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司馬遷：史學巨匠居然生卒年不詳

06-10

司馬遷這個列入中國歷代100名人行列的頂尖史家，居然是一個生卒年不詳的人物，這大概和醫生醫得了別人醫不了自己一樣的道理，是有點搞笑的味道。如果沒有他，基本上我們這些通俗說史者會陷入「瞎子摸象」的境地，至少從上古時代到漢武時期的3000多年歷史缺少一種不可替代的經典。換句話說，他也是我們歷史作者的「衣食父母」，不寫他，當然會說不過去。

其實，作為「歷史之父」的司馬遷的人生故事也不是太複雜，基本上他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就兩件事，一件是寫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評價很高，直接就是滿分的樣子；另一件就是他受過奇恥大辱的宮刑，令人難以啟齒的痛。要寫他也不用費多少口舌。

這兩件事加在一起，還真是他本人所表的「蓋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也。」想有一番作為，還真是要歷經地獄式苦痛也，正如歌本所唱：「不經歷風雨，怎麼見彩虹？」

正所謂「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司馬遷就這麼兩件令人上心的事，卻已經能名留青史。果然如哲人所說，人生不在乎幹了多少，而是幹得好不好。唐朝詩人張若虛不是憑《春江花月夜》等區區兩首詩就能永垂不朽的嗎？

司馬家族有如此頂尖人物，也算是在百家姓中奪取了熠熠星光，正如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所說：「在複姓之中，歷史上最輝煌的莫過於司馬家族了。其實不僅僅是複姓，就是在中華所有姓氏家族中，司馬家族在古代的繁榮昌盛完全可以名列前幾位。……從所出的人物看，中國歷史上最了不起的史學家都歸於司馬姓人。」

這個當然不錯，司馬遷、司馬光都是史學大家，而且兩晉時期的司馬氏政治集團也是聞名遐邇、人才濟濟的政治、軍事密集型家族，就不用再展開來談了。

關於司馬遷被閹掉的歷史故事，我在前文李陵篇已經寫過，在此不再長篇大論。

據說司馬遷是古往今來「宮刑人物」的重要代表，也正是變成有苦難言的「刑餘之人」之後，改變了人生態度和修史手法，因「意有所鬱結」，慷慨悲憤又想不通之後，從「以求親媚於主上」的立場迅速轉向抨擊時政、冷對權貴，發奮立言來對抗命運的不公。

也正是這種思想認識的巨大變化，有效升華了《史記》的思想基礎和文學光輝，不再是媚俗、媚上的奉命文章（就算是皇帝也敢罵），所以曾有史學家認為是司馬遷的身世遭遇成就了《史記》的歷史穿透力，為這部著作增色不少（不然的話可能會言辭不那麼犀利，底氣不那麼飽滿），果然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甚至於明代的一些史學家還半開玩笑地說「要成功，先自宮」，頗有金庸筆下練「葵花寶典」的武俠人物的況味，令人忍俊不禁。

凡事有得必有失，儘管一般認為「宮刑成就了司馬遷」，但此中甘苦又有誰知？

據說在司馬遷遭受宮刑之後，一直在生死邊緣上徘徊，因為史曰「詬莫大於宮刑」，被閹之人絕對是被人看不起的，甚至於是「重為鄉黨戮笑」，那種巨大的心靈創傷可以讓一個人選擇輕生，因為生不如死。這個正如太史公在《報任安書》中所說：「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正因為此種奇恥大辱，即使是太史公出獄後被任命為皇帝機要秘書長官的中書令，權傾朝野也不感覺有何榮耀，因為這個職務本身就是宦官擔任，即使他過了自己這一關，也過不了傳統倫理那一關。

司馬遷，確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歷史悲情人物，只因為多說了幾句「公道話」。

總之，我們只能認定遭受酷刑的司馬遷是文曲星下凡，他是上天派到凡間為我們留下了一部曠世奇書之後，得道成仙。此中怎樣的凡間疾苦都可以忽略不計。

因為，於一個正常的凡人來說，司馬遷遭受的磨難又太殘酷了點，即使是弱女子受到污辱都殉節以明志，何況司馬遷是一個明白事理、頂天立地的正直士大夫。這種污辱先人、無顏見列祖列宗的絕望心情，在其著名的《報任安書》中也有過極淋漓盡致的宣洩。

這人世中最痛苦的十種污辱之最，也就是腐刑，居然就因為自己的多嘴多舌而不幸降臨己身，任哪一個有志男兒都會有五雷轟頂的幻滅感。那種徹骨鑽心的痛，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不僅是愁腸百結、香汗淋漓、不知所往，甚至於連死的心也有了，這個就不是金大俠筆下的岳不群們為練神功而瀟洒揮刀自宮所能比擬的了。

那麼，是怎樣的強大人生動力，讓心性高傲又不懼怕死亡的司馬遷苟活下來的呢？這個當然是他肩負的歷史使命使然，也就是要完成父輩不曾完成的偉大任務，即完成偉大的史書《史記》是也。

所以，就在司馬遷多次午夜夢回想自殺的時候，他便同時拷問自己的靈魂，死是一種很容易的事情，簡單得只需一瓢水、一條細白綾，可是就這樣屈辱地死去，「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輕於鴻毛，與卑微的螻蟻無異，更加沒有意思，因為我們會死很久。何況司馬遷父子為之奮鬥了幾十年的皇皇巨著《史記》還沒有殺青，就這樣兩手空空地下去見老父親，又如何交代得了？同樣是一種大不敬。好死不如賴活，等功成名就再死不遲，我本來就不是一個「普通人」，我是帶著上天的使命活在世上的。

這樣一想，司馬遷的心理平衡多了，也不再在意世俗人和傳統倫理如何看待自己，那不是自己的錯，要是說誰錯了，可能就是天子錯了，我沒有必要還為此把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

於是，司馬遷想通以後，心理障礙也就不那麼顯眼，變得成熟老練多了，不再那麼憤世嫉俗，自怨自艾。

這正如寫歷史大散文的余大師所說：「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能夠看得很遠卻又並不陡峭的高度。」司馬遷終於在精神世界裡艱難地復活過來，一種噴礴而出的創造熱情由此「井噴」。

正因為如此成熟的思想，再加上死去活來之後的人生頓悟，那種別樣的視死如歸讓他甚至於有了對皇權的「蔑視」，所以更能無所顧忌地「不媚上」，對專制皇權的批判更是不遺餘力，反正在世俗人倫中自己已經是被判了死刑的人，還有什麼看不開的？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我手寫我口，怎麼爽怎麼來，所以豁出去了的司馬遷也曾無情嘲笑漢武帝的迷信，有歷史研究者甚至認為《史記》就是一部赤裸裸的「謗書」，是個人情緒和好惡的一次淋漓盡致的宣洩，雖有偏頗，也不無道理。

而且，有人還過高估計了宮刑對《史記》成功的「正能量」作用，至少從總體來說，宮刑對司馬遷的修史是有一定的負作用的。因為那種痛不欲生的恥辱幾乎就讓他放棄了生命，更不用說患得患失的壞心情對創作的強烈干擾。要不是超強的心理素質、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濃烈的功名意識，以及良好的家庭教育、開闊的眼界和對父親的莊嚴承諾，估計最後《史記》能否編修成功還是一個未知數，更不用說取得那麼偉大的歷史成就了。

果然，苦難是人生的老師，是成功的搖籃，只是你必須得先成功地戰勝苦難，不然的話，被苦難戰勝了吞噬了，那麼一切就無從談起，這也是司馬遷忍辱負重的偉大人格的最成功之處。

既然如此，我們接下來就講司馬遷是如何修史的吧。

據說司馬遷的修史事業，是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開始的，最重要的是他出身歷史世家，司馬家族盛產偉大史家那是不爭的事實，因為司馬遷的祖上好幾輩都曾擔任史官（先祖司馬錯、司馬靳等還是赫赫有名的戰將），他的父親司馬談就先當了漢武帝的太史令，當時非常傑出的歷史學者。儘管他的生卒年無從考證，連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也無法確定，不過司馬家族是典型的史官家族，那是不容置疑的。

正如現代人所說，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司馬遷的家學淵源，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史學家，那也是近水樓台先得月的順理成章的事情，何況他本人又那麼勤奮好學，還十分有歷史擔當，這正是成功的題中應有之義。

司馬遷曾有過寫意的在鄉村渡過的遊戲的童年。據《史記·太史公自序》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從小就受到包括歷史課在內的良好家庭教育。十歲的時候，就跟隨父親遷到了長安，開始了古書的閱讀。

由於家學淵源，更由於自娘胎裡帶出來的對歷史的天生喜愛，也決定了司馬遷的歷史之路會走得很遠，雖然之中充滿酸甜苦辣和驚心動魄。

在瘋狂消化吸收了很多大人的豐富史學知識之後，滿腹經綸的小司馬也逐漸成長為一個千年不世出的青年才俊。

而從20歲開始，為了搜集更多、更鮮活的史料，也為了跳出史書的局限，開闊視野，不願讀死書的青年司馬遷就興緻勃勃又野心爆棚地決定「周遊列國」，探幽攬勝。這個在其《太史公自序》中也赫然寫道：「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從簡潔而有力的文字中，我們也能充分領略到當時的追風少年八千里路雲和月觀古攬勝，遊歷祖國大好河山的既辛苦又狂喜的複雜心情，套用現代一句流行語「痛，並快樂著」也非常貼切也。

而且，這個志存高遠的傳奇史家，為了「夢中的橄欖樹」，不惜像現代吉普賽女郎三毛一樣背井離鄉、流浪遠方，見到過傳說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領們開會的地方，也在充滿悲情色彩的汨羅江邊憑弔過愛國詩人屈原。到過曲阜觀摩孔聖人講學傳道的場所，甚至於專程去了漢代開國皇帝劉邦的故鄉聽取沛縣父老們講述大風歌的故事，可謂是一隻徹頭徹尾採集真實史料的「田邊歷史蜜蜂」。

這種邊走邊唱的歷史考察風景，本身就充滿了歷時久遠的歷史憧憬，我相信此時的很多讀史者，也恨不得變成了當時餐風宿露的歷史大俠司馬遷的一個隨從童僕，在江南的煙花三月里共醉，看美女翩然而過的絕美背影，聽悠閑老牛風中沉悶地打鳴，窺鳥兒迅速滑過藍天的翅膀，那是怎樣的一種寫意青春和人生情懷啊！

原來，歷史也可以這樣遊歷得來，正因為二十歲那些年的壯遊，為司馬遷獲得了大量的鮮活史料，攝取了很多頗具生命力的豐富人文養料，也為司馬遷成長為一個不朽歷史學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準備了一道不同常人的歷史風景。

這就是行走的力量。

而除了自己必須的人生壯遊，後來司馬遷還作為漢武帝的侍從官，跟隨皇帝到各地巡行，同時作為欽差大臣「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足跡幾乎踏遍西南夷，眼界當然是相當的開闊，也搜羅各地的很多人文掌故和活的史料，收穫良多。

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作為當時著名歷史學者的司馬談不幸去世，父親死後三年，司馬遷子承父職，任太史令。據說司馬談臨終時曾聲淚俱下地囑咐寶貝兒子要繼承他的未竟事業，那就是要寫一部通史，司馬談對司馬遷說的原話是：「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這牽涉到了千古流傳、催人淚下的一個歷史故事，那就是這對歷史父子著名的「洛陽相會」。

這個在司馬遷《史記》自序里，也有詳細記載，原文較長，在此就不引述了。總之，在死別之際，司馬談在「河、洛之間」對其兒子語重心長地囑咐，一定要把自己辛辛苦苦彙集的史料整理好，不要浪費了他的心血。

那一年，正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浩浩蕩蕩舉行泰山封禪的威風年份，作為史官的司馬談本來也是要跟隨天子「出征」，卻因為重病在身，只好被恩准在洛陽養病，正好司馬遷從長安匆匆趕來追隨漢武帝，所以在洛陽見到了垂死的父親一面。當聽到司馬遷的臨終遺囑時，也立馬發誓道：「我雖不才，但請放一百個心，我決不會讓您老人家的心血白費，一定把您已記錄編排好的史料，完整地彙編付梓，留諸後人。」

也正是這一諾千金的歷史相會，成就了司馬遷的千古名著《史記》，不管後來發生了多麼慘烈的宮刑事件，也沒能動搖他要寫出一本不朽歷史著作的決心，並由此成了「歷史鼻祖」。

這就是司馬遷修史的動人故事，此中的忍辱含垢，淡泊明志，不言自明。

而且司馬遷的偉大之處，他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還是一個造詣精湛的星象學家。

最奇的是，他的星象學獨到之處，就是和歷史學緊密相連，別人可能把星象學應用於占卜預測人事變異，他卻獨樹一幟把之運用到總結歷史規律之中，作為政治借鑒，這不能不說是其對星系學的創造性應用，同時在其重要的《天官書》中表露無遺。其總結出的「天運論」，也可謂是古代整個星學歷史上的「至高點」。

從此以後，這個集歷史學家、文學大師和星象大師於一身的古代牛人永遠活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