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印地安人，我不懂」--王開嶺的博客

我要扶住你，大地。我醉了，我是醉了。 我稱山為兄弟，水為姐妹，樹林是情人。

——海子《醉卧故鄉》

很久了，主流世界由三組人組成：追隨人格神（比如耶穌、佛祖、孔聖、穆罕默德）的人，不奉任何神的人（比如唯物論者），什麼都不信的人（虛無主義者）。

很久了，我們漸漸忘了世上還有一種人：他們謳歌自然神，他們是大地的信徒，他們擁有最古老和神秘的品質——「清晨」的品質；其精神氣質近乎兒童，目光清澈，性情爛漫，行為富有詩意……

他們被稱為某土著或某部落。有時也被喚作少數民族。

因為小，因為弱，因為沒有征服的念頭，於是被征服了。

甚至像山谷里的歌聲一樣，永遠消逝了。

我不是其中一員，但一想起「神秘、豐富、美好、天真」這些詞，即忍不住懷念他們。

我稱之為「清晨的人」。那些很少很少的人。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懇求同胞：把愛的範圍「擴大到所有生靈及整個大自然吧」。

有一群人，一出生就這麼想，就這麼做。

奉大地為父，視萬物為兄，他們通曉草木、溪流、蟲豸的靈性，俯下身去與之交談；他們沒有人的傲慢，不求包括自己在內的任一物種的特權；為生存，他們不得不採獵，但小心翼翼，懷著愛、感恩和歉意；他們堅信大地不屬於人，而人屬於大地；他們認為鹿、馬、鷹、草莖的汁液，和人同出一家。與崇拜某個事物的族群不同，他們愛的是全部，是大自然的全體成員和全部元素。

火一樣的膚色和赤裸的胸膛，他們自稱「紅人」。

歷史和外交上，他們被叫作——印第安人。

公元1851年，美國政府欲以15萬美元換他們200萬英畝領地，為和平，他們妥協了。在華盛頓州的布格海灣，前來簽字的一位叫西雅圖的酋長，對城市和白人發表了這樣的演說：「在我們的記憶里，在我們的生命里，每一根晶亮的松板，每一片沙灘，每一縷幽林里的氣息，每一種引人自省、鳴叫的昆蟲，都是神聖的……你我的生活完全不同，印地安人的眼睛一見你們的城市就疼痛。你們沒有安靜，聽不見春天裡樹葉綻開的聲音、昆蟲振翅的聲音，聽不到池塘邊青蛙在爭論……你們的噪音羞辱我的雙耳，這種生活，算活著？……我是印第安人，我不懂。」

我是印第安人，我不懂。

後來，華盛頓州首府取了這位酋長的名字：西雅圖。

有個當代故事：一個長年住山裡的印第安人，受紐約人邀請，到城裡做客。出機場穿越馬路時，他突然喊：「你聽到蟋蟀聲了嗎？」紐約人笑，「您大概坐飛機久了，是幻聽吧。」走了兩步，印第安人又停下：「真的有蟋蟀，我聽到了。」紐約人樂不可支：「瞧，那兒正在施工打洞呢，您說的不會是它吧？」印第安人默默走到斑馬線外的草地上，翻開了一段枯樹榦，果真，趴著兩隻蟋蟀。

城市人的失聰，因為其器官只向某類事物敞開，比如金錢、慾望、鍵盤、電話、證券、計算器……從而關閉了靈性。印第安人的聽力不是「好」，而是正常和清澈，未被污染和干擾的正常，沒有積垢和淤塞的清澈。一個印第安人耳朵里常年居住的，都是純凈而纖細的東西，所以只要對方一閃現，他就會收聽到。

作為忠告，作為簽約的條件，西雅圖酋長繼續對白人們說——

「記得並教育你們的孩子，河川是我們的兄弟，也是你們的，今後，你們須以手足之情對待它……你們須把地上的野獸當兄弟，我聽說，成千上萬的野牛橫屍草原，是白人從火車中射殺了它們。我們只為求活才去捕獵，若沒了野獸，人又算是什麼呢？若獸類盡失，人類亦將寂寞而死。發生在野獸身上的，必將回到人類身上……若繼續弄髒你的床鋪，你必會在自己的污穢中窒息。」

可惜，這些以火車和槍彈自負的工業主義者，並未被插著羽毛的話給嚇住。他們不怕，什麼都不怕。

清晨之人的聲音，傍晚之人怎能聽得進呢？

猶太作家以薩·辛格說：「就人類對其他生物的行為而言，人人都是納粹。」

北美大陸的野牛，盛時有四至五億隻，十九世紀中葉有四千萬隻，隨著白人的火車行駛，五十年後，僅剩數百隻。

果真，野獸的命運來到了人身上。1874年，印地安人的領地發現了金礦，白人斷然撕毀和平協議，帶上炸藥、地圖和酒瓶出發了。很快，野牛的血泊變成了人的血泊。

印第安人的清晨隕落了，剩下的，是星條旗的黃昏和慶祝焰火。

李奧帕德說過：「許多供我們打造出美國的各種野地已經消失了。」

美利堅，基於北美的童年基因而誕生，乃流落歐洲幾世紀的自由精神——遇到遼闊大陸和清新野地的結果。而它功成之日，卻蹂躪了賦予它容貌、體征、氣質和恩澤的母腹。從此，它再也無法複製古希臘的童話，只能以現代名義去鑄造一個以理性、邏輯和法律見長——而非以美麗著稱的國家。

我常想，印第安人的輓歌，是否人類童年的喪鐘？

若世間沒有了孩子，還有詩意的未來嗎？

葉芝在《偷走的孩子》中唱道——

「走吧，人間的孩子！與一個精靈手拉著手，走向荒野和河流。這世界哭聲太多，你不懂。」

如果能選擇，我也想做一個印地安人。那些很少很少的人。哪怕清晨開始，清晨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