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田氏家族謀略文化論略

關鍵詞 齊國田氏家族謀略文化

作者：徐北文（1924—），山東泰安人，濟南職業學院名譽院長，教授。

張華松（1962—），山東文登人，濟南職業學院學報主編，教授。

先秦列國中，以齊國謀略文化最為發達，而齊國謀略文化尤以田氏家族為代表。僅就兵家文化的角度講，彪炳千秋的幾部兵法如《司馬兵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以及名將田忌、田單等皆出自這一家族。齊國兵家文化與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具有一種明顯的淵源關係，因此探討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對於深化包括齊兵家文化在內的齊國謀略文化的認識，是大有裨益的。

一、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形成

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形成於其取代姜姓齊國的漫長過程中。

齊國田氏始祖田完是作為陳國公室之落難貴族，於齊桓公十四年（前672年）逃到齊國的。齊桓公欲授之以卿位，被他婉然謝絕。他說：

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於是只接受了負責管理百工的工正一職。可知他深諳進退之道，是位頗具韜略的人物。

田完死後，謚曰「敬仲」。《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田氏代齊以前的世係為：敬仲完——穉孟夷——湣孟庄——文子須無——桓子無宇——釐子乞——成子常——襄子盤——莊子白——太公和。穉孟夷、湣孟庄，無事可述。此後的四世，是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形成的關鍵時期，也是田氏代齊的關鍵時期。《左傳》庄公二十二年記載田完出逃前的一件舊事：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於京』。」

懿氏之占，可能僅是後來的田氏根據家族發展史而造作出來的一段故事，用以證明田氏代齊實乃出自天意，但通過這個故事可知五世桓子無宇和八世成子常（按，《田敬仲完世家》「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武子開與釐子乞為兄弟，相繼為大夫，可視為兩世，則八世便指成子常）更是兩個關鍵性的人物。

田無宇見諸《左傳》，始於魯襄公六年（前567年）齊國滅萊之役，那麼其父田須無登上齊國政壇必定尤在此前，然而在此前後的數十年中，田須無默默無聞。當時的田氏家族根基尚淺，勢力過小，所以在齊國公室貴族的內訌中，始終奉行概不介入的策略。魯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齊國權臣崔杼弒庄公，與另一權臣慶封擁立景公。當時，「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後來孔子評價此事說，田須無潔身去亂，可謂「清矣」（《論語·公冶長》）。明哲保身，置身於政治鬥爭的漩渦之外，並且以此贏十七年，慶封剪滅崔氏，田須無回國。次年（前545年），齊國的欒（子雅）、高（子尾）、田（須無）、鮑（鮑國）四家聯合推翻了專權的慶氏家族。事變中，田氏家族在謀略學上可圈可點之處甚多。

事變是由欒（子雅）、高（子尾）兩家與慶氏家族的矛盾引起的。事變前，陳須無父子有一段精彩的秘密對話：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庄。」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庄為齊都臨淄大街名，「得慶氏之木百車於庄」，是田無宇借用了齊國市井社會盛行的隱語，意思就是在即將發生的事變中，攫取慶氏一族的權力和財富。而田須無的「慎守」一詞，更可視作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核心內容，內涵豐富，概言之：其一，處虛守靜，靜觀時變；其二，抓住機遇，當機立斷。田氏家族的發跡史，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慎守」謀略成功運用的歷史。

事變過程中，田氏父子更是機心獨運，奇謀迭出。《左傳》載：

冬十月，慶封田於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即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無宇）奉龜而泣，（慶季）乃使歸。……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慶封是把田無宇作為人質帶到萊地的。田須無與田無宇身處異地，然而配合默契，巧設騙局，竟然騙過了老奸巨滑的慶封。無宇逃回臨淄，途經濰水、彌水、淄水，鑿船毀橋，斷敵歸路，亦頗得兵家要旨。

十一月七日，慶封之子慶舍主持一年一度的太廟嘗祭，為防意外，慶氏家族的武士環衛宮廷，戒備森嚴。田氏父子為了調虎離山，密令圉人（馬夫）扮作俳優，在距離宮門不遠的魚里田氏住所演戲，誘引慶氏之卒棄甲前來飲酒取樂。欒、高、田、鮑四家之卒乘勢殺入太廟，一舉殲滅慶舍等人。須無保護齊景公進入內宮。慶封無家可歸，流亡國外。

慶氏家族被推翻了，田氏家族從此開始逐漸成為齊國舉足輕重的家族。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田無宇的受寵於庄公固然是因為孔武有力，但是通過上文可知他在謀略心機方面著實非同一般，這在田須無去世後更有出色的表現。

《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記載：

（吳國公子季札）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在季札看來，齊國政權必有所歸，但最終歸屬尚難預料。然而五年後，形勢就變得明朗化了。《左傳》昭公三年（前539年），記晏子出使晉國：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之為陳氏也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可見為了使齊國政權歸於田氏，陳無宇開始注意利用家族雄厚的資本來廣結善緣，收拾民心了。而這也就成為此後田氏家族顛覆姜齊的行之有效的傳統做法。

魯昭公十年（前532年），田氏通過政變又剪除了公室的欒、高二族。《左傳》記載：

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遂見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助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欒施、高強來奔（魯國）。陳、鮑分其室。

這次事變顯然也由田無宇所一手策劃，而鮑氏則是被裹脅加入反欒、高之聯盟的。拉一個打一個，先下手為強，是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

驅逐欒、高，是「陳（田）氏始大」的標誌（《左傳》昭公十年）。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田無宇在權衡形勢之後，做出了政治退卻的決定。在社稷之臣晏子的壓力和建議之下，他將兼并欒、高兩家之所得如數上交公室之後，便主動致仕，歸老於自己的封地莒邑（臨淄北境）。

這是典型的以退為進的政治退卻。退卻後的田氏家族其實從未停止政治上的努力。就在歸老於莒邑的當年，田無宇私自作主召回了當初被子尾驅逐的子山、子周、子商，分割自己的封邑給他們，各給他們安家必須的資財。又召回了當初被子旗驅逐的子成、子公、公孫捷，各益其祿。舉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皆分之邑；國人中貧弱孤寡者，皆與之粟。他說：「《詩》雲，『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他是要仿效齊桓公來成就自己事業的。此後十多年的時間裡，田氏家族正是靠了這種「行陰德」的手段和策略，贏得了一大批政治上的同盟者和同情者，以至於十多年後，晏子堅信取代姜齊者必將田氏無疑了，原因就在於「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晏子建議齊景公以禮規範大夫之家，以求「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也是針對田氏而言的。

田桓子無宇卒於何年不詳，其子釐子乞登上齊國政治舞台，時在齊景公晚年。魯定公十三年（齊景公五十一年，公元前497年），晉國發生內亂，智、趙、韓、魏四家聯合攻伐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向齊國求救。魯哀公二年（前493年）八月，齊景公派田乞運糧給困守朝歌的范氏。這是田乞見於史乘之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此事云：

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

樹黨於諸侯，爭取國際上的外交支持，此後不僅是田乞，也是田常等人汲汲致力的，並成為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重要內容。

魯哀公五年（前490年），齊景公去世。齊國世卿國氏、高氏稟承景公遺命，立景公所寵愛的公子荼為新君。國夏、高張以佐命大臣的身份臨朝執政，然而次年二人連同晏圉（晏嬰之子）、弦施等人竟統統在田乞策動的變亂中被驅逐出境。且看田乞是如何挑起事端、玩弄權術的。《左傳》哀公六年記載：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

景公讓高、國立公子荼為太子，諸大夫原本就持反對態度。所以，景公死後，諸大夫與執政的高、國之間存在著隔閡，這就為陳乞上下其手、大耍兩面派提供了機會。他先佯作歸心於高、國，誣陷諸大夫，勸高、國先下手為強，盡滅諸大夫；又勸諸大夫率先向高、國發難，爭取先機之利。一場大亂就這樣被陳乞挑動起來。

事變結束不久，田乞又將與自己有私交的流亡魯國的景公之子公子陽生秘密召回齊國，藏在家中。十月二十四日，田乞以「（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為借口（《史記·齊太公世家》），將眾大夫誆騙來，席間要眾大夫盟誓廢掉公子荼而改立陽生為君主，眾大夫酒醉耳熱之際，見生米煮成熟飯，只好依從田乞（事詳《左傳》哀公六年），盟誓立陽生為君，是為齊悼公。於是，公子荼被流放到外地，他的親信黨羽或者被殺或者被囚。

魯哀公八年（前年487年），齊悼公殺鮑牧。十年，鮑氏家族發動叛亂，弒悼公。

悼公是由田乞扶植起來的，他的被殺是田氏家族的重大損失。

於是，齊人「共立」悼公之子壬為君，是為齊簡公。簡公當初隨悼公逃難魯國期間，就與悼公的家臣闞止（字子我）建立了非同尋常的私人關係。現在，闞止由家臣而出任輔政大臣，自然要大力扶植和發展公室高氏、國氏以及鮑、晏等家族的殘餘勢力，以抑制和排擠過於強盛的田氏家族。

為了扭轉被動不利的局面，田乞決心通過對外戰爭來剪除政敵。於是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春，借口報復去年魯國會同吳國伐齊之役，唆使齊簡公出兵伐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田常（應為田乞）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為使父母之國免遭兵燹之難，遂派子貢出使齊國，勸諫田乞說：

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隙，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

儘管這一情節，有可能是出於儒者的誇飾，卻仍然可以反映如下事實：當時，陳乞發動對魯之戰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便是：解除內憂，除掉不聽命於己的大臣。子貢揣摩陳乞的心思而下說詞，陳乞安有不聽之理！子貢的意思是說：為了「成大事」，伐魯不如伐吳。吳國強大，齊伐吳，猶如以卵擊石，必敗無疑。齊敗，率兵之諸大夫盡死於戰事，那麼陳乞便可以孤立齊君，控制齊國了。陳乞十分贊同子貢的建議，說道：「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答道：「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就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而迎之。」陳乞於是派子貢出使吳國，請夫差出兵助魯攻齊。

這年夏天，在子貢的遊說下，吳王夫差傾國而出，北上伐齊，與齊軍對峙於艾陵。

齊以三軍應對吳國四軍外加魯軍，力量相差懸殊是顯而易見的，更何況齊軍向來是打不得惡仗硬仗的。齊國三軍主帥以及一般將佐或者是田乞的政敵，或者來自與田氏敵對的家族，一旦懾於強大的吳、魯聯軍而臨陣脫逃，或者向吳、魯求和，那麼田乞借外敵翦除異己的企圖就會化作泡影。於是，田乞在戰前向其弟田書密授機宜：「爾死，我必得志。」其所謂之「志」，引用子貢的話語便是「民人外死，大臣內空」，而可「孤主制齊」也。因此我們說，杜預認為田乞是「欲獲死事之功」，這種解釋顯然是十分牽強的。田乞要田書以死激勵三軍將士「以卵擊石」，田書心領神會，遂在軍中鼓舞士氣道：「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田逆則命令部下一律口中含玉，以示必死。

在田氏的鼓動下，齊軍上下瀰漫著一種必不生還的悲壯氣氛。《淮南子·繆稱訓》云：「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而事實的確如此。《左傳》載，宗子陽與閭丘明互相勸勵致死，公孫夏讓部眾齊唱《虞殯》的輓歌，東郭書說：「三戰必死，於此三矣。」

五月二十七日，艾陵大戰終於爆發。果然一戰而齊軍大敗，吳王夫差「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左傳》魯哀公十一年）。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雲，艾陵大戰，吳王「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越王勾踐世家》雲，「虜高、國以歸」。是高氏家族也有被虜獲者。總之，田乞於此戰達到了預期目的，齊國公室貴族以及其他政敵死於戰事者甚多，田氏家族被動不利的局面因而有很大的改觀。

田氏家族通過對外戰爭來剪除政敵，於史並非僅此一見。《呂氏春秋·似順篇》記載：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

完子的策略與其父何其相似乃爾！為家族的長遠利益而不惜犧牲生命，也可算作田氏的家族傳統了。

艾陵之戰時，田乞已至暮年，故而還沒有來得及對田氏家族的最大敵人闞止（字子我）採取行動，就於戰後不久死去。田氏代齊的歷史使命由此落在兒子成子田常（恆）身上。

田常可能初涉政壇不久，就與闞止並為齊簡公的左右相。由於闞止深得簡公寵信和倚賴，權勢炙手可熱，故「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左傳》哀公十四年）。鑒於闞止的權勢非一時所能剪除，「於是田常復修釐子（田乞）之政，以大斗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田常布惠施德，廣結人心，而族人田豹這時也取得了闞止的信任。田豹屬於田氏的遠房旁支，為人狡詐多智，被田乞父子作為田氏家族的間諜打入闞止集團的內部。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闞止對田豹說：「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田豹說：「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田豹穩住闞止，並將消息告知田常。田逆（子行）對田常說：闞止深得國君的寵信，如果你不先發制人，那麼他就要加害於你。田常於是讓田逆先進入宮中擔任內應。

五月壬申（十三）日，田常兄弟分乘四輛車子入宮，闞止出來迎接，田氏兄弟卻搶先進宮，緊閉大門，將闞止撇在門外。宮中侍衛見田氏來者不善，揮動兵器抵抗，竟被田逆及其黨羽殲滅。闞止因為不得入宮，便糾結黨羽攻打宮城的大門和小門，久攻不下，就帶領隨從逃出臨淄城，被豐丘人捉獲送回臨淄。田氏將闞止殺於郭門之下。

五月庚辰（二十一）日，田氏帶人追至舒州（今河北大城縣），抓住了出逃的簡公。六月甲午（五）日，簡公被就地處死。

簡公的被殺，從表面上看是田常與闞止爭鬥的犧牲品，故而司馬遷說「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史記·太史公自序》），其實卻是新舊力量長期較量的結果。對此後人有許多精闢的評論，頗具認識的價值。如《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云：

簡公在上位，伐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為圃池也。

《淮南子·氾論訓》云：

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

就在殺掉簡公的當年，田常又擁立簡公之弟驁為君主，是為齊平公。此後數年間，身任國相的田常為鞏固業已取得的政權，繼續推行有利於社會進步的改革，「修功行賞，親於百姓」（《史記·齊太公世家》），贏得了更多民眾的支持。與此同時，更重視直接動用專政機器，無情打擊政敵。田常對齊平公說：「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說得冠冕堂皇，彷彿設身處地替平公著想，然而作為形同傀儡的君主，平公有何資本施德於人？因此這不過是田常索取刑殺之權的託詞而已。於是齊國的刑殺之權盡歸田常。田常上下其手，不出五年，「盡誅鮑、晏、監止及公侯之強者」。齊國從此真正變成了田氏的天下了。與此同時，田常還強行將安平以東至琅邪的廣袤千里的沃野良田劃歸為自己的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唐司馬貞《索隱》引三國蜀漢史家譙周（允南）云：「陳恆為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固非苟為禽獸之行。夫成事在德，雖有奸子七十人，只以長亂，事豈然哉？」認為此事是不可信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為了有效控制齊國，田氏家族特別重視人口的生產，所以田常死後，兒子「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方為可能。到了田襄子的孫子太公和，「乃遷康公於海上」，「田和立為諸侯，列於周室，紀元年」。田氏代齊的事業最終完成。

田氏代齊是在長達三百年的時間裡逐漸完成的，其間田氏家族動用了大量的計謀權術，試以人們耳熟能詳的謀略術語衡量一下，諸如：韜光養晦，明哲保身；處虛守靜，慎守待時；當機立斷，火中取栗；隨機應變，懸權而動；陽奉陰違，上下其手；無中生有，矇混欺騙；挑撥離間，混水摸魚；遍置耳目，探敵用間；欲擒故縱，以退為進；行陰德，廣結善緣，收拾人心；調虎離山，斷敵歸路；拉一個打一個，逐個擊破；通過對外戰爭，剪除政敵。凡此種種，傾險變詐，詭秘變幻，簡直把個謀略權術玩弄到爐火純青的程度，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田氏家族的謀略文化正是伴隨著取代姜齊的長期鬥爭逐漸形成的。

二、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成因

（一）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形成於春秋的時代背景

謀略，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早期的氏族社會，地廣人稀，社會結構簡單，血親維繫人際關係，大家與世無爭，安然自處，這樣的民風純樸的時代是很難設想有什麼謀略文化的。歷史進入夏商周三代，社會由儒家所標榜的堯天舜日的「大同」之世，遞變為「小康」之世，謀略計策、機心機事也就漸次多了起來，甚至被後世譽為中國謀略的鼻祖人物也出現了，便是俗呼「姜子牙」的齊太公呂尚。《史記·齊太公世家》說：太公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文王之能「三分天下有其二」，周武王之能一舉顛覆殷商王朝，皆端賴於呂尚的陰謀詭道、兵權奇計。看來，中國兵權謀略鼻祖的桂冠非太公呂尚莫屬了，但是呂尚對中國謀略文化的貢獻也僅僅停留在一個實際操作的層面，他基本是個謀略實踐家而非理論家，傳世《六韜》等所謂的太公兵法，似非太公親手所著，而是戰國人之偽托。

太公以後的整個西周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諸侯國均致力於在新封領域內的經營建設，無暇外顧。東周以降，禮崩樂壞，地方勢力崛起，上下內外交爭，諸侯與天子，大夫與諸侯，士與大夫，平民與貴族，奴隸與平民，以及國與國，華夏與夷狄，各種矛盾激化，社會生活出現前所未有的複雜狀態，在這種大的時代背景下，謀略的運用與實踐急劇多了起來；尤其社會分工更加細緻化，職業政治家之外又逐漸分化出職業軍人（將軍），職業外交家（行人），職業商人也出現了。這些新職業的從事者，其職業活動的可供參據的禮法習俗愈來愈少，愈來愈不合時宜（如西周初期的軍禮，至東周時就顯得那麼迂腐可笑），於是為適應形勢需要，當時政治、軍事、外交、工商等各行各業，以及為人處世方面，都發明或總結了適宜於各自領域的遊戲規則、謀略和手段。自然，各個領域的謀略有個不斷積累、發展的過程，而各領域和領域之間，又有橫向的交流與借鑒，因此幾乎一進入春秋，就進入謀略文化的黃金時代。而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形成，自然與這一時代大背景息息相關。

（二）田氏家族文化形成的血緣種族的背景

齊國的田氏出自陳國公室。陳國媯姓，始封君「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後之時，或失或續。至於周武王克殷紂，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史記·陳杞世家》）。陳國既為虞帝大舜之後，那麼其文化自然是源遠流長、底蘊深厚的，而其人民自然也是聰明智慧的。

從媯滿到陳厲公的父親陳文公圉經歷若干代，前後十位君主。由於陳國自有其文化傳統，並不嚴格遵守周禮，宗法制傳統比較薄弱，故國家政治生活中保留了許多諸如兄終弟及之類的原始遺存，由是陳國因兄弟子侄爭奪君位繼承權而發生的內亂史不絕書，齊國田氏嫡祖田敬仲完由陳來奔，正是起因於陳國的一場持續幾十年的內亂。這種充滿了弒君篡位、腥風血雨歷史文化的國度，有助於培養人的生存智慧和鬥爭藝術；兼之陳國弱小，地處中原四戰之地，列強環伺，因此需要很強的生存自立能力。陳人善變尚謀的國民性格正是在這種背景和條件下形成的。《戰國策·齊策五》云：「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陳人「好詐」是遠近聞名的（老子產生於陳國故地的苦縣，亦非無因）。田（陳）完率領宗親逃至齊國，自然也就將陳氏固有的「好詐」的集團性格帶到齊國，成為齊國田氏家族的文化傳統。

齊國的田氏家族始終保持著濃重的種族故國意識。陳國先後於魯宣公十一年（前598年）、魯昭公八年（前534年），兩度亡而復封，最終竟於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被楚國徹底滅亡。「亡國踣家」，「宗廟不血食」，這對於媯滿所有的後人來說簡直有椎心泣血之痛。田氏家族為了使虞（舜）之「繼守將在齊」（《左傳·昭公八年》），遂萌生並加快了篡奪姜齊的步伐，日暮途遠，不擇手段。因此，我們便能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田氏篡齊的四個關鍵人物文子、桓子、釐子、成子之世，正是陳國不絕如縷至最終滅亡之時。因此我們認為，陳國的衰亡實可視作田氏謀略文化形成的催化劑。

（三）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形成的姜齊文化背景

追本溯源，姜齊謀略文化實肇基於太公呂尚。呂尚以「陰謀修德」以及「兵權與奇計」協助周文王、周武王傾覆商政，創建周朝，然後作為「功臣謀士」之首封建國於齊。太公立國方針原本就有著鮮明的謀略文化色彩。《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漢書·地理志下》云：「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誇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

由太公開創的齊國謀略文化到了桓公時代更有長足發展。管仲、鮑叔、寧戚等輔政大臣早年皆曾經營過商業，勢必要影響桓公一朝的政治風格。《史記·管晏列傳》云：「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之謀博大精深，諸如：「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以富兼人，以德兼人」等等即是。「管仲卒，齊國尊其政，常強於諸侯」（《史記·管晏列傳》）。是以姜齊謀略文化在管桓之後仍在繼續發展。

姜齊謀略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田氏為了家族的事業，想必要從中汲取營養來充實自己。田無宇就曾公開說過：齊桓公以能施而霸（《左傳》昭公十年）。而田氏家族施財布惠行陰德的謀略傳統正是由田無宇開創的，其有意識仿效管桓霸政謀略是無可懷疑了。姜齊謀略文化的其他內容如「兵權與奇計」、虛詐不情、通貨積財以及因應之術，田氏無不拿來為我所有、為我所用。

田氏是從陳國宮廷鬥爭的腥風血雨中闖出來的，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經驗和教訓本來就在田氏家族成員的心靈深處留下深刻的烙印，而齊桓公死後的齊國政壇持續動蕩，矛盾之錯綜複雜、鬥爭之殘酷激烈又遠甚於陳國。在這種形勢下，田文子以前的田氏家族一方面採取處虛守靜、韜光養晦而避免過早捲入政治鬥爭漩渦的策略，一方面從姜齊公室內部的傾軋廝殺如崔慶之亂中觀摩學習，汲取經驗和教訓，充實本家族謀略文化的寶庫。田文子以後，隨著田氏家族漸漸強盛，有力量捲入衝突鬥爭以便撈取更大的權益，這時他們則一邊同姜齊集團鬥爭，一邊從姜齊集團那裡學習。田氏謀略文化正是在同姜齊殘酷的鬥爭實踐中發展光大的。

（四）從田氏家族的職守看其家族謀略文化的成因

作為齊國大夫，田氏家族的歷代核心人物首先是政治家，因此，田氏家族的謀略文化亦就以政治謀略文化為主要內容。但是我們還應看到，春秋時期的田氏家族成員許多人都曾從事過工商、軍事、外交，而這三個領域又是謀略文化特徵最明顯的領域。田氏家族從業其中，總結經驗，提煉計謀，升華智慧，然後源源不斷地輸入其家族謀略的文化寶庫，也是不難想像的。

田氏家族有著悠久的從事工商的歷史，遠祖有虞氏就是精於陶藝的氏族，據傳，其領袖大舜不僅曾「陶於河濱」，還曾「就時」，「灰（販）於常陽」，「貿遷於負夏」。周武王克商，舜之苗裔媯滿受封於陳，同時又被任命為陶正，主管周朝的制陶業。田（陳）完逃來齊國後，齊桓公任之以工正，負責齊國的手工業管理。可能正是基於以上遠近的背景，田氏家族有著鮮明的經營工商業的傳統，甚至如上文所說，連田文子、田桓子這樣的在朝大夫，密謀策劃時竟也要借用商業隱語進行交流。迨及齊景公，田氏已經發展為齊國的第一工商業家族。《鹽鐵論·刺權》載：田氏控制姜齊的山海利源，「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轉轂運海者蓋三千乘。」工商致富，然後憑藉雄厚的資本「行陰德」，正是田氏家族顛覆姜齊政權的法寶之一。

同時我們還應注意的是，工商行業的特殊性要求從業者必須具有高瞻遠矚和精打細算的智慧與韜略，戰國大商人白圭嘗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矣。」（《史記·貨殖列傳》）因此可以肯定，經營工商產業是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重要成因。

田氏家族許多成員曾有過軍旅生涯，甚至不乏統帥軍隊的方面之將，僅見諸《左傳》者就計有：田無宇參加伐萊之役（襄公六年），孫書（字子占，田無宇之子）統兵伐莒之役（昭公十九年），田乞統兵救范氏之役（哀公四年），田瓘、田莊以及田書、田逆分別參與伐魯之役、艾陵之役（哀公十一年），田瓘統兵救衛之役（哀公十七年），田常統兵救鄭之役（哀公二十七年）。其他見諸史乘者尚有：田穰苴退晉軍、燕軍之役（《史記·司馬穰苴列傳》），田完子拒越之役（《呂氏春秋·似順》）等等。田氏家族在軍旅生涯中積累的豐富的治軍、用兵的經驗智慧，必定成為家族謀略庫中的重要內容。比如田須無言「兵不戢，必取其族」（《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堪稱兵家之格言妙語。次如田常統兵救鄭之役，整軍經武、臨陣處置皆甚得為軍之道，頗有名將風範（詳見《左傳》哀公二十七年、《說苑·指武》）。

至於外交，也是田氏家族擅長的職業，洞悉天下大勢，縱橫捭闔，嫻於辭令，在外交陣線多有建樹，見諸《左傳》者如：田無宇使楚乞師，終於使楚國伐鄭以救齊（襄公二十四）；田須無力排眾議，主張響應弭兵之會，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我民，將焉用之？」（襄公二十七年）；田須無勸齊景公朝晉（襄公二十八年）。尤其田成子常（恆）弒殺齊簡公之後的一段時間裡，田氏家族在外交上更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更能充分展示田氏家族的謀略特色。

齊平公元年（前480年）春，魯國孟孫氏的采地成邑（今山東寧陽北）叛投齊國，孟武伯率兵攻打成邑，不克，就在附近起築舒邑以壓迫成邑。齊魯關係驟然緊張。秋天，田常派其兄田瓘出訪楚國，敦睦齊楚邦交。田瓘路過衛國時，遇見孔門弟子子路。子路謂田瓘道：「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斫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左傳》哀公十五年）。田瓘當即表示贊同。於是，本年冬天，齊國約請魯國講和，孔門另一大弟子子貢陪同子服景伯訪齊，田常親自到子服景伯下榻的客館探望。子貢表示魯國願意像衛國一樣，結好齊國。田常遂將成邑歸還魯國。從此，齊魯邦交乃趨於正常。此後田常又充分利用楚有白公之亂、晉有四家之爭、吳越相互攻伐的有利國際環境，開始插手中原事務，加強齊國對中原諸侯的影響力。四年之中，田常數次出兵衛國，終於控制了衛國的局勢。齊平公六年（前475年）夏，田常在廩丘主持諸侯盟會，準備驅使諸侯聯軍替鄭國討伐晉國，但鄭國並不想同晉結怨過深，因而宛然拒絕，使得盟會不歡而散。次年秋，齊平公在田常指使下前往齊西境的顧邑，與魯、邾兩國君主會盟。

田常在外交領域的成就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他盡管有弒君盜國之名，但「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 （《莊子·胠篋》）。甚至連晉、楚等強國也無力遏制齊國勢力向中原的擴張，齊國頗有重振桓公霸業的氣象。

外交也是需要高度智慧的職業，田氏家族在外交方面無疑也積累了許多的經驗，從而也大大豐富了田氏家族的謀略庫藏。

要之，齊國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以上所列只是幾個主要方面而已。

三、餘論：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對戰國齊國社會的影響

戰國時代的齊國是田氏的齊國，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固然仍在持續發展，但是鑒於田氏已經搖身一變為齊國的王室貴族，所以其家族謀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於齊國謀略文化。田齊謀略文化之發達，實乃眾所皆知的事實，無庸贅言；然而姜齊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對戰國田齊謀略文化究竟產生過怎樣的影響，卻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首先，從風尚的層面看，田氏齊國的謀略文化比較姜姓齊國要鮮明和發達許多。《管子·水地篇》說齊人「諂諛葆詐」，《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載秦昭王語「吾患齊之難知」，《戰國策·齊策》載秦王政語「齊多智」，凡此云云，所指皆為戰國時的齊國，而非春秋時的齊國。戰國時齊人重謀尚智性格愈發鮮明，除了與齊國工商業持續發展繁榮、政治軍事鬥爭形勢日益嚴峻，以及崇尚「謀」「詐」的萊國、莒國併入齊國版圖等背景因素有關外，也同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浸染和影響大有關係。

其次，從政治的層面看，戰國田齊統治者嫻於統治術的運用，齊威王繼位之初「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後封賞即墨大夫而烹殺阿邑大夫，致使「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便是典型的事例。此外，戰國時的齊國特別重視治國謀略的研究、探討和總結，田齊統治者興辦的幾乎與戰國田氏相始終的稷下學宮，正是出於這一目的。他們以優厚的條件招致天下遊說之士，「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請這些稷下先生「各著書言治亂之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遂有「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而細察稷下百家政治學說，便不難發現其中參雜了不少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內容成份。就以黃老學派來說，其以黃帝和老子命名學派本身就打上了深深的田氏家族的烙印。齊威王所鑄敦銘云：「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朝問諸侯，合揚厥德。」轉引自郭沫若：《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第155頁。銘文中的「黃帝」，傳統以為即號為軒轅氏的黃帝，而事實上卻是指的田氏家族的遠祖虞帝舜詳見徐北文：《陰陽五行學派大師鄒衍》，載《徐北文文集》，濟南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80—81頁；張華松：《秦始皇伐赭湘山發微》，《東嶽論叢》2004年第2期。。至若老子，《史記·老子列傳》云：楚苦縣人。按苦縣，今河南淮陽，春秋地屬陳國，則老子可算作田氏舊國的遺老鄉賢（我們甚至懷疑現存《老子》其書，正是戰國田氏家族假託故國老子之名而編纂的一部權謀學著作）。由此可見黃老學派一名的緣起，實在體現著田氏的故國之思和祖宗之念。另外，黃老之學作為稷下顯學，所論不外乎政治權謀術，處虛守靜、通權達變、因任而治則是其主旨，而這一切不僅是姜齊政治文化的傳統內容，更是田氏家族謀略學的精髓要義。由黃老學派衍生出的稷下法家，強調「德法兼治」，亦帶有鮮明的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特色，田氏家族正是靠「行陰德」，「行刑罰」，德法並施而取代姜齊的。更耐人尋味的是，稷下兼治黃老之學與法家之學的核心人物恰恰正是一位田氏家族成員，那便是綽號「天口」的田駢。

又次，從兵學的層面上看，戰國齊國兵學更同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密不可分。前文提到，春秋時的田氏家族已經積累了大量的軍事實踐經驗，也出現了諸如田書、田穰苴、田常等名將。迨及戰國，田齊守土護疆者多為田氏成員，如《說苑·臣術篇》中的田居子之守西河，田解子之守南城，田種首子之守即墨，即是顯證。而威震一時或流芳百世的著名兵家人物又幾乎是清一色的田氏家族成員，如田忌、孫臏、田嬰、田文、田單，這已足以說明戰國齊國兵家與春秋田氏家族謀略文化之關係了。

那麼，如何看待孫武以及《孫子兵法》同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關係呢？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談一談齊威王與田穰苴以及《司馬兵法》的關係。我們且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文字不長，疑點頗多：其一，「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然其名不見於《左傳》。其二，「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晏嬰去世前的景公時期並無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的記載，晏子既然久有「田氏將代齊」的預感，從情理上也不會舉薦田氏統兵。其三，「斬庄賈以徇三軍」，頗類《孫子列傳》之斬吳王寵姬，也似小說家言，且庄賈其人亦不見於《左傳》。因此，穰苴之事不足深信，然而其曾任大司馬，善於治軍，或許有其事，尤其本傳稱：「已而（指功成尊為大司馬之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敘述詳致，當有所本。因此我們姑且相信實有田穰苴其人，善於治軍，且能「申明」古本《司馬兵法》。然而，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本傳結尾的兩段文字：「……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如此，《司馬穰苴兵法》是齊威王召集稷下大夫於追論古者《司馬兵法》時，將以田穰苴為代表的田氏家族的有關治軍經武的一些言論附於其中，編纂成書的，而前文我們已經談到，田常之治軍經武就頗堪稱數。

作為一位具有宏圖大略的君王，齊威王所「使大夫追論」者自然不會僅有《司馬兵法》，據研究《六韜》、《孫子兵法》亦當成書於齊威王時的諸大夫之手徐勇：《齊國軍事史》，收入《齊文化叢書》第15卷，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97—98頁。。在此且不論《六韜》，單說《孫子兵法》，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史記·孫武列傳》較之《司馬穰苴列傳》更語焉不詳，疑點尤其多多，因此我們認為即便春秋末年的齊國田氏家族中實有孫武其人（或許即是《田敬仲完世家》「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中的田武子），《孫子兵法》也絕不是孫武所著；聯繫到《司馬兵法》的成書，似乎可以肯定也由齊威王召集稷下大夫集體所編纂。當然書中的那些時代特徵較早的內容應是對春秋時代齊國兵家尤其田氏家族兵家謀略內容「追論」的結果，而冠之以「孫武」之名，或著是出於學派競爭而不惜托古改「制」的需要，或者是出於家族的榮譽感吧參見徐北文：《關於孫子的芻蕘之見》，載《徐北文文集》，濟南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69—76頁。。

又次，從外交層面上看，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對戰國齊國也有一定的影響。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威、宣、湣三王都是很有言辯技巧和謀略的人物，而田氏家族成員如田巴、田駢等人更以善辯而擅名於一時。「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戰國齊人善辯好議論蔚成風尚，三鄒子（忌、奭、衍）、淳于髡、接子、馮諼、顏斶、王斗、魯仲連等雄辯之士俊彩星馳，乃至齊國一度成為縱橫家的搖籃，縱橫家的巨擘蘇秦、張儀早年還曾「東事師於齊」，追隨鬼谷先生求學問道（《史記·蘇秦列傳》）。田齊縱橫家文化發達，追本溯源，也同田氏家族的謀略文化有著一定的淵源關係。

最後，從商業層面上看，戰國田氏統治者完全繼承了春秋時代田氏家族的謀略文化，給予工商業高度的重視，並且積極總結和探索商戰的理論和數術，其突出表現就是組織人力編寫《管子》「輕重」諸篇。「輕重」諸篇託名於管仲，集中討論商戰的理論、原則和策略，宏富而精深，自成體系，可以代表戰國時期齊國商戰謀略的最高水平參見張華松：《〈管子〉「輕重」諸篇的商戰謀略——兼談齊兵戰理論發達的原因》，《孫子學刊》1994年第1期。。這樣的著作出現在田齊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正是春秋田氏家族商業謀略文化影響的結果，甚至其中的理論、策略以及商戰的具體事例，很大程度上也是對田氏家族商業謀略和實踐的歸納、概括和升華。

以上便是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對戰國齊國社會影響之大致情況。為表述的方便，分作五個方面簡要探討前後者間的因果關係。其實，現實生活中處世、政治、軍事、外交、商貿等方面的謀略文化往往呈交叉影響的關係，比如成書於戰國齊人之手的所有兵書中概無例外地透漏出商業謀略的東西；反之亦然，成書於戰國齊人之手的「輕重」諸篇，也不乏軍事謀略的內容和精神。如此看來，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對戰國時期齊國社會影響的深度和廣度，恐怕遠遠超出了我們所估計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