多年的歷史了。

經過近八百年的建設，儘管經過歷年的戰火和天災，祖先還是將一個比較完整的北京城留給了我們包括紫禁城，城牆和城門樓。

北京在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那時北京的古建築保存的基本完整，就是「內九外七四皇城」，還有龍脈口四門，宮門四門和近代四門。

內九是：東直門（崇義門），西直門（和義門），朝陽門（齊化門），

阜成門（平則門），崇文門（哈德門），宣武門（順治門），

前 門（正陽門），德勝門，安定門。

外七是：廣渠門（沙窩門），廣安門（彰義門），左安門（江擦門），右安門（南西門），

東便門，西便門，永定門。

皇城四是：大明門，地安門，東安門，西安門。

龍脈口四門：中華門，端門，長安左門（東三座門），長安右門（西三座門）。

近代四門：和平門，復興門，建國門，水關門。

註：（1）1926年為了溝通內外城的北新華街和南新華街，在前門和宣武門之間開了個城門。

（2）1939年日本佔領北平，在內城東西城牆扒了兩個缺口，建造了長安門門和啟明門，1945年日本投降後分別改為復興門和建國門。

（3）1905年，為了東交民巷使館區的人員的出入方便，將正陽門東水關蓋板後建成門，該門是券頂式，沒有城台城樓和箭樓。

清朝的九門提督就是內九門的守軍司令，九門分別屬於：

德勝門：正黃旗；安定門：鑲黃旗；東直門：正白旗；

朝陽門：鑲白旗；崇文門：正藍旗；宣武門：鑲藍旗；

西直門：正紅旗；阜成門：鑲紅旗；前 門：御林軍。

內九門各司其職：

德勝門：出兵走軍車，又稱修門；

安定門：走糞車，又稱生門；

東直門：走木材車，又稱商門；

朝陽門：走糧車，又稱糧門；

崇文門：走酒車，又稱稅門；

前 門：走皇家車；

宣武門：走囚車；

阜成門：走煤車；

西直門：走水車。

再說說北京城的城牆。

北京古城牆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始創於元代，建成於明代，沿用於清代至民國，經歷了七個世紀之久，古城牆呈「凸」字形。

北京內城牆東西長6650米，南北長5350米，全長24公里。

東面城牆頂厚11.8米，基厚17.5米，通高11.3米。

南面城牆頂厚15.5米，基厚19.5米，通高11.6米。

西面城牆頂厚15.5米，基厚16.6米，通高10.7米。

北面城牆頂厚18.5米，基厚24.5米，通高12米。

北京外城牆東西長7950米，南北長2310米，全長39.75公里。

外城牆頂厚9米，基厚12米，通高8米。

北京城牆的城垛口有207725個，垛下炮眼12602個。

但現在北京城還有什麼了？

47座城門城樓，箭樓，角樓現在只剩下一對半：「一對」是正陽門和箭樓，「半」是德勝門箭樓，只有內城東南角還有一個角樓。

古城牆也灰飛煙滅，蕩然無存。直到1979年，中央下令停止城牆的拆毀，才保留了北京南站，東南角樓以北和西便門附近的幾段殘垣斷壁。

1951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彭真說「從這裡看過去，全是煙囪才好。」於是北京的古建築遭到了毀滅的破壞。

1952年拆了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東，西三座門），以後的幾年裡，西直門，東直門，宣武門，，安定門，永定門一路拆下去。

現在看看城門拆毀的時間表：

內城：

崇文門：50年拆毀瓮城，66年拆毀城門樓；

宣武門：30年拆毀瓮城，65年拆毀城門樓；

東直門：15年拆毀瓮城，58年拆毀箭樓和城台，65年拆毀門樓；

朝陽門：15年拆毀瓮城，53年拆毀箭樓和城台，58年拆毀門樓；

西直門：69年拆毀瓮城，箭樓，城台和城門樓；

阜成門：53年拆毀箭樓和城台，65年拆毀城門樓；

德勝門：15年拆毀瓮城，21年拆毀城門樓，55年拆毀城台；

安定門：15年拆毀瓮城，65年拆毀城門樓和城台；

建國門：57年拆毀；

復興門：55年拆毀；

大明門：1912年改名為中華門，54年拆毀，建天安門廣場，而在1976年在中華門遺址上建築了毛澤東紀念堂。

內城角樓：69年全部拆毀。

外城：

永定門：50年拆毀外城，57年拆毀城門樓和城台；

左安門：30年拆毀城門樓和箭樓，53年拆毀瓮城和城台；

右安門：56年拆毀城門樓和箭樓，58年拆毀瓮城和城台；

廣渠門：30年拆毀箭樓，53年拆毀瓮城和城門樓；

廣安門：40年拆毀瓮城和箭樓，57年拆毀城門樓；

東便門：30年拆毀瓮城和箭樓，58年拆毀城門樓；

西便門：52年拆毀瓮城和箭樓和城門樓；

北京的城牆在49年後開了六個豁口，分別是：

大雅寶衚衕豁口，東四十條豁口，鼓樓大街北豁口，

新街口豁口，官園西豁口和松樹庵豁口。

北京的外城牆在大躍進結束後全部拆除。內城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全部拆除。

北京的古城牆和城門樓從51年開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幾乎全部破壞殆盡，經過數百年營造和建設的古文物毀於一旦。

50年政府要進行舊城改造時，國共內戰中為保護北平古建築做出傑出貢獻的，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梁思成千方百計要保護古城。他心目中的北京是中國乃至世界建築和歷史文化遺產的瑰寶，是集中體現了幾千年來中國傳統建築和文化藝術的精華，不論是北京城平面布局和空間尺度，還是皇城與衚衕井然有序的安排，以及拱衛內外城的城牆與城樓，甚至小到一座牌樓，無不凝集了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因而在他看來，後人的首要任務是千方百計地保護它，繼承這份寶貴的遺產，而不能輕率地改變、破壞甚至由於無知而導致毀壞。不曾料到悲劇也由此而生。

北京解放之始，政府就決定要拆除北京古城牆。這是梁思成始料未及的。

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思成後來這樣回憶說：「建國之初，北京市市長彭真曾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我說：『毛主席說，將來從這裡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這使我大吃一驚。這難道不正是我們所要避免的嗎?『處處都是煙囪』的城市將是什麼樣子?那情景實在太可怕了......」

梁思成認為，「北京是五代之都，是個古代文化建築集中的城市，不宜發展工業，最好像美國首府華盛頓那樣，是個政治文化中心，風景幽美，高度綠化，而北京的大批名勝古迹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旅遊城市。」他提出要把北京城整個當作一個大博物院來加以保存。

現代都市建設與古城保護之間的矛盾，可以說梁思成一開始就預見到了，發展不當必然會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壞。為了從根本上保護北京古城，梁思成和陳占祥（留學英國的著名城市規劃專家、時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企劃處處長）提出在城外另建行政中心的方案（即梁陳方案），結果自然遭到了否定。退而求其次，為最大限度地保護北京古城牆和城樓，他奔走呼籲。

在北京《新建設》中，梁思成為北京城牆做了他最後的徒勞辯護，下面幾段可以使我們後人窺見當年辯論的一斑。

作為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成了改造北京建築的積極支持者和鼓吹者。他一生犯下了三大錯誤，所以死於文革也不值得同情，甚至於死得其所。

其一就是和毛澤東，彭真沆瀣一氣積極鼓吹改造「舊北京」，聽聽他和梁思成的辯論吧！

吳晗：城牆是古代防禦工事，是封建帝王統治的遺迹，其歷史任務已經完成，理應拆除。

梁思成：那麼，故宮不是帝王的宮殿嗎?天安門不是皇宮的大門嗎?這一切建築遺物雖然曾為帝王服務，被統治者專用，但都是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傑作，今天已屬於人民大眾，成為民族的紀念文物了。

吳晗：但是，城牆限制和妨礙城市發展。

梁思成：現代城市為防止過度密集和擁擠，採取大城市用園林地帶分隔為小區域的辦法。城牆正可負起新的任務，承當現代大都市的區間隔離物。而當國防上需要時，城牆上還可利用為良好的高射炮陣地，古代的防禦工事在現代還能再盡歷史任務。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牆。人民政府所規劃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於舊城區，政策方向早已確定，舊時代政治、經濟上的阻礙早已消除，我們不應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牆所限制、所迷惑。

吳晗：城牆阻礙交通。

梁思成：只要選擇適當地點，多開城門即可解決。同時在城市道路系統設計上，控制車流，引導其彙集在幾條主幹道上，正可利用適當的城門位置導向。

吳晗：拆除城牆，可取得許多磚，可取得地皮，利用為公路。拆之無害，且有薄利可圖。

梁思成：城牆除1米厚的磚皮外，內皆灰土，總數約1100萬方，以20節18方車皮組成的列車日運一次，需83年才能運完。這一列車，83年之中可運多少有用之物?廢物體積如十一二個景山，安放何處?北京城外並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廣闊的平原，何苦要費巨大的人力取得這一帶之地?拆除城牆的龐大勞動力又可積極生產許多有利於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費人力，同時毀掉一件國寶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擾，簡直是罪過的行動。……

但這樣的爭辯很快就結束了。起初還屬於正常的學術觀點的分歧，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升溫，不可更改的決策，徹底淹沒了他的建議和憧憬，回報他的是一場批判運動。

吳晗的失誤之二就是以他為首寫了挖掘定陵的報告，儘管得到以考古專家姚鼐等人的反對，但還是得以實施。文革中一個當地的女紅衛兵帶領一幫暴徒，把地下宮殿里展覽的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和他的兩個皇后的楠木棺材扔到了深山裡，並將他們的屍體燒毀。

惡有惡報，那個女紅衛兵最後得了神經病，撿了棺材板做成大櫃的人家全部死光。

吳晗的失誤之三就是應毛澤東之命寫了「海瑞罷官」劇本，後毛澤東又出爾反爾的組織姚文元寫了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使得吳晗和主演馬連良自殺身亡。

有一天，梁思成從城內開完會回到清華園，校黨委傳達了北京市負責人彭真的話：「誰要是再反對拆城□，是黨員就開除他的黨籍!」從此，反對的意見，美好的建議，都沉默了。黨性戰勝了科學理性和人性，於是，對梁思成的批判開始了。

50年代曾任中宣部理論教育處副處長的于光遠回憶說：「對梁思成的批判，上面是彭真負責管，我做具體事……我按彭真的意見，在頤和園的暢觀堂組織人寫批判文章，不久30多篇批判文章就寫出來了，彭真拿到這批文章後，並沒有讓發表，而是交給梁思成看。彭真對他說：如果你不放棄你的意見，我們就一篇一篇地發表這些批判文章。」梁思成原來認為自己是這方面的權威，不管怎樣還是會受些尊重，結果一下看到這麼多篇上升到政治鬥爭高度的批評文章，非常受不了。他是見識過大批判的威力的，梁思成這時就承認自己有不對的地方。

彭真見精神威懾已經湊效，梁思成不想再阻擋天安門的改建，他就沒把大批判的文章送去發表。但那時還是有一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沒經過彭真的手就出來了，並起到了批判的先鋒領軍的作用，就是時任中宣部衛生處幹事的何祚庥。

何祚庥何許人也？48年在清華大學入黨，也算是地下黨員吧！51年於清華大學畢業（梁思成於1923年畢業於清華），他是一個戚本禹，姚文元式的人物。成名之後一直鼓吹中醫無用，應該取締。不知他有什麼成就，後來成了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好像是在一篇文章里他曾經說「通過量子力學的建立與發展、奠定了原子能、計算機、光纖通訊、激光技術的理論基礎,證明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述的科學性.通過量子力學的發展,論證了江澤民同志關於"三個代表" 的理論是科技創新評價體系的根本性標準.。「

何祚庥寫了一篇文章《論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自己送到《學習》雜誌。(1955年10月2日《學習》雜誌)他在這篇文章里共寫了5個部份，標題分別為：

1．「梁思成顛倒了建築學中『適用、經濟和在可能條件下講求美觀』的原則」；2。「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實際上就是復古主義的主張」；3。「所謂建築上的『文法』、『辭彙』論乃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4。「梁思成的建築理論是直接違反總路線的錯誤理論」；5。「梁思成的錯誤思想根源--資產階級唯心主義」。

何祚麻在文章中說，「梁思成他曾一再頑固地反對拆除天安門前三座門、反對拆除西四、東四的牌樓。可是，梁思成的這些錯誤主張，卻一再在實踐中破產，遭到廣大人民的反對。」

何祚麻說，「北京市的城牆就相當地阻礙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牆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多麼危險啊！要是真按何院士的意思，今天哪裡還有「故宮」啊？！北京城簡直就是一個到處都是煙囪的破鐵廠了。

何祚庥這篇文章通篇充斥著邪說的鬥爭及批判，揭開了北京建築界階級鬥爭的蓋子，於是對北京古文物的破壞就如火如荼地展開了。

梁思成一看何祚庥開炮，趕緊寫了一個自我批評。自我批評見報後，彭真下令把所有已寫了的文章都送梁思成參閱，但一切報刊不得再刊登有關批梁的文章！於是一場批梁的運動就此中斷。「批梁」幸運地中斷了。梁思成總算沒有被「批臭」，但是，北京古城不幸地被拆毀了。拆除從古城牆就開始了，始於1951年，到文革初期，古城牆和幾乎所有的城門被破壞殆盡。

歷史雖然已經證明了所謂英明的狂妄無知和愚蠢，但是該做的反省和悔過卻很難企及。1994年6月8日，一向勇為政治急先鋒而已經成為社科院院士的何祚麻對於光遠的有關梁思成被批的回憶文章補充說：「梁思成教授見了刊登在《學習》雜誌上這一文章後，立即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做了比較認真的自我批評，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報》上。」

50年代是梁思成大聲疾呼和經常痛哭的年代。為了避免北京城古建築被拆的命運，梁思成多方奔走，費盡心思地想替代方案。在他的努力下，我們今天還能看見的北京古城最為重要，最為精華的位置——北海團城終於倖免被毀。但是大多數時候無可挽回，他只能痛哭。他說：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

當梁思成的「左膀右臂」——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被拆，古建築的拆除勢不可擋時，梁思成當著吳晗與北京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的面，對周恩來作著最後的希翼：「我對這兩位領導有意見，他們不重視城樓的保護。」

1953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的請示：擬拆掉朝陽門、阜成門城樓和瓮城，交通取直線通過；東四、西四、帝王廟牌樓一併拆除。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獨特景觀，城門是主要街道的對景，重重牌坊、牌樓把單調筆直的街道變成了有序的、豐富的空間，這與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有著同樣的效果，是街市中美麗的點綴與標誌物，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他與擔起解釋拆除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他與自稱「改革派」的吳晗爭得面紅耳赤，有一次，吳晗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梁思成氣得當場痛哭失聲。

梁思成的學生，當代古建築保護專家羅哲文先生回憶說：拆歷代帝王廟的牌樓時，拆下的木料開始擺在後院東房裡，但因為遷建地點未定，後來也不知去向了。梁先生原為保全牌樓幾經爭取而無果，痛哭了好幾天。

54年，拆了地安門之後，在拆永定門之前，梁思成對著北京市長彭真撂下一句話：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的，我是對的。

56年整風反右，幾乎定梁思成為右派，儘管他被保了下來，但陳占祥卻被打成了右派。

毛澤東在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說「北京拆牌樓，城牆打洞，也有人（指梁思成）哭鼻子。」同年他又說「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著就不舒服。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就很好。」「北京要向天津，上海看齊。」他的話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俞平伯，鄭振鐸和蘇聯專家代表團都贊成和支持梁思成的意見，但由於毛澤東的一席話，他們的話根本起不了作用。

這一時期，對梁思成的另一個重大打擊是林徽因之死。

梁思成與林徽因可謂世間少有的金玉良緣。父輩梁啟超和林長民兩家是世交，二人兩小無猜。長大後，梁思成深愛著林徽因，於是兩家約定婚事。在林徽因的建議下，梁思成開始確立學習建築學。此後二人一起留學海外，歸國後一起教書，一起考察中國古建築，共同研究古建築藝術。他們的思想和見地相得益彰，是其他人難以企及的。失去了林徽因，失去了臂膀，失去了千古知音，梁思成的痛苦可想而知。林徽因最初是在東北時得了肺病，後來時好時壞，良好的環境和氛圍對她的身體尤為重要。在50年代，她抱著病軀為保護北京古城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在1951年北京開始要拆古城牆時，身為清華建築系教授的林徽因，曾經代表梁思成發言，提出不拆除古城牆，為了交通方便，可以在城牆上多開幾個口等等。 1953年，林徽因肺病已經幾乎說不出話，但是為了保住永定門城樓不被拆，她也是據理力爭。她曾經直斥主張拆遷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你們拆去的是有著八百年歷史的真古董……將來，你們遲早會後悔，那個時候你們要蓋的就是假古董！」林徽因說中了，2004年8月18日, 「假古董」重建的永定門城樓竣工。

1955年，建築界批判「以梁思成為代表的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築思想」，林徽因自然脫不了干係。她在憂憤中病情加劇，不肯吃藥醫治，去世時年五十一歲。

保護北京古城的呼籲已經上升到阻礙首都建設、維護封建老古董的高度，因此梁思成在後來不再發聲阻止北京城的建設，歷史的車輪是他阻擋不了的。雖然，他仍然被掛著中央級別的頭銜，卻絲毫改變不了被批判侮辱的命運。

現在的國防部、友誼賓館等建築均是按照梁思成的營造法式建成的，融會貫通了中西建築風格。但當時這也是受到批判的。何祚庥就曾經批判梁思成的建築風格是「中國人的腦袋，外國人的身子」，是「階級調和的變種」。

在他不懂的政治環境中，他越來越沉默，性格由開朗幽默變得憂鬱膽怯。後來「腦子不聽使喚」，去世以前，他到了連一篇完整像樣的檢查也寫不出來的地步。

悲劇何止於梁思成這個古建築保護神的死？梁思成的學生、兩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不久前所言：「為了儘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舊城開發項目幾乎破壞了地面以上絕大部份的文物建築、古樹名木，抹去了無數的文化史跡。如此無視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價值，僅僅將其當做『地皮』來處理，已無異於將傳世字畫當做『紙漿』，將商周銅器當做『廢銅』來使用。目前，北京城似乎還保存有一些『古都風貌』，因為目前尚有什剎海、鼓樓、南鑼鼓巷和國子監等支撐著舊城的基本格局；事實上，現在所看到的一些『風貌』已然僅僅是暫時的存在，因為一些取而代之的方案正在陸續得到批准，並非『危房』的『危房改造』在繼續進行之中，如不採取斷然措施，舊城保護工作將愈發不可收拾，今後就再難有回天之術了。」近一兩年隨著北京舊城區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衚衕也正在以每年600條的速度消失。如今，衚衕仍在加速消失，白灰粉刷的「拆」字時時撲入眼帘……

正如50年代破舊立新派所說的，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牌坊、宮門都成了雞籠、鳥舍，沒什麼文物鑒賞價值，那這些衚衕更算不了什麼了。以梁思成的遠見卓識，恐怕早就預料到古城被拆之後的可怕後果了。即使他現在地下有知，也只能是欲哭無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