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晚年封筆之作：李白與杜甫

一、關於李白 第1節：待詔瀚林與賜金還山(1)

一、關於李白

「雲遊雨散從此辭」，最後告別了，這不僅是對於吳筠的訣別，而是對於神仙迷信的訣別。想到李白就在這同一年的冬天與世長辭了，更可以說是對於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整個市儈社會的訣別。

人是清醒的，詩也是清醒的。天色「向暮」了，他在向吳筠訣別；生命也「向暮」了，他也在向塵世訣別。

待詔瀚林與賜金還山

——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第一次大失敗

李白雖然號稱為「謫仙人」，其實他的功名慾望是非常強烈的。他喜歡稱道的歷史人物，如傅說、呂尚、管仲、范蠡、樂毅、魯仲連、信陵君、張良、韓信、諸葛亮、謝安等，都是所謂「定國安邦」的風雲人物。他每每以他們自比。這些歷史人物，在出世之前，大都有過一段隱遁或者不得志的時期。這在李白看來，也彷彿是「尺蠖之屈」、「龍蛇之蟄」，是必不可少的歷程。有時他連這一段出世前的隱遁也都加以批評。例如，對於諸葛亮，他曾經這樣說過：「恥學琅琊人，龍蟠事躬耕。」（《鄴中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隱居》）又如，對於謝安石，他也曾經這樣說過：「莫學東山卧，參差老謝安。」（《送梁四歸東平》）這些都表明著：他的熱衷於用世是怎樣強烈。

他出蜀後，在開元十五年（727）被招贅於故相許圉師家，即隱居在安陸的北壽山中。有友人孟少府致書規勸，說他安於小隱，不肯出外見見大世面。他於是寫了一通《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表明了自己的志趣。《書》裡面有這樣的一段話：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遁乎此山。仆（北壽山）嘗弄之以綠綺，卧之以碧雲，漱之以瓊液，餌之以金砂。既而，童顏益春，真氣愈茂，將欲倚劍天外，掛弓扶桑，浮四海，橫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雲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長吁，謂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虯龍，一朝飛騰，為方丈、蓬萊之人耶？此則未可也！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

這就是李白的一整套人生觀，基本上是儒家與道家思想的混合。不得志時拚命想做官，得志後便儘可能明哲保身，功成身退。這種處世方略，在封建時代的士大夫階層，是具有普遍性的。大概就因為有這位孟少府的敦勸，李白在開元十八年（730）的春夏之交，便曾經經由南陽到長安去進行過政治活動。這就是他在《與韓荊州書》里所說的「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之年了。這一次他呆了一年多點，結識了一些有名人物，如唐玄宗的妹子玉真公主（賜號「持盈法師」）、秘書監賀知章等，並結成了「酒中八仙」之游。雖然並沒有達到「為輔弼」的願望，但使他的名聲煊赫了起來，為天寶元年（742）唐玄宗的召見打下了基礎。

天寶元年的夏季，李白與道士吳筠同隱居於浙江曹娥江上游的剡中。吳筠首先受到唐玄宗的徵召，由於他的直接推薦，更由於賀知章與持盈法師等的間接支持，因而唐玄宗也派人徵召李白入京。這樣一來，使得這位「謫仙人」高興得大大地出乎意外；他大約以為：從此便可以滿足他的「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大願了。請看他的《南陵別兒童入京》一詩的末尾兩句吧：「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揚揚得意的神態，不真是有點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嗎？

一、關於李白 第2節：待詔瀚林與賜金還山(2)

第二次入京，氣派也迥然不同。它不像第一次那樣隱居終南山，漫遊坊州、邠州等地，自嘆窮途末路；有時為鬥雞徒所窘迫，幾乎不能脫身；而是在金鑾殿上被召見，並得以代草王言，侍從游宴，待詔翰林，準備大用。關於這一段生活，李白自己一直到晚年都以為非常光榮。且把乾元二年（759）五十九歲時所作的《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之一中的回憶，摘錄如下：

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

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

彤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沉淪。

翰林秉筆回英盼，麟閣崢嶸誰可見？

承恩初入銀台門，著書獨在金鑾殿。

龍駒雕鐙白玉鞍，象床綺席黃金盤。

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所謂「當時」，應指開元十八年第一次去長安的時分。這兩句詩也足證李白曾經兩次去長安。——作者注

你看他寫的多麼得意！把唐玄宗比成漢武帝，把自己比成司馬相如。實際上恐怕連司馬相如都還不曾受過他所受到的優待。皇帝見了他而滿面笑容，使得天下皆春。滿朝文武都在為皇帝得人而慶賀，高呼「萬歲」。看來李陽冰在李白《草堂集序》中所述的情況是合乎實際的。天寶中，皇祖下詔，征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綺里季為代表的商山四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

但這些情況，由李白自己屢次在詩文中誇述，讀起來是不能令人愉快的。南宋詩人陸遊也就曾經譏刺過他：「以布衣得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雲『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宜其終身坎也。」（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六。——編者注）受人譏評，在李白是理有應得。但陸遊的譏評，說得並不中肯。李白那兩句詩是在譏刺趨炎赴勢者流，何以譏刺了趨炎赴勢者便應當「終身坎」？其實李白的值得譏評處是在他一面在譏刺別人趨炎赴勢，而卻忘記了自己在高度地趨炎赴勢。以翰林供奉的身分待詔了一年多，以為可以大用，但結果依然落了一場空。這樣的後果，在待詔的後期，李白自己也約略預感到。有《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一詩可以為證。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觀書散遺帙，探古窮至妙。

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

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雲天屬清朗，林壑憶游眺。

或時清風來，閑倚檐下嘯。嚴光桐廬溪，謝客臨海嶠。謝靈運有《登臨海嶠》詩，「臨海」乃郡名。——作者注

功成謝人間，從此一投釣。

在冷衙門裡做著閑員，候補著官職，和同事們有些合不來。由於自己的「疏散」，被人批評為「褊促」，他已經生出了天空海闊的想法，想去遊山玩水、當隱君子了。李白這個人看來畢竟是天真，他輕率地說出了自己的心事，而且還要呈獻給同人。於是，他的願望很快就得到滿足，沒有等到他「功成」便讓他去當嚴子陵或者謝康樂去了。他的被「賜金還山」，實際上就是被下令逐客。

李白遭受到這種待遇，他是很失望的。和他視被徵召為十分光榮一樣，他也視被讒逐為十分遺憾。對於這一失敗，他在詩文裡面反覆說過多次。在《答高山人》一詩里說：「讒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計」；又在所謂《為宋中丞自薦表》里說：「為賤臣詐詭，遂放歸山。」（表文不會是李白代筆，內容涉及事實處應是由李白傳出。）這所說的「佞臣」「賤臣」到底是誰，沒有點名。魏顥在《李翰林集序》中點了張垍的名，謂「以張垍讒逐」。這一定是李白親自告訴他的。張垍是做過宰相的張說的次子，他是唐玄宗的女婿，受到寵愛，住在宮中，以中書舍人的身分供奉翰林。這人後來投降了安祿山，又為安的部下所殺。像這樣沒有氣節的人，要讒毀李白，很夠資格。而且他手裡也掌握著可供讒毀的第一手資料。那就是上舉《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那首詩。張垍既在供奉翰林，李白的詩當然也「呈」了給他。他盡可以把這首詩拿去給唐玄宗看，說李白十分清高，身在魏闕而心在江湖。這樣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李白驅逐出朝了。李白曾經說過「讒巧生緇磷」（《贈崔文昆季》），可見進讒者是相當巧妙的。（古語有「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話，是說白玉磨不損，染不黑。巧妙的讒毀使白玉也被污損了。）

一、關於李白 第3節：待詔瀚林與賜金還山(3)

進讒者其實不只張垍一個人。張垍雖然「佞」而並不「賤」，所謂「賤臣」必然還另有所指。這個人無疑是指宦官頭子高力士。唐人韋睿的《松窗錄》（原書已佚，《太平廣記》中有收錄）紀載高力士以脫靴為深恥，挑撥楊玉環，說李白在《清平調詞》中「以（趙）飛燕比妃子，是賤之甚矣！」因而使李白失掉了楊玉環的歡心。唐玄宗曾經三次想授李白以官職，便被楊玉環阻撓了三次。這件逸事，宋人樂史在《李翰林別集序》里也敘述到，進讒的手法也相當「巧」，不會是虛構的小說。高力士也是讒毀者之一人，完全可以肯定。楊玉環不用說也參加了進讒者的行列。

張垍、高力士、楊玉環，他們的讒毀可能是分別進行的，也可能是合流進行的，或者先分別而後合流。然而，進行讒毀必須有接受讒毀的基礎。如果唐玄宗真正器重李白，哪怕有更多的張垍、高力士、楊玉環，也無法動搖。唐玄宗之於安祿山便是一個很好的旁證。在安祿山將要反叛的前一二年，連楊國忠那樣的人都屢次進諫，斷言安祿山必反；然而唐玄宗卻一味縱容，終竟釀成了大規模的叛逆。李白的情況卻是兩樣。唐人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中有一段話，道出了事實的真相。

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酉陽雜俎》卷十二。——編者注

這就是唐玄宗對於李白的真實評價。儘管李白「神氣高朗」，而在玄宗看來則是「窮相」。唐玄宗眼裡的李白，實際上和音樂師李龜年、歌舞團的梨園子弟，是同等的材料。兩千多年前漢代的司馬遷曾經說過：「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見《漢書?司馬遷傳》）這就是張垍、高力士、楊玉環之所以能進行讒毀的基礎了。

一年多的翰林待詔的生活，對於李白究竟帶來了什麼好處呢？他做了一些歌頌宮廷生活的詩，如《清平調詞三首》，《宮中行樂詞八首》，《侍從宜春苑奉詔試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一首，等等，至今都還留存著。杜甫所稱為「清新」「俊逸」的，大概就是以這些作品為代表吧？其實不過是御用文士的幫閑獻技而已。李白曾上《宣鴻猷》一篇，沒有保留下來。任華在《雜言寄李白》詩中提到它，「《大鵬賦》、《鴻猷文》，嗤長卿，笑子云」，可以知道它和賦體接近，是對統治者的歌功頌德，如像司馬相如（長卿）的《封禪文》、揚雄（子云）的《劇秦美新》。又他所潛草的「詔誥」和「答蕃書」之類，也沒有流傳下來。但這些文字的失傳，對於李白來說，應該算不得是什麼損失。

李白的性格是相當矛盾的，他有時表現得清高，彷彿頗有浮雲富貴、糞土王侯的氣概，但他對於都門生活乃至宮廷侍從生活卻又十分留戀。集中有兩首《贈崔侍御》的詩，不妨並引在下邊，以見李白並不太清高的一面。

第一首：

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

故人東海來，一見借吹噓。風濤倘相因，更欲凌昆墟。

第二首：

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托宿話胸襟，

但仰山嶽秀，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攜手，再顧重千金。

君乃軒佐，余叨翰墨林。高風摧秀木，虛彈落驚禽。

一、關於李白 第4節：待詔瀚林與賜金還山(4)

不取回舟興，而來命駕尋。扶搖應借力，桃李願成陰。

笑吐張儀舌，愁為庄舄吟。誰憐明月夜，腸斷聽秋砧？

這兩首詩，前人都以為是同時做的。細審詩的內容，斷然有先後的不同。第一首應該作於開元十八年第一次離開長安之後，第二首則作於第二次游長安，被賜金放還之後。兩首詩的主旨雖然大體一致，希望崔侍御替自己「吹噓」，使自己能夠登上高位，但第一首隻說「點額不成龍」是毫無收穫；第二首則說到待詔翰林，又說到「復攜手」和「再顧」。這就顯示了不是作於同時。同性質的兩詩先後同贈於一人，正足證明李白想用世的心是怎樣殷切，也足證明李白和崔侍御的交情不同尋常。

在這裡想順便解決一下崔侍御為誰的問題。崔侍御是崔宗之，名成輔，以字行，崔日用之子。韓朝宗薦之於朝，開元中官至右司郎中侍御史，故被稱為崔郎中或崔侍御。他也是「酒中八仙」之一人，杜甫詩：「宗之瀟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飲中八仙歌》），這就等於是李白詩中的「但仰山嶽秀，不知江海深」的注釋了。「山嶽秀」言其風姿之美，「江海深」言其氣量之大，也可以解為酒量之大。崔宗之後被謫貶於湘陰，有《澤畔吟》之作，李白曾為之序。繼又移官金陵，與李白相遇，詩酒唱和。他比李白先死，李白有《憶崔郎中宗之游南陽遺吾孔子琴，撫之潸然感舊》一詩以哭之。有句雲「一朝摧玉樹，生死殊飄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歿」，兩人情誼的深厚可以想見。

成輔或作成甫，李白集中附有「攝監察御史崔成甫《贈李十二》」詩一首，即是崔宗之所贈；注家或誤以為另一人。另一崔成甫乃崔沔之長子，其弟「佑甫字貽孫，相德宗」，具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表第十二下）》。此人比崔宗之稍晚。李華《崔孝公（沔）文集序》云：「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顏真卿《崔孝公宅陋室銘記》亦云然，唯不及陝縣尉。其為陝縣尉時在天寶元年，略見《唐書?韋堅傳》。此人和李白似無關係。

李白在被賜金放還後，對於別人也在請求援手。有時顯然有點不擇對象。他有一首《走筆贈獨孤駙馬》，和《贈崔侍御》第二首是同樣性質的詩。「獨孤駙馬」是獨孤明，唐玄宗的又一個女婿，尚信成公主。

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人花亂飛。

銀鞍紫鞚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

是時仆在金門裡，待詔公車謁天子。

長揖蒙垂國士恩，壯心剖出酬知己。

一別磋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

倘其公子重回顧，何必侯嬴長抱關？

前四句寫出駙馬公的威風，中四句回憶待詔時的光榮，末尾四句寫出自己的落魄。把獨孤明比為信陵君，把自己比為侯嬴。希望獨孤明重回青顧，挽救自己的失腳。單從詩面看來，李白與獨孤明之間的「青雲之交」，事實上是標準的勢利之交，正如李白自己慨嘆過的「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然而李白卻不惜低首下心地向這樣的人請求援手。這是李白的又一面。任華在《雜言寄李白》詩中稱讚李白「數十年為客，未嘗一日低顏色」，看來有時是不盡然的。

其實李白要想被當時的朝廷所重用，認真說是等於夢想。在開元、天寶之交，唐代的統治已經由最高峰折入下行階段。幸運兒同時又是敗家子的唐玄宗，自中年以後迷信神仙符籙，專意漁色享受，政權操在奸相李林甫手裡。李林甫為了鞏固自己的相位，凡是稍有骨氣的人都受到他的排斥和殺害。左相李適之，「酒中八仙」之一人，因與李林甫抵觸被貶，終於被脅自殺。凡與李適之接近的人差不多都被貶斥，甚至被杖殺。如為李白與杜甫所推崇過的李邕（北海）便是被杖殺者之一。李林甫為了預防文臣的出將入相，影響他的相位，他慫恿玄宗以非漢族的武人為將。因此，當時的大將，大都不是漢人。以非漢人為將是唐代的傳統，這本不是壞事，顯示出沒有民族的歧視。但因動機不純、用人不擇，卻釀成了大禍。像安祿山那樣屢次敗陣、屢犯死罪的人，竟倚為獨當一面的重鎮；安之所以叛變，事實上是唐玄宗和李林甫有以養成的。在這樣的局勢之下，稍有遠見的人，都不安於位或潔身退隱。如李白的推薦者吳筠和賀知章，都比李白早離開了長安。關於這樣的局勢，李白自己也未始沒有感覺到。上舉《翰林讀書言懷》一詩也正表明了他的預感。同樣的詩，有《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值得加以研究。

一、關於李白 第5節：待詔瀚林與賜金還山(5)

第一首：

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尊。

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風吹芳蘭折，日沒鳥雀喧。

舉手指飛鴻，此情難具論。同歸無早晚，潁水有清源。

第二首：

君思潁水綠，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為我洗其心。

洗心得真情，洗耳徒買名。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

兩首詩毫無問題是天寶二年秋或三年春在長安做的。值得注意的是兩首的立意互相矛盾。前一首是說：你歸隱嵩山，我不久也要回去了。後一首是說：你歸隱不要獨善其身，總應該東山再起。這矛盾如何解決呢？據我看來，第二首先作，是和其他餞別者一同做的，是門面話；第一首後作，是「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的心裡話。由第一首看來，李白對於當時的局勢是很清楚的。「風吹芳蘭折」，是說賢者遭到摧殘。「日沒鳥雀喧」，是說世道晦暗，群小喧囂。這兩句詩，如果和《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開頭一節印證起來，意趣便非常顯豁。

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裡，皆道揚雄才可觀。敕賜飛龍二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去不返，總為秋風摧紫蘭。……

又在誇耀他被玄宗徵召、待詔翰林的往事。說到「浮雲蔽日」、「秋風摧紫蘭」，不就是「風吹芳蘭折，日沒鳥雀喧」複寫嗎？《送裴圖南》是天寶二年或三年在長安時做的，有話不好明言；《答杜秀才》是隔了十年之後的回憶，往年的啞謎便自行透出謎底來了。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在裴圖南之外同時又有一個人名裴周南，是李白親密的酒友。范傳正《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文》有云：「時人又以公及賀監（知章）、汝陽王（李琎）、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杜甫《飲中八仙歌》則為賀知章、汝陽王李琎、左相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無裴周南之名。前人以為「八仙」各有異說，故范、杜所舉不同。但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的看法是：杜甫所詠「八仙」是早期開元年間形成的；范傳正所言則是後期天寶年間的演變。杜甫所詠的蘇晉死於開元二十二年（見《唐書?蘇珦傳》）。他被列入「八仙」是在李白以開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長安時事。蘇晉去世後，世人又以裴周南代替了他，故范、杜所舉不一致。在這裡又可以發現第二個問題。裴周南既與李白有這樣深厚的交誼，他和裴圖南是否就是一個人？我看是很可能的。「周」與「圖」字形極相近，二者必有一誤，論理以「圖南」為更適。

像這樣詩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隱，有的貶謫，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離開，只是時期有早遲罷了。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終存在著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卻始終眷念著朝廷。他有《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詩，一開首就有這樣的四句：

魯客向西笑，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發，日憶明光宮。

這忠心耿耿的程度是不亞於「每飯不忘君」的杜甫的。約略同時所作的《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李）況之秦》，詩中也有這樣的幾句：

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為近臣；

一朝復一朝，發白心不改；

屈平憔悴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

自比為屈原，其實也就是比唐玄宗為楚懷王。自比為崔駰（亭伯），那對於上層有所不滿便更加暴露了。崔駰在東漢和帝時為大將軍竇憲的主簿，由於切直，為憲所疏遠，使出為樂浪郡的長岑縣令。崔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就任。李白用了這個典故，顯然是藉以表示自己的不得意。

一、關於李白 第6節：待詔瀚林與賜金還山(6)

這些詩都是「賜金還山」後不久的詩，但這種矛盾的心境，直到後來長流夜郎遇赦放回之後，都依然沒有改變。《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那首長詩便是絕好的證明。詩長八百三十字，是李白現存詩歌中最長的一首。這詩可以說是李白的自傳。詩中敘述到他在天寶十一年十月去過幽州，看到安祿山勢力的龐大，曾經痛哭流涕。他責備了唐玄宗養癰遺患，「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也責備了唐玄宗無知人之明，「無人貴駿骨，綠耳空騰驤」。他自己是「心知不得語」，「挾矢不敢張」，無可奈何。但到後面說到長流夜郎遇赦放回後，他又希望韋良宰進京時為他說項，使他能夠回到朝廷，為朝廷報效了。

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

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勿棄賈生才。

他又自比為賈誼，希望韋良宰向朝廷建議，把自己召回。這時的朝廷已經是肅宗朝廷了，其實是每況愈下。肅宗李亨為了能早日收復長安，曾與回紇相約：「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父親把天下的一半送給安祿山，兒子則把人民的一半以上賣給回紇。這樣的賣民天子，沒有可能召回李白這樣一位「賈生」，也是理所當然的。

從忠君思想這一角度來看問題時，李白和杜甫的態度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是他們始終眷念著朝廷；不同，是李白對於朝廷的失政還敢於批評，有時流於怨悱；杜甫則對於朝廷失政諱莫如深，頂多出以諷喻。李白是屈原式的，杜甫則是宋玉式的。封建意識愈朝後走，愈趨向於宋玉式的忠君。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韓愈語），成為自唐以來君臣關係的典則。因此，舊時代的士大夫們對於杜甫的「每飯不忘君」能夠津津樂道，對於李白的「日憶明光宮」則視若無睹。這是主觀意識在作怪。舊時代的文人愛把杜甫比為「聖人」，把李白看作「浪子」，實際上是不那麼平允的。就如王安石那樣的人，他也說過這樣的話：「李白識見卑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詩中言酒，杜甫比李白的還要多。詩中言婦人，特別像關於歌伎侑酒之類，是封建時代的惡習，李白與杜甫都未能脫出這個泥沼。但李白在詩中也屢次譏刺「荒淫」和「好色」，足見他也深知其非。

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哀。

——《古風》第五十八首

陳王徒作賦，神女豈同歸？好色傷大雅，多為世所譏。

——《感興八首》之二

公平地說來，李白在封建時代的文人中還算是比較有節概的。他比較能和民眾接近，他所交往的上層也還比較有所選擇。他能藐視權貴倒是事實。例如，高力士是唐玄宗所信任的宦官頭子，已經做到「將軍」，太子「兄」事之，諸王公主等稱之為「翁」，而李白卻沒有把他看在眼裡。又例如，右相李林甫，他在文字上一次也沒有提到過。從這些事例看來，李白的為人比較還能潔身自好，雖然他也有他的十分庸俗的一面。

要之，李白和杜甫一樣，在封建制度鼎盛時代，都緊緊為封建意識所束縛。他們的功名心都很強，都想得到比較高的地位，以施展經綸，但都沒有可能如意。他們的經綸究竟是怎樣？兩人都不曾作過有系統的敘述。單就李白來說，他在《明堂賦》《大獵賦》中透露了一些梗概。

《明堂賦》：

一、關於李白 第7節：待詔瀚林與賜金還山(7)

下明詔，頒舊章。振窮乏，散敖倉。毀玉沉珠，卑宮頹牆。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後親於郊桑。棄末返本，人和時康。

《大獵賦》：

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醇和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為罝，琢大朴以為杙。頓天網以掩之，獵賢俊以御極。……使天人晏安，草木蕃殖；六宮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鄭衛之聲，卻靡曼之色。

大抵上是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混合起來的一套所謂「仁政」——大公無私，舉賢任良，節用愛民，重農輕商。封建時代的士大夫階層大都有這樣的空想，實際上任何朝代的統治者都沒有認真實施過。李白詩中對於地方官吏的治績每每加以稱道，也不外是施行「仁政」的那一套刻板文章。但有一點突破了陳套，值得注意的東西，那便是《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賁》一詩中的開頭四句。

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民，天地同朽滅。

「齊公」指齊澣。《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六年「潤州（今江蘇鎮江）刺史齊澣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州浦。」又《齊澣傳》：開元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潤州北界隔吳江，至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為風濤之所漂損。澣乃移其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患，歲減腳錢數十萬，……迄今利濟焉。」這是值得稱讚的建設事業。它的好處不僅在「歲減腳錢數十萬」，而是減少了人民的犧牲，節省了人民的勞役，可以多儘力於農作。李白對這建設事業作了極其高度的評價，「豐功利生民」，是有眼識的。可惜他沒有用他的詩筆來對這一事業加以盡情的描繪，而只是短短地寫下了二十個字。

另外有一首《丁都護歌》，解釋上有異說，值得在這裡討論一下。

雲陽（即丹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鑿（繆本作系）盤石，無由達江滸。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

宋人蕭士贇疑是諷刺韋堅。天寶初，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曾導引滻水至長安城東，成廣運潭。二年而成，民間蕭然愁怨。（見《分類補註李太白詩》）

明人胡震亨襲其意，以為諷刺齊澣。「澣新河在瓜步者，白嘗作詩頌美，此獨言其苦。瓜步岸卑易開，潤州岸高難開，地勢至今然，白詩並紀實也。……芒，石棱；碭，石紋；指所鑿盤石言。」（見《李詩通》）

王琦所見有異於蕭、胡。王云：「芒碭諸山實產文石。或者是時官司取石於此山，僦舟搬運；適當天旱水涸，牽挽而行，期令峻急，役者勞苦，太白憫之而作此詩。『鑿』字舊本或作『系』字，『萬人系盤石，無由達江滸』，詩旨益覺顯然。」（見《李太白文集輯注》）

今案王說近是。詩意分明言拖船運石之苦，並非言鑿石開河之苦。但「芒碭」在此乃迭韻聯語，猶言「莽撞」。胡以石棱、石紋解之，王說為「諸山」，均系望文生義。芒山在沛，碭山在梁，於此了不相涉。揣詩意當是採取太湖石由運河北運，故言「雲陽上征」。太湖石，在唐代已見珍視。《唐書?白居易傳》：「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五，……以歸」，可證。又唐昭宗時人吳融有《太湖石歌》，首四句云：「洞庭山下湖波碧，波中萬古生幽石；鐵索千尋取得來，奇形怪狀誰能識？」「鐵索千尋取得來」即「萬人系盤石」之意，原文當以作「系」為是。太湖石多孔穴如眼。搬運時或用席類裹之，以防損壞，故詩云「掩淚悲千古」。自來統治階級即多佳木奇石之貢，如《禹貢》已言青州「厥貢……鉛、松、怪石」。有李白此歌，可見開元、天寶年間已有太湖石之采貢。這正可以補足史籍的缺文。李白深感其勞苦，故言莽撞的太湖石都在同情勞苦人民，而流出千古傷心之淚。這和齊澣有何干係？胡震亨受了蕭士贇的暗示而別立新說，其實是說不通的。李白對於齊澣開新河既那樣超級讚美，豈能復加以諷刺而矛盾至此！齊澣是有才幹和權變的歷史人物，曾受到武則天和李隆基的器重，為姚崇、宋璟所信賴。姚與宋曾言：「欲知今，問齊君。」《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編者注他以進士出身，而卻頗有政治手腕。史書上說他「行賄中官」，得到高力士的支持，因而在地方上做出了一些事業。為了推進事業，減少阻礙而與中官聯繫，是否可以目為「行賄」，是值得考慮的。然而就是那樣有權變的齊澣，而終為李林甫所遏制未能大用，這恐怕也就是李白之所以極力稱讚他的另一個原因吧？

李林甫做了二十年的宰相，死後是楊國忠繼承了他的權勢。楊國忠死後，又是由肅宗時代的李輔國繼承。當時的政局實實在在有如江河日下。李白顯然沒有齊澣那樣的才幹，他生在這樣的時代，而又不能「摧眉折腰事權貴」（《夢遊天姥吟留別》），儘管他有「兼善天下」的壯志，要想實現，豈不完全是個夢想？

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大失敗，在第一幕結束之後還有第二幕，不久也就要開場了。

一、關於李白 第8節：安祿山叛變與永王璘東巡(1)

安祿山叛變與永王璘東巡

——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第二次大失敗

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祿山以肅清君側、誅鋤楊國忠為名，叛變於范陽，出兵西犯，河東諸郡相繼陷沒。十二月攻佔東都洛陽。第二年六月攻破潼關，哥舒翰被生擒而降賊。於是，被李白比為漢武帝的唐玄宗李隆基便成了逃亡天子，匆匆忙忙地向四川逃跑。一百四十年的李唐統治，中國封建時代的最高峰，彷彿從天上掉到地下，幾乎一蹶不振。

安祿山是突厥人與波斯人的混血兒，他的成為最大的軍閥以至於叛變，事實上是唐玄宗和李林甫們把他養成的。根據《唐書?安祿山傳》，可以看出自天寶元年至十三年他的官職升進的驚人的迅速。天寶元年任第一任的平盧節度使，兼柳城太守，又兼渤海、黑水等四府經略使。二年，晉驃騎大將軍。三年又兼范陽太守、河北採訪使。六年，晉御史大夫，封為柳城郡公，不久又晉封為東平郡王。九年，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又兼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十三年，任尚書左僕射，實封千戶。他真可以說是位極人臣，就只剩下做皇帝了。

他不是僅有虛位，而是大權在握的。今天的河北、內蒙、東北、乃至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一大片土地差不多都是他的勢力範圍，他不斷地在招兵買馬，蓄積勢力。連楊國忠在天寶十二、三年時都感覺到他必然叛變，而唐玄宗卻一味寵信他，甚至於把他收為楊玉環的義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使這個混血胡人終至於叛變了。

安祿山叛變當時，所謂「盛唐」是怎樣呢？同一《安祿山傳》中有扼要的敘述，可憐得幾乎令人不能相信。據說當時州縣的鎧甲兵器都銹壞了，不能用。臨時招募的兵士，連弓套都不能解、劍鞘也不能拔。拿起木棒抗敵，當然不能抵抗。於是，地方官吏們便棄城逃跑，或者自殺，或者被俘虜。這樣的情況，每日不斷。這就是所謂「盛唐」的真實面貌。一方面是十幾年的養精蓄銳，另一方面是幾十年的文恬武嬉，兩相接觸，其結果也就一目了然了。自安祿山叛變之日起，僅僅三十三天便攻陷了洛陽，到明年正月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國號「大燕」，幾乎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一個新的朝代。安祿山在叛變後的第三年，即唐肅宗至德二年（757）正月，被他的兒子安慶緒殺了。安慶緒也不到三年，即在乾元二年（759），又被突厥人的史思明殺了。而史思明也不到三年，即在上元二年（761），又為他的兒子史朝義所殺。史朝義後為回紇兵所敗，在唐代宗廣德元年（763）自縊，為期也不到三年。就這樣，整整八年間的所謂「安史之亂」基本上也就平定了下來，李唐算幸運地沒有失掉它的統治。然而這八年間，黃河流域的居民是遭了大劫的。經過亂離之後，全國人口只有一六九○萬強，比天寶十三年減少了將近十分之七。李白詩所哀痛的「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韋良宰》）看來不是誇大。

一、關於李白 第9節：安祿山叛變與永王璘東巡(2)

在安祿山叛變前三年，即天寶十一年（752）十月和十一月，李白去過幽州——安祿山勢力範圍的中心地帶。他當時也感覺到安祿山的叛變已迫在目前。他在追憶詩《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中有所敘述。

十月到幽州，戈若羅星。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

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卻欲棲蓬瀛。

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涕黃金台，呼天哭昭王。

無人貴駿骨，綠耳空騰驤。樂毅倘再生，於今亦奔亡。

這一段敘述得很沉痛，這裡對於玄宗朝廷是有嚴峻的批評的。「掃地借長鯨」的「君王」是誰呢？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可見李白認為：釀成了安史之亂，李隆基要負很大的責任。是唐玄宗把當時天下的將近三分之一和盤送給了安祿山，使得他龐然坐大，一呼一吸可以使百川沸騰，連燕然山都會被吹成飛灰。這還只是天寶十一年十一月左右的事，再隔三年的天寶十四年十一月，終於使「天下橫潰」，實現了李白的預感。李白在游幽州的當時非常傷心，傷心他自己知而不能言、言而無人聽。這樣的話，在他的樂府《遠別離》和《梁甫吟》中還反覆地說過，只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時的人物換為了古時，在現實的描繪上，加蓋了一層薄薄的紗幕而已。

他曾經在黃金台上「呼天哭昭王」是可以使人理解的。他在那時的確是無從進言，即使有進言之路，唐玄宗也不會信他。連楊國忠、韋見素的話都等於耳邊風，李白以一個被讒逐的文人，所說的話能有多重的分兩？「心知不得語，卻欲棲蓬瀛」，這裡面包含有自我批評。用了一個「卻」字，那就等於說：在國難臨頭的時候公然還想遊仙避世，是不應該的。詩作於乾元二年（759），上距天寶十一年（752）已經八年了。李白是經歷了長流夜郎的刑餘之人，他的思想有了相當大的變遷，故他回憶往事時能夠批評自己。但他的自我批評是不夠深刻的。在國難臨頭的時候，求仙固然不應該，「奔亡」也同樣不應該。這種退攖逃跑的思想到後來一直糾纏著他。安祿山叛變時，他正採取了「奔亡」的道路，應該說是李白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錯誤。但他還在護短，說「樂毅倘再生，於今亦奔亡」，這正表明他的自我批評的極不深刻。

請讀他的《扶風豪士歌》吧。「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這分明是天寶十五年三月安祿山佔領著洛陽時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卻是「我亦東奔向吳國，……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不知道是甚麼人，看來也不外是一個逃亡分子，並不能算作甚麼「豪」！但李白不僅譽之為「豪士」，而且還跟著一道胡鬧——大開酒宴，吳歌楚舞，脫帽在手，拋向空中，卻自比為張良，實在是太不成話！

再請讀他的《猛虎行》吧。同樣是在天寶十五年的三月，在溧陽酒樓和草書名家張旭相遇，「槌牛撾鼓會眾賓」，同樣在歌舞作樂。儘管「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是國難嚴重的時候，而他和張旭卻是忘乎其性。歌中又把張旭比為張良，而把自己比為韓信。他又在說：「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這時的逃避卻是萬萬不能使人諒解了。他即使不能西向長安，為什麼不留在中原聯結有志之士和人民大眾一道抗敵？而卻「竄身南國」，還要胡亂享樂，自鳴得意！李白在這時實在是胡塗透頂了！

一、關於李白 第10節：安祿山叛變與永王璘東巡(3)

長安以天寶十五年六月下旬為安祿山的部下所佔領，但在這之前的六月十二日唐玄宗早已離開了，逃跑得非常匆忙。十四日到了馬嵬坡，侍從部隊兵變，把阿飛宰相楊國忠殺了，玄宗被迫縊殺了楊玉環。十五日應老百姓們的請求，留下了太子李亨以圖恢復北方，逃亡皇帝繼續逃亡。七月二十八日逃到成都，據說「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人數雖不多，對於沿途的騷擾一定是大有可觀的。

在逃亡途中的七月十五日，玄宗聽從了房琯的建議，下出分置的制詔，史書上稱之為「制置」，這在當時是緊急而重要的一項措施。根據《資治通鑒》（肅宗至德元年，即天寶十五年）所述，照錄其內容如下：

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

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為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

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

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為之傅，充都副大使。

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

其諸路本節度使虢王巨等，並依前充使。

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

當時規定，盛王李琦、豐王李珙都不出閣，隨侍在玄宗左右。只有太子李亨和永王李璘分赴任所。這用意非常明白，李亨所負的是恢復黃河流域的使命，李璘所負的是經營長江流域的使命。江南東路、淮南、河南等雖然不歸永王管轄，但盛王既不出閣，為之傅的劉彙是房琯的「私黨」（見下引《唐書?房琯傳》賀蘭進明語），而權位在都副大使李成式之上，可見盛王的領域實際上也屬於永王的勢力範圍了。李璘所負的使命，看來比李亨所負的使命還要重要。黃河流域如能恢復，則天下仍歸於一統，自然是最好的前程。但就當時的情勢看來，北路的恢復事業比較困難，希望頗為渺茫；而南路的經略則大有把握，至少可以維持到南北朝時代的局面。因此，李璘的赴鎮，關係很重大。他所負的使命是在天下不能歸於一統時準備建立「東唐」或「南唐」。在他離開玄宗時，無疑是曾經被面授過機宜的。

但在這「制置」下達之前，太子李亨於七月十二日已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尊玄宗為「上皇天帝」。直到八月十二日，靈武的通報到達成都，唐玄宗只好聽從太子的擺布。再隔六天，八月十八日，玄宗派遣了韋見素、房琯、崔渙等把傳國玉璽送給李亨，正式禪位，估計要九月中旬才能到達。於是父子之間的矛盾告一段落，兄弟之間的矛盾便突出而且激化了。

李璘是玄宗的第十六個兒子。據說幼時失母，是李亨把他撫養大的。開元十三年（725）三月封為永王，十五年五月遙領荊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制置」之詔下達後，他離開了玄宗，以天寶十五年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夏。到了江夏後，《唐書》本傳說他「召募士將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費巨億」。其實這些都是按照「制置」的規定行事的。《新唐書》本傳又說他「見富且強，遂有窺江左意。以薛鏐、李台卿、韋子春、劉巨鱗、蔡為謀主，……以渾惟明、季廣琛、高仙琦為將」。史官們忽略了「制置」的用意，偏袒李亨朝廷，而以李璘為叛逆。其實真正違背父命的是李亨而不是李璘。李亨既已擅自做了皇帝，天下成為了他的私有物，不願意被別人分割。他是不同意「制置」的用意的。《唐書?房琯傳》中，有北海太守賀蘭進明，在肅宗李亨面前讒毀房琯的一段話，實際上道出了李亨的心事。

一、關於李白 第11節：安祿山叛變與永王璘東巡(4)

琯昨於南朝，為聖皇（指玄宗）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為江南節度，潁王為劍南節度，盛王為淮南節度。制云：命天子（指肅宗）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為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揖、劉彙、鄧景山、竇紹之徒，以副戎權。推此而言，琯豈肯盡誠於陛下乎？

賀蘭進明的這番話受到肅宗李亨的賞識，話是說到他的心坎上了。像這樣，把玄宗集團說為「南朝」，則肅宗集團自然是「北朝」。父子之間，儼然敵國；更何況乎兄弟！實際上李亨當時是同兩個方面在爭奪天下，一個方面是同安祿山、史思明爭，另一個方面是同「聖皇」和「聖皇諸子」之間爭。因此，在東西二京都尚未收復的情況下，兄弟之間的內戰便爆發了。

關於永王的東下，李白有《永王東巡歌》紀其事。詩現存十一首（其中第九首前人定為偽作），透露了當時的一些真實情況，很值得研究。因此，我想一首一首地加以解釋。

第一首：

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

樓船一舉風波靜，江漢翻為雁鶩池。

這表明永王正式宣告出師的時期是在至德二年正月，就在這一個月內安祿山被他的兒子安慶緒所殺，作詩的日期或者在其前，也可能在其後而消息尚未傳到。「天子」自然是唐肅宗。「遙分龍虎旗」是說授權出兵。由這句詩可以看出，永王軍中還不知道唐肅宗李亨已經在上一年十二月對他們下了討伐令：一方面以高適（他是反對「制置」的人）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與江東節度使來瑱，率東部兵會師於安州（今湖北安陸），以申討伐；另一方面則派遣宦官啖廷瑤、段喬福去與地方勢力廣陵採訪使李成式等聯繫；事實上永王已經處在了腹背受敵的形勢之下。由於永王軍中還不知道這個形勢，人們是很樂觀的，由李白的詩即可以看出。第一歌的下二句是說：永王一出師，長江流域首先就安定了下來，江漢變成了鵝鴨的池塘。情緒是多麼樂觀！他們要樂觀，當然也有道理。在他們看來，「制置」是玄宗的意旨，論理會為肅宗所同意。永王的出師是奉命行事，還會有什麼阻礙呢？然而，他們是把實際情況估計錯了。玄宗和肅宗父子之間的衝突，這個新因素，他們沒有料到。

第二首：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由於安祿山的叛變，黃河中下游的地主階級蒼黃南奔，又出現了晉代永嘉南渡的現象。李白在同年秋季所作《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中也說到「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兩者是互為印證的。李白在自比謝安，以為「談笑」之間便可以掃蕩胡塵。自負得有點驚人，樂觀得也有點驚人。「三川」是秦郡名，漢改為河南郡，在滎陽、洛陽一帶，因有河、洛、伊三水，故名。

第三首：

雷鼓嘈嘈喧武昌，雲旗獵獵過尋陽。

秋毫不犯三吳悅，春日遙看五色光。

永王是由江夏出兵的，這時已經過了尋陽，到了江蘇境內了。這兒在說「秋毫不犯」，讚揚永王水師的紀律好；但在二年後所作的《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韋良宰》詩中卻說：「帝子許專征，秉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帥擁熊虎。」看來後者是老實話，前者是在宣傳。五彩雲籠罩著春日，完全是太平景象。幸好還有一個「遙」字，只是說有很可以樂觀的前景，在李白的心境中可見還是有一定的分寸的。

一、關於李白 第12節：安祿山叛變與永王璘東巡(5)

第四首：

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

春風試暖昭陽殿，明月還過鵲樓。

這首表明永王已經到過金陵，使「龍盤虎踞」的六代帝都又恢復了生意。春風著手在吹暖著昭陽殿，明月從新又照亮了鵲樓。李白本有遷都金陵的主張，故加意寫出金陵的復活。這裡可以提出一個問題：永王既經到過金陵，為什麼沒有以金陵為根據地而停留下來？下面的歌辭中有回答，便是永王想去「救河南地」（唐代的「河南道」包含著今河南省和山東省的全部，安徽、江蘇等省的一部分，其中包含著東都洛陽），用的是「水師」，所取的路線有兩條，一條是「浮海」，一條是通過運河。但這目的沒有達到，只是在李白的這些詩裡面留下了些痕迹。

第五首：

二帝巡遊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

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

「二帝」自然指玄宗與肅宗，當時東西二京都尚未恢復，玄宗在成都，肅宗在彭原。「五陵」是在長安附近的五座先王的墳墓，即李淵的獻陵，李世民的昭陵，李治的乾陵，李哲的定陵，李旦的橋陵。詩的後二句把永王出師的目的點明了，就是要「救河南地」，企圖去收復洛陽。當時沒有從旱路出兵，而是採取的水路，看來是有直搗幽燕（安祿山的根據地）的想法。

第六首：

丹陽北固是吳關，畫出樓台雲水間。

千岩烽火連滄海，兩岸旌旗繞碧山。

這裡點出了永王水師所在之地，是在鎮江附近。鎮江是南北運河銜接的樞紐。看來當時的用兵計劃，除「浮海」之外，很想利用運河北上，至少可以運輸糧食伕馬。詩人著力在寫當時的印象，兩岸旌旗，連天烽火，浮江海浪，映水樓台，是一幅壯麗的油畫。

第七首：

王出三江按五湖，樓船跨海次揚都。

戰艦森森羅虎士，征帆一一引龍駒。

水師已由長江中游到了下游，目的是準備「跨海」，即主力軍經由海路北上。其中一部分或許是輜重部隊，已經到了揚州了。從這首詩裡面可以看出永王軍事的部署，他確實是想跨海北征的。「三江」之說甚多，在此當是長江、漢江、贛江。

第八首：

長風掛席勢難回，海動山傾古月摧。

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龍驤出峽來？

「古月」切胡字，出師的目的是在摧毀胡人安祿山、史思明的勢力。乘長風破萬里浪，海陸（陸是經由運河）並進，故云「海動山傾」。「帝子」指永王，「龍驤」是西晉龍驤將軍王濬，他以晉武帝咸寧五年（279）十一月率龍船下益州，大舉伐吳。這裡以王濬比永王是合乎分寸的，足證下面的第九首確是偽作。

第九首：

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

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

「祖龍」是秦始皇，「文皇」是唐太宗，「渡遼」是說唐太宗用兵遼東。這裡把永王比成唐太宗，而且超過了秦皇、漢武，比擬得不倫不類，和其他十首也不協調，前人以為偽作，是毫無疑問的。《東巡歌》應該只有十首，其後不久作的《上皇西巡南京（成都）歌》也只有十首，顯然是仿效大小《雅》以十首為一「什」的辦法。第九首無疑是永王幕府中人所增益，但卻為永王提供了一個罪狀，便是有意爭奪帝位，想做皇帝了。

然而詩儘管不是李白做的，卻有史料價值。詩中說到「浮海」，說到「渡遼」，可證永王幕府中人的確是想由海路北上直搗安史的根據地。這一首，把第七首和第八首的含意更突露出來了。

一、關於李白 第13節：安祿山叛變與永王璘東巡(6)

第十首：

帝寵賢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

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這首又回顧了一下「制置」的使命，經營長江流域，以金陵為根據地，並出師北伐。值得推敲的是第二句的「還」字。「還」到哪裡？第十一首作了回答：「西入長安到日邊！」這對於肅宗李亨要李璘還蜀，也作了正面的回答。「初從雲夢開朱邸」，是說坐鎮江陵（長江中上游的重鎮）。「更取金陵作小山」，便是要以江寧為根據地。這句詩中的「金陵」是指紫金山。「小山」用的是淮南小山的典故；淮南小山，舊說以為人名，或以為文體名。但李白有《白毫子歌》（「白毫子」是隱士，言其眉有白毫），首二句雲「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裡」；又說「小山連綿向江開，碧峰巉岩綠水回」，則「小山」分明是山名。李白當有所本。此處是說要把紫金山作為永王苑裡的「小山」，顯示了永王有以江寧為根據地的用意。

第十一首：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

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

這首是預想到凱旋的時刻了，在慶功宴上獻俘，李白要加以指揮。但最重要的是「西入長安到日邊」句，不僅要「救河南地」，恢復洛陽，而且還要「西入長安」。這就是「東出師」的最終目的。向「東」是為了「浮海」——走海路進兵，「出師」是為了「一掃胡塵」，消滅安史的勢力，光復東西二京。

但這個行軍計劃沒有可能實現，大約就在李白做出這幾首《東巡歌》之後不久，問題揭曉了。首先是吳郡採訪使李希言，用了對等的照會，寫上了李璘的名字，詰問東下的用意。永王李璘被這事激怒了，復照加以申斥，其文如下：

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於，地尊侯王，禮絕寮品。簡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隳紊，一至於斯！

於是便派渾惟明去攻取李希言，派季廣琛去襲擊廣陵採訪使李成式。內戰的局面便展開了。李希言的「平牒抗威」，很明顯是和李成式一樣，已經和李亨朝廷取得了聯繫，而永王卻還蒙在鼓裡。他的「友於皇帝」早在打他的主意，他卻一點也不知道。轉瞬之間，堡壘又由內部崩潰了。是季廣琛首先發難，永王的軍帥們幾乎全部背叛了。《新唐書?永王傳》裡面有所紀載：

廣琛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欲反耶？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叛逆，如後世何？」

眾許諾，遂割臂盟。

於是，惟明奔江寧，馮季康奔白沙，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

武將們真真正正地星離雲散了，沒有脫離的就只有一位高仙琦。永王的軍勢在丹陽附近被地方勢力擊敗，永王僅以五騎由丹陽奔鄱陽，打算南走嶺南。但以當年二月，在大庾嶺為江西採訪使皇甫侁所擒而被殺害，高仙琦不知所終。就這樣，連高適和來瑱的兵都還沒有過江，戰事便很快地結束了。

看來，永王為人是剛愎自用的。他的幕下也未始沒有人才，而是有才而不能用。就如李白，他派了他的「謀主」之一人韋子春到廬山去把他請下山來，三請而後達到目的。李白有《贈韋秘書子春》一詩以紀其事。李白初下山時是至德元年（天寶十五年）十二月下半月，適逢永王的水師也由武昌開到九江。李白當時是興高采烈的。《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伎》中有云：「詩因鼓吹髮，酒為劍歌雄」，得意之態如在目前。韋司馬可能就是韋子春，秘書是舊職，司馬是新官。同時所作的詩還有《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說他自己參加了宴會，「如登黃金台」，以燕昭王比永王，而以樂毅自比。然而不久他就幻滅了。李璘對於他，實際上並不那麼重視。李白《與賈少公書》，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一、關於李白 第14節：安祿山叛變與永王璘東巡(7)

白綿疾疲苶，長期恬退。才微識淺，無足濟時。雖中原橫潰，將何以救之？王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人輕禮重。嚴期迫切，難以固辭。扶力一行，前觀進退。……徒塵忝幕府，終無能為。唯當報國薦賢，持以自免。斯言若謬，天實殛之。

這很明顯是在永王幕府中寫的信，估計在他寫了《東巡歌》之後不會太久。他自己已經感覺著，在幕府裡面等於灰塵了。李白在幕府中的生活，整個計算起來，只有兩個月光景。心境轉變得很快，環境也轉變得很快。還沒有來及讓他薦賢自代，他只好從前線奔亡了。有《南奔書懷》詩，別題為《自丹陽南奔道中作》，其中有這樣幾句敘述到永王部下的崩潰情形和自己的心境：

天人秉旄鉞，虎竹光藩翰。……不因秋風起，自有思歸嘆。主將動讒疑，王師忽離叛。……賓御如浮雲，從風各消散。

秋風思歸，用的是張翰的故事。張翰在西晉齊王冏的幕下，因秋風起而思食江東蒓羹，因而離開了齊王。不久齊王失敗被殺，張翰得免於難。李白說自己早就有思歸之嘆，並不是待秋風起而思蒓羹，這和《與賈少公書》中所說是一致的。真正的原因是李璘並不重視他。從這一點看來，李璘遠不如他的「友於皇帝」李亨。李亨還知道重用高適以為討伐李璘的統帥，而李璘卻使李白感覺著自己在幕府里只像是灰塵。李白既受到這樣的待遇，其他有才智之士盡可以類推。就如季廣琛所說的「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也並不是錯誤的見解。可見永王部下的武臣們也並不贊成內戰。如果李璘能夠集思廣益，一方面撫慰人民，真正做到「秋毫不犯三吳悅」，另一方面聯絡地方上的實力派，真正做到「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他實在是大有可為的。然而他卻急於首先揭開了內戰的幕，使好端端的一個局面，被他自己的獨斷專行葬送了。李白高度激昂的心境很快地轉而為極端的灰心，不是沒有來由的。

李白是被挾在兩種私心之間遭受到災難，他對於李璘的忘公誼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而對於肅宗李亨的先安內而後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但他不敢明言，卻屢屢借題諷喻。例如《箜篌謠》：「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又如《上留田行》：「參商胡乃尋天兵？……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所謂「漢謠」是諷刺漢文帝劉恆與淮南王劉長之間的衝突。劉長不守法度，被充軍西蜀，不食而死。民間因有《尺布之謠》：「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參商尋天兵」的故事，見《左傳》昭公元年，據說古代高辛氏有兩個兒子不和睦，老是在天上打仗，高辛氏便叫大兒子去主管商星（又名心星或大火）、二兒子去主管參星。這兩個星座是對立著的，在晚上的天空中不能同時出現。兩者既不會見面，當然不會再打仗了。這個神話很古，可能傳自殷代。（卜辭十二辰中有兩個不同結構的「子」字，即第一位的「子」與第六位的「巳」，是對立著的。）李白的詩，毫無疑問，是在利用這些傳說來諷喻時事。

又《南奔書懷》中有句云：「秦趙興天兵，茫茫九州亂」，詩意全同。何以標出「秦趙」？舊時注家未得其解。今案《史記?趙世家》云：「趙之先與秦共祖。」中衍之後飛廉有子二人，其一曰惡來，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故秦與趙乃兄弟之國。「秦趙興天兵」即「參商尋天兵」。「秦」自指肅宗集團，「趙」則喻永王軍勢。李白是反對打內戰的，然而李亨與李璘畢竟把「北寇」丟在一邊以干戈相見，而李璘已一敗塗地。「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這是《南奔書懷》的最後四句，表明了李白的失望和痛心。真正是「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了！

一、關於李白 第15節：安祿山叛變與永王璘東巡(8)

永王失敗被殺，同時他的幾位「謀主」——薛鏐、李台卿、韋子春、劉巨鱗、蔡，《新唐書?永王傳》以為「皆伏誅」，其實並不盡然。其中李台卿一名便確實沒有被殺，李白在長流夜郎遇赦放回後還有詩送他，即《贈別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詩作於乾元二年（759），是李白游瀟湘時與李台卿相遇。詩中雲「良圖委蔓草，古貌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時人疑夜光」，所說的便是永王東巡事。又雲「吾弟經濟士，謫居我何傷？潛虯隱尺水，著論談興亡」。可見李台卿被謫貶在瀟湘附近。李白稱之為「經濟士」，又稱之為「潛虯」（卧龍），看來他們之間的感情並沒有變。李台卿不是背叛投降是可以肯定的。他之沒有被誅，一定是有有力者保護了他，詳細的情況不明。

李白雖然沒有被列為永王的「謀主」，但他的名氣大，他的出處關係也大。照杜甫的詩看來，他在當時是「世人皆欲殺」（《不見》）的。何以也沒有被殺？在這裡，裴敬在《翰林學士李公墓碑文》中敘述了一段逸事：

（李白）嘗有知鑒，客并州（太原），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為脫免其刑責而獎重之。後汾陽以（已）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

碑文作於唐武宗會昌三年（843），在李白死後八十一年，郭子儀死後六十二年。《新唐書?李白傳》、樂史《李翰林別集序》都轉載此事。前人大率信而不疑，近人詹鍈根據顏真卿《家廟碑》，得知，郭子儀弱冠應舉，即趨顯達，時當在開元四年左右，李白尚未出夔門。又天寶以前，子儀並未嘗任職并州。故斷言：「太白解救汾陽之說，純屬偽托；至汾陽之以官爵贖翰林，確否雖不可必，然其決非報德。」（《李白詩文系年》17頁）詹氏考證頗詳，「偽托」之說可信。唯沿舊說，謂「汾陽之以官爵贖翰林」，則是把裴敬碑文的「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誤解了。今案「以」字應該讀為「已」，前人照字面作「用」字解，把事實太誇大了。永王失敗時，郭子儀任左僕射兼天下兵馬副元帥，他為愛才起見，對於李白的處分發表過從寬的意見，應該是合情合理的事。有了郭子儀的緩頰，李白因而得免於誅戮，但傳入民間便傅益成為郭李相救的傳說。這傳說，其後尚有發展，如《警世通言》的《李謫仙醉草嚇蠻書》（後收入《今古奇觀》），竟說李白在長安遊街，看到郭子儀犯法，被綁赴刑場，出面把他搭救了。這應該說是民間的同情心的表現，是李白所賦有的平民性的一面所得到的回報。民間對於所愛好的人，是不願意他被殺乃至死亡的，李白其後病死於當塗也被美化為入水捕月而騎鯨飛升的傳說，是出於同樣的心理。

永王死後，《新唐書》本傳中還有一些尾聲，足以看出封建統治階級在狗咬狗的鬧劇中，所表演出的假仁假義。

璘未敗時，上皇下誥：降為庶人，徙置房陵。及死，（皇甫）侁送妻子至蜀，上皇傷悼久之。

肅宗以少所自鞠（撫養），不宣其罪。謂左右曰：「皇甫侁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之，何耶？」由是不復用。

分明是自己的狡兔三窟之計，南北並進，而卻把李璘作為替罪羊，既廢之而又「悼之」；分明是自己下令討伐，東西夾攻，而卻斥責皇甫侁的「擅殺」，既罪之而又「不宣其罪」；依然在爾虞我詐、我詐爾虞。這就是封建帝王父子兄弟之間的現實關係。皇甫侁自以為體得了意旨而落得「不復用」，只是兔死狗烹之又一例證而已。假如他不「擅殺」，難保不會以同情叛逆的罪名，而受到更嚴烈的處分的。要之，永王的迅速敗亡，是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又一次大失敗，而且失敗得更慘，更加突如其來。他雖然沒有被殺，但尋陽的監獄在等待著他，夜郎的流竄在等待著他，迅速的衰老和難治的疾病在等待著他，李白所表演的悲劇逐步地快要接近尾聲了。

一、關於李白 第16節：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覺醒(1)

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覺醒

李白的思想，受著他的階級的限制和唐代思潮的影響，基本上是儒、釋、道三家的混合物。他雖然懷抱著「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教條；「兼善」的希望，他沒有達到；「獨善」的實際，卻害了他的一身。他在「獨善」方面，是深深陷沒在道教的泥沼里，直至他的暮年。對於佛教，他也有相當的濡染，但深入程度還不及杜甫。杜甫是禪宗的信徒，而李白卻是道教的方士。

李白在出蜀前的青少年時代，已經和道教接近。在出蜀後，更常常醉心於求仙訪道、採藥煉丹。特別在天寶三年在政治活動中遭到大失敗，被「賜金還山」，離開了長安以後，他索性認真地傳受了道籙。

李陽冰在《草堂集序》里說：「丑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李）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老子廟）；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這在李白看來是他私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有《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籙畢歸北海》一詩留下了紀錄。他的道籙，還是安陵道士蓋寰替他書寫的，他也有詩紀其事。《訪道安陵，遇蓋寰為予造真籙，臨別留贈》，便是。顯然他是先去安陵（河南鄢陵縣）找蓋寰道士，把道籙造好了，然後到濟南，由高如貴「尊師」在老子廟裡面正式授予。這樣，李白就成了一名真真正正的道士了。所以他在《草創大還》一詩裡面，也鄭重其事地說：「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

當年道教信徒受道籙有一定的儀式，《隋書?經籍志》中有所敘述。形式十分煩瑣，比佛教徒的受戒、耶穌教徒的受洗禮，似乎還要像煞有介事。不妨把《隋書》所述介紹在下邊，以表示這位「謫仙人」李白，干下了多麼驚人的一件大蠢事！

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用朱寫在白絹上），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

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並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雲以為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

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綿（古人引繩束茅為之，後人掛紙錢）以為限域。旁各開門，皆有法象。

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綿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少者一個七天，多者兩個七天）。

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綿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

這是多麼驚人的儀式！受道的人要像罪人一樣，把自己的兩手背剪起來，一個七天七夜乃至兩個七天七夜，魚貫而行，環繞壇坫，不斷地口中念念有詞，向神祇懺悔。用不用飲食呢？沒有提到。既是「潔齋」，又「晝夜不息」，恐怕是不用飲食的吧。這樣慘酷的疲勞轟炸，身體衰弱的人等不到七天七夜就會搞垮。不能堅持到底的人，便成為落伍者，不能得「道」。能夠堅持到底的人，自然會搞得精神和肉體兩都疲憊不堪，在這時就會發生幻視、幻聽等精神異常的現象。他會看到神人顯形，也會聽到神人宣示或者所謂天上的音樂。

一、關於李白 第17節：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覺醒(2)

「受道者」，和僅有一半資格的「齋客」不同，和毫無資格的凡人更是不同，事實上是一些愚蠢透頂的狂信徒。想到那樣放蕩不羈的李白，卻也心甘情願地成為這樣的人，實在是有點令人難解。因此，同情他的人，不論是和他同時或稍晚，都想為他辯護。李陽冰說他「浪跡縱酒，以自昏穢」，則迷信道教是更進一步地「以自昏穢」，自在不言之中。稍晚的范傳正在《新墓碑》中辯護得更加淋漓盡致。公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橦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

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護？）。

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

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余年也。辯護得煞費苦心，但如李白有知，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會同意。李白本人倒是很認真的。他想做官——說得冠冕一點，便是「兼善天下」，很認真；飲酒，很認真；作詩，很認真；好神仙，也很認真。他常常看到一些神人、仙人的形象，向他招手，對他說話，授他以仙訣，有時還給他以白鹿、鸞鳳之類，使他飛行於太清。這些，在他的詩裡面層見迭出，舉不勝舉。這和屈原在《離騷》裡面的乘龍馭鳳、遨遊九天的敘述有所不同——在《遠遊》裡面雖然有類似處，但《遠遊》不是屈原的作品；屈原的是出於懸想，李白的是出於迷信。他深信那些仙翁、仙女、仙獸、仙禽等是實質的存在。他深信人可以長生不老，或者返老還童。他和秦始皇一樣，真正相信東海上有神仙居住的三神山。他和漢武帝一樣，真正相信西方的昆崙山上有西王母。他相信麻姑的指甲就和鳥爪一樣，搔起背來卻很輕。他相信比人要小得多的白鶴、黃鵠等會把人載著飛入仙境。他相信人可以長出羽毛（所謂「羽化」），像鳥一樣飛翔；這樣的人就叫作「羽人」。他甚至相信武昌的黃鶴樓就是仙人在那裡「學飛術」的地方。——《望黃鶴樓》詩：「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

山東的泰山，那樣實際存在著的海拔一五三二米的山，他在天寶元年去登過，有《游泰山》詩六首以紀其事。他在那裡卻遇著了「玉女」（第一首）、「羽人」（第二首）、「青童」（第三首）、「眾神」（第四首）、「鶴上仙」（第五首）、「仙人」（第六首），首首都在和神仙打交道；使得他「稽首再拜」，「嘆息」，「躊躕」，「恍惚不憶歸」；然而終是可望而不可及。值得注意的是，第四首裡面有這樣的話：

清齋三千日，裂素寫道經；吟誦有所得，眾神衛我形。

「三千日」約等於八年的歲月，要說為誇大，像「白髮三千丈」那樣，倒很簡單。但六首詩都是很虔誠的，不好在這一首中玩弄那樣不切實際的誇大手法。因此，這「清齋三千日」句，恐怕是「三七日」（三個七天）的字誤。天寶元年，他還沒有成為真正的道士，但他已經那樣虔誠了。他在登泰山以前作了那麼長時期的齋戒。這就可以使他的精神異常，發生幻覺了。他所見到、所聽到的東西，在正常的人認為是幻，而在他自己卻是真——他是真正看到，真正聽到的。這樣就使他的迷信，維繫了相當長遠的歲月。

由於他相信神仙，相信人可以成為神仙，故他相信仙藥，相信靈丹，相信服了仙藥的人可以長生，可以生出羽翼而高飛。

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瀛？——《天台曉望》

一、關於李白 第18節：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覺醒(3)

安得不死葯，高飛向蓬瀛？——《游泰山》第四首

這是他經常提出的問題，也就是迷信神仙者所經常提出的根本問題。秦始皇這樣提出過，漢武帝這樣提出過，但在秦皇漢武之後，問題的答案好像已經找著了。那就是李白在《題雍丘崔明府丹灶》一詩里，所概括出的兩句話：

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依？

只要有了「九轉金丹」，服用了便能生出羽翼，一雙草鞋也就成為一對水鳥，可以載著人白日飛升。這就是所謂答案。「九轉金丹」是什麼？晉人葛洪在所著《抱朴子?金丹篇第四》中有所敘述，可能也就是他本人所「發明」。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什麼是「丹」？就是以硫化汞（HgS）的丹砂為基礎，攙雜以別種礦石粉末，用火化煉出來的東西。所謂「轉」，也就是化學變化。由於某一種物質或幾種物質的化學變化，沒有得到正確的理解，而認為不可思議，因而發生出長生仙藥或點石成金的幻想。例如，硫化汞是呈紅色的礦物，故稱之為「丹砂」。丹砂經火後，離析其硫黃成分而剩下水銀，則由紅轉白，由固體轉為半流體。這些現象，葛洪是目擊到的，但他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在《金丹篇》里說：「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水銀呈白色）？」又說：「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獨得爾？（言化為水銀而能流動。）」就由這一知半解便竄入煉丹術或點金術的邪途。這樣的邪途，在唐代天寶年間經過大食（阿拉伯）再傳到西方。歌德在《浮士德》詩劇中，對於煉丹術也有所吟詠。參看拙譯《浮士德》第一部51—52頁。——作者注但在西方，後來因知識有了進境，轉為了科學的化學。在中國古代，則轉來轉去，沒有轉到科學的階段而荒廢了。

為了追求長生，秦皇漢武已經受了騙，魏晉的統治階層也接著受了騙。受了騙的結果，有的人也受到教訓，得以知道：「服食求神仙，多為葯所誤。」（《古詩十九首》中的《驅車上東門》）因此，也有人不相信所謂「靈丹」。這在葛洪本人也早就在埋怨了：「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金丹篇》）其實這倒錯怪了人。有錢人倒是相信的；愈有錢，愈想長生不死。「萬無一信」的是沒有錢的窮苦人，在水深火熱的牛馬不如的生活中，哪有心情去追求長生！

李白與杜甫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覺醒當然，知道是騙局而不願再受騙的有產者自然也有，如撰述《隋書?經籍志》的唐人就揭穿了這一點：「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但儘管「無效」，愚而不可救藥的上層統治者卻照樣受騙，也「不可勝紀」！《經籍志》中就敘述到梁武帝的一例。陶弘景為梁武帝「試合神丹，竟不能就」，偏謊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之故（古時以為越南所產的丹砂最精），梁武帝卻深信不疑，對於陶弘景更加祟敬。

李白也不過是在向這些最愚蠢的統治者學步而已。他認真煉過靈丹，煉丹時非常神氣。

閉劍琉璃匣，煉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圖，腰垂虎鞶囊。

一、關於李白 第19節：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覺醒(4)

仙人駕彩鳳，志在窮遐荒。

——《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

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

克服之美，書懷示息秀才》

煉丹時把心愛的寶劍丟在一邊，不再講任俠了。腰系著綉有伏虎形的荷包，荷包中盛著《豁落圖》，即所謂道籙。——「豁落」是道教術語。道經中有所謂「青真童子名之為豁落七元」。又說「天書字……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炫目。」此句亦見《隋書?經籍志》。——編者注李白在《訪道安陵》一詩中形容道士蓋寰為他所造的真籙時便有「七元洞豁落，八角垂星虹」二句。故知所謂《豁落圖》即是道籙。還有一對玉童在身旁協助。丹煉好了，服之成了仙，便可以遠遊於蓬萊、方壺等所謂海上的三神山了。

煉丹糜費，當然要有資本：一要有錢，二要有健康。這兩樣資本，在李白壯年時代都是不缺乏的。他自己說過：「煉丹費火石，採藥窮山川」（《留別廣陵諸公》）；「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廬山謠》）。他游遍了當時大半個中國的名山，至少有一半目的是為了採藥求仙。這樣的生活，沒有錢，沒有健康是不能支持的。李白是大財主的兒子，有兄在九江經商，有弟在三峽營業，可不用多說。他的身體也本來十分強健，別人說他目光如虎，炯炯有神。他喜歡騎馬射箭，擊劍蹴球。他喜歡打獵，能一箭射中雙鳶，射穿雙虎。在年輕時分，他還曾經同人打架。他有《敘舊贈陸調》一詩，敘述到他在長安北門曾被鬥雞徒圍困，全虧陸調突破「萬人叢」，請來官憲，才把李白救出。詩中說陸調「風流少年時，京洛事游遨」，陸調既是「少年」，李白當時的年齡也不會太老。他被鬥雞徒圍困事，當在他開元十八年第一次游長安的時候。陸調的本領不小，李白的本領當然也很有可觀。

然而，儘管你有多少錢，儘管你有過人的健康，是經不住無意識的長期消耗的。李白說他「傾家事金鼎，年貌可長新」（《避地司空原言懷》）。家是傾了，而「年貌長新」的希望適得其反，連自己的健康也傾了！李白出乎意外地衰老得很早。天寶十四年（755）冬，他才五十五歲。他參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之後不久，在《與賈少公書》中自陳：「白綿疾疲苶，長期恬退。」這便是他早衰的佳證。為什麼那樣早衰？原因當然有種種，過分嗜酒是容易被人想到的原因之一，但長期煉丹、服丹，以致水銀中毒，我看是更重要的一項。結果是神仙迷信、道教迷信深深地害了他，然而要從這迷信中覺醒，卻還有一段長遠的歷程。

嗜酒自然是壞事，但對李白說來，有有害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酒是使他從迷信中覺醒的觸媒。

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擬古》第三首

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鬥合自然。

——《月下獨酌》第二首

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台。

——《月下獨酌》第四首

從這些詩看來，酒彷彿成為了李白的保護神，使他逐步減少了被神仙丹液所摧殘和毒害。以蟹螯代替丹液，把糟丘看作神山，這在李白是一種飛躍。他在《古風》第三十首中的舊看法是恰恰相反的，那兒他在嘲笑時人「綠酒哂丹液」。現在他也站到「綠酒」一邊，戰勝著「丹液」了。因而他的好詩，多半是在醉後做的。且引他的《江上吟》一首為例，那是酒與詩的聯合戰線，打敗了神仙丹液和功名富貴的凱歌。

一、關於李白 第20節：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覺醒(5)

木蘭之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

美酒尊中置千斛，載伎隨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

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

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這是他從長流夜郎半途赦回，流連在江夏一帶時所做的詩。在這裡，他在嘲笑仙人，輕視海岳，浮雲富貴，看重詩歌。什麼「仙人」？你要等到黃鶴來才能高舉，然而「黃鶴一去不復返」了！我能和「海客」一樣毫無私心，便能時時與白鷗為伍。請看屈原的辭賦——《離騷》、《九歌》和《九章》吧！屈原雖然遭到讒毀，自沉於汨羅江，然而他的文章卻一直和日月一樣，留傳到現在還有燦爛的光輝。楚懷王和楚襄王父子卻怎樣了？他們炫耀一時的宮殿樓台，以前崢嶸在山陵地帶，今天不是渺然無存了嗎？我興緻一來，下筆揮寫能使你五嶽動搖。——五嶽不再是使他稽首再拜的神人之居了。詩歌做成了，我放聲高吟，能使你海上的三神山俯首在我腳下！功名富貴是不能持久的，漢水總是滔滔不絕地向著東南流，誰也不能把這流向扭轉！

他這時得到「千斛酒」的力量，好像得到了百萬雄兵，頃刻之間，戰勝了一切的神仙妖異、帝王將相。然而，只是暫時的。等他的酒一醒，他又成為一個極其庸俗的人，為「萬古愁」「萬古憤」「萬古恨」所重重束縛著，絲毫也動顫不得。上舉《書懷示息秀才》一詩也是「流夜郎半道放還」時的作品，他和「雙玉童」又出現在丹灶旁邊，他又在夢想著飛往海上的三神山了。

讀李白的詩使人感覺著：當他醉了的時候，是他最清醒的時候；當他沒有醉的時候，是他最胡塗的時候。因此，他自己也「但願長醉不願醒」（《將進酒》），甚至誇張說「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歌》）。

但是，酒太喝多了，對於他的健康，當然也不會沒有影響。上元二年秋，李光弼東征，他抱了雄心去參軍，半途因病折回。這病無疑是第二年冬季奪去了他的生命的「腐脅疾」的前驅癥候；更無疑是使他徹底從迷信中覺醒過來的後勁契機。傾了家，當然不能再從事金鼎的冶煉；傾了健康，更無法再迷信神仙丹液的有效了。

這裡有一首詩：《下途歸石門舊居》，向來不大為專家們所注意，其實在了解李白的生活上是具有關鍵性的作品。這應該作於寶應元年即他去世之年的春天。他前往當塗的橫望山去向舊友吳筠道士訣別，也是他和道教迷信的最後訣別。我要把這詩的全文，逐段解釋如下。

第一段：

吳山高，越水清，握手無言傷別情；

將欲辭君掛帆去，離魂不散煙郊樹。

此心郁悵誰能論？有愧叨承國士恩。

雲物共傾三月酒，歲時同餞五侯門。

從這首段看來，贈別的對象是吳筠，毫無問題。第三句的「君」字即指吳筠。吳筠是華陰人，善詩能文，舉進士不第，後來在會稽成了道士。天寶元年的春夏之交，李白從魯郡南下，與吳筠同游剡中，在浙江曹娥江上游，二人成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久，吳筠被唐玄宗徵召入京，他在玄宗面前推薦了李白，同時得到賀知章與玉真公主等人的支持。於是，唐玄宗也徵召李白入京。二人同待詔翰林，成為了天子的「近臣」。但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吳先李後地都離開了長安。本段後三句所說的就是這一段往事的回憶。「承國士恩」是說受到玄宗的知遇。其所以受到知遇是由於吳筠的推薦，故說「叨承」。「雲物」猶言天上。同為翰林供奉，有時同陪游宴，為時僅三閱月，故云「雲物共傾三月酒」。這三個月是跨著天寶元年與二年的；同在長安和王侯們過了一個歲首，故云「歲時同餞五侯門」。這是贈別吳筠的詩，毫無疑問。

一、關於李白 第21節：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覺醒(6)

吳筠在天寶二年春離開長安後隱居嵩山，唐玄宗為他建立了一座「道館」。安祿山之亂，兩京陷沒，吳又南下，入會稽剡中。吳卒於大曆十三年（778），比李白之死遲十六年。門徒們謚之為「宗元先生」（據《新唐書?隱逸傳》）。但據這首詩看來，在寶應元年他是隱居在當塗縣東六十里的橫望山，即石門所在之處的。

第二段：

羨君素書常滿案，含丹照白霞色爛。

余嘗學道窮冥筌，夢中往往遊仙山。

何當脫屣謝時去？壺中別有日月天。

俯仰人間易凋朽，鍾峰五雲在軒牖。

惜別愁窺玉女窗，歸來笑把洪崖手。

「素書」是用朱墨寫在白絹上的道書。第二句，王琦注以為素書的形容，「含丹者，書中之字以朱寫之；白者，絹色。丹白相映，燦然如霞。」但「滿案」的素書不會全都是坦開著的，我以為應該是形容吳筠本人唇紅齒白、鶴髮童顏。吳筠是不重煉丹的人，史書上說唐玄宗曾經向他問神仙冶煉法，他作了很合理的回答：「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健康長壽，已在病中的李白因而「羨」他。

「學道」之於李白，在這首詩里已經成為往事了。他回想當年也曾經窮搜不可捉摸的「玄之又玄」，連夢裡都在漫遊仙山。在那時真是想拋開塵世的一切，跳入壺中的別有天地里去。在那時以為俯仰在塵世間是容易凋朽的，寄居在金陵時，窗軒都面對著鐘山，表示自己不願意脫離自然。在那時也曾經到嵩山去訪問過吳筠，分手時對嵩山的玉女窗曾依依惜別。現在又回到橫望山來了，笑握著老朋友的手，有說不盡的感慨。「洪崖」，據說是三皇時代的伎人，成仙，隱居於四川青城山，號「青城真人」。在這裡是借來比吳筠。值得注意的是李白說他是「歸來」，可見早些時李白也在橫望山隱居過。

第三段：

隱居寺，隱居山，陶公煉液棲其間。

凝神閉氣昔登扳，恬然但覺心緒閑。

數人不知幾甲子，昨來猶帶冰霜顏。

我離雖則歲物改，如今瞭然識所在。

別君莫道不盡歡，懸知樂客遙相待。

「陶公」就是梁武帝所崇信的陶弘景了。他在橫望山隱居過，煉過丹液，故橫望山又名「隱居山」，陶所隱居的地方名「隱居寺」。先年李白在這兒寄居時，曾經凝神聚氣地扳登過，那時身體健康，登山時是泰然恬靜，滿不在乎的。——想到以前的恬靜，反襯出現在連山也不能登了。這次來看見幾位老人，一共加起來，不知道有好幾百歲了。（一個甲子是六十歲，「幾甲子」至少也當有一百二十歲，不能是每個人的歲數。）這些隱居學道的人，以前都是見過的，以前是面帶冰霜，這一次見到也還是面帶冰霜。冰霜猶言「冰雪」，《莊子?逍遙遊》形容藐姑射之山的神人，有「肌膚若冰雪」之語。離開這兒有了好幾年，景物（包含李白自己的健康）也有所改變了，但現在的自己卻是湛然清醒，明白了自己所處的地位。「如今瞭然識所在」，是這首詩的核心句子，表明李白是覺悟了，要和一切迷信幻想脫離了。但他說得很娓婉，不是那麼金剛怒目。他似乎沒有意思把自己的覺悟強加於人。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看來是沒有盡興的，因此詩人在安慰主人：「不要說沒有盡興吧，我知道你是好客的，你會期待著我的再來。」

第四段——最後一段：

石門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

不知何處得雞豕？就中仍見繁桑麻。

翛然遠與世事間，裝鸞駕鶴又復遠。

何必長從七貴游，勞生徒聚萬金產？

揖君去，長相思，雲遊雨散從此辭。

欲知悵別心易苦，向暮春風楊柳絲。

儘管走得很匆忙，但詩人卻到「石門」去過。「石門」，是橫望山中一帶風光奇特的所在。王琦注引《真誥》：「石門，山水尤奇，盤道屈曲。沿磴而入，峭壁二里，夾石參天。左擁右抱，羅列拱揖。高者抗層霄，下者入衍奧。中有玉泉嵌空，淵淵而來。春夏霖潦賓士，秋冬澄流一碧，縈繞如練。」頗費了筆墨來形容。但李白沒有流連於風景，而所關心的倒是居民。他點出了「雞豕」「桑麻」等重要的生活資料。石門一帶的農民生活，被描繪成了現實的「桃花源」，和諧淡泊，遠遠和城市生活有著間隔，比起脫離現實的空想的「裝鸞駕鶴」（仙人生活）更遠遠有著間隔了。何必貪圖富貴榮華，追求水月鏡花？李白從農民的腳踏實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當然，也是他有了覺醒，才能體會到農民生活的真諦。這在別的詩中結晶成了兩句：「閑時田畝中，搔背牧雞鵝。」（《書情贈蔡舍人雄》）

「雲遊雨散從此辭」，最後告別了，這不僅是對於吳筠的訣別，而是對於神仙迷信的訣別。想到李白就在這同一年的冬天與世長辭了，更可以說是對於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整個市儈社會的訣別。李白真像是「瞭然識所在」了。

然而，李白在一千多年前的當代，要說已經覺悟得那麼徹底，也是不可能的。他還有不少的牽掛，而且也無心去斬斷那些牽掛。「向暮春風楊柳絲」，就是那些千絲萬縷的牽掛的「絲」了。

這首詩，我認為是李白最好的詩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總結。這裡既解除了迷信，也不是醉中的豪語。人是清醒的，詩也是清醒的。天色「向暮」了，他在向吳筠訣別；生命也「向暮」了，他也在向塵世訣別。

二、關於杜甫 第22節：杜甫的功名慾望(1)

二、關於杜甫

杜甫的精神面貌，在他辭世前的幾年，特別傾向於佛教信仰。他雖然沒有落髮為僧，看他的情緒似乎比所謂「僧寶」還要虔誠。「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的老詩人，與其稱之為「詩聖」，倒寧可稱之為「詩佛」；難道不更妥當嗎？

有一首詩活畫出了杜甫好酒的情況，也活畫出了一個真正的杜甫。詩的題名是《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那時杜甫已經五十六歲了。這位老詩人本來是一位騎馬的能手。有一天，夔州刺史柏茂琳招宴，他騎馬醉歸。從白帝城跑下瞿唐，「低身直下八千尺」，使路旁的白堊粉牆像電閃一樣急轉。他因為有本領，滿不在乎，把馬鞭垂在手上，不提韁繩，放馬飛跑。馬跑得來渾身是汗，雄猛難當。詩人自己很得意：「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但哪料得馬失前蹄，一下把他摔下鞍來，跌傷了，在寓里睡在床上養傷。就在這時候，朋友們來慰問他。詩人拄著拐杖，還由童僕攙扶著起來應酬。慰問者是攜帶著酒肉來的，於是賓主都開口大笑，相互提攜，在一道流瀉著清泉的溪邊，席地而坐，開懷痛飲。

杜甫的功名慾望

封建時代的士大夫階層，要想有所作為，功名便是他們的第二生命。他們是屬於統治階級，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做官，以管理百姓；說得堂皇一點，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而優則仕」，所謂「學古入官」《尚書?周官》。——編者注，在封建時代的士大夫們是視為天經地義的。

二、關於杜甫 第23節：杜甫的功名慾望(2)

但要做官，進入實際統治者的地位，除帝王公侯可以世襲之外，儘管門閥有很大的作用，但總要經過一定的所謂選拔的門徑。在唐代的情況是：一般要通過考試，成為「進士」或其他名目；其次是直接向皇帝陳情，或者通過有權位者的推薦。

杜甫是功名心很強的人，這三種門徑，他都闖過，而且都不止一次。

他受過兩次考試都失敗了。第一次是在開元二十三年，年二十四歲，時在洛陽赴貢舉，不第。第二次是在天寶六年，年三十六歲，時在長安應試，也沒有及第。天寶六年唐玄宗下詔：天下有一藝者赴京應考。奸相李林甫怕應考者揭露自己的劣跡，玩弄了各種手法，使應試的人全部落第，他因而向皇帝恭賀，說是「野無遺賢」。在這一次的落第者中，元結也是一個。經過兩次失敗之後，杜甫沒有再去應試了，於是便終身沒有成為「進士」。

杜甫曾經三次直接向皇帝陳情。第一次是天寶九年，年三十九歲，他曾經直接進獻《雕賦》，但沒有下文。第二次是在天寶十年，年四十歲，他獻上《三大禮賦》。這次受到唐玄宗的「奇視」，命待詔集賢院；第二年又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但也遭到李林甫的遏制，沒有結果。第三次是在天寶十三年，年四十三歲，獻上《封西嶽賦》，又是沒有下文。

三次所獻的賦和獻賦時所上的表文，都還保存著。杜甫自己雖然相當得意，說「賦或似相如」（《酬高使君（適）相贈》），又說別人以班固、揚雄比擬（《壯遊》），其實並不那麼高明。特別是那幾通表文，應該說是杜甫留下來的惡札。《進〈雕賦〉表》說到自己是杜預之後、杜審言之孫，希望能承繼祖業，這倒是寫實。但說到自己「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一再地懇求「伏惟天子哀憐之」，「伏惟明主哀憐之」。這不是把自己的貧困太誇大了嗎？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很喜歡猛禽，除《雕賦》外，在他的詩中也有不少處關於鵰鶚鷹隼的吟詠。這大約是由於他在青壯年時代喜歡打獵的原故。《進〈雕賦〉表》中有讚揚雕的幾句話：「臣以為雕者，鷙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這可表明了杜甫的個人英雄主義，然而和他過分誇大自己的貧困可憐，是極不調和的。

《進〈三大禮賦〉表》也用了同樣的筆法，極力誇大自己的貧困，說「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群而處，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頃者，賣葯都市，寄食友朋。……恐倏先狗馬，遺恨九泉。」

這些話把自己說得非常可憐，和《壯遊》詩中所敘述的生活狀況，形成了南北兩極。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

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東下姑蘇台，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

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這到底哪一邊是真實，哪一邊是浮誇呢？向皇帝進表，把自己說得太可憐相，其實是會得到反效果的。那樣說，等於指責在上者無知人之明，使賢人不得其所。《雕賦》獻上去，不報；《三大禮賦》獻上去雖得到「待詔集賢院」而同樣無結果，看來恐怕不單是文章並不那麼傑出的原故吧。

進《封西嶽賦》的表文，應該更加成為問題。表文中在大捧楊國忠，說什麼「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當時楊國忠以宰相而兼司空，雖然大惡未著，但楊國忠何許人也？他是一名阿飛，靠著西蜀土豪鮮於仲通的推薦和資助，得到機會進京，為章仇兼瓊奔走；更靠著和「從祖妹」楊玉環有些暖昧的裙帶關係，便飛黃騰達，位極人臣。這個人的歷史，杜甫不會不知道，怎麼能以「維岳降神」（《大雅?崧高》）的調子來恭維呢？杜甫在《登慈恩寺塔》中能夠諷刺唐玄宗的荒宴，在《麗人行》中能夠揭露楊家姊妹兄弟的豪奢，而在這篇表文中卻這樣低首下心、卑躬屈節、奉承權貴，實在出人意外！

二、關於杜甫 第24節：杜甫的功名慾望(3)

懇求有權位者的薦舉，那就更加頻繁了。在詩集中，下列若干首，都是在天寶年間，懇求薦舉的長詩。

（一）《贈韋左丞丈濟》；

（二）《奉贈韋左丞丈（濟）二十二韻》，

（三）《奉贈鮮於京兆二十韻》；

（四）《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五）《贈翰林張四學士垍》；

（六）《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垍」或作「均」，乃垍之兄，但張均曾為大理卿，不曾為太常卿）；

（七）《上韋左相（見素）二十韻》，等等。

用力之勤、數量之多，遠遠超過了韓愈的三《上宰相書》。他照例把自己說得非常可憐，把對方捧得非常崇高。他在《秋日荊南述懷》一詩中所描繪的自畫像：「苦搖求食尾，常暴報恩鰓」，真可謂傳神之筆了。

更令人詫異的是：他所懇求的人，往往不擇對象。讓我們把那些人物來檢查一下吧。

左丞韋濟，他在開元二十二年曾經把一位騙子道士張果推薦給唐玄宗，以事逢迎。張果說，他在唐堯時做過「侍中」的官，他已經活了幾千歲了。這樣的鬼話竟公然騙上了當時胡塗透頂的君臣。一生迷信仙術的杜甫，想來也是信以為真的。他不覺得韋濟的醜惡，反而認為可以依靠，一再懇求。在第一首里說：「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雖然在以鷹驥自擬，其實是自比於禽獸。第二首稍稍換了一個調門，說什麼「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意思是說你再不推薦，我就要遠走高飛了。到那時，「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我成了一隻飛到萬裏海外的白鷗，在海波上載沉載浮，你要馴化我，便難之又難了。可惜那位左丞大人卻始終無意來馴化這隻「白鷗」，而這隻「白鷗」畢竟也沒有飛到海外去。

鮮於京兆是什麼人呢？是四川的土豪鮮於仲通。他和楊國忠兩人狼狽為奸，利用楊國忠和楊玉環的親族關係，把楊國忠捧上了台；回頭又由楊國忠來提拔他，讓他做到京兆尹；又曾為劍南節度使。在劍南節度使任內，他把南詔逼反了；興兵討伐，被南詔打得大敗。這樣的害蟲，杜甫求他薦舉，在贈詩中竟稱之為「驊騮」（千里馬），為「間出」的「異才」（根據孟子的說法，五百年間才能出現一次的大人物）。連他的六個兒子都是「鳳雛」，門下是一片「義聲」。恭維一個壞人，竟這樣不惜工本！看他說到自己時，則是「學詩猶孺子！」既不是司馬相如，也不是班固和揚雄，而是一個才學做詩的小娃娃。——實際上，他當時已經四十一歲了！說自己因科考受絀，弄得走投無路；於是，在詩的最後，等於大聲急呼地喊出：「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我這個區區小學生（「儒」）窮得快要餓死了，快快轉報給丞相吧！平津侯，是漢武帝時的丞相公孫弘的封爵。在這兒是借用來比當朝宰相楊國忠，也就是那位「岳降」的「元弼」。請看杜甫為了求取功名，是多麼不擇對象！這豈不是有忝「詩聖」或者「人民詩人」的稱號嗎？

哥舒翰也被捧得沒有邊際。他稱之為麒麟閣上的第一人，是「英雄」，是「當朝傑」，而以自己沒有成為哥舒翰的部下，深為遺憾。哥舒翰當時在任河西節度使，他比之以「崆峒」——西邊的一座大山，而願為之保鑣——「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當然，哥舒翰這位突騎施族的軍閥，在未失敗以前，和混血胡人安祿山相抗衡，是赫赫有名的。詩人高適就出自他的幕下。然而李白卻對哥舒翰抱著蔑視的態度，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詩中說：「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把他和鬥雞之徒相提並舉。（李白詩集中有《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一首，已被證明為偽作。）看來，李白的識見是高於杜甫的。哥舒翰在天寶十五年正月失守潼關，向安祿山投降了，稱安為「陛下」，並甘願為之招降納叛。沒有見效，為安慶緒所殺。杜甫的吹捧，不是太無知人之明嗎？

二、關於杜甫 第25節：杜甫的功名慾望(4)

杜甫不僅對哥舒翰本人吹捧，而且還吹捧他的部下。有《贈田九判官梁丘（在哥舒翰幕中）》詩一首，起句是「崆峒使節上青霄」，所謂「崆峒」和前一首的比喻相同，即指哥舒翰。連他幕下的人，都像天上人一樣。接著便稱頌哥舒如漢朝的霍去病，他的幕府中人都是曹操幕府中的阮瑀之流。據說收攬了這麼多美才，都是出於田九的推挽，因而希望田九也把自己推薦給哥舒。「麾下賴君才並美，獨能無意向漁樵？」「漁樵」是自比。這也幸好田九無能為力，或者哥舒無意引用，不然《潼關吏》中的「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恐怕也就不好下筆了。

張垍，也是大成問題的人。他是燕國公張說的兒子，唐玄宗的女婿。玄宗特別寵愛他，住在宮中，曾經面許以宰相之位，沒有實現。天寶十五年六月中旬，玄宗奔蜀，他沒有跟上去；下旬長安淪陷，他卻投降了安祿山，但仍為安的部下所殺。降賊雖然是後事，但可見張垍是沒有骨氣的人。而且他還讒毀過李白，連魏顥都知道的事，杜甫不應該不知道。杜甫在當年是與李白情如兄弟的，為什麼對於讒毀過李白的人，卻一再地贈詩吹捧，卑辭懇求？特別是第二首，把自己說得太不像樣了。「顧深慚鍛煉，材小辱提攜；檻束哀猿叫，枝驚夜鵲棲。」說受到深厚的照顧，自慚「鍛煉」不夠；材能太小，夠不上駙馬的「提攜」。自比為「哀猿」，為「夜鵲」，又是一套禽獸。當然，贈詩的目的是在緊接著的最後兩句：「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圖窮匕首現，是希望張垍在玄宗面前說話，讓自己直上青雲。使用了「釣璜溪」的故事，是以呂尚自比，彷彿佔了身份，其實為了湊韻自比為老漁翁而已。期待唐玄宗成為周文王，把自己立即提升到太公望的高位，倒是很懇切的。

白居易有《見尹公亮新詩偶贈》一首，我覺得倒可以借來贈給杜甫。

袖裡新詩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瓊琚。

如何持此將干謁，不及公卿一紙書？

以詩文求有權位者薦舉（「干謁」），是唐代士子的通習，倒不能以此苛責杜甫。但杜甫是以「獨恥事干謁」（《赴奉先縣詠懷》）自行標榜的人，而實際的情況卻是這樣。未免有點言行不一致吧？

杜甫勤於做詩投贈，求人薦舉，但也不能說沒有效果。天寶十四年，他曾經被任為河西尉，沒有接受；繼改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他便接受了。有人說，這是出於韋見素的推薦，是杜甫在一年前《上韋左相二十韻》求薦的結果。韋見素這個人雖然沒有什麼特著的惡跡，但他是楊國忠所引用的人，其人的品質也就可想而知。他的唯一被前人稱許的勞績，是跟著唐玄宗一道逃到了四川。如果授杜甫為河西尉，回頭又改任京官，真是出於韋的照顧，可見他還是比較看得起杜甫。然而杜甫，對於這種應付式的照顧，卻不大領情。他有《官定後戲贈》一詩敘述了自己的心境。

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

耽酒須微祿，狂歌托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飈。

河西縣在唐代有兩處：一屬於雲南，在蒙自附近，天寶後沒入南詔；一屬於四川，在宜賓附近。估計杜甫被任為縣尉的是後者。兩者都是西南偏僻小縣，杜甫不願意去做縣尉，他自己解嘲，是在學陶淵明不願為五斗米折腰。但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是一個管兵甲器仗和門禁鎖鑰的八品以下的小京官，他卻又屈就了。他說他寧肯在京師當逍遙派，有不多的俸祿可以買酒喝，有多餘的閑暇可以狂歌度日。所以他歸故鄉的念頭也就沒有了，而且回頭還有機會被大風吹到天上去。這些都是老實話，但也不免有點難乎為情，故他只好向自己開玩笑。題為「戲贈」，是表明自己的又高興而又不太高興。高興是樂得做了京官，不太高興是嫌官卑職小。

二、關於杜甫 第26節：杜甫的功名慾望(5)

事態是十分清楚的，表明著杜甫的挑肥選瘦，想做大官而不願意做小官，留戀都門生活而不願意去窮鄉僻境與民眾接近。但近代的研究者，卻在這個問題上也要挖空心思為杜甫辯護。有人說，縣尉這種地方官職是「鞭撻」老百姓的。高適曾經做過封丘縣尉，他在《封丘縣》一詩中自嘆：「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因此，他把縣尉拋棄了，轉入哥舒翰的幕府，杜甫有《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賀他，說「脫身簿尉中，始與棰楚辭」。據說，杜甫的不就河西尉也就是不願意去「鞭撻黎庶」，要永「與棰楚辭」。

又有人說，縣尉是肥缺。岑參有《送張子尉南海》詩，「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據說，杜甫的不就河西尉，也就是不願意去刮地皮。

遇有問題便替杜甫辯護，是煞費苦心的，深怕有損於「詩聖」或「人民詩人」的徽號。但可惜不能使人輕易信服。縣尉照例要「鞭撻」老百姓，但是誰叫你一定要「鞭撻」？縣尉照例可以刮地皮，但是誰叫你一定非刮不可？

管理兵甲器仗和門禁鎖鑰的差事也並不那麼光榮。兵甲器仗、宮闈倉庫等哪一樣不是從老百姓那裡聚斂來的？聚斂時有多少吏人能不用「鞭撻」？「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赴奉先縣詠懷》），這些很有光輝的詩句表明杜甫的認識很明確。況「兵甲」之類是殺人的武器，這些不在老百姓手裡的武器，而杜甫卻願去管理，他不見得就那麼心安理得。此其所以有《官定後戲贈》之作，不是在為自己解嘲，而是在向自己嘲笑了。

事實上，他的不就河西尉，不久之間是有些後悔的。《赴奉先縣詠懷》中有這樣的一節話：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

……

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

自己在埋怨，為什麼這樣「愚」，公然以稷契自比！到頭來一無所成。想到螻蛄和螞蟻都還有它們的巢穴，自己為什麼總希望學鯨魚，要在大海深處游泳？他分明是在責備自己所好太高而所鶩太遠了。

完全可以肯定，杜甫是有雄心壯志的人，他總想一鳴驚人，一舉而鵬程九萬里。但這種希望，他一輩子也沒有達到。很強的功名心不能落實，結果可以轉化為很強的虛榮心。杜甫也就為這種毛病所侵犯，他的虛榮心也十分驚人。他平生有三件得意事，幾乎使他可以抓到滿足功名心的希望，他始終認為是十分光榮的。

第一件是天寶十年獻《三大禮賦》，奉命待制集賢院。這和李白的待詔翰林相同，他和李白一樣在詩中常常誇耀這件事。

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

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往時文采動人主，今日饑寒趨路旁。

——《莫相疑行》

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裳。

——《壯遊》

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十二月一日三首》之一

蓬萊宮就是明光宮。「置醴地」是用西漢楚元王劉交敬禮穆生的故事，穆生不喝酒，每有宴集，楚元王要為他備甜酒（「置醴」），以示優遇。杜甫進獻了《三大禮賦》，儼然在以王者之師自居了。

第二件是至德二年初夏，杜甫由長安賊中潛投鳳翔，被肅宗朝廷任命為左拾遺。右拾遺屬於中書省，在皇帝左右盡拾遺補闕的責任。官雖然不大（只是七、八品的小官），卻是皇帝的「近臣」或「近侍」之臣，是可以向皇帝提意見的諫官。這比待制集賢院又高了不止一等了。

二、關於杜甫 第27節：杜甫的功名慾望(6)

微軀忝近臣，景從陪群公；登階捧玉冊，峨冕聆金鐘。

——《往在》

我昔近侍叨奉引。

——《憶昔二首》之一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

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

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

——《贈李八秘書別》

「中補右」系李八秘書的舊職，中書省右補闕的省稱；照此類推，則門下省左拾遺自可稱為「門拾左」了。「補闕」這個官名，從《大雅?烝民》「袞職有缺，惟仲山甫補之」而來。拾遺與補闕同是諫官，故言「同補袞」。（「袞」是天子的袞龍袍，不敢斥言天子，故以「袞」字代替。）拾遺和補闕，所用的印信是盤著螭龍的。天子出行時同陪「鳳輦」，天子祭祀時戴著高帽子，捧著「玉冊」贊禮。請看《往在》里的那幾句，把左拾遺的官樣，敘述得多麼神氣！

第三件是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嚴武第三次入蜀，再為東西川節度使。六月表奏杜甫為節度使署中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員外郎是從六品，這比七、八品的左拾遺又升了級。杜甫已經五十三歲了，他是相當滿意的。在這以後的詩中便屢屢提到他做了員外郎（省稱為「郎」或「省郎」、「台郎」、「郎官」）；「銀章」、「朱紱」、「紗帽」、「緋魚」，和他的詩筆糾纏著，似乎擺脫不掉。

（一）台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居然綰章紱。

——《客堂》

（二）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

——《西閣二首》之一

（三）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

——《秋日夔府詠懷》

（四）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

——《復愁十二首》之四

（五）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

——《復愁》十二首之十一

（六）素髪干垂領，銀章破在腰。

——《奉贈盧琚》

（七）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

——《晚登瀼上堂》

（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

——《夔府書懷》

（九）通籍恨多病，為郎忝薄游。

——《夜雨》

（十）為郎未為賤，其奈疾病攻！

——《贈蘇四徯》

差不多念念不忘自己是「員外郎」，這虛榮心的強烈也真是有點出人意外。無怪乎南宋詩人陸遊也提出了詰問。

功名不垂世，富貴但堪傷；底事杜陵老，時時矜省郎？

——《秋興》

杜甫如有知，對於這個詰問是難於回答的。

要之，杜甫的功名心很強，連虛榮心都發展到了可笑的程度。他不願意做小官，但在實際上他也缺少辦事務的才幹。他擔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期間很短，沒有留下什麼德政；由於安祿山叛變，長安淪陷，他的職務大約很快便被吹掉了。《夔府書懷》一詩的開頭兩句是：「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由不就河西尉直接連到安祿山的叛變，率府胄曹參軍一職根本沒有提到。可見為期很短，無話可說。

在左拾遺的任內，留下了一些歌詠宮廷生活的詩，那在目前看來是毫無價值的。不久，因疏救房琯，觸犯了肅宗的怒鱗，被罷為華州司功參軍，掌管地方上的文教祭祀等工作。這在他的宦途上是一大蹭蹬，比李白在天寶三年被賜金還山的待遇，還要冷落。他到了華州就職，一和案牘接觸，便大不耐煩，甚至光火了。有《早秋苦熱堆案相仍》一詩可證。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餐還不能。

二、關於杜甫 第28節：杜甫的功名慾望(7)

每愁夜中自足蠍，況乃秋後轉多蠅。

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腳踏層冰？

大詩人不耐煩做刀筆小吏的神態，寫得活現。天氣滿熱，飯都吃不下；晚上既多蠍子，秋後反而又多蒼蠅；真是要叫人發狂大叫了。公文堆滿案頭，不斷地來麻煩我。朝南望，華山上的青松橫躺在狹窄的山谷上，多麼自在呵！我恨不得打著赤腳去踏上深厚的堅冰呵！可以看出詩人是多麼不耐煩！

其實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不足一年，看來倒是很受到優待的。他秋間到了華州，冬天便遠赴洛陽，翌年三四月之交又才從洛陽回華州。在這次旅途中做了不少的詩，有名的《三吏》和《三別》便是在回華州時做的。他自己也承認過：「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峽中覽物》）。假如他是深受束縛，他不會有那樣大的自由和那麼多的雅興。但是，到了這一年的秋天，由於關輔地區饑饉，他索性摜掉了烏紗帽，自行離開了華州的職守。這也應該說是分外的自由了。

廣德元年杜甫在梓州時，曾被朝廷任命為京兆功曹參軍，殆由嚴武歸朝後所推舉，但因已定計出峽，不就。第二年三月嚴武再任東西川節度使，他折回成都，做了嚴武幕府中的參謀；在職僅半年光景便解職回草堂。據說是由於同幕府中年輕的人們不能相處，實際上同嚴武本人也有一定的矛盾。《莫相疑行》：「晚將末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赤霄行》：「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抵觸」；都是這時候做的詩。細玩辭句，是有上下級的關係存在，決不是單因為同僚間的不能相處。

在夔州主管過東屯百頃田，如果也是官職的話，他只有在這項任務上處理得相當勝任愉快，但也不安於此而買舟出峽了。在夔州，他在詩歌創作上也是豐收的。《峽中覽物》詩在「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之後，接下去也就是「巫峽忽如瞻華岳，蜀江猶似見黃河」——這也等於說：「曾為屯守趨三峽，憶在夔州詩興多」了。

杜甫畢竟只是詩人而不是政治家。作為政治家雖然沒有成功，但作為詩人他自己是感到滿足的。

二、關於杜甫 第29節：杜甫的宗教信仰(1)

杜甫的宗教信仰

杜甫曾經以「儒家」自命。舊時代的士大夫尊杜甫為「詩聖」，特別突出他的忠君思想，不用說也是把他敬仰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們，尤其在解放之後，又特彆強調杜甫的同情人民，認為他自比契稷，有「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懷抱，因而把他描繪為「人民詩人」，實際上也完全是儒家的面孔。其實杜甫對於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面他雖然不曾像李白那樣成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面他卻是禪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篤，一直到他的辭世之年。

關於宗教信仰這一方面的實際，完全為新舊研究家們所抹殺了。姑且把新近的見解，舉出一二例如下，以見一斑吧。有人說：「他（杜甫）和佛教沒有發生過因緣，王屋山、東蒙山的求仙訪道是暫時受了李白的影響」（馮至《杜甫傳》41頁），又有人說：「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領域中並不佔什麼地位，……在他的頭腦中，佛道思想只如『曇花一現』似的瞬息即逝，特別是佛家的思想。」（蕭滌非《杜甫研究》50頁）這些研究杜甫的專家們，對於杜甫現存的詩文，是否全體通讀過，實在是一個疑問。

我現在想讓杜甫自己來反駁他們的主觀臆斷。

先從道教說起吧。杜甫在天寶三年（744）和李白相識以前，早就有求仙訪道的志願和實踐了。晚年的回憶詩《壯遊》裡面有這樣幾句：「東下姑蘇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這是說他在開元十九年（731）二十歲時南遊吳越，已準備浮海，去尋海上的仙山——扶桑三島。這願望沒有具體實現，直到晚年都還視為「遺恨」。這難道是「暫時受了李白的影響」嗎？

他快要去世的一年，在湖南境內做的一首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注家多認為是杜甫的絕筆，雖然並不是那樣，但離死期已經不遠了。那詩的最後四句是：

葛洪屍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

他相信煉丹修道的葛洪（抱朴子）八十一歲死時一定是「屍解」了。葛洪煉就了金丹，因而成了仙，而他自己丹砂沒有煉成，成仙無望，故不得不痛哭流涕，像霖雨一樣，淚下不止。請看他對於神仙的信仰是怎樣堅定！許靖是另外一回事，《三國志?蜀書》中有傳。他是一位「先人後己」的人，曾避難交趾，親屬死亡幾盡；後入蜀，做到劉備的太傅兼司空，諸葛亮也特別尊敬他。杜甫詩中提到許靖，是說他安排「家事」難得像許靖那樣周到；再就是許靖終於入蜀任職，自己則在功名方面也一事「無成」，故也成為「涕霖」的一種因素。這四句詩是說自己出世入世都沒有成功，因而使他傷心。除去入世的一面，他相信煉丹服藥可以成仙是至死不變的。這一層信念的堅定，超過了身為道士的李白。李白在去世前從迷信中覺醒了，而杜甫則一直沒有覺醒，這是值得注意的。

如上所述，可知杜甫的求仙訪道早在與李白相遇之前，而他迷信道教，至死不變，更篤於李白。或許有人還難於相信，以為證據不夠充分吧。那我就不怕讀者厭煩，要把這方面的證據再舉出一些。

杜甫早年的詩作，遺留下來很有限，和李白相遇以前的詩中，如《題張氏隱居二首》之第一首，《已上人茅齋》，《臨邑苦雨，黃河泛濫》等詩中都含孕著道家的氣息，請讀者就原詩去領略。在與李白相遇以後，最早《贈李白》一詩中敘述到兩人對於道教的關係：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膻，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葯資，山林跡如掃。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

這裡也說明在與李白相遇之前自己早有意於求仙訪道，但所「苦」的是缺乏辦「大葯」的資本。「大葯」是什麼呢？就是要從水銀礦的丹砂中提煉出金丹，服食了便可以成為仙人，長生不死，遨遊太清。兩人相遇之後，深感志同道合，杜甫想煉「大葯」，李白想「拾瑤草」。「瑤草」又是什麼呢？「瑤草」就是靈芝草。這東西，道家者流認為服食了可以延年益壽，但要採訪到手是不容易的。對於靈芝，也同對於丹砂一樣，杜甫一生中都在追求，在他的詩裡面留下了一連串的追求腳印，從青年時代一直到老。

（一）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二）存想青龍秘，騎行白鹿馴。……

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

——《寄張山人彪》

（三）丈人祠西佳氣濃，緣雲擬住最高峰。

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

——《丈人山》

（四）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

幸君因估客，時寄錦官城。

——《送段功曹歸廣州》

（五）遠慚勾漏令「勾漏令」即指葛洪。葛洪曾求為勾漏縣令，以便於向交趾採集丹砂。其地在廣西的東南部，離越南不很遠。——作者注，不得問丹砂。

——《為農》

（六）本無丹灶術，那免白頭翁！

——《陪章留後宴南樓》

（七）衰顏欲赴紫金丹。

——《赴成都草堂五首》之四

（八）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

二、關於杜甫 第30節：杜甫的宗教信仰(2)

——《遊子》

（九）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群。

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

——《觀李固山水圖三首》之二

（十）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

豪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

——《西閣二首》之二

（十一）奼女縈新裹，丹砂冷舊秤。……

養生終自惜，伐叛必全懲！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

（十二）豈辭青鞋胝？悵望金匕葯。……

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

——《昔游》

（十三）秘訣隱文須內教，晚歲何功使願果？

更討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柁。

——《憶昔行》

（十四）往與惠詢輩「惠詢輩」：晉代名僧惠遠與道家許詢，藉此二人以代表釋道兩家的道友。——作者注，中年滄洲期。

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

咽漱元和津，所思煙霞微。

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

——《幽人》

（十五）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

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鰲。

或驂鸞騰天，聊作鶴鳴皋。

——《送重表侄王評事使南海》

以上舉了十好幾例，基本上是按著年代先後敘列的，可以看出杜甫從年輕時分一直到他臨終，都在憧憬葛洪、王喬，討尋丹砂、靈芝，想騎白鶴、跨鯨鰲、訪勾漏、遊仙島。他是非常虔誠的，甚至於想成為徹底的禁欲主義者（「伐叛必全懲」）。由於辦不到，他埋怨妻子的牽連、家事的累贅，在臨終時公然涕泗滂沱。這怎麼能夠說是「暫時受了李白的影響」，有如「曇花一現」呢？

如果一定要說是受了影響，那倒可以更正確地說：李白和杜甫的求仙訪道，都是受了時代的影響。不要忘記，唐朝的統治者姓李，他們把老子李耳（所謂「李老君」）奉為鼻祖，在極力推崇道教。特別是唐玄宗李隆基，他更是迷信神仙符籙的胡塗大仙，他的尊號是「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不已經就「玄之又玄」了嗎？生在這樣時代的士大夫階層，無論是想做官或想出世，都不能不受時代思潮的影響。不僅李白和杜甫而已，所有盛唐的詩人如王維、高適、岑參等等，都有同樣的傾向。更不僅是詩人，當時的畫家、音樂家、舞蹈家也都受了同樣的影響。所謂《霓裳羽衣曲》難道不就是求仙訪道思想的音樂化或舞蹈化嗎？

杜甫是淑世心切的人，以契稷自比，想拯濟天下蒼生，但朝廷既重視道教，即使不是出於信仰的虔誠，你也非歌頌道教不可。不要忘記，杜甫在天寶十年（751）曾經奏獻《三大禮賦》，一時受到唐玄宗的欣賞，杜甫也視以為無上的光榮。在他的詩裡面屢屢提到他所認為光榮的這件往事。

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

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莫相疑行》

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裳。

——《壯遊》

這是多麼得意呀！因此，他很在自負：「賦或似相如」（《酬高使君適相贈》），「賦料揚雄敵」（《奉贈韋左丞》），他的《賦》可以和司馬相如、揚雄抗衡，所指的主要就是這《三大禮賦》了。

《三大禮賦》到底是怎樣的性質呢？都是十足地歌頌道教的東西，今天讀起來，實在令人難受。

早在天寶九年十月，大騙子太白山人王玄翼向唐玄宗李隆基說，他看到了「玄元皇帝」，「玄元皇帝」親自告訴他，在寶仙洞里有《妙寶真符》。李隆基派遣大臣去尋找這項《真符》，果然找到了。於是便朝獻太清宮，並朝享太廟，合祭天地於南郊。杜甫「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於是便呈獻了《朝獻太清宮賦》，同時又呈獻了《朝享太廟賦》和《有事於南郊賦》。這就是所謂《三大禮賦》。作賦的靈感是從騙子道士太白山人王玄翼那裡得來的，杜甫的研究家們似乎把這事完全丟在腦後了。

二、關於杜甫 第31節：杜甫的宗教信仰(3)

儘管是令人難受的陳腐文字，為了把問題弄清楚，不能不加以探討。姑且把《朝獻太清宮賦》作為一個解剖的對象吧。

什麼是「太清宮」？那是西京長安崇祀老子的地方。唐高祖李淵既尊老子為鼻祖，高宗李治以乾封元年（666）更尊稱之為「玄元皇帝」。玄宗天寶二年又上尊號為「太聖祖」。依據道教的說法，有所謂「三清」，即「聖（人）登玉清，真（人）登上清，仙（人）登太清。太清有太極宮殿」（《太真經》）。老子是至上的仙人，所以崇祀他的地方便稱為「太清宮」。但在東都洛陽的老君廟，則別稱為「太微宮」。兩者都是當時至高無上的神廟。

杜甫在《太清宮賦》中大捧而特捧其「天師張道陵」，說什麼「列聖有差，夫子（孔丘）聞斯於老氏」。以契稷自比的聖人之徒，為了諂媚皇家，在這裡降身為張道陵的小徒孫子了。我們要知道，在唐時老子的地位是在孔子之上的。老子是「玄元皇帝」，孔子則只封為「文宣王」，在初只是配享周公旦的。杜甫於老子與孔子有所軒輊，這也是時代使然。

當然，我們也不要忘記，在《朝享太廟賦》裡面也有譏刺方士的話：「孝武之淫祀相仍，方士奮其威稜，以輕舉憑虛。」注家認為，是借漢武帝來對唐玄宗進行譎諫。其實這又是另一種方式的投機。開元初年在姚崇、宋璟的影響之下，曾經有過一段時期排斥佛老。例如，開元二年沙汰（淘汰）僧尼，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禁止創建佛寺，命令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又如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謂「仙者憑虛之論也，賢者濟理（治）之具也」。當年並曾禁州縣更獻祥瑞。杜甫是有意投這個已成往事的舊機，稱頌唐玄宗是遠遠超過了漢武帝的。

杜甫還有一首長詩，《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也就是朝拜太微宮。這是天寶八年（749）在洛陽做的，和《朝獻太清宮賦》是相為表裡的作品。詩寫得很莊重，杜甫是費了大力氣的。在詩里，他譴責了司馬遷，推崇了唐玄宗。「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上一句就是說：司馬遷的《史記》把孔子的傳記列為《世家》，而把老子僅與莊周、申不害、韓非同入一《列傳》，尊孔子而貶老子，這是遺憾。下一句是說：唐玄宗為老子《道德經》作注，傳遍於天下。

關於《史記》的篇次，唐玄宗在開元二十三年曾經作過一次篡改。他從《老莊申韓列傳第三》中，把《老莊列傳》剔出，與《伯夷叔齊列傳第一》相合，作為《老莊伯夷叔齊列傳第一》。現存張守節《史記正義》本便還保留著這種篇次。但照杜甫的詩看來，李隆基的篡改，做得還不夠徹底。他應該把《老子列傳》提升為世家，或者和《孔子世家》合併而為《老子孔子世家》。甚至提升為本紀，率性與帝王同列。這樣才可以補救司馬遷所留下的遺憾。

太微宮裡面有壁畫，是名畫家吳道子的手筆，畫著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即所謂「五聖」，附有千官的行列。杜甫大力讚揚了壁畫的氣魄，說它氣象森羅，轉移著大地的心軸，筆意超妙，動搖著神廟的宮牆。杜甫懷著一片的虔誠，竟想留在神廟裡當一名掌管香火的執事。「穀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這是詩末的最後兩句。「穀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是老子《道德經》裡面的一章《道德經》第六章。——編者注。這裡在「穀神不死」之中加了一個「如」字，是「儼如」的如，而不是「假如」的如，也就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的如。加添一個「如」字，正表明杜甫的畢恭畢敬。這首詩，竟有人說是「對於玄宗過分地推崇道教表示不滿」（馮至《杜甫傳》46頁），這樣替杜甫護短，未免過於滑稽了。

二、關於杜甫 第32節：杜甫的宗教信仰(4)

杜甫還有一篇特別古怪的文章，《前殿中侍御史柳公（涉）紫微仙閣畫太乙天尊圖文》。假託一個「石鱉老」和「三洞弟子」的對話，談得玄之又玄、神乎其神，一個石鱉老儼然像一個老道士。文中有「今聖主誅干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注家以為「當是乾元初回京後所作」。肅宗乾元元年（758），杜甫四十七歲，那樣的怪文章，像道士的疏薦文，虧他做了出來，而且保留下來了。對於《莊子》讀得很熟，但參加進了一些「仙官、鬼官」，「四司五帝」，「北闕帝君」，「龍虎日月之君」，「北斗削死，南斗注生」等等貨色，杜甫的道家面貌完全暴露無遺了。

要之，杜甫對於道教有很深厚的因緣。他雖然不曾像李白那樣，領受道籙成為真正的道士，但他信仰的虔誠卻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求仙訪道的志願，對於丹砂和靈芝的迷信，由壯到老，與年俱進，至死不衰。無論怎麼說，萬萬不能認為，「暫時受了李白的影響」，有如「曇花一現」的。

其次說到杜甫的信仰佛教。

杜甫不僅信仰道教，而且還信仰佛教。這也是時代潮流的影響。唐代帝室儘管推崇老子，但自南北朝以來日益興盛的佛教，特別經過武則天的扶植，確實達到了發展的最高峰。就以唐玄宗李隆基為例吧，他注了《孝經》，注了《道德經》，同時又注了《金剛經》，儒釋道三家，在他看來，是三位一體。在這樣一個時代的士大夫階層，要想不受佛教的影響，那是很難辦到的。因此，說「杜甫和佛教沒有發生過因緣」，那完全是可笑的主觀臆斷。還是讓杜甫自己來進行反駁吧。

一般編年體的杜甫詩集，大都把《游龍門奉先寺》列為第一首，注家認為詩作於開元二十四年（736）杜甫游東都洛陽時，當年杜甫二十五歲。這要算是早期的作品了。請看詩的內容吧：

已從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

天闕象緯逼「天闕」即指伊闕龍門，言高與天逼。有人改「闕」字為「闚」，非是。——作者注，雲卧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流露出這樣深厚的宗教情緒，怎麼能夠說「和佛教沒有發生過因緣」呢？

龍門奉先寺是武則天捐助脂粉錢二萬貫，在唐高宗調露元年（679）開鑿創建的。所謂「寺」，在目前已經沒有了，但是石窟和佛象保存得相當完好，是龍門一帶最大的石窟，佛像雄偉。一九五九年我曾經去遊覽過，我能夠欣賞那雕刻藝術的傑出，但如杜甫所感受到的宗教情緒，我卻絲毫也沒有感受到。這也就是由於時代不同、意識不同的原故了。「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在這裡不是蘊含著充分的「禪味」嗎？「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簡直像一個和尚在做詩了。

事實上杜甫是一位禪宗信徒，有詩為證。

許生五台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

在這首《夜聽許十一誦詩》一詩中他交代得很明白。「白業」是佛教用語，據《翻譯名義集》，「十使十惡，此屬乎罪，名為黑業。五戒十善，四禪四定，此屬於善，名為白業。」「石壁」，注家以為是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高僧）曇鸞，大通中游江南，還魏後移駐玄中寺，今號鸞公岩」云云（見《續高僧傳》）；但我懷疑就是禪宗始祖達摩面壁的故事。「粲可」是璨與慧可，《唐書?神秀傳》：「達摩傳慧可，慧可嘗斷其左臂以求其法。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是神秀與慧能的師傅，神秀為北宗，慧能為南宗。北宗以普寂為第七祖，曾盛極一時。開元中，慧能弟子神會入東都，住荷澤寺，面抗北祖，大播曹溪頓門，把普寂的門徒們爭取過去了。

二、關於杜甫 第33節：杜甫的宗教信仰(5)

杜甫集中最長的一首詩《秋日夔府詠懷》，五言百韻，長達一千字。其中也敘述到他和禪宗的關係。

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

關於「雙峰寺」與「七祖」的說明，注家之間有所爭論。一說「雙峰寺」是指北宗。《神秀傳》云：「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為東山法門。」東山寺在蘄州（今湖北蘄春縣）雙峰山。故「雙峰寺」當指北宗，北宗以普寂為「七祖」。但南宗的發祥地也可稱為「雙峰寺」。《寶林傳》云：「慧能大師傳法衣在曹溪（廣東曲江縣東南）寶林寺，寶林後枕雙峰。咸淳中，魏武帝玄孫曹叔良住雙峰山寶林寺，人呼為雙峰曹侯溪。」南宗的「七祖」則是荷澤神會，神會雖於德宗時始正式立為「七祖」，但在肅宗時已召入宮中供養，是事實上的南宗七祖。杜甫詩中的「雙峰寺」和「七祖」究竟何所指呢？《秋日夔府詠懷》一詩作於唐代宗大曆二年（767），於時北宗已早衰，詩中的「雙峰寺」指曹溪寶林寺，「七祖」指荷澤神會，是毫無疑問的。因而杜甫是南宗的信徒也是毫無疑問的。

正因為這樣，杜甫在同一詩的煞尾處還把自己對佛道二教的信仰作了一番比較。兩者他都是信仰的，但他認為求佛近而求仙遠，成佛易而成仙難，因而他有意於舍遠求近、避難就易。這也就是說，他是更傾向於信仰佛教了。這是他的晚年定論，我們不能加以忽視。為了把問題徹底闡述清楚，不妨把《秋日夔府詠懷》的結尾幾句，仔細地作一番解釋。

本自依迦葉，何曾籍偓佺？爐峰生轉盼，橘井尚高褰。

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跕鳶。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

顧愷丹青列，頭陀琬琰鐫。眾香深暗暗，幾地肅芊芊。

勇猛為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

用典太多，詩意十分晦澀，但大體上是可以了解的。杜甫承認他自己是真正的佛教信徒（「本自依迦葉」——迦葉是佛教三十五祖之首）；雖然也信仰道教，但並沒有入道籍（「何曾籍偓佺」——偓佺是能飛行的仙人，代表道家）。「爐峰」即指廬山香爐峰，晉代名僧惠遠居東林寺，所藏南北翻譯的佛經最多，白居易《東林寺經藏西廊記》云：「一切經典，盡在於是。」故「爐峰生轉盼」喻言佛教的凈土近在咫尺。「橘井」則切道教而言，《神仙傳》：蘇耽將仙游，辭其母，謂「明年天下將大疫，庭邊井水、檐邊橘樹，可以代養」。屆時患者飲井水，食

橘葉而愈。故「橘井尚高褰」喻言道教的修積，還高不可攀。

「東走窮歸鶴」是用丁令威的故事。丁令威是遼東人，學道化為鶴，飛回遼東，集於城門華表。有少年彎弓射之，翱翔於空中而歌：「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累累！」沖霄而飛逝。仙人遠在遼東，而且仙鶴一去不復返了。

「南征盡跕鳶」是馬援的故事。馬援征伐交趾，謂其僚屬：「我在浪泊西裡間，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後漢書?馬援傳》。——編者注這一典故用到這裡十分勉強，與馬援的事迹無關，只是取其有關產丹砂的交趾而已。丹砂是修仙煉丹的人所依賴的原料，據說交趾所產最好，但要到交趾去採集，豈不是為道太遠？

因此，「東走」、「南征」都不是路，不要外求，更不要遠求，最好回到自己的心境上來。極樂不在遠，此心即是佛。故接著說：「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所謂「妙教」就是指禪宗的道理，特別是南宗頓門，不立言說，見性成佛。由外求轉入內省，由飛仙轉入成佛，這樣認真地實踐到底，便可以堵塞了以前走錯了的道路。

二、關於杜甫 第34節：杜甫的宗教信仰(6)

顧愷之在瓦官寺所畫的維摩詰壁畫是很有名的。王簡棲所做的《頭陀寺碑文》，碑在鄂州，文詞巧麗，為世所重。有好些廟宇，人為的香煙弄得昏昏暗暗；庭園的草木長得森森芊芊。神氣儼然，但都是求諸跡象，執空無而為實有。這些也都屬於「前愆」之列，是前人走錯了的道路。看來，杜甫到晚年也好像徹底大悟了，所以他要「勇猛為心極，清羸任體孱」。內心要徹底掃除煩惱，身體即使衰老殘廢也滿不在乎，好像他自己也可以做到像慧可那樣斷臂而求法了。

當然，杜甫在實際上並沒有做到，末尾兩句正是對自己的批評。「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就是說自己雖然知道，並沒有做到；眼睛雖然用「金篦」（喻佛理，見《涅盤經》）刮過，仍然還有內障，把鏡內的虛象看得太認真，仍然是執空無而為實有。這自我批評倒是滿老實的，他在苦心慘淡地做五言百韻的排律詩，大立言說，實際上和顧愷之的丹青、王簡棲的碑文，同一是人為的香煙、多餘的花草。

然而杜甫是一位禪宗信徒，是毫無疑問的。

由上可見，杜甫和佛教的因緣很深，決不是什麼「曇花一現似的瞬息即逝」。同樣為了避免孤證單行的譴責，我要再多引些證據在下邊。

（一）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之四（二）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

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贈蜀僧閭丘師兄》

（三）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和裴迪登新津寺》

（四）客愁全為解，舍此復何之？

——《後游（修覺寺）》

（五）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

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

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

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

——《謁文公上方》

（六）庾信哀雖久，周顒好不忘。

白牛車遠近，且欲上慈航。

——《上兜率寺》

（七）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

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

——《望兜率寺》

（八）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

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望牛頭寺》他一輩子所嗜好的「酒」同時把他「污」了。所以他很想出家，但是又丟不下妻子。這些零碎摘錄出的詩句所表現的一貫的情趣，和《秋日夔府書懷》中的心境，是完全合拍的。他為了極端信佛，連長沙嶽麓山的大小和尚都被看成大海里的明珠。（「僧寶人人滄海珠」，釋家以佛、法、僧為「三寶」，僧是「三寶」之一，故稱「僧寶」。）他屢次說他想學周顒，周顒是何許人呢？據《南史》本傳，此人是南朝宋齊間人，「音詞辯麗，長於佛理，……兼善《老》《易》」，「清貧寡慾，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杜甫想學他，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他實在想拋妻別子，但又割捨不得。杜甫曾經有詩譏評過陶淵明，說「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遣興五首》之三）其實他比陶淵明還要關心他的妻子。

以上我就杜甫的詩文來證明了他相信道教，也相信佛教。比較起來，他信佛深於信道。他是禪宗的信徒，相信明心見性，不立言說。「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方丈」就是方壺，海上三神山之一；「玄圃」在昆崙山上；兩處都是神仙所居。兩句詩的意義就是說：求仙既費事，而且毫無把握。所以他寧願就在嶽麓山道林寺附近築一間小茅房（「誅茅」）住下來，當個老和尚了。這就是想實現「爐峰生轉盼」——西天近在咫尺的擬想中的實踐，但是，沒有辦到。

很明顯，杜甫的精神面貌，在他辭世前的幾年，特別傾向於佛教信仰。他雖然沒有落髮為僧，看他的情緒似乎比所謂「僧寶」還要虔誠。「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的老詩人，與其稱之為「詩聖」，倒寧可稱之為「詩佛」；難道不更妥當嗎？

二、關於杜甫 第35節：杜甫嗜酒終身(1)

杜甫嗜酒終身

詩人和酒，往往要發生密切的聯繫。李白嗜酒，自稱「酒中仙」，是有名的；但杜甫的嗜酒實不亞於李白。我曾經就杜甫現存的詩和文一千四百多首中作了一個初步的統計，凡說到飲酒上來的共有三百首，為百分之二十一強。作為一個對照，我也把李白現存的詩和文一千五十首作了一個初步的統計，說到飲酒上來的有一百七十首，為百分之十六強。當然，不能僅僅根據這樣的統計而得出結論，說杜甫的嗜酒還甚於李白。李白的詩文，遺失的比杜甫更多：李陽冰《草堂集序》謂李白在安史之難以來的八年間「著述十喪其九」，其後雖然屢經補輯，但散佚依然是不會少的。

因此，要肯定杜甫嗜酒不亞於李白，還應該從杜甫詩中去找進一步的證據。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

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

——《壯遊》

請看，這是杜甫的自白。十四五歲時他已經是位酒豪了！因此，到了壯年時期，他和李白與高適相遇，同游梁宋齊魯，一同飲酒賦詩、打獵訪古，氣味十分相投。高李死後，杜甫有《昔游》《遣懷》二詩反覆追懷，其情甚哀，愈令人想見當年浪遊的豪邁。

李白和杜甫，他們兩人那時候是特別情投意合的。他們有酒同醉，有被同共，有手同攜，有景同登臨，似乎比起一般的兄弟來還要親熱。

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

這是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詩中的幾句，正是他們在山東一帶漫遊的時候，他們是多麼親熱呵！

杜甫有《贈李白》七絕一首，大約是和《同尋范隱居》一首同時做的。但這首詩一向被人們誤解得很厲害。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一般的研究家們都認為杜甫在規戒李白。大家都知道李白好仙，故「丹砂葛洪」句是指李白;李白好酒，故「痛飲狂歌」句是指李白；李白好任俠，故「飛揚跋扈」句也是指李白。因此，不久前還有人在說，這詩是「李白一生小像」。這才真是片面的見解。人們不僅看漏了第一句中的「相」字，而且對於杜甫的真相根本沒有明確的了解。實際上杜甫是同樣好仙，同樣好酒，同樣「痛飲狂歌」，同樣「飛揚跋扈」的。

要說杜甫也「飛揚跋扈」，或許有人要特別反對。但請實事求是地來看看問題吧。杜甫自稱「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請問，這是不是「飛揚跋扈」？杜甫有一首詩叫《今夕行》，敘述他在咸陽客舍無事可做，敞開衣服和旅客們一道賭博，「憑陵大叫呼五白」，自稱為「英雄」，要像南朝劉毅那樣「家無儋石輸百萬」；請問，這是不是「飛揚跋扈」？杜甫自己是承認的，他自稱為「狂夫」，而且到了老來他還在說：「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可見杜甫並不自以為是文質彬彬的聖人君子。因此，《贈李白》那首七絕，決不是「李白一生小像」，而是李白與杜甫的雙人合像。

二、關於杜甫 第36節：杜甫嗜酒終身(2)

其次，廣文館博士鄭虔，是杜甫的另一位酒友——不，不是友，而是「師」。請讀那首慷慨激昂的《醉時歌》吧，詩題下原注「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諸公袞袞登台省，廣文先生官獨冷。

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

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

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

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

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檐花落。

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

相如逸才親滌器，子云識字終投閣。

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

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

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這是天寶十二年（753）潦倒在長安時做的，時年四十二歲。痛快淋漓，彷彿在讀李白的作品。請看他對於鄭虔是如何敬佩，對於「痛飲」是如何傾倒！

這位鄭虔，倒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老「博士」。他能詩，能畫，會寫字，會彈琴，而又是星曆家、醫藥學家、兵法家。他最有趣的是飯吃不飽偏好喝酒，沒有錢便向朋友討錢去喝。好朋友蘇源明便是他討錢的對象，「賴有蘇司業，時時乞（給）酒錢。」（《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酒後愛向天彈琴（「嗜酒益疏放，彈琴視天壤」，見《八哀詩》之七），又常常自稱為「老畫師」（「酒後常稱老畫師」，見《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缺為面別，情見於詩》）。

這位先生在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叛變時，陷沒在洛陽。後來逃回了長安，但仍然被謫貶為台州司戶參軍，以廣德二年（764）卒於台州（浙江臨海縣）。杜甫既尊敬他，也同情他。死後有詩哀悼，認為從此天下沒有文章了。（「文章掃地無」，見《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蘇少監即蘇源明，與鄭虔同年去世。）杜甫還在長詩《八哀詩》中加以哀悼，鄭與蘇是和李光弼、張九齡等人被同等看待的。

其後肅宗乾元元年（758），在長安任左抬遺，杜甫也並沒有因官居諫職而停止好酒。《曲江二首》之二是最真實的紀錄。詩是七律，只切取其前四句如下：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這和李白的「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歌》），有什麼不同呢？不同之處，僅僅是浪漫與寫實有所偏重而已。每天都要質當衣服來喝酒，而且要喝到「盡醉」。沒有衣服進當時，便賒債，而且處處都有「酒債」。酒太喝多了，不傷身體嗎？顧不了那麼多，反正人活到七十歲是很少有的。杜老實在是拚命在喝酒——說他「拚命」，一點也不誇大，這是他自己的說法。另有《曲江對酒》一首是同時之作，中有這樣的兩句：

縱飲久拼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

為了要「縱飲」，便不惜拋開職務——「懶朝」。虛應故事，上朝應卯，有什麼用？別人看不起，只有那麼回事。和世道合不來，倒是千真萬確的。

在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

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

——《陪章留後侍御（彝）宴南樓》

以上是在梓州時的詩。

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

——《寄薛三郎中據》

以上是在夔州時的詩。蘇即蘇源明，鄭即鄭虔，杜甫說他們去世之後，自己依然在認真好酒。

特別是在夔州，有一首詩活畫出了杜甫好酒的情況，也活畫出了一個真正的杜甫。詩的題名是《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七言，凡十四韻。那時杜甫已經五十六歲了。這位老詩人本來是一位騎馬的能手。他也喜歡馬，詩集中歌頌駿馬或哀憐老馬的詩屢見。有一天，夔州刺史柏茂琳招宴，他騎馬醉歸。從白帝城跑下瞿唐，「低身直下八千尺」，使路旁的白堊粉牆像電閃一樣急轉。他因為有本領，滿不在乎，把馬鞭垂在手上，不提韁繩，放馬飛跑。馬跑得來渾身是汗，雄猛難當。詩人自己很得意：「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我這個白髮老人一向是使萬人駭目的，我自己有本領，年輕時就能騎馬射箭了。」——這倒不是虛誇，他曾同李白、高適一道騎馬打獵，有詩紀其事。）但哪料得馬失前蹄，一下把他摔下鞍來，跌傷了，在寓里睡在床上養傷。就在這時候，朋友們來慰問他。詩人拄著拐杖，還由童僕攙扶著起來應酬。慰問者是攜帶著酒肉來的，於是賓主都開口大笑，相互提攜，在一道流瀉著清泉的溪邊，席地而坐，開懷痛飲。

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

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淥。

好不痛快！又有酒，又有肉，酒罈酒罐，肉盤肉串，堆積得如山如巒。還有琵琶和羌笛的合奏，大叫大喊，乾杯乾杯！太陽西斜了，哪用管它！詩人完全忘記了自己受了傷，而且對於別人的關心還認為是多事呢。

二、關於杜甫 第39節：杜甫嗜酒終身(5)

當時處處多白酒，牛肉如令家家有。

飲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無飽死？

作偽者加以揣測，以為杜甫是在水中淹死的，他和屈原、李白一樣，「 三賢所歸同一水」。杜甫死後，「朝廷」追問，聶令便偽造了一座假墳，並詭稱杜甫死於牛酒，以蒙蔽上方。這樣便使杜甫受了誣枉：「墳空飫死已傳聞，千古醜聲竟誰洗？」詩為韓愈集中所不載，風格不類。李白死於腐脅疾，不死於水，韓愈也不會不知道。故該詩斷然不是韓愈做的，估計是五代或北宋的人所假託。

又有李觀的《杜拾遺補傳》，和這首詩的說法大抵相同，但卻在一處大鬧笑話。《補傳》里說：「江水暴漲，（子美）為驚湍漂沒，其屍不知落於何處。洎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天下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牛肉白酒脹飫而死，葬於此矣。以此事聞」云云。文章非常可笑。唐玄宗死於寶應元年（762），杜甫死於大曆五年（770），玄宗之死，早於杜甫有八年之久！李觀如果是唐人，唐人有兩李觀。一與杜甫同時，官終於檢校工部尚書。一與韓愈同時，乃李華之從子，貞元進士，年二十九卒，為文不襲前人，與韓愈不相上下。無論是前一李觀，或後一李觀，都不至於這樣胡塗，連唐玄宗死在杜甫之前都貿貿然無所知。《補傳》也是假託是毫無疑問的。

儘管韓愈的詩、李觀的《補傳》都是假託，但新舊研究家們卻一致傾向於否認鄭處誨和新舊《唐書》的紀載，力辨杜甫不死於牛酒。在這裡對於懷疑派有一個彷彿可靠的根據，便是元稹的《杜君（甫）墓系銘》。《墓系銘》中說「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沒，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文中沒有提到死於牛酒，可見真是出於虛構了。

然而元稹的《墓系銘》非常簡略，它沒有說到杜甫的死因。所謂「扁舟下荊楚間」是說他由夔門東下；如果不是東下，則應該說作「北上」，然而不是這樣。所謂「旅殯岳陽」，安知不是宗武由耒陽啟發其父的屍骨，僅運至於岳陽而自己病沒，因而暫殯。而且「旅殯岳陽」的應該還有楊氏夫人的屍骨以及宗武的屍骨，這些在《墓系銘》中都被省略了。杜甫的長子宗文也沒有下落。（可能在杜甫出峽時，留在了四川，不則也當死於湖南境內。）因此，元稹的文章並不能作為堅強的反證。

其實死於牛酒，並不是不可能。不過不是「飫死」，或「飽飫而死」，而是由於中毒。聶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當多，杜甫一次沒有吃完。時在暑天，冷藏得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後二十四小時至二十八小時初生之毒最為劇烈，使人神經麻痹、心臟惡化而致死。加以又有白酒促進毒素在血液中的循環，而杜甫的身體本來是在半身不遂的狀況中，他還有糖尿病和肺病，腐肉中毒致死不是不可能，而是完全有可能的。

腐肉中毒而死，是杜甫的不幸，但並不是什麼侮辱，也不是什麼醜化。為了美化杜甫之死，而把那位「義士烈女」的後人武斷地判定為壞人，倒是有點不公平的。

為了美化杜甫之死，人們還煞費苦心地從杜甫詩作中造內證。一般編年體的《杜甫詩集》，大率在耒陽一詩之後還有所收輯，多至五、六首，表明杜甫不是死於耒陽，亦即不是死於牛酒。為了把事實弄清楚，有必要加以檢討。今舉仇兆鰲《杜少陵集詳註》以為例。

二、關於杜甫 第40節：杜甫嗜酒終身(6)

仇氏集本在耒陽詩之後還收有六首詩：（一）《回棹》，（二）《過洞庭湖》，（三）《登舟將適漢陽》，（四）《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慕府親友》，（五）《長沙送李十一銜》，（六）《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據這六首詩看來，編者的意向是很明了的，即杜甫最後決心北歸，離開耒陽而下洞庭，結果在未到岳陽之前死於途中。以「三十六韻」的長詩殿尾，意在證明詩人的超凡入聖，在臨死之前都還能做出那樣的長詩。但仔細研究起來，都成問題。

（一）《回棹》：這一首的編次早有爭論。黃鶴以為「舊編大曆五年作，然詩中不言臧玠之亂（案在大曆五年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了觀察使崔瓘），當是四年至衡州，畏熱，將回棹，欲歸襄陽，不果，而竟留於潭（長沙）也」。這說法是對的。詩中明言「火雲滋垢膩」，又回憶襄陽峴山的涼爽，顯然是在盛夏或早秋時所作。如果作於大曆五年，何以像臧玠之變的那樣大事，詩中毫不涉及？但仇兆鰲反對黃鶴的說法，依舊編於大曆五年。仇云：「杜詩凡紀行之作，其次第皆歷然分明，不當以欲行未果之事載之詩集。」其實杜甫詩集中正有「欲行未果之事」的編載。例如在四川梓州作的《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那時連餞行酒都吃了，因嚴武第三次入蜀，再任東西川節度使，杜甫沒有走成，率性又回到成都。仇兆鰲是研注杜甫的專家，這首詩被編入他的《詳註》第十二卷，請問：何以又「以欲行未果之事載之詩集」？

（二）《過洞庭湖》：這首詩最成問題，根本不是杜甫的詩。潘子真《詩話》：「元豐中有人得此詩，刻於洞庭湖中，不載名氏。以示（黃）山谷，山谷曰：此子美作也，今蜀本收入。」蜀本究何所依據，是大成問題的。原詩是五律，不長，不妨把它抄在下邊：

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砂。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

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由「破浪南風正」而言，的確是在向北走。時令是在夏天，故下句又言「畏日」，即夏日可畏。如果真是杜甫的詩，則應該是北上過洞庭湖之作，故可編於大曆五年。但詩所表現的是壯年得意者的情趣，特別是末聯：「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或作「雲山千萬疊，低處上星槎」，兩種句子都表示出作者的心情舒暢，前程萬里，得意十分，和貧病交迫的杜甫晚年情趣大有天淵的距離。然而仇兆鰲認為「此詩之精練，非公斷不能作」。徹底武斷，毫無道理。而且與下列數詩的時令互相抵觸，在編列次第上不知道他如何能心安理得？

（三）《登舟將適漢陽》：此詩，黃鶴也認為「作於大曆四年之秋，欲登舟而不果行」。仇兆鰲斥為「無據」，而他所據的卻只是「王彥輔、鄭昂、魯皆謂作於大曆五年之秋」。這樣採取多數決是可笑的。據我看來，黃鶴的說法倒不是「無據」，而是有據。詩中同樣不言臧玠之亂，而卻言「中原戎馬盛」，是指回紇、吐蕃之擾攘。又有句雲「秋帆催客歸」，與《回棹》當是同時之作，略有先後而已。

（四）《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這首詩，黃鶴的見解卻和王彥輔相同，以為作於大曆五年秋。詩意的衰颯確是老杜所作，與無名氏的《過洞庭湖》恰成對比。這倒可藉以證明《過洞庭湖》決不是杜甫之作，既經在夏天過了洞庭湖而北上了，何以在「暮秋」還在長沙告

別幕府親友？這不是有點滑稽嗎？但這詩作於大曆五年秋之說卻是毫無根據。詩當作於臧玠之亂髮生以前，故能從容向幕府親友告別，結果仍是「欲行而未果」。杜甫入湖南後，一直是以船為家，他要南走北走盡可以隨心所欲。故本詩也同樣作於大曆四年的暮秋。

二、關於杜甫 第41節：杜甫嗜酒終身(7)

（五）《長沙送李十一銜》：這首詩的問題稍微複雜。詩裡面有紀年的數字：「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他和李銜在西康州避地之後，又在洞庭附近相逢已經「十二秋」了。西康州就是同谷縣，杜甫以乾元二年（759）冬寓同谷，歷「十二秋」則為大曆五年（770）。在仇兆鰲看來，這就成了「五年秋自衡歸潭之一證」。如果杜甫在大曆五年「秋」都還在長沙，他自然不能在夏季死於耒陽，但何以在夏季又已經過了洞庭呢？今案：問題是在這個「秋」字。「秋」字在這兒並不是春夏秋冬之秋，而是等於一個年頭。以杜甫在同谷的時期來說，他以乾元二年冬初寓同谷，以季冬去成都，在同谷還未住滿一個冬季，然而卻稱之為一「秋」了。准此，可知大曆五年的一「秋」同樣也可以解為一個年頭。「秋」字在詩里是韻腳，為了押韻，故採用了「秋」字。這不能作為大曆五年的秋天杜甫還在長沙的證明。如果杜甫在當年春初與李銜相別於長沙，也盡可以算作「十二秋」了。詩中有「朔雲寒菊倍離憂」句，長沙地暖故在春初猶有「寒菊」，不能以為秋季的證明。

（六）《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這詩同《長沙送李十一銜》一樣，也有紀載年歲的數字。「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杜甫以乾元二年入蜀，大曆三年出蜀，前後有十個年頭，故言「十暑」。以大曆三年入楚至大曆五年，則為「三霜」。但這兒的「暑」和「霜」，也同前詩「秋」字一樣，只代表一個年頭。杜甫到同谷是冬季，根本沒有經歷過在岷山附近的乾元二年的暑天；以大曆三年春季出峽，也根本沒有經歷過在夔州境內的大曆三年的暑天；然而他卻稱為「十暑」。「三霜」也值得推敲。「霜」是代表秋天的，杜甫以大曆三年的冬天由公安赴岳州，他雖然沒有在湖南經歷那年的秋天，湖北也是「楚」，自然可算作一「霜」。但假如他以大曆五年的春天打算北上，准冬季或春季可以算作一「暑」之例，則春季也盡可以算作一「霜」了。詩人為了修辭，往往使用些不準確的字眼，解詩的人是不好看得那麼死板的。 但注家也注意到詩中有「群雲慘歲陰」和「鬱郁冬炎瘴」等句，認為杜甫是以大曆五年的冬天才離開長沙。其實這些句子是大曆三年冬初來長沙時的回憶，詩中另有「春草封歸恨，源花費獨尋」，要這才說的是當前的實景。

因此，這首《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同前面五首中的四首（《過洞庭湖》一首非杜甫作品，故除外）一樣，是作於耒陽詩之前。這些都不能作為杜甫非死於耒陽或非死於牛酒的證據。死於牛酒，並不是什麼醜事，也不能算作誣衊，沒有必要一定要在這些地方替杜甫斤斤計較。

不久幾年前的研究家們也很不喜歡杜甫死於牛酒的這個故事。有人說：「這傳說從唐中葉以後便傳布得很廣，它和李白醉後水中探月而死的故事是同樣地荒誕無稽。」（馮至《杜甫傳》181頁）李白死於「腐脅疾」（見皮日休《七愛詩》之一，是由於酒精中毒而誘致的膿胸穿孔症），水中捉月的故事誠然是「荒誕無稽」；但杜甫死於牛酒，既見諸史籍，又可以用腐肉中毒被酒所促進而加以科學的說明，怎麼能夠同樣斥為「荒誕無稽」呢？

要之，杜甫死於牛酒是毫無可疑的。

二、關於杜甫 第42節：附錄(1)

附錄《李白與杜甫》是一本怎樣的書

（一）作者自述

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

——郭沫若《我的幼年》，上海光華書局1929年版

當然，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歷史的局限。例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飯不忘君」，便是無可掩飾的時代殘疾。他經常把救國救民的大業，寄托在人君身上，而結果是完全落空。封建時代的文人，大抵是這樣，不限於杜甫。這種時代殘疾，我們不必深責，也不必為他隱諱，更不必為他藻飾。例如有人說杜甫所忠的君是代表國家，那是有意為杜甫搽粉，但可惜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郭沫若《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

《光明日報》1962年6月9日

其實，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個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寫的一副對聯可以為證：「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我也同樣在稱杜甫為「詩聖」。不過這種因襲的稱謂是有些近於誇大的。實事求是地評價杜甫，我們倒不如更確切地說：杜甫是封建時代的一位傑出詩人。……

這樣評價杜甫，並不是貶低了杜甫。指責了杜甫的錯誤，也並不是抹殺了杜甫的一切。人誰無錯誤呢？何況「聖人過多，賢人過少，要愚人才無過」。把杜甫看成人，覺得更親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聖」，那倒是把杜甫疏遠了。

——郭沫若《讀〈隨園詩話〉札記》後記，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聖人」，當為「它布」（圖騰），神聖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郭沫若1977年1月28日復胡曾偉信，

《東嶽論叢》1981年第6期

（二）學者印象

郭老《李白與杜甫》自必勝於《柳文指要》，對青年有用，論杜稍苛，對李有偏愛之處。論李杜思想甚多創見。 ——茅盾致周振甫信（1972年），

《塵封的記憶：茅盾友朋手札》，文匯出版社2004年版

《李白與杜甫》一掃從來因襲皮相之論。

——惲逸群《關於〈李白與杜甫〉致郭沫若書》（1972年），

《社會科學》1981年第2期由於《李白與杜甫》是針對現實中「全面頌揚」杜甫的傾向而寫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鮮明而又強烈的傾向性。……郭沫若所反對的李杜研究中的錯誤傾向，既有歷史根據，又有現實的目標。一句話，有強烈的針對性，是在做「翻案文章」。李白，郭沫若「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仔細研究全書後是可以同意的。如果與「五四」以來新文學工作者對李杜的比較研究看，我們不能不承認，無論是觀點，還是方法，郭沫若的論著都要高一籌。

也許有人會問，依你的看法，《李白與杜甫》就沒有問題了嗎？不！《李白與杜甫》的確也存在著一些問題。……然而，儘管如此，《李白與杜甫》還是不失為一部有學術價值的書。價值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其敢於打破因襲的見解，提出自己的獨到看法，解決了或接近解決了一些前人或同時代人沒有解決或解決得不能令人滿意的難題，提出了一大堆供人們思考，也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聞一多先生說得好：

有些拘謹的學者，很不以郭先生的見解為然，而且說他大膽與輕率。好！這些學者先生們一次都沒有錯，因為一句離開前人見解的話也不曾說過，這種過分的「謹慎」，如果是怕說錯了影響自己已成的學者之名，那卻未免私心太重，這樣謹慎了一輩子，對於古代文化的整理上最後還是沒有添加什麼，而郭沫若，如果他說了十句，只有三句說對了，那七句錯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辯證，那說對了的三句，就為同時代和以後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二、關於杜甫 第43節：附錄(2)

——王錦厚《〈李白與杜甫〉的得失》，《郭沫若學術論辯》，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蕭（滌非）先生儘管對《李白與杜甫》一書不滿，但也吸收了該書中許多正確的意見，沒有重複那個年代流行的「好便一切皆好，壞便一切皆壞」的簡單思維邏輯。勿庸諱言，郭老《李白與杜甫》一書問世以前，我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對杜甫的研究，相當普遍地存在著另一種傾向，這就是對杜甫及其作品的全盤肯定和過高頌揚。坦率地說，這種傾向在蕭先生的《杜甫研究》舊版中是表現得相當明顯的，這同樣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郭老《李白與杜甫》的出版，對這種傾向，顯然是一種衝擊，至少或是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問題，或是在思想方法論方面提供了反面教訓。

——楊廷治《〈李白與杜甫〉的出版和〈杜甫研究〉的修訂》，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5期

從「國學」研究的視角來審查《李白與杜甫》一書，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是超越前人的，或者說是顯示其大師手筆的。

其一，發揮著他獨具的文史「兩棲」的特長，透過李白與杜甫，尤其是李白的經歷和遭遇，生動地展現了唐代社會自開元至天寶年間是如何由盛轉衰的歷史畫卷。……

其二，以詩證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項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層次。

顯然，他只是想翻「抑李而揚杜」的舊案，恢復「李杜並稱」的平衡局面。但當展開具體考察之際，一進入詩的意境，詩人郭沫若漸漸淹沒著學者郭沫若，浪漫情趣使之傾向於李白，感情的「好惡」時不時地戰勝著學者的理智，書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揚李抑杜」的明顯傾向。完全可以說，《李白與杜甫》一書是學者郭沫若與詩人郭沫若「相混合」的產物。

——謝保成《品味唐詩，評李說杜》，

《郭沫若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11月版如果不算若干短小的詩詞，《李白與杜甫》的確是郭老的封筆之作。不管人們對這部書的揚李抑杜立場有何不同意見，重讀這部書，我仍由衷地欽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齡，在連遭喪子慘禍之後，還能夠把一部歷史著作寫得這樣文情並茂，充滿活力。近些年來，對於郭沫若其人其學的非議時有耳聞，我不否認作為一個真實的人，他必有其弱點和失誤，但我同時相信，凡是把郭沫若僅僅當作一個政治性人物加以評判的論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種狹隘的政治性立場上，他們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全無法衡量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這位廣有建樹的偉人的。

——周國平《〈李白與杜甫〉內外》（1997年5月），

《周國平自選集》，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郭沫若一生熱心於政治生活，晚年又有高層政治生活的體驗，這對於他的學術活動，尤其是後期，影響巨大。《李白與杜甫》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內涵，原因主要在此。因為他有高層政治體驗，對政治又具有相當的洞察力，他就善於抓住歷史上有關人物與當時政治相關的課題進行研究，在當時來看，這是頗有生命力的。

——胡可先《論〈李白與杜甫〉的歷史與政治內涵》，

《杜甫研究學刊》1998第4期郭著無論是在哪一個部分，雖然都有所偏激乃至較大之失誤，但事實證明，其創穫既多，卓見亦眾，故其仍不失為一部頗具學術價值的著作。

——王輝斌《學術中的誤區與誤區中的學術：

二、關於杜甫 第44節：附錄(3)

重評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

《文學遺產》1999年第3期

若問：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意欲何為？

答曰：意不在對李杜優劣的評判，也不在去翻無關緊要的歷史陳案，也不在表示鳳凰更生，更不是投人所好（相反卻有不少微詞）。而藉助於李白與杜甫的人生旅程、人格缺陷和仕途坎坷，向人們提出一個嚴峻的問題：作為一代詩雄，在盛唐時代，為什麼會出現如此不幸的結局？李白窮愁而死，杜甫抑鬱以終。郭沫若以其聰明睿智和心靈感悟，對歷史世界和現實世界做了雙重的解析，從而給李杜，也同時給自己，做出了人生評估，或稱之為終級關懷。

劉茂林《如今瞭然識所在：再論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

《郭沫若學刊》2001年第2期（總第56期）

《李白與杜甫》，對於郭沫若來說，可算是學術絕筆。在那樣一個學術荒涼、思想獲罪的時代，在宣布自己的全部著作都應燒掉之後，已經年趨八旬的郭沫若仍然不憚煩勞寫下這部書，並在行將年屆八十之年將其出版，其用意一定是很深沉的。現在重讀這本書的原版本，深感這決不是不甘寂寞，更不是有的人所譏的溜須拍馬，而是借對李白和杜甫的政治性評論對自己進行的一次靈魂解剖，是生命暮年的一次沉重的精神涅槃。

（他）引用了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批評到歌德和黑格爾時說的一句話歌德和黑格爾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是奧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兩人都沒有完全脫去德國的庸人氣味。接下去，郭沫若寫道：這句話同樣可以移來批評李白與杜甫。生在封建制度的鼎盛時代，他們兩人也都未能完全擺脫中國的庸人氣味。

這就是郭沫若對李白與杜甫的總的看法，也揭櫫了寫作這本書的主要用意，那就是分析和批評這兩位分別被仙化和聖化了的詩人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形成的中國的庸人氣味，這是他主動燃起的一把涅槃之火，藉以照亮並燒掉包括自己在內的中國人身上的這些庸人氣味。

曾永成《〈李白與杜甫〉：沉重的精神涅槃》，

《郭沫若學刊》2002年第2期（總第60期）

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重點不在於評述李杜的詩歌藝術，而是力圖透過他們失敗的仕途生涯，揭示階級社會中士人格與仕途圓融之兩難。為此，作者不僅從個性及政治思想層面，同時還從宗教意識層面深刻地全方位地揭示了李杜的士人格與仕途的矛盾。郭沫若之所以著力揭示這一矛盾，既飽含著對自我一生的反思與總結，也是對知識分子命運的關注及對文革肆意殘害知識分子罪行的隱晦曲折的批判與思考。

張順發《士人格與仕途圓融之兩難〈李白與杜甫〉管窺》

《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

（三）其他研究文獻

王錦厚《郭沫若學術論辯》，成都出版社1990年6月版。

童超《歷史人物論》，選自劉茂林、葉桂生等《郭沫若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6月版。

蕭遠強《歷史人物研究》，選自林甘泉、黃烈主編《郭沫若與中國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謝保成《郭沫若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劉納《重讀〈李白與杜甫〉》，《郭沫若學刊》1997年第1期。

張請《對郭沫若揚李抑杜的一點考察》，香港《鏡報》1997年3月號。

謝保成《郭沫若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7月版。

謝保成《從社會歷史的發展演變審視李杜並稱與揚李抑杜兩種文化思潮兼論郭沫若的李杜研究》，選自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編《郭沫若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劉茂林《向暮春風楊柳絲再論郭沫若〈李白與杜甫〉》，選自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編《郭沫若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章玉鈞、譚繼和《論郭沫若後三十年的學術爭鳴》，選自《郭沫若與百年中國學術文化回望》，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楊勝寬《〈李白與杜甫〉研究綜述》，《郭沫若學刊》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