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的心理：概觀

作者：Plous來源：何宇紅 等翻譯

作為美國心理協會發起的 「 用每一種語言討論偏見：偏見翻譯計劃」的一部分，這篇文章已經被譯成多種語言。中文的翻譯是由何宇紅, 李何秀婷和楊海澎完成的。這篇文章改編自Plous, S. (2003). 的偏見，刻板印象，以及歧視的心理：概觀。 選自 S. Plous (編輯.),暸解偏見與歧視一書中（3－48頁）。紐約：McGraw-Hill.對每一個回教徒來說，殺害美國人以及他們的平民和軍事盟友是一項宗教的責任。。。我們--在真主的幫助下--呼籲每一位相信真主，並且希望得到獎賞的回教徒，依從真主的命令, 無論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一旦發現美國人，都要殺害他們並且搶劫他們的錢財。(911攻擊事件) 給了這些認為自由只屬於白人的驕傲自大的人一次 嚴厲的教訓 。。。順應真主的意願，美國人的末日就要到了。--本拉登， 1998年2月對回教徒的一次呼籲，並在2001年秋季的 一次錄像中聲明。簡直難以想像還有比本拉登的聲明更經典的偏見例子。雖然社會科學家通常在他們定義「偏見」的具體方式上有所不同，但絕大多數同意偏見包含著一種對一個小組或其成員先入為主的，通常是負面的判斷（Fiske, 1998; Jones, 1997; Nelson, 2002）。偏見，常用在心理學上，它不僅僅是一種意見或信念的陳述，更是一種包括像輕視，反感，嫌惡等感覺的一種態度。對於賓拉丹，非回教徒的美國人便成為他的偏見的主要目標，他的恨意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他希望看見這些人通通死去。當偏見潛伏，刻板印象也就離得不遠了。「刻板印象」這個詞語，在1798年由法國的印刷工Didot首先使用，原本指的是用來複制的一個印刷過程（Ashmore & Del Boca, 1981）. 後來記者Walter Lippmann (1922) 把刻板印象比作「腦子裡的圖片」，或者是現實的心理複製品。從此之後，這個詞語逐漸的意味著對一個群體成員概括的描述，但是，許多時候卻是過於綜合化的描述。就像偏見，這些綜合化在某些時候是正面的，（例如，女人的哺育性，日本人擅長於數學）, 但絕大部分都是負面的並很難改變。例如，直到1960年代，大英百科全書中對「人類的種族」的解釋仍依賴於流傳幾十世紀視黑人為未進化和孩子氣的偽科學的刻板印象。在其1964年的編輯中，百科全書描繪這群「捲曲厚發的成員「有著：深色的皮膚，有時幾乎是黑色的，寬鼻子，和一個與他們的尺寸相比通常來說相當小的腦袋，在個子更高一些的成員中尤其明顯，與比例相稱的長前臂和脛骨。成人的骨骼里有著像小孩的骨骼結構一樣平滑的輪廓, 並且一些成員具有像我們種族的嬰兒特有的突出和光滑的前額。(Buxton, 1964, 864A頁)今天，如果一本令人尊敬的百科全書印有像這樣的刻板印象，那將會令人不可置信。但是，其它關於種族，性別，宗教，性取向的刻板印象依然非常普遍。連結刻板印象，偏見，和歧視刻板印象不僅僅本身是有害的，它經由培養偏見和歧視造成損害。畢竟，如果百科全書的讀者被引導而相信黑人的智力有局限性，那麼為什麼還要花費時間和金錢教育黑人兒童呢？在這篇文章里，「歧視」指的是因為一組成員屬於特定群體而置他們於不利地位或者不公平的對待他們。更具體來說，「個人歧視」指的是由個人所做的歧視行為（例如，某一個經理拒絕僱用猶太僱員），而「組織歧視」指的是由組織和其它機構執行的歧視的政策和常規（例如，一項反猶太人的移民政策）。偏見，刻板印象，和歧視通常都是同時存在的，但也可能只出現其中之一。當一個族群被刻板的視為具有中性或正面的屬性如「重視家庭的」，那麼偏見和歧視可能並不存在。同樣的，一種概括性的對「外國人」或「被截肢者」的偏見可能並不包含具體的刻板印象或歧視行為。甚至有時候，不管是有意或無意，歧視在沒有偏見和刻板印象的情況下發生。為了說明這種情況怎麼發生的，請看以下假設的問題：假設你的學校或組織因為在過去五年里女性求職者受聘的總體百分比低於男性求職者的總體百分比而被指責性別歧視。為了查出問題的真相，你展開調查看哪些部門歧視婦女。然而，令人驚奇的是，調查發現在每個部門裡，女性求職者受聘的百分比與男性求職者受聘的百分比完全一樣。這有可能嗎？可不可能各個部門並無歧視婦女的行為，但是機構整體卻僱用更多男性？這個問題是Simpson的自相矛盾的理論（統計學上一個很有名的自相矛盾的理論）的一個變體，而它的回答是肯定的－在部門層次上的非歧視狀況可以產生在機構層次上的聘用區別。為了看看這種情況是怎麼可能發生的，想像一個有兩個同等重要部門的簡化機構，部門甲和部門乙，每一個部門都收到同樣數目的工作申請。如表1所顯示，如果部門甲打算僱用百分之十的求職者（女性和男性），而部門乙打算僱用百分之五的求職者（女性和男性），那麼兩個部門都不存在性別上的歧視。但是，在機構層次上，更多職位將會給予男性而不是女性，因為部門甲提供的職位數目高於部門乙。除非有一個很好的原因來解釋這種僱用上的差異，這一種模式就代表了一種機構性別歧視的形式。表1。一個性別歧視的假設例子申請人的數目聘用的數目招聘的百分比部門甲女性5005010%男性100010010%部門乙女性1000505%男性500255%合計總數女性15001006.67%男性15001258.33%以上例子表明，儘管日常生活中偏見，刻板印象，和歧視常常一起出現，但它們各自不同。因此，這篇概觀將會從對偏見的研究開始，分別討論每一種現象。。偏見的心理：概觀I。 偏見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對偏見的研究清楚的反映了意識形態的趨向，告訴我們眾多關於科學界的個人偏見以及偏見本身的信息。根據John Duckitt (1992), 對偏見的心理研究首先出現在1920年代，並且是基於欲證明白人優越的美歐種族理論。例如，在回顧關於種族和智力的73 項研究以後,一篇有影響力的1925心理公報文章總結出「研究總體來說似乎顯示白種人的心理優勢」（Garth, 1925, p. 359）。 因為醫學，人類學，和心理學研究宣稱證明了白種人的優越，許多社會科學家認為偏見是對「落後」種族的一種自然反應。這種觀點在1930和1940年代隨著人權的進展，對殖民主義挑戰成功和反猶太主義的興起而改變。大屠殺之後，幾位具有影響力的理論家視偏見為病態的並且尋找與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其它偏見形式相關的人格併發症狀。在這些理論家中最有名的是逃離了納粹德國的Theodor Adorno，他總結出偏見的關鍵在於他所稱的「權威性人格」。在他們的書權威性人格中，Adorno和其它合著者（1950）描述權威性人格者是僵硬的思考者，服從權威，看世界黑白分明，嚴格遵守社會秩序和階層。他們認為，具有權威性人格者比起別人更可能對社會低階層的群體懷有偏見。後來的研究員批評Adorno的研究，聲稱權威主義沒有被適當的衡量，Adorno的研究沒有考量偏見中文化和地域的差異，以及這個理論的心理分析假設缺乏研究支持（Altemeyer, 1981; Martin, 2001; Pettigrew, 1958）. 但是Adorno和他的同事至少在三方面是正確的。第一，「右翼權威主義」,一種在政治上以保守形式出現的權威主義，的確與偏見有關聯。在南非，俄羅斯，加拿大，美國和別的地方進行的設計良好的研究發現右翼權威主義與很多種偏見有關聯（Altemeyer, 1996; Duckitt & Farre, 1994; McFarland, Ageyev, & Abalakina, 1993）. 第二，持有社會階層化觀點的人更容易對低階層群體抱有偏見。這種觀點在要求自己的群體支配其它群體和比其它群體優越－一種稱為「社會支配取向」的特徵-的人中尤其正確（Pratto, Sidanius, Stallworth, & Malle, 1994）. 社會支配取向比右翼權威主義和偏見有更強的相關性，研究把這種觀點與反黑人，反阿拉伯人的偏見，性別歧視，民族主義，反對同性戀者權利，和其它關於社會階層的態度連結起來（Altemeyer, 1998; Sidanius, Levin, Liu, & Pratto, 2000; Sidanius & Pratto, 1999）. 最後，Adorno和其它合著者正確的指出了僵固的分類思考方式是偏見的一個重要成分。偏見的心理：概觀分類思維方式偏見與分類思維方式的關係最早是由Gordon Allport(1954)在他的經典著作偏見的本質中有系統的探索的。 雖然Allport承認偏見在情感，社會，經濟，和歷史的層面，他也提出偏見有一部分是人類正常功能的自然產物。在其書中一個常被引用的段落中，Allport寫到：人腦必須在分類的幫助下進行思考。。。一旦形成，類別就是做正常預斷的基礎。我們不可能避免這個過程。有秩序的生活依靠它。（20頁)在圖1中我們很容易看到分類的自然趨勢。最左邊的圖形是一個正方形，而最右邊的圖形是一個菱形。但是，中間的圖形卻不能歸入一個已建立的類別，因此，它們就被同化到其中一個已存在的類別中（例如，一個迴轉的正方形，或者一個中心偏移的菱形）。在社會認知的範疇里，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混血兒，雙性戀，和其它不易歸類的人身上。

圖 1。從正方形到菱形連續的圖形社會類別構成人類思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因為諸如種族，性別，和年齡等屬性的連續性，社會卷標最多只是近似。事實上，思想兩個毫不重疊的分類（即，兩個有著固定界限而明顯互相區別的分類）是極端困難的。一開始，你也許會想到眾所周知的對立物如黑夜與白天，地面與海洋，或者生與死。然而，經過深思， 很明顯的並沒有一個固定的點來分隔這些類別。黑夜和白天構成一個連續線，而不是兩個不同的類別。地面與海洋的界限隨著潮汐而改變以至於無法區分。即使是生與死的界線也是模糊不清的。生命真的在最後一口呼吸後停止嗎？還是最後一次心跳？或是當大腦停止一切活動？你可能會想到如女人和男人，人和環境的分類，但是這些區分也是比它們看上去要模糊許多。例如，許多人很難分類為女性或男性；事實上，他們是生來具有模稜兩可生殖器的「陰陽人」（Angier,1996）. 那麼我們和外在世界的界限呢？最直接的當然是，我們每個人都吸入周圍環境的氧氣進入肺里，然後釋放出分子回到大自然中。但在一個全球化經濟體系里，我們與環境的關係遠超過這些；我們的血液也許包含來自養育遙遠地上莊稼的雨水裡的元素, 並且我們的組織也許含有許多國家的土壤里的礦物。因此，人類獨自構成一個不同於環境的類別的觀點並不正確――類似「人」與「自然」的分類代表有用的語言慣例，除此之外，沒有更多的意義。儘管分門別類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有用，但是如果人們錯誤的把自己與環境，動物和自然，或者和他人隔絕開來，它們是具有毀滅性的。為了生動的闡釋這一觀點，我們只需要看一看種族分類的社會構成。例如，在美國，至少百分之七十五的非裔美國人有著白種人的血統，而美國白種人有百分之十五的基因是來自非洲祖先的（Davis,1991）.於是，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黑人和白人構成一個連續體而不是一個兩極的群體。雖然如此，關於種族分類純潔性的錯誤信仰助長了白人幾十世紀以來對黑人的錯待，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對白人的後代造成傷害。。同化與對比分類思維方式的一個有趣和重要的結果是它傾向於扭曲認知。典型的是，這些扭曲以將類別內的差異減至最低（同化）和誇大類別間的差異（對比）兩種形式出現。例如，當Joachim Krueger和Russell Clement (1994)讓人們估計附近一個城市每天的氣溫，他們發現11月15號和11月23號（同在「11月」的日子）的氣溫估計差距比11月30號和12月8號（兩個不同月份的日子）的氣溫估計小。兩段時間都相隔8天，而事實上這個城市在後者的氣溫變化並不比前者大－只是看起來更大，因為12月份的氣溫，平均而言，不同於11月份的氣溫。在這個關聯中，Myron Rothbart和他的同事講述了一個古老的猶太人故事，有一個農民，他的農場位於波蘭和俄羅斯的邊界上，而那裡的邊界線隨著每一次國際爭論而不停改變：這位農民不知道從一年到下一年他的農場是在俄羅斯還是波蘭，於是他終於請了一個測量員來解決這個疑惑。經過幾個星期的辛苦評估之後，這位測量員最後宣布農場位於波蘭境內。「感謝上帝，」農民解除憂慮的大叫，「現在我將不用再忍受俄羅斯的冬天了！」（Rothbart, Davis-Stitt, & Hill, 1997, 123頁）。撇去故事的幽默性不談，我們在相當廣泛的領域內都觀察到同化和對比的效應，包括線條長度的估計，講話聲音的判斷，對臉部的印象，和態度的評估（Brown, 1995; Tajfel & Wilkes, 1963）. Robert Goldstone (1995) 甚至在顏色的辨別中發現了同化效應。在這個研究中，學生們被展示一系列從大紅色到大紫色的字母和數字。結果顯示即使一個字母和數字顏色一模一樣，學生們仍然認為該字母的顏色與其它字母的顏色相似，而該數字的顏色與其它數字的顏色類似（例如，在下面的圖表中，他們看見「L」字比色調完全一樣的「8」更紅一些）。

紅紫圖2。 在一項關於辨別顏色的研究中，Robert Goldstone (1995)發現上圖的「L」被認為比「8」更紅，儘管「8」和「L」事實上在色調上是完全一樣的。該圖的複印得到了Blackwell 出版公司的許可。關於偏見，這項研究的涵義在於團體內部的差異易於減至最低，而團體之間的差異易於被誇大。此外，如果這些差異與眾所周知的刻板印象一致，那麼認知上的扭曲可能會很難改變。例如，在一項研究中，受試者即使在備受鼓勵的情況下也不能夠打破性別的刻板印象（Nelson, Biernat, & Manis, 1990）. 在這次實驗中，人們被要求從一系列照片中判斷各種各樣的男人和女人的身高。每一張照片只顯示一個人，受試者被告知：在這本小冊子里，男人和女人的身高實際上是一致的。我們已經把圖片里男人和女人的身高相互匹配。即，對於每一個特定身高的女人，在這個小冊子的某處會找到一個同樣身高的男人。因此，為了使得身高的判斷盡量的準確，請嘗試獨立判斷每一張照片；而不要依賴個人的性別（669頁）。儘管這些指示和給作出最準確判斷的人50塊錢的現金獎勵，人們還是認為男性平均比女性高出幾英寸。換句話說，他們不能或者不願不理「男性」和「女性」的分類，認為男人高於女人的看法普遍存在。外圍團體的同質型同化的近親是「外圍團體同質化效應」。用社會心理學的術語來說，「內部團體」是指某人歸屬的群體，而「外圍團體」指的是某人不隸屬的團體（因此，一個人的內部團體也許是另一個人的外圍團體，反之亦然）。對外圍團體同質化效應的研究發現，當牽扯到態度，價值，人格特質和其它個性特徵，人們傾向於認為外圍團體成員比內部團體成員之間彼此更相似。結果，外圍團體成員冒著被認為可被互換或被犧牲的危險，他們也就更可能被刻板印象化。不管外圍團體是另一個種族，宗教，國藉，大學主修，還是其它自然產生的團體，這種相同的認知都適用（Linville, 1998）.在其中一個早期記錄外圍團體同質化效應的研究中，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人員讓在四個不同「飲食俱樂部」 的學生給自己的組員和其它三個組的成員就人格面向作評估，例如內向－外向和驕傲－謙虛（Jones, Wood, & Quattrone, 1981）.結果表明－不管學生們在哪一個組裡，他們傾向於評價自己的組員比其它組員的人格更加多樣化。接下來在外圍團體同質化的研究發現當內部團體和外圍團體是持久，真實的團體（而不是在實驗室的研究中虛構的團體），而當內部團體是一個規模大的團體時（Mullen & Hu, 1989），這種效應最強烈。如果內部團體規模小而所談論的屬性對其自我認同很重要時，外圍團體同質化效應可能會消失甚至會有顛倒的效果（Simon, 1992; Simon & Pettigrew, 1990）.為什麼一般來說外圍團體看上去比內部團體更相似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比起內部團體成員，人們通常比較少接觸外圍團體成員，而事實上，有證據支持這種解釋（Islam & Hewstone, 1993; Linville & Fischer, 1993）. 但是接觸本身並不能夠解釋外圍團體效應，因為有些研究已經發現這種效應與一個人認識多少個內部團體成員或外圍團體成員無關（例如，Jones, Wood, & Quattrone, 1981）. 此外，對外圍團體同構型的認知有時候會在彼此有大量接觸的團體中發現，例如男性和女性（Park & Rothbart, 1982; Park & Judd, 1990）. 當男人抱怨「女人都一樣」和女人抱怨「男人都一樣」時，他們的指責極少是源於缺乏接觸。最好的解釋是有各種各樣的原因造成這種外圍團體效應。除了人們通常與內部團體成員有更多的接觸的事實以外，他們傾向於根據人本身而不是抽象的特徵去組織和回憶關於內部團體成員的信息（Ostrom, Carpenter, Sedikides, & Li, 1993; Park & Judd, 1990）. 在許多情況下人們也有更多動機去區分與他們會有進一步接觸的內部團體成員（Linville, 1998）. 當這些因素一起作用，最後的結果常常是內部團體呈現出對成員有不同分類，而外圍團體呈現出相對的相似性和無法區分.內部團體的偏袒當大多數人想到種族歧視和其它形式的偏見，他們想像的是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負面感覺。儘管這種狀態肯定會發生，1970年代以來的研究已經發現許多群體的偏見，與對其他群體的負面感覺相比，更多的是偏袒自己群體的一種功能。正如Marilyn Brewer(1999, 438頁)在她對研究所得出的證據摘要中寫到，「根本來說，許多歧視與偏見的形式可能不是因為對外圍團體的恨，而是對內部團體保留諸如崇拜，同情，和信任等正面的情緒所產生。」人們對自己群體偏袒的傾向，被稱為「內部團體的偏好」，已經在世界各地的許多文化中發現（Aberson, Healy, &Romero, 2000; Brewer, 1979, 1999）。對內部團體的偏好一個最令人吃驚的層面是它非常容易被引發。這個發現被記錄在由HenriTajfel（1970，1981）在英國布里斯托爾所做的一系列試驗中。Tajfel和他的同事發明現在被稱作的「最小群體程序」－一種根據最少量的信息（例如，偏愛一種繪畫而不是另一種，或者投擲銅板）把以前從未謀面的人們劃分成不同的群體的實驗技術。Tajfel發現建立在任何差異上的群體都有內部團體偏好的趨勢。在被劃分到不同群體的短短几分種內，人們傾向於認為自己的群體比別的群體更為優秀，他們不停的試圖去維持超過其它團體的優勢。有一項研究甚至發現當參與者被給予表2的獎賞矩陣時，他們傾向於選7比1點的內部團體/外圍團體的獎賞分配，而不是12比11點的分配，他們為了保持比外圍團體相對較高的優勢而否定自己組員5點（7點而不是12點）（Allen & Wilder, 1975; Wilder, 1981）。表2： 在最小群體研究中的獎賞矩陣例子_____組 組員號碼_____78910111213141516171819_____組 組員號碼_____135791113151719212325_____組 組員號碼_____71839510711912111313141515171619172118231925_____組 組員號碼_____注釋：參與者在Allen和Wilder(1975)的一個研究里被給予一個點與錢數相應的矩陣。他們的任務是選擇上圖的13個選項（例如7點給自己組員和1點給外圍團體的成員）之一，把點數分配給自己群體（頂排）的成員和外圍團體（底排）的成員。雖然內部團體偏好如此容易的發展似乎有點不尋常，這些發現與顯示社會結合和吸引可以在似乎微小的特質的基礎上形成的研究是一致的。例如，一項研究發現當人們得知他們的生日與另一個人相同時，他們更容易彼此合作。（Miller, Downs, & Pretice, 1998）.甚至在一些重要的生活決策中－如選擇去愛誰，在那裡居住，和追求什麼樣的職業－都會被相對微小的相似性所影響。在一系列精心策劃的研究中，Brett Pelham和他的同事（Pelham, Jones, Mirenberg, & Carvallo, 2002; Pelham, Mirenberg, & Jones, 2002）發現和預期的機率相比：女人傾向於和她們（結婚前）姓氏的第一個字母相同的男人結婚。人們傾向於住在含有他們生日數字的城市裡（例如，在3月3日出生的人更有可能住在密西根，三河市。命名為路易士的人更有可能住在聖路易士, 命名為保羅的人更有可能住在聖保羅, 命名為海倫的人更可能住在聖海倫, 而命名為瑪麗的更可能住在聖瑪麗.Pelham和他的同事用「隱含的自我中心主義」或者一種潛意識偏愛與自己相關的事物來解釋這些結果。根據Pelham,雖然字母和數字的偏愛可能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是因為它們和人的自我概念和身份的聯繫，這種偏愛在心理上非常有意義。和這個解釋相同，對內在自我中心主義的實驗室研究已經發現，當自尊甚高的人遇上對他們自我概念的打擊時，他們表現出對他們名字里的字母以及生日里的數字更多的偏愛，好象藉此來重建自我價值（Jones, Pelham, Mirenberg, & Hetts, 2002）.自尊和社會認同回到關於偏見的話題，Tajfel假設,對內部團體的偏愛源起於類似對自尊需要的原動力。 在Tajfel和他的同事看來，人們多多少少藉由認同群體，並且堅信他們所隸屬的群體比別的群體優秀，來維持他們的自尊心。(Tajfel, 1981; Tajfel & Turner, 1986)。 結果，即使是實驗創造的最少區別的群體也能給人帶來通過對內部團體的偏愛來增強自尊的機會。Tajfel的眾所周知的「社會認同理論」受到實驗室和田野調查的支持。例如，研究表明在大學運動隊贏得一場比賽的勝利後，學生們更有可能(1)穿上帶有學校標誌的服裝，和（2）用「我們」這個詞語去描述比賽的結果，特別是如果他們的自尊最近受到個人失敗的挑戰。 (Cialdini, Borden, Thorne, Walker, Freeman, & Sloan, 1976)。 另外，一篇對34項不同研究的審核發現自尊高的人比自尊低的人表現出更多的對內部團體的偏愛－因為對自尊高的人來說，如果自尊受到削減會失去最多 (Aberson, Healy, & Romero, 2000)。研究同樣表明當人經歷自尊的減低，他們更有可能表現出偏見。這種傾向在一個通過給予學生假回饋來改變他們在智力測驗後的自尊的研究中顯明 (Fein & Spencer, 1997). 在隨機抽樣的基礎上，一半的學生被告之他們的分數在他們學校前百分之十內，另外一半被告之他們的分數低於平均水平。然後，在一個看上去毫無相關的研究中，學生們被要求評價一個呈現為猶太人或義大利人的求職者。結果顯明遭受了自尊打擊的學生給呈現為猶太人而不是義大利人的求職者比較負面的評價，而在智商上被給予正面回饋的學生卻無這種差別。此外，受到在智商上負面回饋的學生在貶低猶太人求職者後表現出一種自尊上的反彈，即，通過貶低猶太人求職者，他們增強了自己的自尊。對於這個研究一個很不幸的含意是對於某些人，偏見代表了一種維持他們自尊的途徑。同時，偏見和自尊之間的聯繫暗示了一個充滿希望的訊息：用像增強自尊這樣簡單的方法可能減少偏見。Fein 和Spencer (1997)在與上面相似的一個後續的試驗中發現這個情況確發生了。在第二個試驗中，在學生們通過寫幾段他們重視的東西而增強了他們的自尊后，反猶太人的偏見減少了。因此，至少有一條可能減少偏見的有效方法是處理構成偏見的不安全感的來源。歸因屬性偏見也和內部團體和外圍團體的成員解釋對方的行為的方式有著密切關聯。這些解釋，在心理學中被稱為「歸因屬性」同時是偏見的癥狀和來源。例如，如果一個單親母親的無家可歸被歸因於諸如個人的懶惰，不好的個性，或者缺乏能力等性格因素，那麼對於單親母親的偏見就可能持續。相反的，如果她的無家可歸被歸因於像失業或者家庭伴侶暴力的環境因素，那麼對單親母親的偏見也許不會產生或者可能減少。當牽涉到偏見時，問題在於人們經常無情的歸咎於外圍團體的行為。他們至少在三個方面這樣做：在一個不公平世界的公平世界歸因在許多情況下，歸因屬性暗中遵循著假定人得到他們應得的和值得他們得到的「公平世界」的意識形態(Lerner, 1980; Montada & Lerner, 1998). 例如，持有公平世界信念的人比別人更可能把窮困的原因歸咎於窮人，在某種程度上，更可能把被毆打和被強姦的婦女的遭遇歸咎於她們(Cowan & Curtis, 1994; Cozzarelli, Wilkinson, & Tagler, 2001; Schuller, Smith, & Olson, 1994). 這些歸因的問題在於這個世界未必是公平的；不論是因為出身的不同，偶然的事件，或者其它他們無法控制的因素，人經常發現自己處在不公平的環境中。在這些情況下，公平世界的意識形態不重視環境因素所扮演的角色而認為，本質上，社會不公平的問題不在於社會而是在於偏見的受害者。根本的歸因錯誤除了公平世界的信念外，人們傾向於把行為歸因於性格。即使有時候行為無可否認的是由環境因素造成的，人們有時會傾向性格的解釋－一個稱為「根本歸因錯誤」的誤判(Ross, 1977). 例如，在關於這個主題最早發表的一項研究中，給受試者看由被迫持一個特定觀點或者可自由選擇其觀點的人寫的一篇文章 (Jones & Harris, 1967).即使當受試者被明確的告知文章的作者是被迫持一個特定的觀點時，他們仍然傾向於相信該作者真的持那個觀點。在偏見的範疇內，Elliot Aronson, Timothy Wilson, 和 Robin Akert (2002, 481頁)提供了一本教科書說明根本歸因錯誤的運作：

2500多年前，當猶太人在第三次大流散中第一次被迫逃離他們的家園時，他們並不被允許在他們定居的新地區擁有自己的土地或者成為工匠。為了生計，一些人從事放貸－他們被允許輕易進入的少數行業之一。儘管這項職業的選擇是在有限制性的法律下的副產品，卻導致了關於猶太人的性格屬性：他們只感興趣於和金錢打交道而不從事誠實的勞動，像耕種。。。這些性格上的刻板印象很大程度上導致了1930年和1940年期間在歐洲的反猶太人的殘忍結果，甚至在清楚，駁斥的證據面前仍然持續著，例如以色列國的誕生，猶太人在那裡開墾土壤，使沙漠變成綠洲。最終的歸因錯誤從根本歸因錯誤更進一步來說，Thomas Pettigrew (1979)提出「最終歸因錯誤」的發生在於當內部團體成員（1）把負面的外圍團體的行為歸因於性格因素（比他們對待同樣的內部團體的行為更多歸因於性格因素），和（2）把正面的外圍團體的行為歸結於下面一種或多種的原因：（a）一個僥倖或者特殊的例子，（b）運氣或者特殊優勢，（c）強烈的動機和努力，和（d）環境因素。這種雙重標準的歸因使得外圍團體成員實質上不可能擺脫不利於他們的偏見，因為他們的正面行動不被歸因於他們的性格而他們的失敗和缺點卻被用來反對他們。儘管研究記錄在某種程度上有各式各樣的結果，大多數研究還是支持Pettigrew的分析(Hewstone, 1990).例如，一項研究發現，白人學生更有可能把推擠解釋為暴力行為－當這個推擠是來自於黑人而不是白人時，則更可能用性格來解釋這種行為 (Duncan, 1976). 另一項研究發現當演員是回教徒時，印度教徒受試者更有可能把負面行為而不是正面行為歸因於性格，當演員是印度人時卻表現出相反的模式(Taylor & Jaggi, 1974).而且一篇對58個不同試驗的審核發現在傳統的男性任務上，男性的成功比女性的成功更可能被歸因於能力，但是男性的失敗比女性的失敗更可能被歸因於運氣差或缺乏努力(Swim & Sanna, 1996)。偏見的隱晦形式正如這個簡短的概觀所顯示，偏見的根源有很多種。一些已被最深刻並且最密集研究過的根源包括如右翼權威主義和社會支配取向的人格因素，人類分類思考傾向的認知因素，自尊需要的動機因素，和內部團體不公平的歸咎於外圍團體行為的社會因素。對這些因素的研究建議，偏見的態度並不局限於少數病態或誤入歧途的人。事實上，偏見是人類正常功能的一個產物，而且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響。但是還是有可以樂觀的原因；從歷史的角度看，毫無疑問許多偏見和歧視惡毒的跡象都在沒落。納粹德國和大屠殺，合法的奴隸制度，三K黨處私刑的日子都已經過去了。世界各地絕大多數婦女不能投票選舉或者參與政治事務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在許多國家，多元文化與多樣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被廣泛接受，由急劇流行的世界音樂和國際烹飪，文化歷史和遺產慶祝，和歷史上被歧視的群體如殘疾人士，原住民和土著，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等擁有更大的民權可以證明。在響應這些變化時，心理學的研究人員逐漸的把他們的注意力由明顯的偏見形式轉移到更加隱晦的表現形式(Crosby, Bromley, & Saxe, 1980; Page, 1997)。這種重心的轉變並不意味著傳統的偏見表現形式已經消失，更確切的是，當代的偏見形式通常難以覺察，可能甚至不為懷有偏見的人所知。隱晦的種族主義自從1970年代以後，研究人員研究了幾種相互關聯的隱晦的種族主義形式（見表3的概要）。這項研究的中心焦點是白人對黑人的偏見，儘管每一種隱晦的種族主義形式都有不同的特徵，結果都一致的指向同一個方向：白人最有可能表現出反對黑人的偏見，如果這種偏見能夠被合理的否認掉（對自己和對他人）。

例如，研究已經發現，資格不明確的黑人求職者和黑人大學申請者最可能面對偏見，但資格明顯的強或弱的黑人較不可能面對偏見(Dovidio & Gaertner, 2000; Hodson, Dovidio, & Gaertner, 2002). 同樣的，一項關於服從權威的研究發現，白人受試者在選擇求職者進行面試時歧視求職者，但僅在被權威人士指示他們這麼做時才如此－一種能讓他們否認個人責任和偏見的情況(Brief, Dietz, Cohen, Pugh, & Vaslow, 2000). 在這個相當令人不安的研究中，大約有一半的受試者收到一封來自公司總裁的假信：我們機構嘗試按照我們代表的性格特徵和他們將要服務的居民的性格特徵相配的程度來指定代表。你們所選的代表將要被指定的地區含有相對較少的少數民族成員。因此，在這種特定的情況下，我認為你不僱用任何一個少數民族的成員是非常重要的.(80頁)收到這封聲明的受試者選取參加面試的黑人申請者的數量比未收到此聲明的受試者選取的一半還要少。這個底線是：在允許人們表現出無偏見的歸因曖昧的情況下，即使是「隱晦的」種族主義形式也能夠給少數民族造成重大的損傷。表3。隱晦種族主義的形式名稱主要索引主要特點的描述象徵種族主義Kinder & Sears (1981); McConahay & Hough (1976); Sears (1988)象徵種族主義者拒絕舊式的種族主義但仍間接的表現出偏見 (例如，反對幫助少數民族的政策)愛恨交織種族主義Katz (1981)愛恨交織種族主義者體驗對受烙印的少數民族群體的正面和負面情感的衝突現代種族主義McConahay (1986)現代種族主義者視種族主義是錯誤的，但是認為少數民族作出不公平的要求或者得到太多的資源厭惡種族主義Gaertner & Dovidio (1986)厭惡種族主義者堅信如種族平等的平等主義信條但是在個人層次上厭惡少數民族隱晦的性別主義正如隱誨的種族主義的存在，研究表明同樣有隱誨的性別主義。例如，Janet Swim和她的同事（1995）已經記錄了「現代性別主義」的存在，一種與表3所列的「現代種族主義」類似的偏見形式。和舊式視女人為愚蠢和無能的性別主義相比，現代性別主義的特徵是否認性別歧視仍然是一個問題，反對婦女團體，和堅信政府和媒體對婦女的待遇表現太多的關切。研究也指明性別主義由類似於Irwin Katz (1981)關於「愛恨交織種族主義」理論所描述的愛恨交織所標明。根據Peter Glick 和Susan Fiske (1996, 2001) ，「愛恨交織性別主義」包括兩個不同但又相關的成分：（1）敵意的性別主義，包括對婦女的負面態度；和 (2)善意的性別主義，一種提供給選擇傳統性別角色的婦女保護和愛護的俠義的意識形態。因為善意的性別主義可能表面上看來不是偏見而是正面的態度，它可能不被注意到甚至婦女自己會使它永存不朽(Glick et al., 2000). 然而，在正面刻板印象的情況下，善意的性別主義絕非無害。它不僅僅限制了婦女的自由和鼓勵其對男性的依賴，而且存在於婦女中的善意的性別主義意味著婦女經常同時扮演著囚犯和守衛的角色。II。刻板印象

與對偏見的研究一致，心理學的研究已經發現刻板印象是世界許多文化中的一個自然和共通的過程。刻板印象，像其它的普遍化一樣，常常被當作心理快捷方式並且特別可能在人們忙碌或分心的時候被運用(Gilbert & Hixon, 1991).例如，一個研究發現，當大學生被要求在受到干擾的25秒鐘內記住一個8位數的數字時，他們後來更可能記住關於另一個人的刻板印象(Pendry & Macrae, 1994).刻板印象甚至可能在潛意識被一個短暫的圖像或與被刻板印象的群體有關的單字所激活，而一旦被激活，就能夠影響態度和行為(Greenwald & Banaji, 1995).外顯和隱含的偏見關於刻板印象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由Daniel Katz和 Kenneth Braly (1933)所做的一項研究，其中100位大學生被要求指出10個不同社會群體最顯著的特質。學生們對特定種族和民族特質的看法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例如黑人（被百分之八十四的學生描述為迷信的，和百分之七十五的學生描述為懶惰的），和猶太人（被百分之七十九的學生描述為精明的）自從Katz 和 Braly的研究開始，研究人員發展了範圍廣泛的技術去測量刻板印象，然而隨著隱誨種族主義的升起，很難說種族刻板印象是否隨著時間減少，或是否它們只是越來越少被表達出來(Devine & Elliot, 1995; Lee, Jussim, & McCauley, 1995; Macrae, Stangor, & Hewstone, 1996).民意測驗一般而言顯示了種族刻板印象下降的趨勢，但是一項研究發現，當調查的問題使用不同的措辭來避免暗示政治正確的答案時，許多人表現出與種族刻板印象一致的態度(Plous & Williams, 1995). 在這個研究中，大部分回答者認同至少一項關於黑人和白人在天生能力上有差異的刻板印象（例如，黑人的韻律能力比白人強），和幾乎半數的人認同至少一項在解剖學上的刻板印象差異（例如，黑人的頭骨比白人的厚）。一部分因為難以評估人對刻板印象的背書，研究人員逐漸增加對間接測量方法的依賴。這些大量從認知心理學借用過來的間接方法，使得研究人員發現了在預防掌控外界印象的情形下人們在想甚麼。這項研究的結果顯明除了Katz 和 Braly測量出的外顯的刻板印象，人們還隱藏了意識之外的「隱含的」偏見－即，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他們對特定的一些群體抱有偏見的態度和刻板印象式的聯想。（Banaji, Hardin, & Rothman, 1993; Fazio, Jackson, Dunton, & Williams 1995; Gaertner & McLaughlin, 1983）. 儘管隱含的偏見經常是與外顯的偏見相關－意味著它們傾向一起出現－二者卻是不同的。例如，在一項研究中觀察白人學生在種族間的互動，根據他們外顯的態度可預測到隨後在語言行為上的種族偏見，而根據他們隱含的態度則可預測到在非語言行為上的偏見(Dovidio, Kawakami, & Gaertner, 2002).探索隱含的偏見如果人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隱含的態度和信念，怎麼可能去測量它們呢？其中一種最普通的方法是用稱之為「煽動」的實驗技術(Wheeler & Petty, 2001; Wittenbrink, Judd, & Park, 1997). 在典型的情況下，這些研究的受試者被展示一個詞語或者一個圖像，而這些詞語或圖像讓受試者想起與偏見的目標（例如，一個少數民族群體）主題相關的想法和聯想。接著，一旦一個隱含的偏見或刻板印象被激活，研究人員就能夠測量它的強度，內容和對其他態度，信念和行為的影響。在一個早期使用這種技術的實驗中，Patricia Devine (1989)讓白人大學生觀看一個能夠快速顯示詞語以至於它們不被覺察的屏幕。在一種試驗的情況下，受試者被展示一系列詞語，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關於非裔美國人的刻板印象（例如，爵士樂，韻律，運動員，籃球，奴隸制）。在另一種情況下，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詞語與非裔美國人相關。接下來，人們被要求讀一篇簡短的故事情節並判斷其中描述的一個人物的行為。Devine發現在百分之八十情況下的人－那些自己也不知覺被大量有關刻板印象詞語所煽動的人－隨後判斷這個人比較有敵意（與對非裔美國人的刻板印象的普遍活化是一致的）。此外，無論受試者在種族主義的直接測試上分數的高低，這種活化都會發生，意味著即使人們不相信種族刻板印象，但僅僅是知道這些刻板印象可能已經足夠引發歧視。

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探索隱含偏見的技術是使用隱含聯想測驗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或者IAT(Greenwald, Banaji, Rudman, Farnham, Nosek, & Mellott, 2002; Greenwald, McGhee, & Schwartz, 1998). IAT是一個運用計算機來測量人們能夠多快把各種各樣詞語和圖像分類的測驗，它利用比起毫無關聯的類別，大部分人能夠更快的識別出密切相關的類別中的詞語和圖像的事實。例如，如果你把圖書管理員與智能和鬥牛者與暴力聯繫起來，你可能在一瞬間得出智能的同義詞如聰明和腦筋好與「圖書管理員或智能」的雙重類別相關，而暴力的同義詞如侵略和殘忍與「鬥牛者或暴力」的雙重類別相關。但如果我們把這些元素調換一下，而你要回答聰明和腦筋好是否與「圖書管理員或暴力」的雙重類別或者「鬥牛者或智能」的雙重類別相關呢？在這個情況下，也許你會花上更長時間去配對聰明和腦筋好和含有「智能」的類別，因為這些雙重類別包含在刻板印象上彼此不相關的元素。因而，通過比較人們給詞語和圖像分類的速度，IAT間接的測試了人們如何密切的彼此聯繫某些元素。例如，為了測量種族刻板印象，這個測驗也許會用白人和黑人來代替圖書管理員和鬥牛者。採用這個版本的IAT，對「白人或智能」和「黑人或暴力」（與「白人或暴力」和「黑人或智能」相比）能夠更迅速的回答顯示了隱含刻板印象的存在。隱含聯想測驗已經被用來測量各種各樣隱藏的聯想，如隱含的種族和性別的刻板印象，對老年人的態度，和對特定政治候選人的偏愛(Greenwald, McGhee, & Schwartz, 1998; Nosek, Banaji, & Greenwald, 2002). 隱含聯想甚至在最小群體的研究中被發現，儘管人們並無先前的群體經驗，但仍然表現出對內部團體成員名字的正面聯繫，和對外圍團體成員名字的負面聯繫(Ashburn-Nardo, Voils, & Monteith, 2001). 如同其它隱含刻板印象的測量，IAT的評分也與歧視的行為測量有關。例如，經由獨立觀看談話錄像的評估員判斷，一項研究發現在IAT得出偏袒白人分數的白人學生隨後對待白人談話夥伴比對黑人談話夥伴態度較好(McConnell & Leibold, 2001).刻板印象的後果一旦被激活，刻板印象能夠強烈的影響到社會認知和行為。例如，對「煽動」的研究發現當展示給大學生與老年人相關的刻板印象的詞語和圖像後，他們會走得比較慢而且在詞語辨識上反應也比較慢(Bargh, Chen, & Burrows, 1996; Kawakami, Young, & Dovidio, 2002). 同樣的，被激起「足球流氓」刻板印象的學生答對一般常識問題的題目比較少，而被激起教授刻板印象的學生則表現出更好的成績(Dijksterhuis & van Knippenberg, 1998). 儘管這些效應的原因還不完全清楚，但看來當刻板印象所代表的行為被激活時，相關的行為也被激活了(Wheeler & Petty, 2001).

除了煽動的效應，被刻板印象化的人還得面對第二個負擔：他們的行為會加強負面刻板印象的威脅。Claude Steele和他的同事發現這個稱之為「刻板印象威脅」的負擔能產生焦慮和阻礙在許多任務上的表現 (Steele, 1997). 例如，當數學系的女學生被告知該考試顯示在數學能力上的性別差異時，她們在一個困難的考試中表現下降(Spencer, Steele, & Quinn, 1999). 與此類似的一項特別有趣的研究發現，當亞洲婦女被提醒她們的種族時，她們的數學成績提高了（和亞洲人擅長於數學的刻板印象是一致的），但當她們被提醒她們的性別時，她們的數學成績則下降了(Shih, Pittinsky, & Ambady, 1999). 同樣的模式發生在年輕兒童身上：當亞洲女孩被提醒她們的種族（經由給一副亞洲兒童使用筷子吃飯的圖片上色），她們的數學成績提高了，但當她們被提醒她們的性別（經由給一個拿著娃娃的女孩的圖片上色），她們的數學成績下降了(Ambady, Shih, Kim, & Pittinsky, 2001).兒童之間的刻板印象從兒童易於受到刻板印象的威脅暗示了刻板印象是在生命早期就學到的。多早稱之為早呢？多項研究觀察到內部團體的偏見開始於3歲或者4歲，而種族和性別刻板印象的發展則緊隨其後(Aboud, 1988; Cameron, Alvarez, Ruble, & Fuligni, 2001; Martin, Wood, & Little, 1990). 一項以色列的調查甚至記錄了在兒童中反阿拉伯人的偏見發生在兩歲半那麼早的年齡(Bar-Tal, 1996). 儘管可能很難相信兒童能夠在這麼小的年齡區別社會群體，對性別辨認的研究已經發現兒童通常在生命的第一年裡開始形成社會類別意識。嬰兒通常9個月大的時候就能夠區分女性與男性的臉龐，有時候早在5個月大的時候就能夠區分了。(Leinbach & Fagot, 1993)兒童和成人持有的刻板印象的內容也類似。Barbara Morrongiello和她的同事用兩項關於性別刻板印象的研究（一項對成人受試者的研究和另一項對兒童的研究）有力的解釋了這個觀點。在第一項研究中，母親們觀看一個在進行冒險行為的小孩的錄像帶後被要求（1）在她們通常會出手干預的時候停止錄像帶播放，和（2）說出任何在這種情況下她們平常會對自己孩子說的話(Morrongiello & Dawber, 2000). 與女孩子需要被保護的性別刻板印象一致，結果顯示女孩的母親比男孩的母親更早和更頻繁的停止錄像帶播放。此外，女孩的母親更有可能在言語上警告受傷的風險，而男孩的母親更傾向於鼓勵冒險行為。這種性別偏見與母親低估女嬰的爬行能力和高估男嬰的爬行能力的發現類似，即使男嬰和女嬰的爬行能力並不存在實際差別(Mondschein, Adolph, & Tamis-LeMonda, 2000).

圖3. Morrongiello, Midgett, and Stanton (2000) 在他們的兒童危險認知研究中使用的 "高風險性" 圖畫樣本。 複印得到 Barbara Morrongiello的允許。正如這些結果讓母親如此不安，沒有理由去假設父親的反應會有所不同；數十年來的研究已經記錄了男人和女人都有性別刻板印象(Swann, Langlois, & Gilbert, 1999; Tavris, 1992). 但兒童又如何呢？在第二項研究中，Morrongiello和她的同事發現6至10歲的孩子模仿成人，表現出同樣的女孩易受傷害的刻板印象(Morrongiello, Midgett, & Stanton, 2000).在這個試驗中，兒童被展示一個女孩或男孩在進行四項活動之一的圖畫。一半的圖畫描寫一個帶著自信微笑的小孩，而另一半的圖畫描寫一個小心翼翼的小孩。另外，每一項活動都以四種方式之一來呈現：無風險性，低風險性，中等風險性，或高風險性（看圖3）。例如，在一個系列中，一個小孩在圖畫中安全的坐在鞦韆上（無風險性），或手裡拿著一罐汽水坐在鞦韆上（低風險性），或蹲在鞦韆上（中等風險性），或站在鞦韆上而鞋帶未綁緊（高風險性）。每個受試者在這項研究中總共被展示了一套64副的圖畫（4項活動X4個等級的風險度X2種面部表情X2類孩子的性別＝64副圖畫）並且被要求按受傷的風險性來給這些圖畫分類。結果是：女孩和男孩都傾向於認為女孩受傷的風險性比男孩大，儘管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男孩比女孩有更多受傷的經驗。媒體中的刻板印象兒童和大人學習刻板印象的一個主要的地方是大眾媒體。 內容分析已經發現廣告，電視節目，電影，和其它媒體都充滿了種族和性別的刻板印象(Entman & Rojecki, 2000; Furnham & Mak, 1999; Plous & Neptune, 1997). 雖然這些刻板印象的累積效果難以估計，大量的廣告暗示了許多人每天都暴露於刻板印象中。廣告佔據了幾乎百分之六十的報紙版面，百分之五十二的雜誌頁數，百分之十八的廣播時間，和百分之十七的電視黃金時段 (Collins & Skover, 1993)。研究指出這些廣告深刻的影響了人們看待他人和與他人交往的方式。例如，一項實驗發現與控制組成員相比，觀看了性別歧視的電視廣告的男性面試者之後判斷一名女性求職者的能力不足，記得較少關於她的背景信息，卻記得比較多她的身體外觀 (Rudman & Borgida, 1995). 另一項研究發現，在一個沒有電視的社區長大的兒童比在有電視的類似的社區長大的兒童有更少性別支配的認知，而這種性別支配的態度會隨著電視的引入而增加(Kimball, 1986). 在另外一個調查中，暴露於性別角色互換的廣告的女人之後在她們的判斷上變得更自信和更加獨立(Jennings, Geis, & Brown, 1980). 這些研究和更多別的研究記錄了廣告對社會認知和行為的影響。除了廣告之外，別的基於媒體的刻板印象也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例如，研究表明：觀看了對黑人刻板印象化的喜劇描寫的白人電視觀眾之後更可能判斷一個黑人被告的攻擊罪成立 (Ford, 1997).觀看了物化女人的電影情節的男性之後更有可能相信一個約會時被強姦的受害者覺得快樂並且「得到她想要的」 (Milburn, Mather, & Conrad, 2000).觀看了物化女人的音樂影片的人之後認為一個女人在響應一個男人的挑逗時更性感和順從 (Hansen & Hansen, 1988).看了色情雜誌里吸引人的女人的異性戀男人之後認為他們的伴侶不如以前有魅力(Kenrick, Gutierres, & Goldberg, 1989).在許多情況下刻板印象催化的瞬間效應會在幾分鐘後消逝，但是不管它們存在時間的長短，每一個催化最終都能夠加強刻板印象的思維方式。另外，有證據顯示一旦刻板印象被激活，它能夠被像與被歧視的群體的成員意見不同這樣簡單的事情再激活，並且如果它頻繁的出現在腦海里，會變成長期性容易獲得的(Ford, 1997; Kunda, Davies, Adams, & Spencer, 2002). 因此，儘管當單獨考慮時，基於媒體的刻板印象可能看上去是無害的，但是它們長期的累積效果可以是巨大的。來自直接經驗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不僅源於大眾媒體，還源於直接的經驗。雖然一些刻板印象建立在事實基礎上（例如，男人比女人平均來說更具有侵略性的事實），許多卻是來自於在其它方面合適的思考模式的扭曲。為了說明這個觀點，試做下面的練習：環顧四周5到10秒鐘然後記下你周圍環境中的事物。接著，在你仔細的觀察了你的周圍環境之後，閉上你的眼睛，回憶你所注意到的所有事物。在你花一些時間試做這個練習之前別往下讀。你回憶看見了什麼？如果你像大部分人一樣，你所注意到的項目是環境中最明顯的物體－突出的，大的，多彩的，或者在某些方面引人注意的物體。當我們觀察我們的環境，我們並不是對每一個元素都給予同樣的重視；事實上，我們有高度的選擇性。甚至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我們以一種給予最明顯的事物最多的注意力的方式來自動過濾我們所看到的一切。在正常情況下，這種自動過濾是非常有益的。畢竟，哪一個更值得去注意呢？是一輛迎面而來的汽車或是路邊的一塊卵石？就如同分類思維方式，我們集中注意力於明顯刺激物使得我們更有效的處理大量的信息。然而也如同分類思維方式，我們對明顯刺激物的專註可能導致認知上系統性的扭曲，並且，有時，導致偏見和刻板印象。Loren Chapman (1967) 所做的一個試驗顯示明顯刺激物如何扭曲人所做的判斷。Chapman把一系列成對的詞語，例如熏肉－老虎，投影到受試者面前的屏幕上。 例如，在一個典型的系列中，屏幕左邊的詞語是熏肉，獅子，花，或者船，而右邊的詞語是蛋，老虎，或者筆記本。Chapman平衡了這些成對的詞語使每個左邊的詞語和每個右邊的詞語都能以相同次數出現，但是他發現當受試者被要求評估不同詞語的頻率時，他們報告看見了錯覺的相互關聯。例如，人們預計當熏肉出現在左邊，蛋和它並列出現的平均時間佔百分之四十七。同樣的，受試者認為當獅子在左邊，老虎是與它並列出現最頻繁的一個詞語。儘管錯覺的相互關聯能夠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發生，一個關鍵因素是特殊的組合比其它組合更容易被記住(Hamilton, Dugan, & Trolier, 1985; Mullen & Johnson, 1990). 在Chapman的研究例子中，一些成對的詞語因為兩個詞語在主題上有關聯而顯得突出。但是當罕見的事件或因素互相組合，特殊性也會增加－一個有時候會導致刻板印象的結果。這種聯繫在一項試驗中得到了闡明，人們被呈現一些描寫兩組中其中一組成員的行為的簡短陳述：「甲組」或「乙組」 (Hamilton & Gifford, 1976). 甲組的成員是乙組的成員的兩倍，但是在陳述里描繪正面和負面行為的比例在每一組都是一致的。在這些陳述里大約百分之七十的時間是在描寫一種正面的行為（如，「去醫院探望生病的朋友」），而大約百分之三十的時間是在描繪一種負面的行為（如，「一直在談論他自己和他的問題」）。換句話說，最罕見的－因此，最特殊的－陳述描寫的是少數民族群體的負面的行為（乙組）。在這些情況下，人們嚴重的高估了少數民族負面行為的頻率。如表4粗體字所示，受試者想起百分之五十二的負面行為來自乙組，即使實際比率僅是百分之三十三。此外，後來的研究也顯示當獨特組合與負面行為相關，並且與事先存在的刻板印象一致的時候，這種錯覺的相互關聯特別顯著(Hamilton & Rose, 1980; Mullen & Johnson, 1990).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尋常組合的顯著性能夠強烈的加強對少數民族的刻板印象。表4：錯覺的相互關聯的一個例子陳述內容甲組乙組總數陳述里的實際分配正面的行為18 (67%)9 (33%)27 (100%)負面的行為8 (67%)4 (33%)12 (100%)陳述里的認知分配正面的行為17.5 (65%)9.5 (35%)27 (100%)負面的行為5.8 (48%)6.2 (52%)12 (100%)注釋：這個表格是基於Hamilton 和Gifford (1976)的一項研究的資料。儘管12項負面的行為的陳述只有4項與乙組有關（少數民族組），受試者之後想起，比起甲組（平均值＝5。8），更多負面的行為來自於乙組（平均值＝6。2）。自我永存的刻板印象一旦刻板印象被學會－不管是從媒體，家庭成員，直接經驗，或是別的地方－有時它們會自己擁有生命並且成為「自我永存的刻板印象」 (Skrypnek & Snyder, 1980). 正如先前所討論的，這種情況可能發生的一種方式是人們經歷了降低他們表現的刻板印象的威脅。當被刻板印象化的人感覺不自在或者不夠格的時候，刻板印象也會變成自我永存的形式。例如，對自我物化的研究發現當女人穿著泳裝來參加一個困難的數學考試時，她們比穿著平常服裝的女人表現得要差，而男性則無這種表現上的落差(Fredrickson, Roberts, Noll, Quinn, & Twenge, 1998). 甚至潛意識的激活也能夠導致自我永存的刻板印象。例如，當上了60歲的人們被潛在的暴露於如衰老的，無能的，和老人失憶症的詞語時，他們表現出失去記憶的癥狀(Levy, 1996).在一個關於煽動是如何能夠導致自我永存的刻板印象的戲劇性證明中，Mark Chen 和 John Bargh (1997)把白人學生潛意識的暴露於從流行雜誌選出的白人或黑人男性的面孔。然後，一旦隱含的種族刻板印象被激活了，學生們與另一個沒有被暴露於任何一張面孔的白人學生配對，而且這一對被要求一起玩一個遊戲。結果顯示：（1）與被展示白人面孔的學生相比，被展示黑人面孔的學生之後在遊戲中表現出更多的敵意（與黑人有敵意的種族刻板印象一致），和（2）這種敵意反過來帶領未被暴露的夥伴反應出增加的敵意。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是：僅僅只靠觀看黑人面孔，白人的行為可能被引出源於黑人的敵意。自我永存的運作也被記錄在女人和男人的交往之中。或許目前最知名的實驗大概是由Mark Snyder, Elizabeth Tanke, 和Ellen Berscheid (1977) 所發表的。在這個研究中，當一對男女經由電話去認識時彼此的談話被錄音十分鐘（男人和女人的聲音被分開錄音以供日後分析）。但是在不被女人所知的情況下，男人先看到從八張女人的相片中隨機選取的一張假裝是他們的夥伴的相片-這樣他們可以有「一個他們談話對象的心裡影像」。事實上，四張相片是先前被評為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四張相片是被評為沒有吸引力的女人。所以，有些男人被操縱以為他們的談話對象是外表有吸引力的女人，有些男人被操縱以為他們的談話對象是沒有吸引力的女人。毫不奇怪，當獨立的評估員之後聆聽這些談話中男性的錄音時，認為他們在與漂亮迷人的女性交談的男性，被評價為比認為他們在與不吸引人的女性交談的男性更善於交際，性感熱情和寬容，外向，和幽默。對女性錄音的評價更為有趣。大概是對不同的男性行為的響應，最初被認為漂亮迷人的女性事實上聽起來是比最初被認為沒有吸引力的女性更加刻板印象化的吸引人，儘管她們的男性夥伴的偏見是被隨意引發的，與她們外表實際上如何吸引人並無任何關係。使得這些結果值得注意的是男性的想法對女性行為有如此強的影響力以至於外界的評估者都能夠聽出差別－雖然這些聽者對實驗假設或女性的吸引力毫無所知。減少刻板印象正如前面的回顧所指出，刻板印象是從早年開始學習的並且很難改變。即使當人們遇見一個被刻板印象化的群體成員打破了該群體的刻板印象，他們經常繼續通過分成副類來維持這種刻板印象(Judd, Park, & Wolsko, 2001; Kunda & Oleson, 1995; Richards & Hewstone, 2001; Weber & Crocker, 1983). 例如，當碰到一個猶太慈善家，懷有反猶太人刻板印象的人可能會通過創造一個「好猶太人」的副類來把慈善的猶太人與「愛錢的猶太人」區分開來。這種分成副類的結果是，刻板印象變得不受駁斥證據所滲透。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當人們都有動機去這樣作時，研究顯示刻板印象能夠被成功的減少，並且社會認知會變得更加準確 (Fiske, 2000; Neuberg, 1989; Sinclair & Kunda, 1999) 。 最有效的一個方法是具有同理心。單從外圍團體成員的角度來看問題，和「通過他們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內部團體偏見和刻板印象的容易獲得性能夠顯著降低(Galinsky & Moskowitz, 2000). 研究也發現定位的改變能夠減少刻板印象的威脅。例如，一個有希望的實驗發現當非裔美國大學生被鼓勵把智商想做是可塑的而不是固定的，他們的成績提高了，並且他們報告在教育過程中有更高的興趣(Aronson, Fried, & Good, 2002).即使是隱含的刻板印象也是可以被修正的(Blair, 2002). 例如，在一個對反刻板印象想像的效果的研究中，Irene Blair和她的同事發現人們在花幾分鐘想像一個強壯的女人後，隱含的性別刻板印象減少了(Blair, Ma, & Lenton, 2001). 同樣的，Nilanjana Dasgupta 和Anthony Greenwald (2001)發現在人們被展示令人欽佩的黑種美國人和令人厭惡的白種美國人（如，Bill Cosby 和 Timothy McVeigh）的照片後，隱含聯想測試上偏袒白人的偏見減少了。還有另外一個研究發現在學生們修了一門長達一學期的關於偏見和衝突的課程後，隱含的和外顯的反黑人的偏見都減少了(Rudman, Ashmore, & Gary, 2001). 正如這些發現所顯示，刻板印象也許是普遍的和持續的，但是當人們作出努力去減少它們，它們同樣也是可以改變的。III. 歧視雖然許多國家在過去的50年里已經通過了民權立法，但是歧視在整個世界繼續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即使是在公開肯定平等理想的民主國家。例如，這裡舉出了在美國被記錄的幾個歧視的例子：根據美國醫藥學會對100多項研究的一篇評估，歧視成為衛生保健上的種族差異和少數民族因癌症，心臟疾病，糖尿病，和愛滋病等引起更高的死亡率的因素(Smedley, Stith, & Nelson, 2002).西班牙人和黑人比白人平均多花費3000美元找和買同樣的房子 (Yinger, 1995),因同樣的罪卻經常受到比白人更苛刻的犯罪判決(Mauer, 1999), 並且一般而言比同等資格的白人求職者更少可能被僱用(Turner, Fix, & Struyk, 1991).男性每賺一美元，女性平均只賺76美分(Bowler, 1999)，並且面臨著嚴重的就業歧視以致於最近的和解費達到幾百萬美元(Molotsky, 2000; Truell, 1997)。一項美國司法部門的研究發現在百分之九十八被調查的住宅社區違反社區需提供給殘疾人士的殘疾設施的規定(Belluck, 1997).儘管歧視普遍存在，但是，相當奇怪的是，消除它的其中一個最大的障礙是個人程度上察覺歧視的難度。為什麼是這樣的？首先，個人不能作為自己的控制組來測試身為一個更有特權的群體的成員，他們是否會獲得更好的待遇(Fiske, 1998). 第二，比起單一的案例，歧視更容易在累積的證據中被查覺，因為單一案例容易被強辯掉(Crosby, 1984).第三，為了避免感覺他們被別人錯待或者他們對自己的情況失去控制，個人可能會否認對他們的歧視的存在(Ruggerio & Taylor, 1997; Taylor, Wright, Moghaddam, & Lalonde, 1990).這些和其它原因的結果是，女性和少數民族更可能認為歧視是針對他們群體的而不是針對他們個人本身的(Crosby, 1984; Taylor, Wright, & Porter, 1994).從目標者的觀點來看偏見和歧視傳統上，對偏見和歧視的心理研究集中在多數民族群體成員的態度和行為上。當女性，少數民族成員，或者其它歧視的目標者被捲入的時候，他們的角色經常被置於外圍－或者是偏見的對象（如，一個引發含有偏見反應的研究助理），或者是響應其它人的偏見的人(Shelton, 2000). 但是，從1990年代起，研究人員開始放更多的注意力在女性和少數民族身上，把他們視作選擇和影響他們所在環境的主動行為者(Crocker, Major, & Steele, 1998; Feagin, 1994; Swim & Stangor, 1998).從這項研究得出的結果已經在許多方面豐富和擴大了這個領域。把目標者的觀點包含在研究中的一個明顯的好處是它給人與人之間和社會團體之間的偏見，刻板印象，和歧視等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例如，當Joachim Krueger (1996)研究黑人和白人的個人信念時，他揭露了一個雙方都持有的誤解：兩個群體的成員都低估了另一方喜愛他們的程度。事實上，Krueger發現黑人和白人各自想著，「我們喜歡他們，但是他們不喜歡我們，」一種給誤解，懷疑，和衝突搭建舞台的信念。同樣的，當Charles Judd和他的同事研究在美國的黑人和白人學生的種族態度時，他們發現了一個可以導致社會團體衝突的關鍵差異。黑人學生傾向於把種族視作他們身份的一個重要而且正面的部分，而白人學生則傾向認為與種族相關的課程和節目加強了分離主義(Judd, Park, Ryan, Brauer, & Kraus, 1995).要在這種分隔上架橋，每一邊在平衡多元文化主義和無色主義的目標時，必須意識到這些觀點上的不同。研究目標者的觀點的另一個好處是，它產生了關於暴露於偏見和歧視對心理和健康的影響的信息(Clark, Anderson, Clark, & Williams, 1999).例如，研究顯示，黑人經歷的歧視和自我報告的不良健康狀況，較差的心理健康，和在前一個月卧床病假的日子相關(Williams, Yu, Jackson, & Anderson, 1997).研究也發現當他們置於刻板印象威脅的情況下(Blascovich, Spencer, Quinn, & Steele, 2001)，或者暴露於種族主義的事件或態度時(Armstead, Lawler, Gorden, Cross, & Gibbons, 1989; McNeilly, 1995), 黑人的血壓升高，而且這種血壓的上升在報告接受而不是挑戰這些不公平待遇的黑人勞工階層身上特別高(Krieger & Sidney, 1996).在後一項研究中，血壓的差異在某些情況下與缺乏運動，吸煙，和不健康的飲食等情況相同或更大。另一個重要的好處另外一個考慮目標者的觀點的好處是它能夠提出減少偏見，刻板印象，和歧視的有效方法。雖然研究人員因為害怕把減少偏見的負擔從加害者轉移到目標者，而不願意對這個話題進行探討，對目標者塑造與多數民族群體成員交往的能力的賞識在增加(Major, Quinton, McCoy, & Schmader, 2000).例如，Jennifer Eberhardt 和Susan Fiske (1996)推薦下列一些策略給想減少在工作上遇到歧視的僱員：基於人類分類思維的傾向，試圖激活其它人以正面的方式把你歸類（如，通過增加如「受教育的」或「經理」等正面類別的顯著性）。強調共同的目標，相同的命運，和與多數民族群體成員在其它領域的相似性，以至於他們認同你，並把你看作獨立的個體而不只是一個刻板印象中的外圍團體成員。在談話，會議，和政策聲明中，提醒多數民族群體成員你們共同擁有的價值觀，如公平感，人們才能受到鼓勵去採取與這些價值觀一致的行動。當多數民族群體成員表現出公平和平等的行為時，稱讚他們，這樣做同時加強他們的行為並且建立積極的行為標準。如果可能，試圖避免與極其可能懷有偏見和刻板印象的多數民族群體成員的交往：他們是那些壓力大或者困惱的，最近自尊受到打擊的，感覺被威脅或不安全的，或者表現出僵固思考方式或高度社會支配取向徵象的人。正如Janet Swim 和Charles Stangor (1998, 6頁)在他們的偏見：目標者的觀點書中寫道，思考目標者的經驗不僅改進了對偏見的研究品質，並且「讓目標者群體說出心聲，驗證了他們的經歷，幫助指出他們獨特的長處和弱點，而且能夠潛在的增加對今天社會裡偏見目標者的同理心。」減少偏見和歧視在1973年9月24日，一名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印第安酋長，身穿王袍，在羅馬登陸並且宣稱擁有義大利的主權，就如克里斯多福哥倫布大約500年前通過「發現權」宣布擁有美洲大陸一樣。「我宣布今天是發現義大利日，」他說道。酋長問道「當幾千年來一直有人居住在美洲大陸，哥倫布有什麼樣的權利去發現它？那麼我就有著同樣的權利現在來義大利並且宣布發現你的國家。」雖然紐約時報指這個宣言是「荒誕無稽的」 (Krebs, 1973),但是該報紙的批評反而幫助解釋了這位酋長的觀點：當這個國家長時間以來有別的人居住，通過「發現權」來宣稱對這個國家的佔有是荒誕無稽的。這名酋長在他的宣稱中所作的是，轉變人們的觀念並且邀請他們從美國印第安人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對同理心和角色扮演的研究顯示這種觀點的翻轉能夠減少偏見，刻板印象，和歧視(Batson et al., 1997; Galinsky & Moskowitz, 2000; McGregor, 1993; Stephan & Finlay, 1999). 的確，不論參與者的年齡，性別，和種族，訓練同理心的活動似乎能減少偏見。(Aboud & Levy, 2000).另外，同理心有比較容易運用在多種情況下的實際優點。要成為對偏見的目標者有更多同理心的人，一個人唯一需要做的是，考慮問題如：在那種情況下我會有什麼樣的感受？，他們現在有什麼樣的感受？，或者為什麼他們那樣做？角色扮演的練習也被用來練習對偏見的意見有效的響應 (Plous, 2000).另一個有力的減少偏見和歧視的方法是制定強制公平待遇的法律，法規，和社會規範(Oskamp, 2000).在心理學中，「規範」是特定情況下對可以接受的行為的期望和規則，研究表明即使只是一個人對反偏見規範的公開支持，也足夠影響其它人向這個方向移動(Blanchard, Lilly, & Vaughn, 1991).此外，對反同性戀和反黑人偏見的研究發現個人對反偏見規範的支持能夠左右懷有高度偏見以及那些懷有中度和低度偏見的人們的意見(Monteith, Deneen, & Tooman, 1996).當它關係到內部團體成員時，規範的信息尤其有力和持久。例如，當白人學生在一項研究中被告知他們的同學比他們想像的懷有更少的種族歧視觀念，一個星期後這個規範的信息仍會繼續產生降低偏見的效果(Stangor, Sechrist, & Jost, 2001).當人們意識到他們的價值，態度，和行為的矛盾時，甚至可能對減少偏見有更長期且持久的效果。例如，Milton Rokeach (1971) 發現，當學生們大約花半小時思考他們的價值，態度，和行為與理想的社會公平原則之間的矛盾，一年之後他們表現出對民權更強烈的支持。這些結果與認知失調理論是一致的，該理論假定（1）持有心理上不調和想法的行為產生一種內在不適，或者失調的感覺，和（2）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人們試圖避免或減少這種失調的感覺(Festinger, 1957).根據這個分析，在Rokeach研究中的學生懷有如「我支持社會公平」和「我從來沒有捐獻過時間或金錢給民權組織」的矛盾的想法，並且通過尋求增加對民權的支持來減少這種失調的感覺。其它研究人員使用與失調相關的技術來減少反同性戀，反亞洲人，和反黑人的偏見(Hing, Li, & Zanna, 2002; Leippe & Eisenstadt, 1994; Monteith, 1993).接觸假設一個經過大量研究關於減少偏見的技巧是團體之間的接觸(Hewstone & Brown, 1986). 在偏見的本質中，Gordon Allport (1954, 281頁)假設：偏見（除非深植於個人的性格結構）可以經由多數群體和少數群體在追求共同目標的過程中以平等地位接觸而減少。如果這種接觸受到機構認可的支持（如，法律，傳統習慣或地方風氣），並且如果這種接觸是一種會導致兩個群體成員對他們之間共同興趣和共同人性的認知，這種效果就會大為增強。這個論點，現在被廣泛所知為「接觸假設」，已經得到了廣大的研究支持。在一篇對來自25個國家－有90，000參與者－的203項研究的審核中，Thomas Pettigrew 和 Linda Tropp (2000)　發現百分之九十四的研究支持這個接觸假設（即，在百分之九十四的時間裡，當團體之間接觸增加時，偏見減少了）。有著這樣程度上的支持，為什麼團體之間的接觸還沒有把偏見從社會消除？使用接觸去減少偏見的問題不是因為接觸假設是錯誤的，而是很難滿足Allport列出的條件。在許多現實世界的環境中，偏見之火是由地位不平等的兩個團體之間的衝突和競爭所點燃的，例如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白人和黑人，或者長期公民和新移民(Esses, 1998; Levine & Campbell, 1972).在競爭和不平等地位的情況下，接觸甚至能夠增加偏見而不是減少它。例如，在對美國學校廢止種族隔離期間和之後進行的研究的審核中，Walter Stephan (1986)發現百分之四十六的研究報告白人學生中偏見的增加，百分之十七報告偏見的減少，而餘下的報告無變化。關鍵是構思將會導致在追求共同目標中合作和互相依賴的交往情況，改變人們從「我們和他們」的分類轉向「我們」的再分類 (Desforges et al., 1991; Dovidio & Gaertner, 1999; Sherif, Harvey, White, Hood, & Sherif, 1988).課堂研究發現合作學習技巧增加了各種種族和民族學生的自尊，士氣，和同理心，並且在沒有損害多數團體學生的情況下，也改善了少數團體學生的學業表現 (Aronson & Bridgeman, 1979).最早被研究的技巧之一，「鋸齒拼圖教室」，把學生分成小的，種族多樣的工作組，每個學生都被給予關於被分配題目的關鍵信息（因此使得每個組員對於其它組員都是不可缺少的）。這個鋸齒拼圖技巧原來是為減少種族偏見而發展出來的，而幾十年的研究證明，這對促進積極的種族間的接觸非常有效(Aronson & Patnoe, 1997).結論這篇回顧文章是從奧沙瑪賓拉登所作的絕對偏見的聲明開始的。雖然這些聲明令人氣餒，值得注意的是它們並不代表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偏見形式。大量的證據顯示越來越少人懷有外顯的頑固形式，並且公開表現偏見比以往更有可能受到譴責。因此，雖然恐怖主義，仇恨犯罪，和其它形式的狂熱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大多數現代偏見的形式表現得更為隱誨。同時，隱含的偏見本身呈現出嚴重挑戰。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減少隱含的偏見形式比減少極端的偏見形式可能更加困難，不僅僅因為它們更加普遍，還因為它們由正常的思考過程中產生，傾向於更加模糊，並且常常發生於意識之外。正如在這篇回顧中的研究所表明，我們人種也許能被描述成「人種刻板印象」－一種有偏見，刻板印象，和歧視傾向的動物，但如果賦予動機，會是擁有克服這些偏見能力的動物(Blair, 2002; Fiske, 2000; Monteith & Voils, 2001).的確，也許從偏見研究得出最重要的結論是：（1）沒有一個有人類思維和講話能力的人能夠對懷有偏見免疫；（2）通常要付出深思熟慮的努力和意識來減少偏見；和（3）只要有足夠的動機，偏見能被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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