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就是為城市撰史

「為了使城市保持持續性，城市規劃需要考慮的是現在應該做什麼，而不是現在能做什麼。」

南昌市政府的宴請過後，已近夜裡九點。 我有點不忍再去打攪劉太格。行色匆匆的他傍晚才從深圳飛抵南昌，第二天一早還要進行紅谷灘 CBD 的規劃方案彙報。畢竟已年過花甲，這時應該有些倦了。

但當我小心翼翼地提出採訪要求時，這位素有英國紳士風範的老先生竟爽快地答應了。

凱萊酒店的窗外，仍有些車流過往的喧鬧，而我們的話題，卻在這裡靜靜地開始。

「隨時都要注意，別做讓城市只在短期內看起來美的事情。」

「我倒是從未接受過這樣一個生活化的採訪」，劉太格對從他的家庭和經歷談起，顯得有些孩子氣似的開心。劉出生於一個藝術之家，父親是師從劉海粟大師的名畫家，在東南亞頗具盛名。這使得劉太格幼時起，就被自然地「規劃」了將來的從藝之路。

當劉太格買好了來中國的機票，準備在一家美院任教時，是母親使他臨時改變了主意：去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讀建築學。

而這個決定，成為劉太格生命中重要的一個起點。

在新南威爾士大學，用劉太格自己的話說，是對建築「越來越感興趣」。隨後他又去了史坦福、耶魯大學等地方進修和深造。而在這時，他發現，自己對宏觀環境處理的感覺不錯，因此「應該去做規劃」。

回國後，劉太格開始逐步實現自己這個心愿。為此他供職於新加坡建屋發展局達20年之久，先後任新加坡城市重建局、新加坡規劃局的首席行政長官和總規劃師。

「我希望知道，您對於新加坡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有些什麼樣的感受？」面對我迫不及待地發問，劉太格回答，「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人總是說新加坡很整潔、但不引人入勝。而我告訴年輕的設計師和建築師們：不要理會他們說什麼，應當集中精力做正確的事情。」

那麼什麼才是正確的？「根據合理和一貫性的原則來設計並規劃城市及街道，抵製為短期的效應而將城市變得人為有趣的誘惑。」他有點兒激動地說。「如果出於短期效應來規劃我們的城市，城市的魅力會是短命的。」

「看看歐洲的城市吧！尤其是各國傳統建築，通常是非常簡約而又高度重複的。它的街道和櫥窗陳列、隨處可見的雕塑、風景以及街道設施，如長椅、路燈都經過了上百年的演變——這一切給這些城市注入了活力及內涵。」海外留學的經歷給劉太格留下了最深刻的記憶。

與之對比，令劉太格感到巨大反差的是：亞洲的許多國家在大街上設置了許多的裝飾，有些是慘不忍睹的雕塑，有些是難看的公共汽車站、可怕的燈箱，最初兩天看起來很新潮，但因材料廉價使這些裝飾物被侵蝕得很厲害。

不過，新加坡得以倖免。因為劉太格一直向新加坡年輕一代設計師強調，要繼續保持傳統，不要受這種噱頭和趣味的誘惑。「隨時都要注意，別做讓城市只在短期內看起來美的事情。」

「如果說城市規劃是一本史書的話，裡面的章節就是建築。」

而對於中國，作為包括北京市在內的中國多個城市規劃顧問的劉太格則另有一番看法：「我來中國二三百次了，每次來有兩個很深刻的印象，一是中國的確進步驚人；另外一個印象，就是城市的環境不是向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這兩個是不成正比例的。」

「為此，我想了很多。」說到這裡，劉太格的表情變得凝重起來。

「到了北京，你會『想像』這是一個很有文化的城市。我用『想像』這兩個字，是因為你首先看到的多是一些設計水平不高的商業建築，只有在看了四合院及故宮之後，你才會說，這真是一個文化古都。」他嘆息著，「北京有很美麗的過去，可是在建築上卻沒有延伸下來，沒有與現代接軌。」

對於上海，劉太格輕輕地搖了搖頭，看得出他有另一種遺憾。「浦東有不少很好的建築，卻不是一個城市，而是一群城市中的孤島，街坊與街坊之間缺乏密切關係。」他甚至這樣描述對上海陸家嘴高樓群的看法——「對人不友善」。

初聞這樣的形容，我著實感到內心一震。

在劉太格眼裡，城市像是「一本打開的記事簿」，記錄一個國家在各個特定時刻的文明進程。「我們是在書寫一本長期的史書」，不能為了短期效應而改變或放棄我們的原則。

他說，如果政府沒有遠見，只希望做短期行為，那麼所有的建築就會雷同。如果政府組織渙散，不能控制土地的分配，那麼這些弱點就會在城市規劃中反映出來。

因此，在有人稱他為「新加坡規劃之父」之時，劉太格往往這樣回答，「其實我不是，李光耀才真正配得上這一稱呼。」

他回憶起新加坡的地鐵建造，以此來作為他「城市規劃一定要長遠考慮，才能為未來發展留足空間」的註腳。「我們在1968年就開始討論地鐵線問題，但是當時資金十分匱乏，不可能立即實施，但我們沒有全盤放棄，而是把地鐵修建的路線留了下來，到1984年開始正式修建。這樣就避免了重頭再來的高昂代價。」

而如果說城市規劃是一本史書的話，裡面的章節就是建築。在劉太格看來，建築藝術的使命也是非常重要的。劉直言不諱地對我說，他喜歡的做法是，「鼓勵每一位開發商為公共藝術品花一點錢。」

10年前洛杉磯實施了一條新的條規，要求每座新建的建築物必須準備一定百分比的建築資金用於公共藝術品的建設。政府在「強迫開發商為藝術花錢」，最終卻可以培養其對於藝術的真誠喜愛，以及對成熟設計作品的欣賞品味。

「你看，在新加坡UOB廣場上有幾件非常好的國際水平的雕塑，但那是源於開發商的初衷，而不是立法的結果。」這是他感到由衷欣慰的。

「為了使城市保持持續性，城市規劃需要考慮的是現在應該做什麼，而不是現在能做什麼。」在整個交談過程中，劉太格反覆重複上面這句話。

「規劃師要學會與土地談戀愛。只有付出高度的同情心和真誠的感情，了解其個性，才能孕育出愛情結晶。」

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劉太格更是有著極深的感觸。「17歲我離開家到澳大利亞求學，為了深刻了解西方文化，要求自己一定要像西方人一樣生活，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習慣吃麵包，為此還刻意減少與本國留學生的交往。但是，當我對中西兩種文化都有了較深理解，並親身體會到西方人尊仰東方文化的時候，我更肯定了任何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優勢和弊端，而生於斯長於斯的民族文化往往更適合這塊土地。」

劉太格毫不掩飾自己對老北京四合院這種建築形式的喜愛。而且他饒有興緻地講起他的一個發現：北京的緯度跟雅典是一樣的，雅典也有四合院。「所以我覺得兩種不同的文化，如果很認真面對氣候的挑戰，提出建築設計答案的話，兩者往往會是不謀而合。」

「為什麼不能採取新舊城市共存的方式進行發展呢？」劉太格認為，要保護好北京明清舊城，就必須重視四合院的保護。「有人說四合院落後了，但這只是因為今天沒有把市政管線接進去而已，這個問題並不難解決。四合院的生活環境非常宜人，它因為北京的氣候而產生，是最適合北京的。」

在劉太格眼裡，中國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偉大的城市規劃師。「因為中國的首都和省會一般都是方方正正的，而朱元璋歷時21年建造的南京古城牆卻大膽地打破了這種常規，以葫蘆形城牆順應山勢，這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每一個城市都應該有它特殊的身份」，劉有時會對中國的朋友說，「但在中國，無論是北京的市政府、小城市的市政府、還是小鎮的鎮政府，政府大廈是一樣大的，前面總是一個大廣場，廣場前面總是一條很寬的路。」

「在歐洲大城市有大城市處理的方式，小城市有小城市的特色。缺乏獨特的個性和身份，在中國目前是比較普遍的問題。」為此，他把自己的工作稱之為「城市診療所」，希望能開出不同的藥方。

而更為可怕的是，一些亞洲城市可能有嚴重的心理障礙，患了一種「窮人病」，自信心不足。「我經常看到規劃師桌上放的是巴黎和華盛頓城市設計的模式，覺得非常心痛，為什麼不把故宮、天安門廣場、蘇州的模式放在裡面？」

「好像中國盛行模仿歐陸式建築，其實這個東西是三四流的仿西洋建築，為什麼自己的文化不好好珍惜？」劉太格嘆了口氣。「城市沒有記憶是最令人傷感的。」

一直安靜地坐著的劉太格，突然有些激動地揮動手臂在空中舞了條弧線。「是什麼使羅馬、倫敦、巴黎和新加坡各有所異？是歷史！我們需要創造歷史。」

「建築是一種肢體語言。每次建築師做一個新方案的時候，基本上是在做一次烏托邦式的新探索。」在建築風格方面，劉太格認為中國應該學習印度及其他一些中東國家，雖然經濟不很發達，他們不但保護舊的建築，新的建築也很尊重自己特有的建築文化。

為了彌補這種失落感，最近，劉太格的接手了同里這個古鎮的概念性規劃。已有上千年歷史的同里古鎮，仍然保持完好的市鎮格局和傳統風貌，而其濃郁的水鄉特色、很多的深宅大院構成的獨特人文景觀也深深吸引著他。

「同里古鎮就像是「穿著破陋衣服的美麗灰姑娘」，現在要做的是進行修復，為她梳妝打扮。」他坦陳，之所以去做完全是因為「鍾情同里」。「我對同里非常有好感，很偏愛她。」

愛有多深呢？劉太格舉了個例子，「當我把兒子送到美國去讀書時，我首先想到的是，讓他先來同里看看，希望兒子到了美國之後能做同里的旅遊大使，告訴美國同學，中國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叫同里。」

在他的設想中，「要儘可能地保護那些老的建築，但並不意味著像擺在櫃檯上的陳列品一樣將其塵封，而是建成「一座活的建築博物館」，對於原有建築，「有的全部修復，有的部分修復，也有的可進行重建，但不要一味仿古，不是復原、克隆，我們要的是真東西。」

「一個精緻的盆景比一棵普通的大樹更有價值」，同里的概念性規劃，被劉太格視為人生中重要的一次挑戰。

「我的觀念是，建築設計首先應該符合當地生活、習俗、環境、文化甚至氣候等，然後才去考慮風格的問題，而不是僅僅按照建築師的意願刻意地去強調某種風格。」劉太格笑了笑說，「其實風格是一種很模糊的東西，比方說畢加索的畫，你很難說出它是抽象派的，印象派的，還是其他什麼流派，畢加索就是畢加索。」

「建築是一種肢體語言。每次建築師做一個新方案的時候，基本上是在做一次烏托邦式的新探索。」在他眼裡，中國建築的符號、比例感和空間感都不一樣。傳統的中國建築一般都是剛柔相濟，直線和曲線的架構也非常協調，很有「陰陽」的味道。

而建築的另一語彙，他用「韻律「二字來形容。莫扎特的《魔笛》是他極其喜愛的歌劇之一。劉太格欣賞莫扎特天才般的超脫，但卻認為，自己的個性比較像貝多芬，「更接近人間煙火」。

有趣的是，熱衷於研讀《老子》、《易經》的劉太格，不知是否受到這些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還是師從貝聿銘大師簡煉的手法得到的啟迪，他對建築的理解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香港中銀大廈是他最為推崇的建築之一。「從九龍望過去，它的空間感覺是沒有尺度的，而沒有尺度，往往是最好的尺度」。

劉太格認為，尊重建築的身份就要充分研究建築的高度、尺度、比例，一般建築師在上建築學課程時學習西方所謂的黃金比例8：5，實際上中國建築的比例他猜想可能是7：2，「只要在比例上抓對了，建築的經典味道就出來了。」

這使我想起葉燮的一句話：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間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見。

夜深了，當我起身告辭，劉太格突然有些歉意地搓了搓雙手，指著事前放在桌上的空杯子說，「哎呀，我只顧聊得入神，連茶都忘記泡。」

我向他笑了笑。其實，我早已領略了一番用心品茗的清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