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稱呼學」：市長以上稱老闆 基層領導叫老大

1056人參與59評論原標題：官場「稱呼學」南方周末記者 鞠靖 南方周末實習生 孫甜甜、楊翹楚「在一些部委，如果黨組書記和部長不是同一個人，有時下屬們也會叫黨組書記『部長』。」「別人叫他院長，他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廣眾之下。如果是叫老師，他就好像沒聽見一樣。」一些地方為了規範稱呼，甚至製作黨內互稱同志提示牌，擺放在黨委（支部）會議室、黨員活動室等場所的醒目位置。某個晚上，一名中年男人叩開了郭振華家的門。「有個姓池的人找你。」女主人高聲招呼郭振華。「是池、池廳長？」郭問。「啊呀啊呀，池廳長您、您來看我們？」意識到來者的身份後，女主人恭敬地賠笑道。這是官場小說《滄浪之水》的一個橋段，刻畫的正是官場中人對「稱呼」的嫻熟運用。2001年，痛恨官場中醜惡風氣的閻真寫下了這本小說。儘管如此，這位北大畢業之後拒絕機關身份而選擇樂守象牙塔的文學教授，在現實中也不得不屈服於無處不在的官場「稱呼學」。「一個科長一個小主任，官位叫出來他就高興一點。」閻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這麼大年齡了，我叫我們單位的人，尤其是機關的科長、副科長和辦公室主任，我就叫他某某主任，盡量把這個位置叫出來。因為有些事要找他幫忙。」類似閻真這樣的體會，某縣財政局的小丁也有。不久前她參加一次接待活動，直到見到《××調研組來縣接待手冊》，小丁才知道，她一直稱為「王處」的這位省財政廳領導，原來只是一個主任科員。但她依然恭恭敬敬地繼續稱呼「王處」，因為她的局長也這樣叫。「局長說，當『王處』還只是從下屬事業單位借調到省廳的科員時，他就開始喊『王處』了！」按中國的行政級別，這位局長和「王處」都是主任科員，相當於人們熟知的「科長」。正如人們從官場小說中所看到的那樣，在那些見諸文件的稱呼之外，官員之間還有另一套「稱呼」的學問，有許多難以言傳的細微講究。「逢長必叫，叫大不叫小」對於基層的許多官員來說，「逢長必叫，叫大不叫小」是相互稱呼時的慣例。閻真說，「在縣裡，一個科級幹部就很大了。一個局長其實是科級，但是我要叫他局長。股長比科長還要小，可在縣裡也已經好大了，也是一個長嘛，也要叫出來。」「叫大不叫小」的慣例不僅僅是基層的專利。一位資深媒體人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在一些部委，如果黨組書記和部長不是同一個人，有時下屬們也會叫黨組書記『部長』。正部級機構的領導叫主任或者局長的，他們的下屬會習慣於叫部長。」這不是為了追求虛榮，而是害怕與低級別的職務混淆。「部長級別高，而辦公廳主任也是主任。」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稱呼規則外，官員之間的稱呼還有許多微妙之處。「上級對下級常常以『姓名+同志』相稱，但下級對上級當面一般卻只用『姓+職務』或『職務』。」華東師範大學的胡范鑄教授在他2000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他的研究方向是應用語言學。然而，有些時候這條規律並不適用。例如，一個機關的正副書記中有好幾位姓王時，「叫某某書記是慣例」上述媒體人說，名字+職務的選擇很多時候「就是為了有一個很明確的區分」。區分不同稱呼的，除了職務外，還有資歷與感情。一般來講，官員之間互稱官銜是較為客套和安全的，但一些職務不高的「老機關」卻常享有「豁免權」，可以將別人眼中的「王書記」省去姓氏，直呼其名。上述媒體人說：「在機關里稱名字，本身並不是冒犯，當然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以及你和那個人到底有多熟。」在官員中間，流行著種種特殊情況下的稱呼辦法。例如，對於姓付的書記，往往不能稱付書記，而要用名字稱「××書記」；當兩個書記同姓時，也要叫名+書記……熟練掌握著一套規則，幾乎是公務員的入門程序。任中南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的閻真發現，高校中的幹部並沒有免俗於官場「稱呼學」。閻真說：「我認識的一個某學校年輕老師，新提了副院長，相當於副處級。他一天到晚說我們『處干』（處級幹部）如何如何」，「別人不說（叫）就不高興」。這位年輕的副院長自己可能都沒意識到，「別人叫他院長，他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廣眾之下。如果是叫老師，他就好像沒聽見一樣。」「老大」與「老闆」除了大庭廣眾下的繁多稱呼，一些官員在酒酣耳熱、竊竊私語時的叫法也各不相同。上述那位媒體人曾在縣鄉一級基層政府的飯局上見識過，一名幹部起身敬酒，朗聲說道「我們老大……」。當面叫一聲「老大」，除了幾分親昵，更展現出明確的權力排序。與之相對的，所謂「老二」不僅不用做面稱，甚至不能公開排出來。「一個省裡面省委書記是老大，但是你也不能說省長是二把手，因為在政府口，他也是老大；你也不能說副書記就是二把手，因為按照慣例，在黨內，兼省長的書記（才）是。」這位媒體人說。然而到了市級幹部，這種江湖氣的「老大」、「老二」便有時被透著商業氣息的「老闆」所取代。一位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稱「老大」在基層會比較多，更江湖氣一些。一般稱「老闆」的，至少是市長、市委書記這個級別的。如果稱一個縣委書記為「老闆」，會顯得特別可笑，因為縣委書記就是個處級官員，所以往往會稱「老大」；如果稱呼一個鄉長「老闆」也不行，因為級別同樣不夠。真正難以處理的是如何稱呼那些因為種種原因被降職的官員。江蘇省級機關一位工作人員，曾經在南京的頤和路上遇到過當年的無錫市長毛小平，這位工作人員竟然一時語塞不知如何稱呼。「喊他毛市長、毛主任都不合適，喊小平吧，你不覺得『小平』是特指的嗎？所以後來我只好說『哎——哎——你好』。」2012年毛因為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他一度被認為在江蘇省供銷合作總社擔任副主任，後又傳出降為處長。江蘇省委辦公廳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縣裡也常常稱省城去的領導為「首長」，不分級別。「之前，只有中央來視察的領導，不方便提前透露姓名或者不適合直呼其名的，我們才在製作席卡和稱呼時稱『首長』。當面這樣稱呼時，級別差距至少要有3級。但現在，稱『首長』已經沒有這麼嚴格了。」他回憶，自己第一次被縣裡稱「首長」時，感到很不習慣，有一種「僭越」的感覺，但後來發現叫的人和被叫的人都心安理得，也就順其自然了。但那些真正的「首長」們，卻似乎對職務稱呼極其超脫。2013年6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到深圳調研，當TCL董事長李東生彙報工作稱呼「委員長」時，就被他打斷，「叫『老書記』就行，叫張德江我就更高興了。」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第一位專家發言剛提到「尊敬的王書記」，話沒說完，就被王岐山打斷，要求在場專家少說客套話，言簡意賅。「同志」不夠親切？在胡范鑄教授看來，「稱呼學」的流行和稱呼的變化，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社會風氣「變壞」了，更反映著社會心理的變化。改革開放前獨步天下的「同志」，起初是有著共同理想與信仰的政黨成員之間的共勉。孫中山在1918年發表《告海內外同志書》和《致南洋同志書》，其遺囑常被總結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1921年，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正式寫道：「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都可以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這時的「同志」，還只在社會精英間流行。1949年後，「同志」迅速成為正確甚至唯一正確的政治稱呼。毛澤東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稱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要求「今後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互稱同志」。然而在社會秩序混亂的「文革」時期，即使同志這個稱呼也顯得不合時宜。胡范鑄說：「那時同志都不能隨便叫，叫什麼都覺得不對，說錯了就會闖禍。」儘管如此，出於表明立場、提防異己的原因，「同志」在民間成為了最保險的尊稱。在上世紀末的一些港台劇中，劇中人物一旦踏上大陸土地，逢人即稱「同志」。在他們看來，「同志」似乎成了大陸文化的符號，否則就會被視作另類而引起麻煩。今天的人已很難想像「同志」之稱所引起的重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曾經明確，「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1984年，「同志」有一次不同尋常的亮相。當時的《武漢晚報》刊登了這樣一則消息：「小平同志：我這樣的稱呼，似乎不太禮貌，若有不妥之處，請給予責備。」這是1984年4月武漢一職工向鄧小平寫的申冤信。鄧小平在信上圈閱道，「頭一次看到這樣的稱呼，我很喜歡，酌重處理！」在經歷了極度混亂的社會秩序後，黨內又能互稱同志，成了當時具有標誌性的思想解放事件。時間進入21世紀，「同志」有了更豐富的含義，使用起來也顯得很突兀。「每個人都在重新尋求自己的角色定位，個人的自主意識提升。當今社會是稱謂語最豐富的時代。」胡范鑄說道。2003年，全國各地黨委都曾專門制定、下發《關於進一步繼承和發揚黨內互稱同志優良傳統的通知》，要求「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稱同志，不稱職務」。例如，甘肅省的文件就要求，「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稱為同志，黨內刊物、文件和其它書面材料也要按此辦理。各級黨員領導幹部要身體力行，帶頭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做黨內互稱同志的表率。各級黨組織要制定完善相應的制度，並針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整改，形成黨內互稱同志的有效機制……」但種種跡象表明，重視並未使互稱同志重回流行。2013年10月，《人民日報》轉載了題為「黨內稱謂容不得江湖氣」的評論，說「不知從何時起，互稱『同志』的人越來越少，甚至一些脫胎於江湖綠林，裹挾著濃厚封建陋習的『老闆』、『總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稱呼，在某些部門或單位已滲透到黨內。」一些地方為了規範稱呼，甚至「製作黨內互稱同志提示牌，擺放在黨委（支部）會議室、黨員活動室等場所醒目位置」，以「營造民主平等、團結和諧的良好氛圍，形成暢所欲言、集思廣益的工作作風」。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永剛教授說，現在「同志」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傳統保留下來，成為正式場合的莊重稱呼。但在現實官場中，在對稱呼進行「推敲」後，官員私下裡往往不會互稱同志。在一位官員看來，現在如果見面還稱「同志」，不僅顯得怪異，還意味著拒人於千里之外，「下面的事都無法進行了」。儘管存在著所謂的稱呼規則，但因地域、風俗及人情的巨大差別，官場稱呼並無放之四海皆準的規則。例如在湖南，一些稱呼就很獨特，官員們背後往往稱呼高級官員為「張嗲」、「李嗲」（「嗲」在長沙話中意為老者），同僚之間則會互稱「張哥」、「李哥」。現在在一些地方，某些介於正式和非正式之間的稱呼如某局、某廳等，很流行。在一位觀察者看來，新世紀以來，官員群體的社會評價有所降低，經濟、社會地位、個人成就感、榮譽感都不可同日而語。張局、李局這種稱謂，一方面保有官場認同，同時也可以避免因為過於強調身份而引起他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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