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論玉：論西漢中期玉器風格的變化及其社會背景（古方2003）

從中國古代玉器發展史來看，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玉器風格的形成，都是在前代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起來的。特別是某一階段早期的玉器造型、紋飾及用途，與前一階段晚期的關係是極其密切的，例如商代之於新石器時代，西周之於商代，春秋之於西周等等，均是如此。漢代玉器亦不例外，其風格形成直接受到戰國玉器的影響。筆者曾在一篇論文中，將漢代玉器分為四期，即西漢早期、西漢中期、西漢晚期和東漢時期，認為漢代玉器風格形成於西漢中期，即漢武帝時期。目前來看，此論點仍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本文將進一步探討這一論點，著重分析西漢早、中期玉器由戰國風格向漢代風格轉變過程，並討論這一變化的社會背景。

為方便對比分析，本文所選擇的典型墓葬單位均為諸侯王墓。分期所採用的年代標準為：西漢早期，從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36年（漢高祖元年至武帝建元五年)；西漢中期，從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87年（武帝建元六年至後元二年）。屬於西漢早期的墓葬有江蘇徐州獅子山和北洞山楚王墓，以及廣州南越王墓；屬於西漢中期的墓葬有江蘇徐州龜山楚王墓、河北滿城中山王墓和山東巨野紅土山昌邑王墓。

1、各墓葬的年代　　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墓的墓主被認為是第二代楚王劉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劉戊，下葬年代為公元前175年至公元前154年。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被認為是在公元前175至公元前128年之間的劉郢客、劉戊、劉禮、劉道四代楚王之一。從該墓出土的一些玉器來看，如凸字形鱗甲狀玉衣片和透雕龍、鳳、螭虎形象的韘形佩，顯示出戰國和西漢早期的特徵。因此筆者認為北洞山楚王墓的年代下限不會晚至公元前128年(即武帝時期),其年代應與獅子山楚王墓相當，甚至還要早。廣州南越王墓的墓主被認為是第二代南越王趙眜，為第一代南越王趙佗之孫，下葬年代約為公元前122年。最近有學者認為該墓主趙眜為趙佗之子,趙胡之父，下葬年代為武帝建元四年,即公元前137年。筆者同意該論點，因為南越王墓出土玉器的風格與其年代相近的滿城漢墓出土玉器的風格迥異，而與戰國玉器風格極其接近，其年代應不會晚至武帝中期，在景帝末年或武帝初年。江蘇徐州龜山二號墓由於出土了「劉注」銅印，可斷定為第六代楚襄王劉注，下葬年代為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一號墓為二號墓的附葬墓，墓主應為楚王家屬，下葬年代也相近。河北滿城中山王墓為中山靖王劉勝其王后竇綰的合葬墓，劉勝死於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竇綰卒年略晚些，大約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山東巨野紅土山漢墓被認為可能是昌邑哀王劉髆之墓,下葬年代為武帝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　　綜上所述，上述各墓的年代順序為：獅子山楚王墓、北洞山楚王墓、南越王墓、龜山楚王墓、滿城中山王墓和巨野紅土山昌邑王墓。

2、各墓出土玉器分析　　根據以上８座墓出土玉器的情況，現將各墓主要玉器種類、數量列表說明如下(選自《中原文物》2003年5期，表中符號*表示該類器物數目不詳)：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西漢早、中期玉器組合最大的區別之一在於裝飾用玉器類和數量的消長。西漢早期的玉器仍然延續戰國時期的用玉傳統，裝飾用玉在整個隨葬玉器中占很大的比例，代表了當時玉器風格和工藝水平，不僅數量多，而且在造型和紋飾的做工上都極其工整和精緻，在使用上也居於最重要的位置，是財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徵。

以南越王墓為例，出土玉器達200多件，其中裝飾用玉有140多件，所佔比例高達70％。裝飾用玉組合又以組玉佩和玉具劍飾為大宗，共有玉佩飾113件,約佔裝飾用玉的80％，玉器總數的57％。組玉佩共11套，包括15件玉璧、20件玉環、9件玉璜和9件玉人，並雜以玻璃珠、煤精珠和金珠，形成一串串色彩斑斕，大小有別，輕重有序的華貴佩飾，覆蓋在墓主身上；玉具劍飾共58件，其中15件裝飾在５把鐵劍上，43件盛在一個漆盒中，僅有少數可見使用痕迹，多數還是嶄新的，這應是墓主生前的心愛之物。

獅子山楚王墓雖然被盜，但出土玉璜約100件，我們不妨以南越王墓的玉璜與組玉佩的數目之比為例，來推測獅子山楚王墓的組玉佩數量。南越王墓共出土13件玉璜，其中9件為11套組玉佩的組件，約佔玉璜總數的2/3，而平均八成以上的組玉佩上有玉璜。以此類推，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璜中，應有近70件玉璜為組玉佩上的佩件，而組玉佩的數量可能達到80多套。　　西漢中期裝飾用玉的數量和種類驟然減少，不但複雜的組玉佩消失，且玉具劍飾數量也比早期少得多。以滿城漢墓為例，一號墓共有12件裝飾玉器，包括附透雕飾玉璧、玉環、玉璜和心形玉佩各１件，以及８件玉具劍飾，沒有組玉佩；二號墓僅有８件玉飾和１套由舞人、蟬、瓶形、花蕊形、聯珠形等玉飾與水晶、瑪瑙、及石質珠子組成的簡單項飾。巨野紅土山西漢墓共出土裝飾玉９件，多數為玉具劍飾，也沒有組玉佩。夏鼐先生曾指出：「漢代的組佩已經簡單化，佩玉的品種沒有戰國時那麼多。」所指應該是西漢中期及其後的漢代玉器。因此，筆者認為分析和統計組玉佩和玉具劍飾數目、組合、出土位置及其造型、紋飾，是認識西漢早、中期玉器變化的重要參考標準。

　　一些玉飾形制的變化也顯示出時代的特徵。西漢早期的心形玉佩仍保留著玉韘的許多特徵，如北洞山楚王墓所出土一件，形體較厚，心形體兩側紋飾不對稱；南越王墓共出土７件心形玉佩，心形體已呈扁平狀，兩側紋飾有不對稱的，也出現有對稱者；西漢中期的心形玉佩形制基本一致，心形體扁平而中孔較大，兩側紋飾對稱透雕雲紋或鳳鳥紋；西漢晚期時，心形體變得窄長，有的呈弧形，兩側紋飾寬大。西漢早期玉舞人的樣式較多，既有單體的，也有聯體的，還可見到圓雕的；西漢中期玉舞人的形制基本固定下來，為單體玉舞人造型，表現形式一種為方牌形，陰刻舞姿，另一種舞人作「翹袖折腰」狀；西漢晚期又新出現一種刻劃更為流暢生動的舞人形象。

　　西漢早期的諸侯王墓中，常常出土玉質或玻璃質容器，用料考究，製作極其精美。例如獅子山楚王墓出土有玉卮、玉耳杯和玉高足杯；北洞山楚王墓出土有14件圓柱形平底玻璃杯；南越王墓出土有玉角形杯、玉卮、玉盒、銅框鑲玉蓋杯和銅承盤高足玉杯。玉質容器在當時是相當珍貴的器皿，常在一些重大的禮儀活動中使用，代表著使用者的等級和身份。如據《史記·高祖本記》所載：「未央宮成……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史記·武帝記》載：為求長生不老之葯，於元鼎二年建「柏梁台」，上置「承露盤」，「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至西漢中期，諸侯王墓中已基本不見玉質容器。東漢時期個別墓中出土有形體很小的玉質容器，但在使用等級和製作工藝上已無法與西漢早期相提並論。

　　從西漢早、中期的葬玉來看，種類變化不大，都有玉衣、玉塞、玉含和玉握，但形制變化比較大。西漢早期的玉衣片形狀和製作方式多樣，如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衣片，尺寸較小，玉質純凈，玲瓏剔透，磨製精薄，是目前發現質量最好的玉衣片；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衣片多為凸字形鱗甲狀，編聯方式亦有不同意見；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衣，頭部、手部和足部的玉衣片，在製作工藝水平上要高於其他部位，這種差異也引起對玉衣製作地的不同看法。滿城漢墓出土的兩件玉衣，是迄今為止考古發現最為完備的玉衣，其後各地諸侯王墓出土的玉衣（包括玉衣形制和玉衣片形狀）均與滿城漢墓出土的玉衣相同，因此，有學者認為完備的玉衣出現於西漢中期。一套齊全的玉塞為９件，稱九竅塞，僅見於滿城漢墓中，巨野紅土山漢墓出土５件，但在西漢早期則少見。西漢早期的玉含和玉握似乎沒有定製，如南越王墓墓主口含百餘粒小珍珠，手握一對玉觿。滿城漢墓則以口塞代替口含，手握一對玉璜。巨野紅土山漢墓墓主的口含為玉蟬，手握為一對玉豬，而西漢晚期直至東漢，含蟬和握豬成為固定的葬俗，或可認為這一葬俗最早形成於漢武帝末年。

總之，西漢早期與中期的玉器，無論在日常用玉還是在喪葬用玉方面，區別是很明顯的。若僅僅分析各墓玉器數量多寡和種類增減，是無法解釋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的。

例如南越王墓出土玉器達200多件，其中包括製作相當精緻的71件玉璧、11套組玉佩、58件玉具劍飾和５件玉質容器，而比南越王墓晚24年的滿城漢墓出土的玉器卻乏善可陳，除玉衣外，兩座墓玉器總數僅為南越王墓的1／2，實在令人惑解。從身份地位來看，南越王是不能與中山靖王相比的。漢初高祖劉邦封秦南海尉趙佗為南越王，實屬安撫靖邊之策，雖賞賜豐厚，但南越王畢竟是異姓諸侯王，呂后時又叛漢稱帝，被漢王朝視為異己。漢武帝元鼎五年，漢軍水陸並進伐南越國，第二年滅南越國，漢王朝於南越地置九郡。而中山靖王劉勝則是漢景帝之子、武帝庶兄，是典型的皇親國戚。劉勝是第一代中山王，受封於景帝前元三年，在位長達42年。其妻竇綰可能與景帝的母親竇太后（劉勝祖母）有親屬關係。《史記·五宗世家》載：「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由此可知劉勝聚斂的珍玩寶物當不在少數。滿城漢墓出土玉器雖不及南越王墓，但在墓室營造規模及銅器、漆器的精美程度上，都大大超過了南越王墓。因此，如果要探究在玉器擁有上存在巨大差異這一現象，只能依據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來作出合理的解釋。

3、社會歷史背景舉證　　漢初，高祖劉邦「懲戒亡秦孤立之敗」，在翦除異姓王同時，把劉氏宗族子弟封為同姓王，欲以血緣關係的諸侯王為其政治支柱。當時諸侯王封地幾乎佔全國三分之二，富庶的關東之地多歸諸侯王，「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中央直轄者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諸侯王在其自轄的領地內，「宮室百官，同制京師」，有徵收賦稅，鑄造錢幣，煮鹽冶銅，任免相、太傅、中尉等官吏的權力。其中最大的是齊、楚、吳三國。文、景帝時，諸侯王勢力達到了高峰，開始與漢室爭奪人口和權力。如漢高祖的侄子、吳王劉濞，佔有五十多城地，大興銅、鹽之利，「即山鑄錢，煮海為鹽」，百姓無賦，亡入吳地者益多，成為江南富饒大國。因此，大的諸侯王往往富可敵國，稱霸一方。豐沛之地是劉邦的故里，高祖封庶弟劉交為楚王，治彭城（今江蘇徐州），是西漢早期重要的諸侯國。從考古發現來看，西漢早期的楚王墓，如獅子山和北洞山漢墓，營建規模宏大，隨葬器物豐富，雖經盜掘，劫餘品仍琳琅滿目，特別是玉器異常精美，反映出楚國雄厚的國力和發達的手工業，發掘者亦認為，當時楚國擁有一批技藝高超的制玉匠師，楚王墓出土的玉器主要是楚諸侯王室作坊製作的。這正是西漢早期諸侯王墓出土大量玉器的真正原因。

　　漢景帝三年吳楚七國舉兵反叛，周亞夫率漢軍平定叛亂，殺吳王劉濞、楚王劉戊等諸侯，極大削弱了地方諸侯割據勢力。以後分封皇子大國十餘城、小國數城而已。中山靖王劉勝就是在此時被封王的，儘管他身份地位顯赫生活驕奢淫逸，但在景帝削藩政策下，國力遠不能與漢初吳楚等國相比。《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中元五年景帝下詔：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剝奪了諸侯王的一切軍政權力，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景帝時諸侯王勢力雖被大大削弱，失去叛亂的根基，但仍佔據著廣大的疆域，個別諸侯王因受恩寵或遠在邊地，權勢仍很大。如梁孝王因平七國之亂有功，受到景帝封地的重賞。《漢書·文三王傳》記載，梁地域略與漢等，孝王「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與皇帝禮儀一樣。「多作兵弩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南越王墓中大量的隨葬玉器也說明了當時某些諸侯王的強盛勢力。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武帝即位初期。武帝即位後，朝政常常受到竇太皇太后的干預，並無大的作為。直到竇太皇太后去世後，武帝才開始勵精圖治，放手改革（本文亦將西漢早、中期玉器分期的絕對年代定於此時）。武帝親政以後，採納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議，頒布「推恩令」，令諸侯自裂地分其子弟為「侯」，其轄地「別屬漢郡」，由中央統一管理。據《漢書·王子侯表》記載,漢武帝時期一共有王子178人封侯。諸侯王勢力被徹底削弱，漢天子與地方諸侯王的地位「尊卑」才徹底分明。武帝又將煮鹽、鑄錢、冶鐵等權力收歸中央，使得諸侯國在財力上逐漸由強轉弱。

這一系列措施對各諸侯國玉器的製作和使用會產生兩方面的影響，一是諸侯王沒有能力再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大規模地製作精美的玉器；二是在武帝強化中央禮制的措施下，諸侯王不敢再使用天子之制的玉器，所以隨葬玉器被簡單化了。滿城一號墓和巨野紅土山漢墓隨葬玉器的情況十分相似，說明漢代的用玉制度在漢武帝時期可能被明確和規範化了。從滿城漢墓所出土的玉器可以看出，佔主要地位已不是裝飾玉，而是葬玉。製作精良的玉衣並不是中山國生產的，而是漢朝廷賜予的，甚至置於墓主前胸和後背用組帶編聯的玉璧，也有可能來自漢朝廷，因為這是整個葬玉制度的組成部分。

漢武帝時期用玉制度的深刻變化，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東漢末年。儘管西漢晚期和東漢時期的玉器造型和紋飾有所變化，但用玉制度基本沒有變化，而且越來越嚴格。因此，所謂漢代玉器的風格，是在漢武帝時期才真正形成的。

作者簡介

古方，男，生於1962年，北京市人。198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系，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89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89～1997年工作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從事漢唐時期考古發掘和中國古代玉器研究。1997～2000年工作於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藝術部，從事館藏玉器的整理、鑒定和研究等。目前工作於科學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任副社長，從事中國玉器的研究、調查、教學、出版、鑒定和展覽工作。同時兼任中國文物學會玉器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文化部文化市場發展中心藝術品評估委員會玉器珠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等職。其主要著作有：

《天地之靈——中國古玉漫談》（1996年）《冰清玉潔——中國古代玉文化》（2004年）《中國出土玉器全集》（2005年）《中國古玉器圖典》（2007年）《古玉之美》（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盛世玉潤——北京奧運與中國玉文化》（2008年）《古方講古玉》（2009年）《海派玉雕大師精品集》（2009年）《中國出土玉器全集》（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