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民族主義在世界和中國近代史上一直發揮著巨大作用，可是，長期以來思想文化領域對這一問題缺乏足夠的研究。20世紀以來的歷史證明，民族主義思潮有複雜化趨勢，這一問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又一艱巨課題。 借紀念中山先生的機會，我們對中國近代最典型的民族主義思想個案，即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進行一簡單探討。文章考察了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轉變和成熟果成。文章認為，民族主義是近代中華民族建立獨立民族國家過程中的重要思想資源，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是其代表性成果之一。
民族主義勃興及其引起的問題近年來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和世界思想界，很長時間忽視了對民族主義問題的研究。今天，在面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我們更需要嚴肅對待民族主義這一思想史上被良久淡忘的問題。 中國古代素有崇尚民族大節的傳統，在近代演變為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是近代中華民族建立獨立民族國家努力過程中的重要思想資源，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是其代表性成果之一。 孫中山先生特別重視民族主義的作用，他說：「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1]，「如果有方法恢復民族主義，……那麼就是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無論怎樣來壓迫，我們民族就是在千萬年之後，決不至於滅亡」[2]。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孫中山始終多方吸收古今中外思想精華，不斷反省，提高認識，努力構建中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其民族主義思想成果具有深刻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值得我們加以再研究。 一、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思想的覺醒和轉變
從萌發反滿革命思想至1894年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前後，是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開始覺醒的時期。鴉片戰爭以來，清廷積重難返的腐敗無能，在帝國主義堅船利炮面前暴露無遺。孫中山認識到，必須推翻滿清政府。民族革命的問題在新形勢下被再次提出來了。從理論來源與特色上看，孫中山這一時期的反滿思想主要停留於華夷觀念的層次上。 關於其反滿思想的起點，孫中山自己說是始於1885年中法戰後，「予自乙酉中法戰後，始有志於革命」[3]。中法戰爭中清軍戰事不修、政府的外交乏善，乃至最終以勝求和、割地賠款，使孫中山的愛國熱情與民族自尊心大受創傷。因此可以說1885年的中法戰爭是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覺醒、立下反滿之志的正式開端。 除帝國主義入侵的刺激以外，一方面，孫中山的反滿思想有一定的歷史淵源。中國傳統文化中自古即有華夷之別的觀念，「夷夏大防」、「華夷之辨」、「用夏變夷」、「內諸夏而外夷狄」，諸如此等，自聖賢以至鄙夫，無不持之為民族大節，尤其是在歷次民族危機的關頭。晚清末造，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下，各種反滿思想愈演愈烈，各方輿論均以反滿為急務，傳統民族思想在政治鬥爭中復活了。另一方面，孫中山對異族政權的不滿在少年時代已埋下種子。孫中山的故鄉香山縣是秘密會社活動十分活躍的地區，又距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的家鄉花縣很近，因此，在反清復明或夷夏大防觀念支配下，推翻異族政權的反滿思想在此地自有由來。孫中山自幼便愛聽太平遺兵談論洪楊舊事，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他自己後來回憶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時也曾說：「予革命思想的成熟，固余長大後事，然革命之最初動機，實予幼年時代與鄉關宿老談話已起。」[4]從這個意義上看，孫中山此時的反滿思想可以說是對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等族權要求的繼承。 雖然此時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中夷夏觀念十分濃厚，但正是在帝國主義入侵的背景下，這種基於夷夏大防觀念的反滿革命思想促成了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覺醒。 從1894年檀香山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發生了重要轉變。所謂「轉變」，其具體內涵表現為：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後，建立民族民主國家的主題日益凸顯，為了適應革命需要，孫中山在重新考察滿漢關係的基礎上，逐漸開始突破單純種族革命的思想，將反滿與反專制的要求聯繫起來，從而提出既要反對滿族的民族壓迫，又要反對其封建專制的制度，但又在世界眼光下開始理智地對待種族復仇情結。
眾所周知，1893年廣州興中會的宗旨是要推翻滿清異族政權。1894年，孫中山經多方奔走，於11月間成立檀香山興中會，在反滿宗旨之外，更立以「創立合眾政府」之民主建國目標。不僅如此，檀香山興中會在組織方式上也較廣州興中會具有更多民主色彩，其章程規定各層領導與辦事人員均由「公舉」選出，完全超越了舊式會黨的江湖習氣。無論從入會誓詞、組織章程，還是從活動內容上看，檀香山興中會都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愛國社團或秘密反黨會社，它的成立實際上宣布：近代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團體從此誕生了。 檀香山興中會提出了「創立合眾政府」的目標，而在此後的1895年，孫中山在與日本駐香港領事中川恆次郎的談話中，則首次提出要「建立共和國」[5]，當然是指資產階級共和國。在1905年的《同盟會宣言》中，孫中山更具體地提出了如何「創立民國」的革命綱領，並對現時之革命與「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之不同任務有了清醒的認識：「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6]。」此時孫中山在建立民族國家的視界下，已完全具有了資產階級革命者的前瞻意識，民族主義思想有了很大轉變，對反滿問題也有了新的認識，用他的話講，「非惟除滿洲二百六十年之苛政，且舉中國數千年來君主專制之治一掃空之」[7]。這已經是從反對封建專制、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視角，來看待反滿的深層革命意義了。鑒於對中國傳統政治理念與制度的深刻認識，他進一步說：「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8]。」又說：「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9]。」至此，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才真正在建立民族民主國家的主題下，高度融為一體，並各自生髮出新的內涵，反滿不僅與種族革命，更與反封建專制緊密結合起來：「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中國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人專制，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制，故要政治革命。」[10] 為了進一步與建立民主國家的主題相適應，孫中山在新的視角下對滿漢關係重新進行了考察。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中，他客觀考察了滿漢兩族的不同活動區域和歷史交往，並進而認為，在政權問題上，在漢族世代活動的區域，其政權亦應歸漢人所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因此要求「還我主權」[11]。雖然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對「中國」與「主權」二詞之內涵的認識，都較之此時更科學，但與此前的反滿言論相較，孫中山的認識已經客觀、理性、深刻得多了。 孫中山又客觀考察了滿族入主中原後對漢人的民族迫害，要求民族正義：「他當初滅漢族的時候，攻城破了，還要大殺十日，才肯封刀」[12]，又曆數滿族對漢人的十一種虐待[13]。在他所謂的虐待中，有許多諸如限制「自由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不按「法律程序」等等，均帶有民主主義色彩，對滿族政權而言實在是苛求，但這正是其反滿思想中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反專制要求相輔相成的表現。 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中，孫中山又對滿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進行了批評：「西方人中有一種普遍的誤會，誤以為中國人本性上是閉關自守的民族」，而實際上「從遠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國人一直與鄰國保有密切的關係」，只是「隨著滿清王朝的建立，政策便逐漸改變：全國禁止對外貿易；驅逐傳教士；屠殺本國教民；不許中國人向國外移民，違者即予處死」，因此「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乃是滿洲人自私自利的結果」[14]。
基於對滿清政府之腐敗無能的痛恨，孫中山主張推翻滿清政府；基於對滿漢關係的客觀認識，孫中山又明確反對民族復仇主義：「惟是兄弟曾經聽見人說，民族革命便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15]，「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種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種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16]。又說：「對於滿洲，不以復仇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謂以民族主義和國內諸民族也[17]。」在這裡，中山先生從中華民族整合更新的立場上看問題，預示著辛亥革命後其民族主義思想將有進一步躍升。 應該注意的是，儘管這一時期內孫中山盡量從建立民族國家的視角統一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者之間的關係，從而使其民族主義也更加具有政治正確性，但出於複雜的政治因素，此時孫中山還未徹底擺脫傳統夷夏大防觀念的影響，因此他時不時又重新回歸到比較狹隘的大漢族主義立場上來。比如，直到1904年，他還聲稱，滿洲為「東北一游牧之野番賤種」，謂「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興漢」，這就與反清復明之會黨無甚區別了，又大肆宣揚「冰山之難恃，滿漢之不容」，斥責保皇派為「漢族之姦細」[18]。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孫中山這種立場的遊離與矛盾正是轉變期的特徵，它預示著一個更加成熟和更具開放性的民族主義思想即將脫胎而出。 二、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思想的完成 辛亥革命後，滿族政權已被推翻，許多革命黨人「熱心消滅，奮鬥之精神，逐漸喪失；人人皆以為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業不肯繼續去做」[19]。這種局面，固然是過度強調「反滿」而使建立民族民主國家之主題反被遺忘的結果，也正是革命黨人對革命主題的這種普遍誤解與革命成功的巨大幻覺所產生的懈怠情緒使孫中山憂心忡忡，從而迫使他不得不轉而思考如何從頭收拾人心、鼓舞起革命鬥志，並進一步明確革命方向。這一時期，孫中山在建立民族國家這一主題的參照下，一方面充分吸收國外對民族主義成功運用的經驗，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中國傳統資源、對之深入反思，並加以改造，進行論證，重構民族政策。
(一)對西學的充分吸收 孫中山對西方啟蒙時代的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是十分推崇的，早年曾力倡：「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20]而在世界歷史上，引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之興起的恰好是這樣一些基本要求，即在政治上追求合法的自由、平等，經濟上追求經濟財富與資本的私有化和發展空間，國家主權上追求對外的絕對獨立、反對他國干涉等等。近代自由、平等精神之挺立，是離不開民族主義精神和民族獨立運動的。人民主權和民族主權於是需要協同進步。 孫中山充分吸收了西方學者對「民族」與「國家」等概念的界定，並加以改造。比如他曾以西方社會學、政治學的方法對「民族」之內涵加以界定，認為民族由五種自然力形成，即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21]。這幾乎是直接來源於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民族之七特徵說。達爾文進化論對孫中山的影響也是十分巨大的。他認為《物種起源》一書是人類思想史上劃時代之巨著，使「世界思想為之一變，……，從此各種學術皆依歸於進化矣」[22]。應該說進化論思想是十分符合民族主義中的民族憂患意識的，自然界「優勝劣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原則，似乎也適用於民族興亡問題。進化論與中山先生深層民族憂患意識的結合，使得他始終對民族思奮圖強保持清醒的認識。在許多人認為反滿業已完結，民族主義旗幟亦應收卷雪藏時，孫中山卻高瞻遠矚，將民族主義賦予更深遠之內涵，推陳出新，提出了永續發展的民族觀。應該說如何使得民族文化綿延不絕，是世界各國值得請教中國的地方之一。他說：「我們鑒於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義」[23]，「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24]。 另外，俄國十月革命給孫中山提供了民族主義對建立民族國家之重大作用的現實素材。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國也是面臨內憂外患之境，孫中山認為，當時「最符合俄國人民心理者，莫如民族主義」，因為俄國反對列強束縛之民族主義興盛，才使得俄國人民煥發出極大革命熱情，起而推翻沙皇統治並瓦解帝國主義的圍攻。[25] (二)對傳統資源的改造 在西學的比照下，孫中山對中國傳統的民族思想進行了深入反思，並開始著手對傳統資源尤其是家族、宗族觀念等進行批判的改造：「什麼是民族主義呢？按中國歷史上社會習慣諸情形講，我可以用一句簡單的話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26]孫中山認為可以用這種宗族觀念作基礎來恢復民族主義：「我們中國可利用的小基礎，就是宗族團體。此外還有家鄉基礎，……若是拿這兩種好觀念做基礎，……，恢復民族主義，比較外國人是容易得多」；「如果用宗族為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人為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27]。我們可以把孫中山的這段話與德國學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對民族國家的理解相對照。李斯特認為在人與人類這個總體之間，還有一個中介，那就是國家。他認為並不是個人與個人直接發生關係，而是由個人組成的集團之間相互發生關係，每一個個人都是某一國家的成員，他的一切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所處的國家的政治威力，個人只有通過維護國家利益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由於個人利益首先是從屬於某一國家的，民族國家的利益也就理所當然地高於一切了[28]。李斯特這裡所謂「由個人組成的團體」指的是民族國家，而決不是類似中國社會的那種宗族團體，即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所說：「在個人、家庭、國家(或團體)和天下這四個層次上，西方人更重個人和國家，中國人更重家庭和天下。」[29]孫中山也看出了宗族觀念的局限：「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於宗族而止，還沒有擴張到國族」[30]；「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因此「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是一盤散沙」[31]。這就迫使孫中山必須重新思考，重建現代中國國家與民族統一的理論。 (三)「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建立。「中華民國」這一名稱所蘊涵的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概念，而是標誌著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以及以這一符號為核心的民族-國家意識、具有確定的民族身份的民族共同體的誕生。我們知道，在封建時代的中國，從來都只有天下意識而沒有民族-國家意識，而天下主義的理想卻是與現代民族國家觀念恰恰相悖的。一方面，傳統天下觀無法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所必需的個人、社會與國家的關係提供一種具有現代意義和民族競爭意識的整合框架與基礎，從而造成民族憂患意識和競爭意識的極度缺乏，民族團結力、凝聚力不夠。天下主義的一個基本預設是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大國，其他民族與國家乃是化外之蠻夷，是招撫懷柔的對象，而非競爭對手。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說：「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極度缺乏國家觀念，而總愛說『天下』，更見出其缺乏國際對抗性，見出其完全不像國家[32]。」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孫中山十分反對「世界主義」。他認為中國民族主義之所以消亡，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已漸由民族主義，而進於世界主義」[33]。並且從社會整合功能上看，宗法制度下的宗族團體使個體在身份上對國家的歸依感減弱，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作為一個整體和終極價值依歸的民族之團結力、凝聚力不夠。另一方面，現代民族國家觀需要對「民族」這一符號所代表的共同體有嚴格的界定，而傳統天下主義視界中的「民族」概念卻是模糊不清的。中國歷史上經過多次大的民族融合，因此所謂的漢族並非純粹的血緣性的種族，而更多是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綜合了多種族來源的民族。「華夏」、「漢族」等概念的外延是十分模糊，亟需重新界定。 正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入反思和對西方經驗的充分吸收使孫中山能適時而動，在中華民國建立後，針對民族重新整合與統一的需要，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即以一種世界的視域為參照，在中華民國的民族-國家立場上對中國境內各族重新進行整合，推出一個新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華民族」概念。所以在辛亥革命結束後不久的1912年1月，孫中山即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明確表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滿、漢、蒙、回諸地為一國，如合滿、漢、蒙、回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34]。這就是「五族共和」、「五族一家」的思想。隨後他又提出「欲成為世界上有能力、有聲譽之民族，則莫如舉漢、滿等各稱盡廢之，努力於文化及精神的調冶，建設一大中華民族」[35]。雖然「舉漢、滿等各稱盡廢之」有失偏頗，但「建設一大中華民族」則表明孫中山是在尋求一條更牢固的精神紐帶以將各民族團結起來、消除民族界限，讓小民族主義徹底融匯成以「中華民族」為民族本位的大民族主義精神[36]，從而從文化與精神上使各族在中華民族這一更高層面上產生民族認同感、歸依感。他的理想是像美國融合各族而成美利堅民族一樣，「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於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這樣看來，孫中山的「中華民族」概念與傳統的「華夏」、「漢族」等概念已相去絕遠，它是在世界視野中對本民族之民族身份的定位、在建立民族國家主題下與世界潮流的迎合，也是標示民族群體意識覺醒、形成具有極大凝聚力與團結力之共同體的核心符號。 (四)反帝愛國的民族精神 反帝愛國是孫中山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建立民族國家的必然要求。前面已經提到，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正是在帝國主義入侵的刺激下萌發的。但孫中山基於現實的考慮，並非在革命之初便高舉反帝大旗，他的反帝思想有一個由隱到顯的發展過程。本文不擬曆數孫中山的各種反帝言論與主張，而只將孫中山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理解與反帝任務之長期性的思考略作梳理。 首先，孫中山對反帝與反滿革命之間的內在聯繫是有清醒認識的，可以說反滿呼聲已潛在包含了反帝訴求。清末政府不斷喪權辱國，清廷已變為「洋人的朝廷」。所以孫中山說：「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極。」[37]「庸奴誤國」一語便是基於對滿清朝廷已成為洋人幫凶，因此欲反帝不得不先反滿的認定。於是他進而主張：「為之欲免瓜分，非先倒滿州政府，則無挽救之法也。」[38]明確說明「反滿」是要解救「瓜分」之急。 其次，孫中山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有全面、深刻的認識。他認為帝國主義對中國有政治力、經濟力、人口力的三重侵略。政治上中國毫無主權，且面臨瓜分之急；而經濟力的壓迫甚至「較政治力的壓迫，還要厲害」[39]，所以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提出了振興中國經濟以抵抗帝國主義經濟力之侵奪的構想。也正因為對帝國主義的深刻認識，孫中山才認為「叫中國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對的……，應該叫做『次殖民地』。……實在的地位，還要低過高麗、安南」[40]。另外，孫中山晚年還提出與世界上被壓迫民族攜手，一起反帝的主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