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因茅盾文學獎而改變的

本報記者路艷霞

本月底，第九屆茅盾文學獎將頒獎，從1982年至今，茅獎在33年間評選了九屆，先後有43部作品獲獎。隨著頒獎時刻的臨近，這個中國唯一一個政府類最高文學獎到底給作家帶來什麼影響？獲獎作品在讀者中生命力如何，在文學史上其存活率又怎麼樣？這些話題都頗令人關注。

一個意外

作家收穫的其實比獎多

在金宇澄供職的《上海文學》編輯部，第10期校樣已新鮮出爐，第11期也開始發稿。剛剛獲得第九屆茅獎的金宇澄說，他還是那個幹了幾十年的編輯，完全轉到作家的狀態會不習慣。

不斷到來的採訪讓金宇澄更不習慣，他甚至關心起，往屆茅獎獲得者是否也像他一樣經歷過媒體的瘋狂追擊。這些天，各路記者想方設法找到了他，他擔心，這樣下去《繁花》會招人煩。但他又不願意從此以後把電話關掉，誰也不理睬，「那樣我覺得過意不去，因為80後、90後讀者喜歡這本書，外地讀者比上海讀者更喜歡。」金宇澄說，他的內心處於很矛盾的狀態。

以《江南三部曲》而獲獎的格非，態度卻是堅決、明晰的，「這個獎已經過去了，對我來說，腦子在新長篇里了，不能分神。」格非說，他是在自己的工作室寫作，和老婆都不怎麼見面，「但這些天不斷有人祝賀，還有人請我吃飯，我有點招架不住，吃飯大多推掉了，只有母校來人除外。」格非說，他內心很清楚一件事，茅獎對他來說沒什麼影響。

因《生命冊》而獲獎的李佩甫直言相告，「我正在醫院輸液。」他說，自己血壓不穩定，壓差很大，腰也很不好，現已無暇顧及其他。

儘管新晉茅獎得主直喊「累」，但對那些過來人而言，茅獎對作家作品的市場帶動是強大的。

4年前，在倫敦街頭，畢飛宇聽說自己得了茅獎。最初這個好消息並沒有攪亂他的心緒，但其帶來的影響令他始料不及，「我對自己的作品市場有預期，我從來就不指望賣得有多好，作品最高銷量也就10萬冊。」但在2011年，他以《推拿》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之後，這本書當年銷量即突破15萬冊，今年正向40萬冊的大關挺進。而在獲獎前，《推拿》4年賣了48000冊。

憑藉《額爾古納河右岸》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的遲子建，也和畢飛宇有同樣的感受，「在得獎之前，這本書發行大概是四五萬冊，得獎之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專有出版圖書，加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茅獎系列書系發行，累計已有30多萬冊。」

阿來憑《塵埃落定》獲得第五屆茅獎，他更是直率地說，茅獎給他帶來的影響和變化很大。2000年10月，茅獎公布結果的時候，他還在南京全國書市推銷《科幻世界》系列雜誌的第二本，是媒體記者告訴了他獲獎的消息，他高興地蹦了起來，那天晚上他喝高了。

《科幻世界》後來獎勵阿來8萬元，而他在此又幹了6年才離開，後於2009年當上了四川省作協主席，他至今認為作協主席與茅獎之間有必然聯繫。「無論怎麼說，我們這批起來的人，創作還是比較拔尖的，如果讓上級來判斷，某種程度上，茅獎得主可以成為一個認定標準。」阿來的經歷並非個案，王安憶2000年以《長恨歌》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第二年即當選上海作協主席。麥家2008年憑《暗算》獲茅獎，五年後當選浙江省作協主席。

一種困惑

出版社心境微妙而複雜

茅獎結果揭曉了，推出獲獎作品的出版社的心境卻變得微妙、複雜起來，甚至是有某種困惑在其中。

在本屆茅獎獲獎作品中，《繁花》《江南三部曲》均出自上海文藝出版社，上海市委宣傳部的嘉獎令第一時間發至出版社。在如此的喜慶時刻，社長陳征最先想到的卻是《繁花》和《江南三部曲》的艱難起步。

《收穫》增刊發表《繁花》後，金宇澄找到上海文藝編輯聊過。「儘管當時作品並不是很完整，但我們覺得非常有特色、接地氣，如同世俗博物館一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的蛻變，在這部作品裡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陳征說，出版社當時就決定出這部書稿。這是金宇澄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他並不知道自己寫得到底怎麼樣。「小說出版後，我們到杭州做推廣，結果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還多。」陳征安慰作家，「我們慢慢做，《繁花》是部好作品。」

出過多部小說的格非，情況也沒好多少。《江南三部曲》第一部《人面桃花》出版後，陳征曾陪格非到山西大學做演講，原本說組織一個兩百人的會場，不知哪個環節出問題了，最終只來了不足20人。「格非說，只要有一個人他也要講。」

莫言的《蛙》2011年獲得第八屆茅獎，「沒獲獎前，我們當時做得很吃力，莫言到處走，做了七八場簽售、見面活動，銷量好不容易達到了七八萬冊。」陳征說，莫言獲茅獎之後，《蛙》的銷量就達到16萬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該書至今銷量已達百萬冊。

「培育它，包裝它，合約也快到期了。」陳征苦笑著說，作家得獎了，面臨誘惑多了，一些出版機構開出的版稅條件更加優厚，出版社辛苦打造出來的作品不少就流失掉了，「我也理解作家，寫作一輩子，誰不願意讓自己的作品獲得更多的回報？」這時，陳征不斷安慰自己，好在《繁花》和《江南三部曲》的合約到期還早呢。

還有一個現象也很普遍，一些茅獎作品，因為出版社拿到的不是專有出版權，或是作者版權意識不夠，同樣一部作品會收入到不同的文集、叢書中，呈現到處開花的奇觀。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認為，版本混亂，對作者本人並不是什麼好事，「只有版本單一，出版社才會傾心維護，最終有助於擴大市場份額。」他舉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例證，茅獎作品《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禮》均由十月文藝專有出版，目前是銷量排在第一、第二的兩部茅獎作品。

一份書單

市場銷售冰火兩重天

某種意義上，茅盾文學獎為讀者提供了一份購書單。但細看這份書單會發現，茅獎作品境遇處於冷熱兩極，有的幾乎被人遺忘，有的生命力越來越旺盛。

在豆瓣、天涯論壇、知乎上，關於茅獎作品的討論最近還是熱門，大家紛紛晾曬出自己的書單。讀者寇俊峰說，2002年《無字》一出來他就震驚了，張潔的寫作方式太超前了，從文學性把握來說，完全「碾壓」張愛玲，「我正是看了《無字》，才關注茅獎的」。而於智超對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特別有感觸，「鄉土題材，清新淡雅，想哭哭不出，渾身有被蠶食的感覺。」一位叫意書曉的讀者則如此回憶道，「初中時特別喜歡茅盾文學獎系列的小說，家裡有一大排深紅色封皮的厚書，覺得那裡面充滿中華廣袤土地的氣息。」

在晾曬的眾書單中，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和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出鏡率」最高。中文系學生金澄颺的回憶滿是溫暖，「青春期的女生總有自己的憂愁，而我的煩惱似乎《穆斯林的葬禮》這本書可以解決。」讀者阿飛坦言，「這兩本書我都看了不下五遍，初次閱讀還在上初中，後來便買了作為枕邊書。」開卷數據顯示了這兩部作品的頑強生命力，就在上周的暢銷書排行榜上，《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禮》仍高居前列，前者位居第四，後者位列第二十五。來自出版社的銷售數據同樣證實了這一點，這兩部作品在茅獎作品中最暢銷，而且銷量逐年上升。《平凡的世界》2013年為30餘萬套（三冊），2014年40萬套，累計銷售至少三百餘萬套；《穆斯林的葬禮》2013年近30萬冊，2014年34萬冊，也已突破300萬冊。此外，噹噹網數據還顯示，《白鹿原》《繁花》《黃雀記》《塵埃落定》《蛙》《推拿》也走勢不錯。

但也有不少茅獎作品近期銷量較少，如第三屆茅獎作品、蕭克的《浴血羅霄》2013年一年僅售出6本，2014年賣出108本。此外，王火的《戰爭與人》（第四屆茅獎作品）、莫應豐的《將軍吟》（第一屆茅獎作品）、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第六屆茅獎作品）等都銷量慘淡。

擔任過三屆茅獎評委的文學評論家陳曉明分析道：「在過去，很多獲獎作品都比較傳統，比較主流，更貼近意識形態。」他認為，經過時間的淘洗，確實有一部分作品，未必完全經得起讀者的考驗，也未必經得起文學史的考驗。

但陳曉明也關注到一個現象，讀者喜歡的作品，專業文學評價未必很高，專業評價高的作品，讀者又未必會喜歡。「讀者的閱讀還偏向於傳統的、保守的、故事性的、娛樂的、輕鬆的，和自我經驗比較接近的作品。」他提到，有些作品讀者喜愛，但如果放在當代文學史中，也許不能說它的藝術手法對文學史有特別大的貢獻。

一個榜單

美學取向悄然發生轉變

隨著新晉茅盾文學獎五部作品的到來，一份足以梳理出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發展脈絡的獨特榜單擺在了人們面前。

面對這份榜單，第九屆茅盾文學獎評委、文學評論家張莉頗為感慨，從《芙蓉鎮》《沉重的翅膀》《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塵埃落定》《秦腔》《蛙》《推拿》《江南三部曲》《繁花》到《黃雀記》，關注當代社會變化的作品居多，「某種意義上，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構成了一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發展史。」

陳曉明則認為，這些作品在文學史上都是值得肯定的作品，都是經得住歷史考驗的，「它們既有文學史的意義，又能表現那個時代的深刻問題，把握住了時代的矛盾。」

從這份榜單更可以看出，隨著時代的變遷，評獎觀念、美學取向在悄然發生變化。畢飛宇至今想來還是感觸很深，「從第八屆茅獎開始，這個國家級文學獎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最重要的一條是，美學取向更自由、更包容。」在他看來，正是茅獎發生了轉向，《推拿》才有可能得獎，「畢竟以往都是史詩寫作、大題材寫作，才能獲獎。」

畢飛宇還頗為動情地說，《推拿》的題材如此小眾，小說的空間、時間跨度也如此之小，「但在特別小的空間里，完成自己的長篇，人物又顯得不擁擠，讀起來很舒朗。作家的藝術探索受到尊敬，這讓我內心很爽。」

張莉認同畢飛宇的說法，「以前，許多人認為茅盾文學獎的主導話語是宏大敘事、寫實主義與史詩性作品。」而從第八屆茅獎評選開始，茅獎並沒有把「宏大」和「史詩性」作為評判的唯一尺度，它鼓勵長篇小說寫作的多元化，強調文學品質，鼓勵創新，「所以我們看到那一屆中，《蛙》《推拿》以及《一句頂一萬句》的獲獎。」

此外，從今年第九屆開始，獲獎作家終身成就獎的意味似乎前所未有的濃重，除了金宇澄是首次發表長篇小說外，其他四位作家都從事長篇小說創作幾十載。「我贊成茅盾文學獎有終身成就獎的意味，相當程度上，這是為了樹起經典文學的標杆。」陳曉明說。

但這也讓人產生了某種憂慮，如韓敬群所說：「原來橫空出世一部作品還有可能，今後一旦都評成終身成就獎，這個獎就會變得容易預測，也容易布局了。」他認為，這樣儘管會相對減少速朽的作品，但爆冷門的機會也少了，這個獎的意外驚喜就少了。

觀點

九部作品看茅獎

點評者：文學評論家白燁

因篇幅所限無法一一評說茅獎43部作品，所以採用一屆茅獎一部作品的方式，對30年來的長篇小說創作進行以點帶面的回顧與勾勒。

第一屆《芙蓉鎮》

這一屆評選的是1977年至1981年間的長篇小說，這個時期正是文壇的劫後復甦和新時期的初開序幕。

古華的《芙蓉鎮》與「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有著相當密切的血脈勾連，但在寫法上，完全走出了其他作品滯留於「運動」反思的通病。作品由胡玉音、秦書田等人的基本生存被壓抑，簡單願望被遏制的日常生活圖景，揭示了「極左」與「文革」作為「人禍」的本相與影響。這部作品可看作是當代作家從「傷痕」「反思」淡出，走向更為廣闊的藝術天地的一個轉折。

第二屆《沉重的翅膀》

這一屆評選的是1982年至1984年間的作品。當時，在理論批評由思潮批判轉向理論建設的有力推動下，一些作家開始直面當下的現實生活，「改革文學」應運而生。

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描摹了一幅工業戰線在改革初期波瀾壯闊的壯麗畫卷。作者以充沛的激情和銳利的語言，不加掩飾地表現了自己的愛與憎、臧與否。正是這種充分展現作者主體性的寫作，引起了文壇內外的種種爭議。《沉重的翅膀》最終以「修訂本」獲獎，開創了一個先例，也證明主流文壇在漸次走向寬鬆與開放。

第三屆《平凡的世界》

這一屆評選的是1985年至1988年間的作品。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新時期文學對內總結自身的發展經驗，對外借鑒新異的文學養分，在兼收並蓄的過程中開始走向寫作的多樣化、風格的多元化。

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巨細無遺地反映了「文革」後期到改革開放初期城鄉社會生活的悄然變動，及其在人們心裡激起的種種迴響。作品更為突出的是，以孫少安、孫少平兩兄弟在前行中輒遇挫折、在挫折中又不斷奮起的描述，來歌吟青年一代堅持自己理想的頑強抗爭精神。作品葆有深刻的人生啟迪意義和青春勵志作用，一直長銷不衰。

第四屆《白鹿原》

本屆評選的是1989年至1994年間的長篇小說。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因為經濟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的興起，文學、文化領域興起「通俗文學熱」「港台文學熱」，在一定程度上對嚴肅文學的生存造成了較大衝擊。

陳忠實的《白鹿原》以白、鹿兩個家族三代人的人生歷程為主線，既透視了凝結於關中農民身上的民族氣韻與文化精神，又勾勒了近現代以來的社會演進與歷史變遷的某些側影。一部《白鹿原》把當代長篇小說創作推到了一個新的時代高度。有意味的是，《白鹿原》因評獎中存有較大爭議，在確定作者可對作品做適當修訂後授予了獎項。

第五屆《塵埃落定》

本屆評選的是1995年至1998年間的長篇小說。從1998年起，因網路文學的興盛，年輕作者的崛起，長篇小說較前出現了明顯的分化。而直面現實與回望歷史，成為長篇小說創作的兩大主要取向。

阿來的《塵埃落定》，既濃墨重彩地描繪了康巴藏地風土人情的種種神秘，又細緻入微地揭示了土司家族父子、兄弟之間的人性隱秘。作品在家族與民族的歷史敘事中，蘊含了權力、英雄、宗教、信用、仇殺、愛情等諸多意蘊。由此，少數民族長篇小說創作以新的高度實現了與中國和世界優秀文學的藝術接軌。

第六屆《歷史的天空》

本屆評選的是1999年至2002年間的長篇小說。由二十世紀跨越到二十一世紀，網路文學領域群雄並起，文學圖書市場更看重流行作品，這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嚴肅文學與時俱進和適時更新。

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在表現戰爭和觸摸人性上，都有脫出常軌的突破與創新。作品寫出了我軍幹部從文盲到文明，從自發到自覺的真實成長過程，同時又寫出了職業軍人在和平時期受到的冷漠和遇到的苦悶，革命精神、軍人氣息與英雄氣魄渾然凝聚，充沛的剛勁、天然的兵味和內在的雄性交織一起，讀來鼓盪人心。

第七屆《秦腔》

本屆評選的是2003年至2006年間的長篇小說。文學進入新世紀之後，長篇小說注重審美的嚴肅性寫作以及靠近市場的類型化寫作，日益表現出兩極分化和分道揚鑣的明顯趨向。

寫《秦腔》，賈平凹動用了一直珍藏在心底的關於家鄉的積累、記憶與困惑。在時代大背景和社會大變革中，作品寫了農村的新舊交替與農民的遊離土地。關於村社文化的式微，關於秦腔藝術的衰落，都使作品帶上了濃得化不開的悲劇氛圍。作者像是用蒼涼而悲愴的「秦腔」，為現代鄉土文明的悄然變異，吟唱一曲悠深致遠的輓歌。

第八屆《一句頂一萬句》

本屆評選的是2007年至2010年間的長篇小說。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因為網路小說轉化為紙質作品的力度不斷加大，以嚴肅文學為主的長篇小說，不僅數量劇增，類型化的作品陡然增多，長篇小說更加豐繁，也更加混雜。

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小說的前半部寫的是「過去」：孤獨無助的吳摩西失去唯一能夠「說的上話」的養女，為了尋找養女，毅然走出延津；小說的後半部寫的是「現在」：吳摩西養女的兒子牛建國，同樣為了擺脫孤獨尋找「說的上話」的朋友，輾轉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作品既在考察當下鄉民的國民性，又在觀照平民的精神狀態，提供了新的鄉土文學的寫作經驗。

第九屆《江南三部曲》

本屆評選的是2011年至2014年間的長篇小說。文學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後，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引發了人們對於莫言所代表的以個人敘事講述中國故事的莫大興味，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近年來的長篇小說在創作中追求個性化敘事與中國化故事的基本趨向。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集結了「失敗者」的命運，這些人的精神世界從勃發到磨損、消弭、凋落，作品不僅瀰漫著混沌人生的沉痛寫實，也提出了深沉的拷問與反思。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