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歐洲經濟問題的幾點看法

【歐債危機不僅是債務危機】

　這次舉世矚目的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既有內部的，也有外部的，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指向希臘等國家高福利、低盈餘的經濟模式。高福利在歐盟多數國家都存在，在過去二戰後經濟增長很快的情況下，國家財富比較充裕，高福利的政策落實得非常好，甚至成為其他國家借鑒的模式。在歐美之間為此也引起過一些熱烈的議論：歐洲是社會市場經濟，美國是自由市場模式，一方要保證社會公平，另一方要提高生產力，這兩者哪個更加優越，等等。歐洲國家認為雖然它們的社會福利高，但並沒有影響到經濟增長和生產力；美國則認為經濟增長很快的情況下，也能使社會公平原則落實。　　但從歐債危機可以看出，這個問題不只是債務危機，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現端倪。到21世紀，特別是最近幾年，歐洲也開始反省，主要問題在於經濟增長放慢，加之人口老化嚴重，勞動力缺少，失業率也較高，這就使得享受福利的人越來越多，國家財政出現虧空。希臘債務危機前，從法國到英國，再到荷蘭、比利時、盧森堡，這些國家都出現了類似的問題。　　政府由此處在兩難的處境：在經濟高速增長時享受的東西，老百姓已經享受慣了，要拿回來確實不容易。另外有些問題也與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有關，南歐一些國家都是比較享樂型的，工作時間很短，但是要求更多的報酬，甚至年底還要更多的花紅。　　南歐國家存在的問題北歐國家也存在，只不過出現問題的遲早不一樣。從經濟結構、政治領導人的決心到一般民眾的生活方式和習慣，都使整個社會發展走入固定化的模式，要改變非常難。歐洲的福利在一定時期可以做得很漂亮，但長期的結果就是養了很多懶人，政府的負擔越來越重。　　【政府為何難以做決定】　　歐洲入不敷出的問題已越來越嚴重，但面臨問題時，政府為何很難作出決定？並非沒有辦法，辦法就是要忍痛做大的改革，包括社會福利改革。法國曾經嘗試過，薩科齊上任之初就說要大刀闊斧削減各方面開支，但沒有做到，這涉及執政權的問題。政府能否做下去，決定權首先在選民。選民對經濟政策的觀感和看法，直接影響他們的意向。有時政府有想法，也看到問題的所在，想從比較正確的方向著手改革，但最終因為要保住權力而得過且過，因為怕還沒開始做就已經下台了。民主社會在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時很難作出決定。　　在經濟形勢很好的情況下，它們運作起來很容易，但只要遇到經濟困難，就會訴諸其他手段。一是政府知難而退，另外它的決策不是只有專家學者和政府領導人作出的，而是整個社會參與，民意影響決策過程和結果。有時候決策雖然反映了民意，但不利於國家的長期利益。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政治操作有時是短線的，可能只看到今後幾年，不會看得很長遠，本該作出的決策不會去作。　　現在歐盟國家儘管失去了一些利益，還可以維持過去的生活方式。只要日子過得還可以，就不會下決心改革，這是之前成功帶來的結果。二戰前，歐洲很多國家經濟條件不是很好，但大家都願意去共同面對困難，可以為了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為了共同的利益捨棄自我，但現在都不願意這麼做。歐洲雖遇到很大的困難，但還沒有到斷水、斷糧、斷麵包的地步，所以不太可能放棄個人要求。　　削減開支經濟增長就緩慢，不削減開支債務負擔就越來越重，歐洲陷入兩難的地步，當下就要看它能否自救。它現在總是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找新興經濟體，不願自身改革，希望外面來支持它，在最小的社會代價的基礎上解決問題。就在歐盟內部，希臘是這樣，愛爾蘭等國家也是這樣，希望歐盟其他主要的大國來幫助它們。另一方面，歐洲大國又提出要求，如果不改革，就不幫助它們，於是形成了一種拔河的態勢。　　【高福利並非最有效的模式】　　中國曾試圖把北歐模式作為一個參考對象，但後來並沒有落實。原因就在北歐能夠成功的在中國不一定能成功。北歐那些國家小，經濟基礎也比較好。中國當時在改革開放沒多長時間的情況下摸索這條路是過早了。即使以現在來說，高福利也並非是最有效的一個模式，高福利首先稅收要很高，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貧富差距那麼大，再加稅很難有全民共識。北歐國家現在也面臨高稅收帶來的一些問題，比如吸引資本困難，本國資產外流等。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很難向這麼小的國家學習，作為一個研究對象是可以，但要模仿很困難。　　過去發達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時，中國還在摸索自己的發展模式，往往覺得沒什麼信心。但我個人覺得目前在全世界裡經濟能維持高速的比較健康增長的國家很少，中國是其中之一。現在都在爭論有沒有中國模式，我覺得至少從目前看，中國走到現在這樣，說明過去30年有成功的地方。但這個模式還沒有最後成型。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也不是非常成熟，社會發展也尚未成熟，但至少過去的路是正確的。其他國家也從反思和比較中認識到中國並非它們過去所認為的不值一談，或必定是一個要失敗的、會崩潰的經濟模式。　　如果將民主模式和威權模式做一比較，以新加坡為例，從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的角度看，新加坡那種威權模式是非常成功的，通過權威抑制了世界上很多國家可能出現的通病，包括腐敗、官員效率不高等。但另一方面，它的缺陷在於在全球普遍要求民主選舉，人民發言權應當更加增多的情況下，會帶來一些民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如果沒有民眾的參與，這不是完善的社會管理。現在威權政治也遇到一些問題，對執政者來說，考慮最多的一個是政治問題，另一個是經濟如何持續地為民眾提供物質滿足。新加坡也在調整，如果過分遷就民意的話那可能造成決策的失誤。比如移民的問題，新加坡需要引進更多的勞動力，但現在民眾反感比較大，尤其在最近兩次選舉中，執政黨的得票率比較低，後來只好遷就一下民意，對外來移民實行的政策相對更嚴一點。實際上，政府知道過嚴的移民政策對國家發展是不利的，這就涉及一個平衡的問題。過去新加坡政府所作的決策可能有時老百姓是不同意的，或是不理解的，但它以其成功來說服人，用結果來說服民眾。現在問題是結果還沒出來前要用政策來說服，這就有很多不可預測的因素。國際上其他發達國家也一樣，很多時候不是用政策的結果而是用政策的內容說服民眾，這是民主制度面臨的問題。　　杜平　　（杜平系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本文由本刊記者簡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