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體思想 之熊培雲專欄 不久前，重慶有對新人邀請了數百位親朋好友參加自己的婚禮。在婚禮結束後，新郎的父母發現了一份特別的紅包，裡面裝的不是禮金，而是一張欠條－－「今日王某欠張某200元整，明年本人結婚之日該欠條將自動作廢。」根據記者調查，王某現在一個月要接到好幾份這樣的婚帖，所以就打白條了事(據10月30日《重慶商報》)。 為送禮金打欠條，收禮時再沖賬，著實耐人尋味。這張欠條像行為藝術一樣惡搞了「中國式送禮」。它通過這種「日常的反抗」為我們揭開了這個社會的苦痛。
歷史學家黃仁宇曾經以「關係千萬重」概括中國人的交往。在我看來，此千萬重關係同樣見證於中國式送禮。表面上看，中國式送禮滿面溫情走街串巷，然而，在內里卻為我們製造了一個人人負債的偽人情社會。禮品不再是寄寓情誼的工具，而是反其道行之，在虛張而持久的儀式中消費中國人的人生與閑暇。 從整體上看，中國式送禮不外乎三種: 第一種是自上而下的送禮。於家而言，有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於國而言，有皇帝的賣官鬻爵。由於「送禮者」盼望某種回報與馴服，所以，送禮可以被視為「上面綁架下面」、「長者馴服幼年」的一種手段。事實上，這也是中國為什麼有「君父傳統」、中國人為什麼要頂著「以禮服人」的大禮包前行的原因所在。 傳播學認為，饋贈一方往往比接受一方地位優先。比如說，送廣告的人比看廣告的人賺錢，搞宣傳的人比接受宣傳的人更有利可圖。同樣的道理，君父正是通過這種所謂的「饋贈」在其子民身上謀取社會與人生的種種暴利。
第二種是自下而上的送禮。在此，我們用「賄賂」一詞來概括它可能更準確一些。這種賄賂通常包括向權力擁有者送錢與送性，嚴重時同樣可能送上性命。當然，拿自己的性命行賄，並非某人甘於受死，可能是為了家族的利益順勢而為。不可否認的是，禮品同樣是下面操縱上面的手段。當一個人「斂禮成性」，並為送禮者所操縱，實際上也是被禮洗腦，進入一種腦死亡狀態。 中國人講「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除了以上兩種上上下下的縱向送禮與操縱外，還有一種是橫向的送禮，它主要包括同事與朋友之間的禮尚往來。在此一關係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婚禮。 顯而易見，那種與面子掛鉤、動輒數百人參加的婚禮已經成為一種「脅持」公眾、下屬或親友的情景喜劇，異化為幾個人對一群人的「禮儀折磨」。正是這個原因，終於有人站出來打白條，同時這個白條判處了一個死刑——欠付禮金，而且「屆時自動作廢」。以打白條的方式送禮，對於新郎新娘來說，或許是「殘酷」的。然而，它不近人情卻近真實。 不可否認，禮品或禮金作為一種交流媒介，寄託了人們的親情和友情。然而，當人們急於收禮和還禮，「為收禮而密謀」、「為送禮而焦慮」時，親情與友情無疑大打折扣。如法國十七世紀倫理學家拉羅什富柯(La Rouchefoucault)所說，「太積極償還欠情，是不感謝的跡象。」社會學家布迪厄同樣認為，「如果對等的東西同時交換，實際上就是拒絕。」布迪厄直言不諱——種禮品巡迴表演的參與者覺得他們好像是在禮尚往來，實際上是在自欺欺人。 論及這種「禮品巡迴表演」，筆者不由得想起小時候在老家過年的情景。一包包花花綠綠的禮品(通常是食品)從正月送到十五，最後在自家收到的禮品中，往往還有最初送出去的東西。不同的是，有些禮品或多或少發生了變質——禮品沒有通過流通升值，反而發生了貶值。透過那些急走於鄉村田壠的匆匆腳步，回想我平常之所見，不過是一種勞民傷財的傳統。
一次平常的婚禮，一張驚世駭俗的白條，同樣為我們揭開了「禮世界」的隱秘的秩序——「在江湖上混，遲早是要還的」。對於許多人來說，那些即將送出的禮品，以及已經收到的禮品，就像是人情特務一樣，可以幫助自己攻城掠地，甚至攻陷他人的大腦，與此同時，它也可能隨時策應他人進屋討債。 (作者系資深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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