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金融】民國金融界的傳奇人物——徐寄庼

導讀

1882年2月20日，徐寄庼出生於溫州永嘉（今鹿城區）。徐寄廎，本姓陳，名冕，浙江永嘉人，1882年2月20日出生。其父陳瀛士因好友徐某無子，病危之際要求過繼一子，遂將陳冕出嗣，改名為徐寄廎，以陳冕為字。

徐寄廎幼年就讀於私塾，後入杭州高等師範學堂學習，開始接受新式教育。1898年，戊戌維新最終失敗之際，16歲的徐寄庼東渡日本，入東京同文書院學日語，入山口高等商業學院學習商業金融學。

1905年，徐寄廎自日本回國，先在家鄉辦學，後準備赴四川從事實業，未及動身即改變念頭，到了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與留日同窗黃溯初創辦了《時事新報》。（另說，1914年1月，袁世凱解散國會，黃溯初赴滬主辦《時事新報》，請徐寄庼協助。）

1914年，徐寄庼應聘為蘭溪中國銀行經理，後調九江中國銀行支行經理，獲得實踐經驗，為以後在銀行界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1917年再至上海，由盛竹書推薦到上海浙江興業銀行，擔任副經理，後歷任協理、常務董事等職。（浙江興業銀行創辦於1907年，1915年，該行總部自杭州遷至上海，1920年實收股本已達250萬元。徐寄廎任職後，為人謹慎，工作努力，與董事長葉揆初、總經理徐新六等團結合作，共同推動了浙江興業銀行的業務發展。）

1917年，徐寄廎鑒於外商銀行力圖控制中國金融市場，而華商銀行處於相當渙散狀態，乃會同張嘉璈、錢新之、陳光甫等共同發起創立銀行公會，目的是使華商銀行形成一股力量，建立自己的陣地。同時，他協助張嘉璈、宋漢章、李銘等共同創辦了公會的機關報――《銀行周報》。該刊創辦不久，社務主持人張嘉璈赴北京就任中國銀行副總裁，徐寄廎即接任社務主持人的工作。（《銀行周報》資料豐富，很快成為了上海銀行公會機關報。1950年3月停刊）。

1918年1月，普濟輪失事，溫州籍乘客死傷慘重。徐寄庼作為溫州旅滬同鄉會副會長，積極奔走，是被推舉向招商局交涉的幾位主要溫州人之一。同年，他積极參与籌劃基金，在上海南市康衢路拓地，建設溫州會館。（1930年，徐寄庼曾參與主持同鄉會會務，直到1949年，還擔任溫州旅滬同鄉會的名譽理事長。）

1919年，徐寄庼倡議在上海添設造幣分廠。1933年3月，中央造幣廠在上海建立。1932年1月至7月間，徐任中央造幣廠廠長。

1921年6月，通易公司改組為上海通易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額定資本250萬元，6月上旬即收足股款。7月10日，通易信託公司宣告成立，在當日召開的第一次董事會上，黃溯初當選董事長併兼總經理，徐寄庼為董事監察人。1935年7月，上海銀行倒閉了9家，通易信託公司停業破產，黃溯初出走日本，避居長崎小濱，通易信託公司的善後工作由徐寄庼、周守良等負責，經年余周旋，得以妥善處理。

1922年，徐寄庼以興業銀行總行協理兼任總司庫，當選董事後又以辦事董事兼任總司庫，他力排眾議，倡導準備金實行百分之百的現金，使「浙興」信用大增，推動全行的業務開展。1928年，任交通銀行官股董事，並被選為中國銀行商股董事。同年，中央銀行在上海正式成立，由財政部長宋子文兼任總裁，徐寄庼任監事會監事。

1929年，徐寄庼倡議舉辦西湖博覽會，轟動全國。

1930年6月，上海市商會也正式成立。7月1日，全體執監委員宣誓就職後，即舉行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徐以11票當選為主席委員。但徐寄庼即席請求辭職。後市商會和推派代表登門挽留均無效，乃選舉王曉籟繼任市商會主席，徐寄庼擔任五位常務委員之一。

1931年，蔣介石通電下野，國民政府改組，孫科出任行政院長。1932年初，孫科任命徐寄庼為中央銀行常務理事、副總裁兼代總裁。同年1月25日，孫科辭行政院長，宋子文再任財政部長，徐寄庼被免去中央銀行副總裁代總裁，任央行監事。

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徐寄庼會同張嘉璈、錢新之、陳光甫、胡祖同、李馥蓀等人發起設立「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籌備委員會」，被選為五常董之一。1933年1月10日，經過上海銀行公會的精心籌備（徐寄庼為主要籌劃人之一），上海票據交換所正式成立。徐是《上海票據交換所章程草案》的起草人之一。1935年，建造錢塘江大橋，徐寄庼曾支持浙江興業銀行投資100萬元。（錢塘江大橋於1935年4月開始建設，1937年10月全部竣工。茅以升設計。總投資168萬美元）。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戰爆發。是年11月12日，國民黨守軍向西撤退，上海被日軍佔領，由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為「孤島」。是時，徐寄廎出任上海市商會常務理事（1939年開始擔任理事長）、公共租界華人納稅委員會副主席、地方協會理事、抗敵後援會委員、籌募救國公債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參與上海工商金融界支援抗戰、安定後方、運送後勤、救濟難民等項工作。

1939年底，通過他的聯絡，高宗武、陶希聖二人在杜月笙的幫助下，向香港《大公報》投送了汪偽政府的賣國密約《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及「附件」（1940年1月香港《大公報》將其刊登，掀起反投降熱潮，史稱「高陶事件」。）

1941年3月後，徐寄庼避居香港九龍，上海市商會亦遷香港，他以常董身份處理會務。

1941年6月，徐寄廎輾轉赴重慶，向國民政府報告幾年來的工作情況。

1941年4月，溫州發生嚴重的米荒，自殺者日多。溫州旅滬同鄉會組織成立永嘉米荒救濟委員會，推舉徐寄庼擔任主席，開展各項救濟活動，至1941年5月26日，旅滬同鄉會歷次匯溫救濟米荒經費已達20萬元。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完全淪陷。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徐寄廎等留港人士被日軍押送至上海。日本人企圖利用過去的老關係及其地位，誘其下水，主持上海的金融領導工作。但徐拒不為日本人服務，遂稱病在家，幾次委託本行職員史惠康（日本留學生）與日方周旋。結果，日方雖未如願，但也未再糾纏，徐寄廎得以暫時隱居於上海。

1942年春，徐寄廎又暗中與國民黨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聯繫，參與地下抗敵活動，不顧自己的安危，為上海工商金融界避免敵偽破壞，東奔西走，勞心勞力。

日軍全面控制上海後，汪偽政府準備對上海銀錢業開徵營業所得稅。上海金融界人士請銀錢兩業公會出面在汪偽政府未宣布實施之前儘可能請其降低稅率。徐寄廎和項叔翔（代表浙江興業銀行）會同朱如堂、徐謝康（代表上海銀行）、陳朵如（代表浙江實業銀行）、沈叔玉、劉漸陸（代表國華銀行）和孫瑞璜（代表新華銀行）等人，共約李文傑（代表立信會計所，當時潘序倫去重慶創辦立信分所，上海總所由李留守）籌商對策，研究如何在會計處理上隱匿所得，抗征巨額所得稅。雖然最終沒能達到預期效果，但使金融業減輕了損失。

1943年下半年，中共地下黨為團結上海10多家大銀行的負責人共同採取愛國行動，決定組設「上海工商職員貸金處」。在中共黨員梅達君的聯絡下，徐寄廎積极參与其事，最先代表浙江興業銀行承擔部分基金。貸金處發放的貸金主要用於救濟性質的用途，其中不少用於資助去蘇北參加革命的進步青年的旅費。當時，徐寄廎對處務商談會每請必到，對貸金處的成立和發展勞心儘力。後來，有的報紙總結徐寄廎抗戰以來的活動，讚譽他為「金融界之蓮花」。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徐寄廎以國民政府特派員身份，參與接收偽上海市商會及銀行公會。同年秋，徐寄廎接替葉揆初，出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1946年後，徐寄廎除繼續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外，還兼任上海市商會理事長（杜月笙擔任常務監事，另一位溫州人葉溯中擔任商會理事）、銀行公會常務理事，中央銀行監事，上海市銀行、浙江實業銀行董事，中國墾業銀行、中國農工銀行、上海商報出版社常務董事，上海信託公司、泰山保險公司董事長，上海市第一屆參議會副議長，國民政府最高經濟委員會委員等職。

1948年，徐寄庼當選為「行憲國民大會」代表。

1949年5月，上海即將解放，蔣介石在上海吳淞口的復興島海軍基地親自動員徐寄廎去台灣，但被徐以年高體弱多病而婉言拒絕，他選擇了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解放後，徐寄廎因患嚴重氣喘和高血壓病，行動不便，遂申請辭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之職，但被人民政府挽留。病中的徐寄廎仍然關心上海金融事業的發展，贊成銀行業實行公私合營。

1952年底，全上海銀行業大合營，徐寄廎因病不再擔任浙江興業銀行的董事長。徐寄廎在浙江興業銀行工作了35年，與該行有著長期深遠的關係，他對浙江興業銀行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在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跡。

1956年12月25日，徐寄廎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萬航渡路寓所逝世，終年74歲。

本文由《我是投資家》誠意推薦，轉載自瑞敏·微聚落，作者金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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