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伊斯蘭國」時代的伊拉克政治前景

文/魏亮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3.016

原文刊載於《當代世界》2018年第3期，注釋略

內容提要 2017年末，以領土形式和治理模式存在的「伊斯蘭國」宣告消亡，伊拉克由此進入後「伊斯蘭國」時代。當反恐戰爭退居次位時，伊國內政治鬥爭和外部勢力的角逐日益凸顯，伊拉克未來前景並不樂觀。

關鍵詞 伊拉克政治；「伊斯蘭國」；戰後重建

經歷三年多的戰事，伊拉克的反恐軍事行動取得決定性勝利，國內領土相繼收復。但伊拉克三大派系和其內部的鬥爭與失衡仍在加劇，外部勢力介入的意願和能力也並未因反恐戰事的結束而中止。與議會大選相伴，伊拉克政治權力結構重組和洗牌會是2018年的主要內容，而伊重建和改革的前景依然堪憂。

2017年12月10日，伊拉克政府在巴格達舉行閱兵，慶祝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戰爭取得勝利。圖為當日，在伊拉克巴格達「綠區」，伊拉克總理阿巴迪向閱兵隊伍揮手致意。

伊拉克反恐戰事進展

2014年，「伊斯蘭國」在伊拉克摩蘇爾地區產生並迅速佔領伊大片領土，一躍成為全球最富有、最強大和最具影響力的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組織。因此，伊拉克成為全球反恐戰事的主戰場，摩蘇爾則成為檢驗戰事成果的標杆。

一年多的反恐形勢，以費盧傑、摩蘇爾、泰勒阿費爾和哈維傑四座城鎮的戰事最具標誌性。它們在「伊斯蘭國」屯兵、作戰訓練、實施治理和組織運作發揮重要甚至核心作用，是其以國家形態存在的標識，加之在地理區位、戰略價值和自身屬性上各具特色，收復它們對反恐戰事而言意義重大。

從地理上看，費盧傑地處伊拉克面積最大的安巴爾省東部，是首都巴格達的西部門戶，也是「伊斯蘭國」控制範圍內距離伊首都最近的大城市。摩蘇爾位於伊拉克西北的尼尼微省，「伊斯蘭國」曾在與之接壤的敘利亞哈塞克省和代爾祖爾省擁有實際控制權或強大影響力。泰勒阿費爾居於摩蘇爾以西63公里，該鎮面積15平方公里，但實為交通樞紐，伊北部通往敘、土兩國的高速公路在此分叉。哈維傑位於基爾庫克省西部，距首府基爾庫克市45公里，通往伊國內最大煉油基地拜伊吉的鐵路和公路都經過該鎮。

費盧傑是主要的遜尼派大城，2003年後成為反美抵抗運動和「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的主要據點，因而擁有「抵抗之城」的稱號。解放費盧傑不僅關係到巴格達的安全，也直接關乎摩蘇爾戰事的順利展開。2014年6月，巴格達迪在摩蘇爾宣布「建國」，此後該城成為「伊斯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中心，組織骨幹多駐留該城，發布命令指導和協調其在地區和全球的行動。它的實際作用和象徵意義絲毫不弱於「首都」拉卡。「泰勒阿費爾與『伊斯蘭國』的崛起和它的前身『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有著密切關係，並變成臭名昭著的遜尼派恐怖主義基地」。它雖是西北部小鎮，但原住民中75%是遜尼派土庫曼人，因此兼具民族矛盾、教派衝突和反恐三重特徵。自2016年7月圍困摩蘇爾的行動開始以來，哈維傑與其周邊地區成為伊拉克中部最後一塊政府未控制的飛地。由於當時庫區和中央政府在基爾庫克省控制權問題上仍有爭議，因此，收復哈維傑同樣預示著該省的未來走勢。

城鎮收復戰基本採取「圍殲」戰術，即在聯軍空中力量的打擊和配合下，先實施包圍，再發起攻城戰。但由於參戰武裝雜多，合圍耗時長，軍事部署和作戰協調不足等諸多原因，反恐戰事進展緩慢。首先，參戰力量變化大。費盧傑之戰的主要力量是伊拉克軍方和以反恐局為代表的安全力量、以什葉派為主的准軍事力量「大眾動員力量」和本地遜尼派部落。而摩蘇爾攻城戰中，庫爾德「自由鬥士」武裝替代遜尼派部落成為主要參戰力量之一。泰勒阿費爾和哈維傑之戰的主要部隊為軍方、以反恐局為代表的安全力量和「大眾動員力量」。其次，指揮和作戰協調不足。由於參戰力量分屬不同派系或部門，政府專門成立聯合指揮司令部負責指揮、協調和監督戰事。儘管如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仍較為普遍。例如，「大眾動員力量」違背戰前各方協議攻入費盧傑市區，隨後出現700多平民被擊斃的慘劇，引起伊國內外各方強烈不滿。再次，數周或數月的合圍過程便於「伊斯蘭國」組織抵抗和妥善安排撤離。在這較長過程中，它不僅設置路障、安裝簡易爆炸裝置和開挖地道，還對骨幹成員及其家屬、資金和武器裝備、重要資料等進行有計劃的疏解和銷毀。

2017年12月9日，伊拉克總理阿巴迪正式宣布，打擊極端組織的戰鬥已結束，政府軍解放所有其佔領的領土並完全控制伊拉克和敘利亞邊境。時至今日，伊拉克境內以領土形式和准國家形式存在的「伊斯蘭國」基本消亡，殘餘成員或者疏散或者潛伏，目前來看，它很難重現2014年的景象。

伊拉克政局的新變化

歷經三年半的反恐戰爭和各派力量消長，伊拉克國內政治也呈現出新的特點：中央政府勢弱和改革內壓日增；「大眾動員力量」崛起和什葉派力量北進進一步破壞了三大力量的脆弱平衡；什葉派內部鬥爭公開化。

經歷二十多年制裁、戰亂和動亂後，改善生活成為伊拉克人民最迫切的訴求。2015年夏季，電力和供水不足引發伊國內大規模示威抗議。在遊行示威和伊拉克什葉派最高宗教領袖大阿亞圖拉西斯塔尼的改革呼籲下，阿巴迪總理於2015年和2016年兩次啟動改革，內容涉及稅制、反腐、精簡政府和軍隊等諸多方面，意在打破按民族和教派分權的現狀，建立高效和跨民族教派的專家型政府。但因觸動國內教派和政黨集團的利益，改革遭到各方強烈反對而被迫擱淺。不僅如此，七名什葉派閣員與國防、財政部長相繼辭職或被罷免，使得阿巴迪政府一度陷入半癱瘓狀態。

「自下而上」對改善民生的期盼促生「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中央政府勢弱和改革無果又使得民眾對中央政府、國家治理能力和派系政黨惡鬥日漸失望和憤怒。作為有別於三大派系分權與鬥爭的「第二維度」，改善民生的訴求正逐漸成為伊拉克政治的一條「明線」。

2014年6月，「大眾動員力量」響應西斯塔尼抵禦「伊斯蘭國」的跨教派教令而成立，並成為下半年替代政府在巴格達周邊以及北部諸省與其纏鬥的武裝主力。該組織具有跨民族和宗教教派的特徵，如雅茲迪人、阿拉伯基督徒和什葉派土庫曼人等，但其核心依然是什葉派阿拉伯人。龐大規模、實戰鍛煉和什葉派屬性使其成為不可忽視的強大力量，也引起各方高度關注和不安，美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普遍指責它是伊朗的傀儡和工具。

2016年12月，「大眾動員力量」被列入國家武裝力量，享有五萬人的編製，由政府支付薪酬和養老金，2017年核定軍力又增至11萬人。在取得合法地位後，它又在謀求政治地位和影響力。其部分下屬武裝對內和前總理馬利基合作，利用前期反恐戰事中的口碑加強媒體和網路宣傳，排擠阿巴迪及其內閣；對外與伊朗保持密切關係。例如，數月來，它們與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相互呼應，高調發聲反對美國繼續以「反恐」為由留駐各種情報人員和軍事顧問。

與此同時，「大眾動員力量」的發展使得三大派系權力失衡更為凸顯。借反恐之機，它向伊拉克中北部遜尼派諸省擴張，並將力量延伸到敘伊邊境，加之在軍事行動中屢次發生針對遜尼派平民的暴行，使得國內宗派主義裂痕只增不減。庫爾德人也對「大眾動員力量」靠近庫區深表疑慮。哈維傑之戰中，庫爾德「自由鬥士」只是在哈維傑東部陳兵觀望，同時庫區還向基爾庫克市增兵與之對峙。摩蘇爾以西的尼尼微省歷史上是遜尼派為主的各族交錯共存，也是土、敘和庫區間的「三角地帶」。什葉派力量的介入不僅會使這一地區轉向伊朗，成為德黑蘭通向地中海「陸橋」的重要節點，也意味著土耳其對伊拉克局勢的影響力被進一步削弱。當「大眾動員力量」的攻勢日增時，埃爾多安明確表示，如果泰勒阿費爾被其佔領，土耳其干預伊拉克的反應將是完全不同的。

伊拉克政治的新變化還表現為什葉派派系鬥爭日益公開和激烈。漸趨成型的馬利基、阿巴迪和薩德爾什葉派三大集團間權力競爭已變得難以調和，「斗而不破」的潛在政治默契正在被互不相讓的零和博弈取代。阿巴迪改革的潛在目的就是削弱馬利基對政府、軍隊和達瓦黨的控制，而馬利基不僅拒不搬出總理辦公室，還公開要求阿巴迪辭職。2016年辭職的七位部長都出自什葉派的「全國聯盟」，不僅將派系內部鬥爭公諸於世，還以「窩裡反」的方式掣肘改革和脅迫阿巴迪。新崛起的「大眾動員力量」內部也分裂為三派：以「巴德爾組織」為核心的親伊朗派、以阿巴斯師為首的親西斯塔尼派和薩德爾派。各派不僅在戰略、行政管理、財權和物資分配等方面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在作戰和指揮上也互不溝通，難以協調。

時至今日，伊拉克政治體制對國家和社會的割裂已經固化，並隨著權力鬥爭的深入進一步加劇，從而給推動改革設置強大的制度和權益障礙。民眾對宗派政治和黨派紛爭失望，對政府推動改革的前景失望，甚至十餘年來什葉派一體的政治基礎也受到挑戰。這些變化都是對民族國家認同、中央政府和整個政治體制的持續削弱與瓦解，成為當下和未來伊政府必須面對又難以解決的問題。

影響伊拉克局勢的外部因素

伊拉克是具有阿拉伯屬性的什葉派占多數的多民族國家，複雜的民族教派關係和自身的戰略價值吸引世界大國和地區大國紛紛介入，美國和伊朗則是當前影響伊拉克局勢最主要的外部競爭者。

一、美國因素的影響

首先，伊拉克戰爭結束後，美國始終奉行「一個伊拉克」的政策：維護伊拉克統一，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分裂，力促各派在統一前提下實現權力和利益分配。儘管美國長期支持和維護庫區的政治地位、經濟社會發展和安全環境，但其仍在庫區獨立公投前後多次以公開或者私下渠道與庫區協調，力圖勸阻公投並明確反對公投結果。庫區公投就像一塊「試金石」，再次驗證了美國維護伊拉克統一政策的一貫性和穩定性。

其次，以可接受的成本推進打擊極端和恐怖主義是美國對伊政策的重要內容。2014年後「伊斯蘭國」成為美國的主要打擊對象，反恐則成為雙邊關係的重點領域。為此，以美國為首的反恐聯軍提供各種軍事、經濟、情報援助和軍警培訓，派駐特種部隊指導一線作戰並長期實施空中打擊。另外，美國還斡旋各派，例如和庫區簽署打擊「伊斯蘭國」的諒解備忘錄，確保庫區和政府武裝力量可以有效配合。特朗普總統也延續競選時的強硬主張，上任初就簽發擊敗「伊斯蘭國」的第三號總統國家安全備忘錄。未來，伊拉克依然是全球反恐的「重中之重」，消滅殘餘極端分子、打擊其意識形態，防止「伊斯蘭國」死灰復燃仍是美國全球反恐戰略和對伊政策的主要內容。

最後，美國將伊拉克定位為基於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長期戰略夥伴。伊拉克是全球第五大石油資源國，也是確保未來世界石油增產的主要國家，其石油的穩定開發是維護全球能源價格的重要支撐。伊拉克戰爭中，美國付出4500多名士兵的生命，軍費開支超過1萬億美元，戰後雙方又在投資、軍售、文化教育、安全防務等領域展開廣泛合作。雖然奧巴馬時期實施「巧實力」外交，但依然通過私人安保力量、使館駐員、軍事顧問和駐紮科威特的地面部隊等「柔性」軍事存在保持其影響力。正如美國學者所言，「直白地說，（伊拉克）對美國的各種利益而言太重要，美國無法承受它的失敗」。

二、伊朗因素的影響

薩達姆政權的倒台不僅明顯改善伊朗西部的地緣戰略環境，而且為它介入伊拉克事務提供了機會。在政治方面，伊朗與伊拉克各什葉派政黨都保持密切聯繫。例如，以前總理馬利基為代表的達瓦黨，以「巴德爾組織」為核心的武裝力量，控制庫區蘇萊曼尼亞省的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以及由其推動組建什葉派黨團的「伊拉克團結聯盟」「國家聯盟」等。現任總理阿巴迪雖採取相對中立立場，但在重大外交政策上仍需和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保持溝通。面對庫區公投，伊朗與伊拉克政府密切配合，不僅明確反對和不承認投票結果，還迅速關閉邊境口岸、暫停航線、停止對庫區的燃料和商品出口，並向庫區政府及兩大政黨施壓。

經濟上，伊朗是伊拉克的最主要貿易夥伴，出口項目包括生鮮農產品、加工食品、廉價日用品和建材材料等，其中2016年伊朗70%的水泥出口銷往伊拉克，用於當地基礎設施建設。伊朗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會、建設企業和公司將項目和投資主要集中在中南部什葉派聚集區和庫區。另外，旅遊業、工程服務、轉口貿易、電力出口等都是雙邊貿易的強項。2017年底，兩伊還簽署額度為6萬桶/天的石油互換協議。

藉助反恐戰爭，伊朗找到介入和控制伊拉克軍事力量的良機，並推動其在伊拉克未來政治和安全事務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2014年後，伊朗首先歸還海灣戰爭期間伊拉克送往伊朗的100多架戰鬥機，隨後開始向伊拉克政府和庫區「自由鬥士」武裝提供裝備和彈藥。伊朗革命聖城旅不僅參與反恐戰事，還和黎巴嫩真主黨一起向「大眾動員力量」提供其急需的中高級軍官和作戰訓練經驗。2017年8月，「大眾動員力量」下屬的五個親伊武裝組建「聖戰者聯盟」，想要以獨立政黨身份參與2018年議會大選。這不僅是該組織從合法化轉向政治化的標誌，也很可能成為未來伊朗介入伊拉克事務新的重要砝碼。

三、沙特因素的影響

除了美伊，沙特、土耳其和俄羅斯等對伊拉克局勢的影響力較弱，但沙伊關係調整是近來的亮點。從2017年開始，沙特以阿拉伯民族認同和「支票簿外交」作為重啟雙邊關係的突破口。一年內不僅沙特外長祖拜爾訪問了伊拉克，伊拉克總統馬蘇姆和總理阿巴迪也分別訪問了沙特，薩勒曼國王和阿巴迪共同主持的兩國協調委員會首次會議還重點討論伊重建和投資問題。2017年7月，伊拉克什葉派教士薩德爾應邀訪問沙特並與王儲會談更被視為沙特對伊外交的重大轉變。儘管高層互動頻繁，沙特在伊拉克仍缺少穩定和有力的盟友，兩國多年積累的深度不信任短期內難以消除。但沙特因素的重現或與美國協調行動已成為影響伊拉克局勢的新變數，值得關注。

領土收復和反恐戰事的結束是2017年伊拉克政治發展的主要成績，但也意味著包括美伊（朗）在內各方在反恐問題上進行有限合作的基礎已消失，新一輪角逐將更加激烈。未來博弈不僅將集中於伊拉克政治格局和權力分配，集中於哪個國家取得最大發言權，還將集中於如何遏制和削弱對手在伊拉克的影響力。

圖為伊拉克戰爭中場景。

小 結

筆者認為，「伊斯蘭國」作為一個極端和恐怖主義組織遠未消亡，因此對反恐情勢持過於樂觀的態度還為時尚早。就伊拉克而言，收復失地只是反恐戰爭的第一步，推動經濟社會重建和恢復治理才是打擊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根本出路。據伊拉克政府估算，「伊斯蘭國」肆虐過的各省重建投資需求高達1000億美元，在當前低油價和國內矛盾鬥爭叢生的背景下，反恐戰事結束事實上給伊拉克政府提出了新的艱巨任務。

從整體局勢來看，當前的伊拉克面臨穩定、改革和發展三個並存和相互牽制的難題，權力結構再次面臨重組和洗牌，不得不應對三大派系之間和內部的權力平衡、各種武裝和安全力量的重組和安置、大國在伊拉克角逐等諸多挑戰。改革和改善民生不僅將成為2018年伊議會大選的主要議題，或許也將成為重啟當下固化、裂化和僵死政治格局的機會，但伊拉克尚未出現走出困境的曙光，前景依然不樂觀。

責任編輯：蘇 童

平台編輯：張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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