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夏志清時代的張愛玲研究

鳳凰周刊 特約撰稿/符立中（台灣文學評論家）

長久以來，李歐梵、王德威和夏志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僅有的三位文學類院士，這種局面直到2014年哈佛大學的李惠儀和台灣大學的曾永義上榜才得以改變。這個現象說明了文學成就的認定殊為不易，也部分反映了新論述突圍而出的困難。

這個困難有實際創新上的，也有各界橫加阻攔不予承認，比如迄今仍有人以政治立場刻意貶低夏志清，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在夏志清逝世一年半後，直到今年4月27日，「中研院」才召開他的紀念研討會，從時序的延宕和臨時變動的名單，都不難看出各方角力的痕迹。

夏志清因張愛玲而永恆

這場由台灣「中研院」舉辦的研討會，特殊之處在於將夏志清、夏濟安兄弟放在一起探討，當中還穿插了一場民間出版的《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發布會。夏濟安比夏志清只年長五歲，但早在五十年前便去世了，然而他的學生，包括白先勇、李歐梵和「重學生」王德威等，都已成為當今文學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如此重要的研討會，自然不能缺席。

加上「中研院」副院長王森、文哲所所長鬍曉真，以及來自大陸和香港的陳平原、夏曉虹、陳子善、陳國球、季進、梅家玲、陳芳明等兩岸學者，研討會的陣容可謂星光熠熠。王德威匠心獨具，在最後一場安排了「當代小說家論夏志清」，於是台灣重量級作家朱天文、駱以軍得以上陣。而夏志清夫人王洞的出場，更使得聲勢如虎添翼。

夏志清固然偉大，但是嚴格來說，他的學術成就僅僅來自《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和《中國古典小說史論》(《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著實稱不上「著作等身」。

更有甚者，他在創作《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階段，明顯受到了時空場域的限制。當然，以其一貫違背左翼的政治立場，這個漏失毫無疑問早已有人盯上，但是陰錯陽差，大陸學者迄今無法全盤掌握張愛玲研究，使得夏志清的「先知」色彩難以磨滅，因此，也造就了他屹立迄今的不敗金身。

夏志清自言他的成就包括「發現」了張愛玲、錢鍾書和沈從文。三人文風各擅勝場，合縱連橫，應付各種不同的文學需求，為夏志清掙足了學術聲譽。然而其中不單最後一項有爭議——沈從文早年以行伍出身，僅憑文名便當上西南聯大教授，而錢、沈二人的史料，數十年來已被大陸學術界翻了個遍。在這種情況下，夏志清的傳奇色彩能橫亘至今，憑藉的就是張愛玲。

長久以來，張愛玲的文名和研究局限于海外，內地有志之士莫測高深。直到上海的陳子善先生大量挖掘張愛玲的海上佚文，加上近二十年來對中共建政前「遠東第一大都會」憶苦思甜，「上海學」的興起，內地的「張學」研究才算建立獨特的步履。

在中國文學研究進入西方學術殿堂之後，永遠有顢頇者固步自封、頑強拉鋸，加上西方人研究中國文學，原本就有先天困難，研究進度同樣緩慢。

能對「張學」研究另闢蹊徑者，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不得不算一個。在2000年香港嶺南大學舉辦的「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他根據台灣流傳已久的「張派」（被認定者包括朱天文、朱天心、蘇偉貞、袁瓊瓊、蔣曉雲等），拓展到對兩岸三地偵測的視野。

不幸的是，他所認定的「張派」，包括白先勇、王安憶、黃碧雲等等，都遭到了當事人的否認，甚或有所動作。饒是如此，此「張派」譜系仍為漫不經心的文學論者廣泛引用。張愛玲當然有許多仿效者，所謂的「影響」也分私淑與反彈(反其道而行者當然就不能列入「張派」)，王德威的這個「張學」譜系只要略加綴補，仍有臻至完善的可能。

小說之外的真實人生

張愛玲是個大影迷，她不但以影評進入職業生涯，而且擁有豐富的編劇經驗。過去中國文學缺乏電影和小說散文的橫向連結，完全違反西方文學家「作者論」的認定原則，自從李歐梵將「電影和電影宮」寫進了《上海摩登》的第八章「張愛玲：淪陷都會的傳奇」，「編劇家」便成為張愛玲的標籤之一。

這塊領域經過筆者在《張愛玲與白先勇的上海神話》《張愛玲的文學世界》中的論述，已略有規模。不幸的是，基於大陸對香港上世紀50年代影壇的陌生，一批抱持著「否定比了解容易」的評論人，仍然輕率發出「張愛玲香港劇作不及上海時期」這類論調。

實際上，張愛玲雖然老早就在小說中利落地運用鏡頭語言，但因其與大陸導演桑弧合作的編劇處女作《不了情》的失敗，她的第二部作品《太太萬歲》又退回到話劇你來我往的對話模式。而她在香港時代編劇的《小兒女》等作品，電影感彷彿進步了一個世紀，當中種種情節的勾勒，也可以看作其從早期作品橫跨到《怨女》《易經》《小團圓》等經典的一種過渡。

作者生平是否應該與作品產生連結，是「新批評」爭論的要點之一。由於張愛玲的小說大量取材自親身經驗，這個命題已經基本不存在了。從夏志清將《茉莉香片》的男主角與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加以類比開始，張愛玲的隱私成為她避無可避的「光環」，她在奮力將親身經驗運用至寫作之餘，也付出了離群索居的代價。

目前最大量的誤讀，在於將《小團圓》中的燕山和《梁山伯與祝英台》《祝福》的導演桑弧對號入座，這種鋪天蓋地的以訛傳訛，即使予以澄清，「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粉紅色心理，也仍將作祟。

張愛玲確實和桑弧談過戀愛，早在2013年，筆者就公布過張愛玲的信函：「梁京筆名是桑弧代取的，沒加解釋。我想就是梁朝京城，有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情調，指我的家庭背景。」

她既然肯用這個筆名寫出《小艾》和《十八春》（後改名為《半生緣》），感情之深厚自屬當然。問題是她早在寫《秧歌》的時候，就安排了一個電影編導顧岡的角色，並且給他「編排」了一部電影劇本《遙遠的鄉村》(現實情況是前輩導演吳永剛導過這麼一部作品)，既然她認為《秧歌》寫得極其成功，並且也賣出三十幾國版權，似乎沒有炒冷飯的必要。

張愛玲本人曾經解釋，《殷寶灧送花樓會》沿襲傅雷、成家榴的愛情細節過多，因此她將男主角的外形習性轉換成聖約翰大學一名討人厭的職員，桑弧是大陸有數的超級大導演，其黝黑的外形按理早已為人熟知，能夠和白皙、顧影自憐的燕山牽扯這麼久，只能說是他的不幸。

夏志清在寫完《中國現代小說史》後，張愛玲才寫出《小團圓》《易經》《雷峰塔》。雖然夏志清活得夠久，能夠看到這些作品推出，但因為老病，他已經來不及以其制高點的位置為這些作品寫下論斷，「眾說紛紜」成為這些作品評價毫無例外的命運。

夏志清服膺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大文學家（同時也是著名的人道主義者），受他們的精神感召，他認為文學作品必須「借用人與人間的衝突來襯托永遠耐人尋味的道德問題」，同時「寫出人間永恆的矛盾與衝突，超越了作者個人的見解與信仰。」

他談到，這些大文學家正視人生，「都帶有一種宗教感，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人生之謎到頭來還是一個謎，僅憑人的力量與智慧，謎底是猜不破的。」並說，「現代中國文學之膚淺，歸根究底說來，實由於其對原罪之說，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說，不感興趣。」

毫無疑問，這種對人性光明面的嚮往，與對黑暗面的剖析，使他和傅雷一樣，一面倒地肯定《金鎖記》，但這和張愛玲(以及與之相戀的桑弧)的民俗趣味背道而馳。雖然夏志清遠比傅雷客觀，花費同樣巨大的篇幅去肯定和自己價值觀不盡吻合的《傾城之戀》，但卻沒能說出後者繼承了英國諷刺喜劇的傳統。

也就是說，所謂的夏志清「了解」張愛玲這類用語，可能一開始就有落差。而當打破傳統敘述模式的《小團圓》推出後，眾多深具娛樂精神的評論家，仍然以19世紀通俗小說單線敘事的手法，來苛責「張愛玲故事說得不清不楚」，使得對《小團圓》的評價，留下迄今眾聲喧嘩的定位。

夏志清的身影是巨大的，然而因為信息和學術觀念的種種隔閡，即使面對張愛玲這樣熱門的研究題材，在他生前仍然留下了上述缺憾。至於亦步亦趨的投機論者，就更不足論了。

由於張愛玲的閱讀人口在華文世界仍舊如此巨大，在它以嚴肅文學作品角逐商業市場的情況下，適當肯定幾位具有真知灼見的評論家，似乎為當務之急。關於這部分，有待媒體與學人的一齊努力。在此，希望「後夏志清時代」的張愛玲風景，能夠繁花薈萃。

本文刊載於《鳳凰周刊》2015年第16期總第545期版權聲明本文版權歸《鳳凰周刊》所有如需轉載，請註明來源並請事前聯繫侵權必究聯繫方式：010-65233690fhzkxinmeit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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