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層：「穩定器」還是相反或其它

　　中產階層：「穩定器」還是相反或其它　　——西方關於中產階層社會政治功能的研究綜述及其啟示　　胡聯合 胡鞍鋼　　來源：政治學研究 2008.2　　關於中產階層的研究是社科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一個重點和熱門課題。但是，國內對中產階層社會政治功能的認識並不全面，普遍簡單地把中產階層認定是社會的「穩定器」。而實質上，中產階層的社會政治功能是多元而可變的。在系統闡述西方學術界關於中產階層的「穩定器」理論、「顛覆器」理論、「異化器」等理論的基礎上，作者指出，全面科學認識中產階層社會政治功能的多元性和可變性，對於引導我國中產階層朝著「穩定器」的方向發揮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中產階層（中產階級）社會政治功能 理論流派　　一、問題的提出　　關於中產階層（中產階級）（middle class或 middle classes）[3]的研究歷來是政治社會學研究的重鎮，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以中產階級或新中產階級為主題就可以寫出「一部完整的政治社會學史」。[4]不管從哪個角度看，政治社會學作為主要探討社會政治穩定與政治現代化、國家長治久安的社會科學，客觀上都離不開對中產階層的研究。不過，我國學者對中產階層的研究起步很晚。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階層結構日趨分化特別是中產階層的逐步發展，人們對中產階層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也在逐步升溫。但是，這些研究往往都寓於一個所謂統一的共識性前提，即將中產階層肯定地視為社會的「穩定器」，似乎中產階層是一個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力量。最具代表性的社會學家主要有李強、陸學藝、孫立平、周曉虹等人。周曉虹等人認為，「中產階層是現代社會穩定的基石」，我國的中產階層是維護政治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普通都有一種強烈擁護既有政治體系的傾向」[5]。孫立平認為，「中產階層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在經濟上被看作是促進消費和內需的重要群體，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載現代文化的主體，這在國內外學術界已經成為一種基本共識。」[6]陸學藝等人認為，中間（中產）階層規模大的社會是「最穩定、最可持續發展的」；否則，中間階層規模小，社會就不會穩定，甚至會發生革命；我國中間階層有促進經濟發展、緩衝社會矛盾等多方面的積極功能。[7]李強是國內從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等方面對中產階層「穩定器」功能進行最系統闡述的學者，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在任何社會中，中產階層都是維繫社會穩定的最重要的社會力量」 [8]；其原因在於，一是中產階級是介於社會上下層的緩衝層，極大地緩和了社會矛盾，降低了社會衝突的可能性；「這是社會穩定的政治原因」；二是中產階級往往有廣泛的社會交往，這為不同群體通過溫和妥協的方式協調利益衝突提供了交往基礎；三是中產階級代表一種溫和、保守的意識形態，這使得極端激進的思想很難有市場；「這是社會穩定的思想原因」。四是中產階級是引導社會消費的最主要群體，中產階級收入的穩定性使得他們的消費非常平穩，特別是當中產階級占社會的多數時，一個穩定而龐大的消費市場就有了保證；「這是社會穩定的經濟原因」。[9]我國經濟學界也普遍對中產階層的功能持積極肯定態度，吳敬璉等經濟學家認為中產階層「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影響是相當好的」，「一國的興起和強盛有賴於中產者隊伍的壯大和中產者社會作用的發揮」；這個階層「比較溫和」，「最希望穩定」，「有利於穩定」[10]。　　那麼，中產階層（中產階級）是否就是國內學者眾口一辭的社會「穩定器」呢？回答是不能肯定的，即中產階層不一定是「穩定器」。總的來看，西方有關的理論研究和世界上有關國家的歷史實踐都表明，人們對中產階層發揮「穩定器」功能的認識並未達成共識，相反到20 世紀前中期，人們對中產階層的社會政治功能的多元化的認識卻已比較完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新中產階級在西方的迅速崛起，一批後工業社會學者和現代化學者在理論上又有了一些新的拓展或實證研究，但總體上並未突破「穩定器」、「顛覆器」、「異化器」等三種多元化功能的基本框架。本文主要是綜述西方學者關於中產階層社會政治功能的理論觀點和研究成果。相信透過這些論述，將有助於人們全面而科學地認識中產階層社會政治功能的多元性和可變性，這不但對深化中產階層問題的研究有著積極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於引導中產階層的健康發展和發揮「穩定器」的積極功能更有突出的現實借鑒意義。　　二、「穩定器」理論　　西方關於中產階層（中產階級）的「穩定器」理論由來已久。主張該理論的學者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包括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西美爾（Georg Simmel）、科恩豪澤（William Kornhauser）、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等人[11]。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在本性上為一種政治動物」，而「惟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中產階級比任何其它階級都較為穩定」；以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體是「各政體中最為穩定的類型。」 [12]實際上，他是從人的政治理性和社會結構平衡的角度來闡述中產階級「穩定器」功能的。他認為，國家「以正義為原則」，「正義恰正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 [13]；而正義是一種「適度」，要求社會財富在各階級之間適度均衡成比例地分配，「過多和過少」都是不符合正義原則的。[14]一切國家的公民都可以分為極富、極貧、中產階級等三個部分，其中極富和極貧的人們都不願順從理性的引導，他們或者狂暴放肆，或者懶散無賴；而惟有中產階級的人們「最能順從理性」，最能遵循正義即中庸適度的原則行事；「他們既不像窮人那樣希圖他人的財物，他們的資產也不像富人那麼多得足以引起窮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任何陰謀，也不會自相殘害」；他們既不像極富階層「只能夠專橫地統治」，也不像極窮階層「不懂得如何指揮」；他們既是一個國家中最安穩的階層，又是最適宜擔任治國理政職責的階層（包括也是產生最好的立法家的階層）。[15]他更特彆強調，中產階級是「佔有一份適當而充足財產」的中間階級；惟其財產「適當」，所以不致為富不仁；惟其財產「充足」，所以不會覬覦他人；更重要的是，惟其人數較多，所以能充當極富階級與極貧階級之間衝突的緩衝力、仲裁者和協調人。一個國家凡是中產階級強大的，其內部就少黨爭無內訌。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政體是最符合正義原則的，是最穩定的，也是適宜於一般國家的。[16]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在1835 年和1840先後發表的《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卷）書中主要以美國為例對中產階級的「穩定器」功能進行了闡述。他認為，（1）在所有階級中，中產階級對財產所有權所帶來的激情「表現得最為堅定和執拗」，他們把損失全部家產視為「最大的災難」，他們是最反對動亂和革命的天然力量。很富的人財產多，並有其他許多需要得到滿足的激情，財產對其的魅力下降；窮人財產本來就少，往往對擁有的少量財產並不大關心，甚至寄希望於動亂或革命改變這一狀況。但是，「既不豪富又不極貧的小康之家（中產階級），卻對自己的財產甚為重視，因為他們離貧窮並不太遠，深知貧窮的痛苦，並害怕這種痛苦……他們時時刻刻都希望家產更多一些，所以對家產給予不斷的關心；他們通過日以繼夜的努力使家產增加，所以對家產更加依戀。」[17]設法增加財產是他們永不滿足的追求，因而沒有心思、時間和精力去想什麼造反、革命之類的極端事情。（2）中產階級對物質享樂的愛好不但是推動消費增長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的精神動力，而且也對社會安定提出了直接要求。「追求物質享樂的激情，本質上是中產階級的激情。」不但如此，這種激情，還從中產階級向社會的上層和一般老百姓擴散。而為了滿足這種愛好，就「需要秩序」。[18]（3）中產階級對基督教的普遍信仰，既為他們對現世物質財富的追求提供了規範和慰濟心靈的良藥，又強化了其保守性。雖然沒有哪個國家比以中產階級為代表的美國人更「愛錢如命」，「但宗教卻阻止他們想入非非，禁止他們恣意妄為」。[19]不但如此，在美國，「利益是宗教本身用來指導人的行動的主要手段」，「美國人不僅是基於利益而信奉宗教，而且往往是把他們從信奉宗教當中的可能獲得的利益放在現世。」 這反過來又強化了中產階級追求物質財富和享樂的激情，促進了經濟發展，加強了社會穩定的物質基礎。（4）中產階級以職業為天職、勤奮節儉、知識水平較高、理智的愛國主義、權利觀念強、平等自由民主意識突出、信守法律、熱心公共事務等人格特點，以及其社會分層中的中介地位和流動性，都在不同層面增強了其物質創造力和精神影響力，在社會上擴散了人們對現行社會制度的信任。[20]（5）以中產階級為代表的美國公民建立了繁多的社團組織，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建立了中間地帶，能夠對上下兩個階層都起到緩衝和制衡作用，既可以防止社會成員的原子化和一盤散沙，又可以防止政府專權以及對個人自由的不當干預和直接侵犯。[21]其中最大量的一般性社團的作用特別突出：「一般社團不是指導人們去關心國家大事，而是把公民的注意力從這方面拉走，使公民逐漸埋頭於自己的全靠國家安全才能實現的活動，從而可以阻止公民發動革命。」 [22]（6）最後，還有一個最基本最簡單的原因，即「在文明國家，只有沒有什麼可失的人才會起來造反」[23]，而中產階級擁有的東西甚多，害怕失去既得利益是他們的天性，因此他們是不會去造反的，是希望並維護社會穩定的天然力量。　　義大利學者加塔諾·莫斯卡在1896 年出版的《統治階級（政治科學原理）》中認為，中產階級提供了一種用來測量社會力量平衡的有效性和穩定性的標準，一個社會中產階級越強大，社會就越容易保持穩定。主要原因在於：（1）中產階級是統治階級的人才甚至是最優秀人才的儲備庫和主要供應商，統治階級可以從中產階級中吸收其可利用的人才來加強和鞏固政治統治。（2）中產階級是相對獨立其家族和政府的人力資源，其經濟地位獨立於掌權者，他們依靠教育和科學知識獲得職業並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是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人力資源庫。（3）中產階級的文化是相互容忍的進步文化，這使得不同宗教和政治思潮能夠共存，彼此平衡和制約；同時他們也有足夠的手段來發展和完善自己的文化，自尊自豪，效忠國家、為公眾謀福利的精神和特點突出，有助於促進完善的政治組織之形成和發展。（4）中產階級是對統治者行為進行公共討論的踐行者，處在各種強大利益的日常衝突之外，有公民權意識，是獨立輿論和無私的公共精神的「最大儲存庫」。（5）中產階級是聯結上層統治階級與下層大眾的中介，上層階級正是通過中產階級才能實現對下層社會大眾的統治和領導；否則，統治階級上層就難以實現對茫茫社會大眾的領導和指導。[24]　　美國制度經濟學創始人凡勃倫在1899 年發表的《有閑階級論》等著作中認為，中產階級作為富裕階級（有閑階級）的一部分，生來就是保守階級，其保守性天然地有利於社會穩定。這主要是由於：（1）富裕階級「反對文化結構上的變化是出於本能」，生活習慣和思想習慣的任何變化總是尤其令富人生厭。（2）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系統複雜性也加強了富裕階級對改革的阻力，他們對改革的反感，大部分是出於對任何一種改革必然引起的重新調整時產生的那種騷擾和混亂的反感，其對需要經過長期艱苦奮鬥才能完成的改革之反感程度則更加嚴重。（3）由於保守性已成為中產階級、上流社會等富裕階級的特徵，因而也就有了相當的「榮譽價值和炫耀價值」。凡是要過這樣富裕生活日子的人，凡是要保持聲望的人，非抱著這種保守態度不可，從而加強了富裕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整體的內部保守性。（4）富裕階級的示範作用，也使其保守主義的影響力向外擴散，大大加強了對其他一切階級對任何革新的阻力。（5）中產階級對宗教的基本教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持有一種相當愉快的同情和贊同態度」，還會為了榮譽上的理由而信仰宗教，這都加強了其保守性。[25]（6）最後最基本的方面在於，「讓一切事物保持現狀這一點本身對有閑階級就是一種實際利益」，「這一利害關係格外加強了這個階級的本能傾向，使它的保守態度更加牢不可破。」 [26]總之，中產階級等「有閑階級」奉行的哲學是「不論什麼，凡是現有的總是好的」；他們是「社會結構中保守主義或復歸傾向的代表者或媒介物」，是維護現行社會制度穩定的主要力量。[27]　　德國學者西美爾在《社會學——關於社會化形式的研究》（1908 年發表）等著作里對中間等級（中產等級）的「穩定器」功能特別是矛盾緩衝功能作了最明確的闡述。他認為，一個以中間等級占多數或優勢的社會是「可持續」的社會，並且是一個具有「自由主義性質」的社會；在該社會中，「中間等級起作緩衝地帶或者防震墊的作用，緩衝地帶和防震墊不知不覺地接受、緩和和分散在事態迅速發展時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整體的結構的種種震蕩。」[28]中間等級之所以能夠發揮這種穩定社會的功能，主要是因為中間等級介於社會上、下兩個等級之間，它天然地就是一個中間斡旋階級；同時中間等級又是一個流動的階級，下層階級的人可以通過個人努力上升到中層，上層階級的人退化不合格後也可以滑落到中層，這樣表現為中間等級「不斷地與其他的兩個階層進行交換，並且由於這種不間斷的上下波動，就產生界線模糊和種種持續不斷的過渡」。[29]這種流動性不但保持了各階層的活力，也不斷地充實了中間等級，保持了社會既有彈性又相對穩定。中間等級還是防止上層對下層階級進行直接侵犯的平衡力量，「掩護著軟弱的單一個人不受國家政府的毫無法紀的和不公正的侵犯」。更為重要的是，在一個分化的現實社會中，如果有較強的中間等級作緩衝過渡，社會變遷就往往會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而不會動搖社會的整體結構和根本制度；相反，如果沒有中間等級的存在或中間等級弱小，社會變遷一旦發生，其形式往往是迅猛激烈的，甚至發生急風暴雨式的暴力革命，從根本上動搖甚至摧毀社會的整體結構和根本制度。[30]　　美國學者科恩豪澤在1959 年發表的《大眾社會的政治》是「大眾社會理論」的權威之作。他關於中間組織在社會穩定中積極功能的闡述也被視為中產階級（作為一種介於社會上層與下層之間的特殊中間組織）有著「穩定器」功能的重要論述。他認為，（1）社會中間組織，既能承擔首屬群體（如家庭）所不能或很難承擔的許多社會任務，又能承擔國家所難以或不能承擔的許多社會任務，從而能夠更廣泛地切合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幫助國家完成難以完成的社會管理任務，有利於社會的穩定。（2）中間組織的大量存在滿足著不同人群的不同利益需求，它們既能促進利益和認同感的多元化，又能防止社會不同衝突的重疊和強化，從而有助於社會在多樣性基礎上實現一體化。（3）中間組織是溝通意見、展開討論的有效工具和平台。各種不同層面的中間組織的溝通與討論不但有助於的矛盾與衝突的解決，而且更有助於在事前有效地防止矛盾與衝突的產生。（4）中間組織是產生新思想、新觀點的重要源泉。正是通過自由地出入中間組織、完成中間組織的任務、展開制度化經常化的溝通討論，人們會獲得很多關於國家、社會、群體和個人的新信息，並從中生產出更多關於認識事物和解決事件的新思想新觀點。（5）中間組織是國家與民眾之間的政治橋樑，在中間組織發達的國家，民眾主要與中間組織打交道，國家則主要與中間組織打交道。這就可以約束國家或任何一個民間權力源頭，避免其壟斷全部政治資源，既能使民眾對國家的政治精英進行組織化和民主化控制，保護民眾免受政治精英的操控，防止「政治專制」的發生；又能防止政治精英為大眾壓力所左右，防止「民粹主義」的產生，保障政治的程序化和制度化穩定。（6）最後，中間組織是學習政治事務的「免費大學」，訓練人們的政治技巧，幫助人們提高關心政治和參與政治的能力。[31]總之，中間組織在穩定社會中作用重大。相反，如果中間組織缺乏或弱小，那麼精英與大眾之間很容易陷入處於面對面的緊張狀態和直接衝突，最終不是導致「極權主義」，就是導致「革命」。[32]而更為重要的是，中產階級不只是一般的社會中間組織，其富裕化、職業化、專業化的特點更決定了其在維護社會穩定中有著比一般的社會中間組織更大的積極作用。　　美國學者李普塞特在1960 年發表的《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1963年再版）等書中對中產階級「穩定器」功能作了有側重的分析。他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使越來越多的下層民眾進入富裕的中產階級行列，中產階級在社會分層體系中所佔的比例呈多數時；那麼，這個強大有力的中產階級就能發揮調節、緩和、化解社會矛盾與衝突的功能，特別是可通過支持溫和的政黨、反對極端主義組織、組建和參加民間組織等種種方式，阻止激進的社會變革，保持社會政治制度的穩定。[33]他強調的是社會結構的形式對中產階級政治功能的影響，「財富的增加，會通過使社會分層結構由以巨大的下層階級為基礎的高大金字塔形，向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為主體）的菱形的改變，從而影響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 [34]他還強調，財富的增加，中產階級的穩步成長，有利於弱化社會上、下層階級的差別特別是心理感受差距，不但會影響下層階級的政治態度，通過對現實政治的長時間觀察，有利於其逐步走上接受漸進主義的政治改良道路，增強抵抗激進主義政治影響的免疫力；而且會影響上層階級的政治態度，使其逐步改變對下層階級的輕視、傲慢等政治偏見，願意與其分享一定的權力，從而消減社會上下層階級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促進社會的穩定。[35]　　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是西方後工業社會理論的首創者之一。他在《意識形態的終結》（1960 年）、《後工業社會的來臨》（1973年）等著作中指出，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深入發展，美國以至西方世界正在進入後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在階級意義上的特點是，從事體力勞動和非技術工作的藍領工人階級不斷縮小，而以專業知識為武裝的中產階級佔據優勢的多數地位（1956年美國的白領工人第一次超過了藍領工人的數量）；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醫生以及各種管理服務人才等中產階級成員成為了各個領域的實際領導者和管理者，並與政治統治集團結成同盟。[36]他斷言，「我們（美國）不僅是一個白領社會，而且完全肯定是一個中產階級社會。」 [37]隨著社會進入富裕的中產階級社會，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衝突雖然仍然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社會問題了，且衝突已經被控制在制度化的調節軌道上，所謂「革命」理論、「激進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已失去了動力，沒有了市場。在西方世界，意識形態的「共識」已經產生，即「對福利國家的接受，對分權的期望，對混合經濟體制和政治多元化體制的肯定。從這個角度講，意識形態的年代已經終結。」 [38]後工業社會是一個更加註重成就自賦的中產階級流動社會，社會等級的分隔線從來不是封閉的，人們更多的是尋求通過個人奮鬥去謀求地位的改善，而較少訴諸成本高昂、前景未卜的集體政治鬥爭手段。後工業社會是一個中產階級的群體社會，其中的社會單位是團體組織而不是個人，積极參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功能性經濟團體、象徵性地位團體、文化表意性團體、功能性政治協會等各種社會中間組織不斷分化增生，使社會在利益多元化和分歧多元化的基礎上，不能在某一個單獨問題特別是根本的政治問題上形成統一的兩極對立意見，從而有利於保持社會根本制度的穩定，防止社會被撕裂成兩極。後工業社會是中產階級「務實政治」主導的社會。政治鬥爭注重的是物質利益上的討價還價和妥協容忍，而很少為了「激進」意識形態和社會理想進行殊死搏鬥。「後工業社會的新型『階級鬥爭』，與其說是經濟企業里勞資之間的衝突，倒不如說是各種有組織團體為了影響國家預算而進行的拔河比賽……政治問題就變成了金錢分配和稅收令」。[39]正是由於中產階級存在這些穩定社會的功能，以致於在很多西方學者眼中，中產階級的成長壯大，「已經成為意識形態終結的一種標誌和資本主義制度永恆穩定的一種保證。」[40]　　概括來說，西方對所謂中產階級（階層）「穩定器」功能的論述雖然千差萬別，對於其發揮「穩定器」功能的原因的論述也不盡相同，但總體上都認為中產階級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主要力量，是在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之間的一支主要的社會平衡力量，他們的發展壯大將阻止無產階級的貧困化，他們是勞資之間的緩衝器，是跨越階級對立的橋樑，是緩和階級衝突的中介；他們是協調和平衡不同階級利益的「平衡器」，是社會的和諧劑，歸結到一點是社會的「穩定器」。[41]　　三、「顛覆器」理論　　西方關於中產階級的「顛覆器」[42] 理論也由來已久，甚至可以說是同「中產階級」與生俱來。「中產階級」（middle class）一詞源自近代英國，是當時的貴族階級用來指代和貶稱新興的城市資產階級（市民階層）的一個貶義詞。其時，「中產階級」還有一個更具譏諷意味的同義稱呼，這就是「暴發戶」（nouveaux riches）。在當時的貴族眼中，中產階級是與「唯利是圖」、「斤斤計較」、「市儈」、「庸俗」、「腦滿腸肥」、「冷酷」等特性聯繫在一起的貶義詞。[43]不但如此，「中產階級」一詞也是與「不安分」、「反叛性」、「顛覆性」聯繫在一起的。中產階級「來自無錢、無權亦無文化教養卻也樂天知命的下層社會，但因手頭有了錢，就開始不安於政治上的無權。它的財產也沒有使它躋身於有教養者之列，反倒使它失去了下層社會的純樸，顯得更粗俗了。」 [44]這些新興的中產階級並不滿足於自己的地位，而是越來越藉助於自己雄厚的經濟實力去謀求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不但引起了貴族階級的不滿、恐懼和仇恨，而且也引起了下層階級的不滿，對傳統的社會等級秩序和社會政治穩定構成了日趨嚴重挑戰。[45]因此，相對於傳統的社會秩序而言，隨意新興的中產階級的逐步壯大和崛起，它已經越來越成為傳統社會秩序的「反叛性」力量，並逐步發展成為顛覆性的「革命」力量，最終推翻了封建統治，建立了以中產階級佔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統治政權。不但如此，在現代和當代世界的不少發展中國家，將不滿政府當局的社會下層群眾組織起來的往往是新興的中產階級，他們不但是現行社會的顛覆性力量，而且更是顛覆性力量的領導者。這一點，即使是最傾向於強調秩序與穩定的結構功能主義代表人物羅伯特·默頓等社會學家也不得不承認：「然而正如經常表明的那樣，將憎恨的和反抗的人組織成一個革命群體的不是最受壓迫的階層，而是典型的新崛起(中產)階級的成員。」 [46]對中產階級之「顛覆器」理論作出貢獻的西方學者較多，其中以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古爾德納（Alvin W. Gouldner）等人更具代表性。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 年）等著作中對法國中產階級在推翻法國舊制度中的「革命」功能作了闡述。在這裡，他並不是象對美國中產階級的極度讚譽那樣對待自己國家的中產階級，因為在他看來，法國當時的中產階級不是「穩定器」，而是一個「革命」的「反叛階級」。他認為，法國封建時代的傳統社會是由第一等級（王權）、第二等級（貴族）、第三等級（平民）組成的三級結構。法國貴族在傳統社會中不但擁有許多特權，而且承擔著大量管理地方事務的功能。但是，路易十四在法國推行了中央集權改革，把原來由貴族行使的權力大部分地集中到中央手中，同時為減少改革阻力又給予貴族免稅等特權。這樣，貴族就淪為了只有特權而沒有社會管理功能的寄生階層，並逐步沒落腐朽，這樣到「18世紀末期，法國貴族只不過徒有虛名；它既喪失了對君主的影響，也喪失了對人民的影響」；而第三等級中的中產階級（城市資產階級）卻日益發展壯大，並由貴族的「競爭對手」，「過後就成為其（貴族）敵人，而且最終成為他們的主人」。[47]貴族制度被摧毀之後，一方面人民日益原子化，並且變得越來越政治化，一方面中產階級的力量迅速崛起，且其中的文人作家佔據了原由貴族佔領的精神領域的統治地位，他們祟尚「空談」，熱衷於以簡單化、理想化、絕對化、普遍化的方式對現實進行批判、對未來進行空想，大肆鼓吹所謂「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抽象而普遍的觀念與理論，鄙視改良道路，鼓吹用簡單統一的「普遍理論」和「統一方案」對法國社會進行根本徹底的改造，導致「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家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佔據了在自由國家裡通常由政黨佔有的位置」，「作家們不僅向進行這場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還把自己的情緒賦予人民」。[48]這樣，人民的政治熱情被大規模地煽起，社會的不滿情緒則日益直接指向中央政權，最終必然導致革命的爆發，新興的中產階級就自然成了法國封建政權的最有力的 「掘墓人」。托克維爾還認為，正是在這種複雜的社會背景下，特別是中產階級的興起和其文人的「革命」宣傳鼓動、以及貴族制度的消亡，使法國「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得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49]「人們耐心地忍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成為這場革命主要發源地的法國那些部分，恰恰正是進步最明顯的地方。」[50] 新興的中產階級特別是其文人作家提供的「消除苦難」的「革命」話語權在推翻法國舊制度中發揮了顯著作用。最後還需強調的是，托克維爾對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參與掌權的法國中產階級也沒有多少好感，他非但沒有講其具有「穩定器」功能，相反卻對其功能持消極態度，認為法國中產階級軟弱無力、自私陝隘、腐敗，缺乏對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的關懷，因此甚至對他們「頗為鄙視」。[51]　　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等著作中，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期間中產階級的「顛覆器」（「革命性」）功能進行了突出強調。亨廷頓指出，「在大多數處於現代化進程的社會中，真正的革命階級當然是中產階級。這是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之源泉」 [52]他認為，現代化過程中的中產階級之所以是顛覆性的「革命」階級，主要原因在於：(1)新興的中產階級往往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他們希求從政治上保護自己的財富或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的願望強烈，但願望往往落空。(2)新興的中產階級無法有效地在現行社會政治制度中尋求實現參與政治的渠道和方式，他們感到自己是被現行社會政治制度排斥在外的社會集團。(3)新興的中產階級往往會創造和利用自己的「現代價值觀」等意識形態話語權來影響和動員社會大眾，除了追求 「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和平」、「富足」，「清廉」，「反獨裁」、「反專制」、「反貧困」、「反飢餓」、「反腐敗」等意識形態話語及其理想完美的「新社會制度方案」之外，民族主義往往也是中產階級屢加利用的重要的意識形態工具。(4)新興的中產階級在參與政治的願望落空和參與政治的渠道堵塞的情況下，往往會設法謀求其他社會集團（包括農民、城市無產階級、軍隊）的支持；一旦這些社會集團特別是農民的經濟社會狀況（如貧窮及對貧窮的主觀意識、對政府的不滿）達到一定的限度，中產階級訴諸「革命」的可能性及「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53]他還指出，不僅在軍人和其他各種社會勢力都干政的「普力奪社會」，而且在幾乎所有類型的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裡，城市中產階級的全面政治要求往往是激進主義的「烏托邦」，迎合城市中產階級激進分子的改革往往難以安撫他們，卻會導致成為「革命的催化劑」；因此，政府要維護社會政治穩定，就不但不能迎合中產階級激進分子的改革要求，而是要設法削弱中產階級激進分子的「數量、力量和內聚力」；否則，「改革」就可能演變成「革命」。此外，他還強調，在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中產階級中追求全面徹底改造社會的「烏托邦」目標、慣於「空談」的「理想主義者」（如激進的知識分子）往往能提供「革命」的意識形態話語權，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常常是最活躍的「反叛者」和「革命者」，其對社會的穩定構成了不同程度的挑戰。 [54]　　美國學者古爾德納在《新階級與知識分子的未來》（1979 年）等著作中，對新中產階級顛覆現行社會結構和統治制度的「革命」功能進行了論述。他認為，新中產階級主要由人文知識分子和科技知識分子構成，它已同控制社會經濟的舊階級（商人和政黨領袖）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新中產階級是精英主義者，以其專業知識來獲取自身的利益和權力，其力量正在上升和不斷增長之中（而舊階級卻在衰落之中）。雖然新中產階級有其缺點，追求個人利益，但無疑它是「一個有瑕疵的普救階級」；從長遠來看，隨著新中產階級的加速壯大，社會將發生 「革命」變革，新中產階級終將會取代舊階級成為社會的領導階級。[55]古爾德納認為，無論是20世紀初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還是20世紀初越南等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作為知識分子的「新中產階級」都是革命的領導力量。「毫無疑問，老布爾什維克的高層中絕大多數人是知識分子，他們出身於中產階級」；越南的知識精英在革命中「也扮演著領導角色」。[56]在古爾德納看來，新中產階級的「革命」力量主要來自幾個方面：一是隨著工業化的不斷發展，特別是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分離，新中產階級正在取代舊階級成為經濟的決策者和管理者。「新階級不單對資本投資有影響力，而且在生產管理上也佔有重要地位。舊階級已由實際掌權者蛻變為只擁有『貴族』名號，但在具體生產和管理上卻沒有影響力的一群人。」 [57]二是新中產階級發展出了有效保障自己物質和精神利益的戰略。其中基本戰略就是「與廣大工人階級、無產者及農民結成聯盟，激化群眾與舊階級之間的矛盾，然後再領導這個聯盟去反抗舊階級及其在舊的社會秩序中的霸權地位。」 [58]三是新中產階級是一個文化資本家階級，擁有多種文化、語言和技術，特別是擁有能有效擴展自己利益的「專業主義」意識形態。這樣，新中產階級就「既有專業技術，又有為社會整體利益奉獻之心。專業主義是新階級悄然地削弱舊階級的權威，樹立自己的合法性的呼聲的集中反映。」 [59]四是新中產階級是一個有著批判式言語群體的新階級，它更進一步確立了新中產階級的精神權威，並促進了其階級內部的團結。「批判式言論文化反對以言者的個人權威或社會地位等來判斷其說法的正確與否。所以，批判式言論文化使所有基於傳統社會權威的言論失去了權威性，同時將自己樹立為所有『嚴肅』言論的標準。」 [60]以上這些方面的特性，決定了新中產階級將會象傳統的資產階級那樣逐步崛起，他們將通過較長時期的成長壯大來不斷鞏固自己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優勢地位，加速推動舊階級的進一步衰亡，從而最終完成新中產階級的「革命」進程，確立自己的領導地位。看得出來，古爾德納是以一種非常積極的態度來看待新中產階級對現行社會結構和統治秩序的「顛覆性」的「革命」功能的，他對新中產階級這個充滿瑕疵的「普救階級」對舊階級的「革命」充滿了期待。[61]　　四 、「異化器」理論　　西方關於中產階級的「異化器」理論的提出，較早時主要源於20 世紀初人們研究提出的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1871—1912法國選舉中支持極端主義運動的理論發現，到20世紀30年代則更多地體現在人們對中產階級走上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道路的理論研究上。後來，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快速發展，新中產階級「白領」迅速崛起，在一部分西方學者盛讚新中產階級「穩定器」功能、高呼「意識形態終結」的時候，另外一部分西方學者則看到了新中產階級的日益普遍的政治冷漠、疏離等政治異化現象。這樣，關於中產階級的政治異化，主要分為兩支，一支是研究中產階級走向政治偏執狂熱的法西斯主義等政治極端主義異化現象的，一支是研究中產階級走向政治冷漠、政治疏離等異化現象的。[62]對中產階級之「異化器」理論作出貢獻的西方學者也為數不少，其中以戴維·薩泊斯（David Saposs）、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米爾斯（C. Wright Mills）等為最具代表性的學者。　　戴維·薩泊斯在1935年發表的《中產階級在社會發展中的角色》論文中明確指出，中產階級的基本意識形態是民粹主義，而法西斯主義是民粹主義的極端表現，或者直接稱法西斯主義就是「中產階級主義」（Middle—Classism）的極端表現。[63]他認為，中產階級來源於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中產階級實際上就是那些擁有少量財產而又想成為獨立階級的商人、機械師、農場主等小資產階級人員，他們「提倡一種承認私有財產、利潤和競爭的制度，但其基礎又與（大）資本主義的構想完全不同」；中產階級「從一開始就反對『大企業』，或者說反對現在所謂的（大）資本主義」。[64]他們的經濟不安全感使其希望國家保護他們免遭大資產階級的擠壓。與此同時，中產階級也反對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運動。於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困難和社會緊張的大背景下，德國中產階級一方面面臨著大資本主義的壓力，另一方面面臨著社會主義的壓力，這樣中產階級就感到了強烈的「地位恐慌」，他們很自然地就選擇了民粹主義的道路，既反對（大）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也正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人們發現此時的「民粹主義象它過去一樣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中產階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滿身武斷」。[65]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中產階級選擇支持法西斯主義的極端主義道路。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產階級已徹底異化，淪為了法西斯主義的最肥沃的社會溫床和階級基礎。　　李普塞特認為，歷史上的德國、義大利及奧地利的納粹主義、法國的布熱德主義（商人和手工業者保障聯盟運動）、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等政治極端主義運動，都反映出了法西斯主義是一種中產階級的極端主義運動。[66]「法西斯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既反對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既反對大企業又反對大工會的中產階級運動」；「來自許多國家的數據資料證實，典型的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有產的中產階級運動」。[67]他強調，走向法西斯主義的中產階級多是城鄉自營職業的「自由主義」中產階級，他們作為小資產階級特別是作為正在沒落的階級，對現代化大工業社會所遭受的經濟和社會壓抑心存不滿，寄希望於用法西斯主義和民粹主義等非理性的激進意識形態方式和制度來直接接管國家以解決他們面臨的困難，削弱大資產階級集團和大勞工組織的力量，恢復和提高早先中產階級擁有的經濟安全感和較高的社會地位。「隨著中產階級相對地位的下降，以及它對前進中的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的繼續仇視，它支持個人權利反對（政府）大規模權力的『自由』的意識形態，已經從革命階級的意識形態轉變為反動階級的意識形態。」 [68]在他看來，呼喚和參加極端主義政治運動，是不同階級對工業化不同發展階段的一種反應。作為中產階級的極端主義運動的法西斯主義，往往最容易「在既有大規模資本主義又有強大的勞工運動這類特點的國家中出現」。 [69]　　米爾斯在1951 年發表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中對美國中產階級主要是新中產階級因政治無力感導致的政治異化作了較詳細的分析，提出了自己關於中產階級社會政治功能的與眾不同的新觀點。米爾斯指出，自從新中產階級在人數上開始超過老中產階級之後，它的政治角色就一直是人們疑問和爭論的對象；而在他看來，新中產階級既不是能承擔平衡和緩衝作用的「穩定器」階級，又不是能接受社會主義主張的「革命」階級，也不是能承擔領導作用的統治階級，而是普遍異化、冷漠疏離、消極無為的「政治局外人」。[70]他認為，「今天美國社會結構的有代表性的心理特徵之一，就是系統地形成了並維繫著對社會和自我的異化。」 [71]因為一方面那種以個體公民為中心、希望增加參與政治活動的機會、擴大政治權利的自由主義政治意識形態正面臨極大的挑戰，人們參與政治的熱情大大下降；另一方面，那種以階級鬥爭為基礎、希望無產階級政治覺醒、由「自在階級」變為「自為階級」，從而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意識形態在美國的影響也在式微；人們所能感覺到的，往往是在巨大而複雜的現實世界中，個人離政治權力中心的距離很遠，並且越來越遠，以致於個人的政治無力感越來越嚴重。「在政治希望與政治現實之間，橫亘著兩大政黨和聯邦政府的科層體制，作為政治行動的手段，它們似乎常常在割斷直接的政治興趣的神經。因此，對無權感的冷漠就不難理解了。」 [72]在這種背景下，政治冷漠是美國政治的最切合實際的表現形式，有法定選舉權的人只有一半多一點參加投票，而且其中參與投票的人很多只是走形式而並非真的關心政治。實際上，美國大眾普遍政治冷漠，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及自己生活於其間的世界沒有什麼意義，他們迴避政治上的失望或滿足；政治符號對他們失去了有效的行動動力，也不能成為政治機構存在的合法理由。而新中產階級的政治冷漠和疏離與其他階層並無多少區別，他們與其他普遍冷漠的美國大眾一樣 「既不是激進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反動派；他們是逍遙派」，是「政治的局外人」。[73]「無論是作為一個整體，還是其新老兩翼，中產階級都無法在忠誠、要求和希望方面形成共同的符號特徵」；作為新中產階級的白領，「政治消極就是他們的職業意識形態；除了在極為分散和零散的意義上，他們從未參加過任何經濟鬥爭；他們甚至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缺乏最起碼的意識；他們沒有感到自己面臨了任何尖銳的危機。不能向他們提出諸如政黨、工會和階級關係這類問題，因為他們不是一個同質的階級」。 [74]在米爾斯看來，新中產階級一方面缺乏團結，也沒有機會成為獨立的集團或政黨登上政治舞台，明顯的中產階級運動在美國政治舞台上並不存在；另一方面，新中產階級也沒有公共地位，只是作為個人在搖擺不定和猶豫彷徨，在政治上缺乏熱情、漫無目的，如果參與政治鬥爭，他們也只是站在大局已定的勝利者尾巴之後的「政治後衛」，他們「不可能成為政治上的『平衡器』」。[75]　　五、小結與啟示　　綜上所述，西方關於中產階層（中產階級）的眾多研究表明，中產階層（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功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多元的，並且是隨著社會環境與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條件、不同的社會背景下，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功能是不盡相同的，有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中產階層（中產階級）既可能成為一個社會的「穩定器」，不斷地增強社會穩定的力量，有效地緩衝和調節社會的矛盾與衝突，促進國家的長治久安；又可能成為一個社會的「顛覆器」，影響現行社會制度的穩定，轟然或悄然地危害現行國家政權，變成現行社會政治制度的「掘墓人」；也可能成為一個社會的「異化器」，或政治冷漠，成為消極無為而遊離於政治之外的局外人；或政治偏執狂熱，淪為法西斯主義等政治極端主義的社會溫床甚至中堅力量。因此，那種簡單地將中產階層（中產階級）認定為社會「穩定器」 的說法，在理論上是片面的以至錯誤的，並會對實踐產生消極以至有害的影響與後果。　　那麼，人們自然最關心中產階層（中產階級）在「穩定器」、「顛覆器」、「異化器」這三種功能之間的轉換機制是什麼？或者說最根本的，人們最關心中產階層在什麼條件下發揮「穩定器」的積極功能而不發揮其他兩種消極功能呢？　　要對這個問題給出一個滿意的答案，實則是一件很難的事。總的來看，西方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研究也很欠缺，相關的文獻很少，即使涉及到的少量文獻也大多相當原則，很不系統。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一是相當一部分學者在理論上把中產階層預設或認定是社會的「穩定器」，根本沒有去考慮還存在其他消極功能的問題，因此自然就不存在分析研究它向「顛覆器」或「異化器」等功能轉換的問題；二是對於那些把中產階層視為是「顛覆器」或「異化器」的學者而言，他們中的一部分由於只是把中產階層看作是「顛覆器」或「異化器」，因此也沒有去分析所謂中產階層在這三種功能之間的轉換機制問題；三是對於認識到中產階層可能存在著「穩定器」、「顛覆器」、「異化器」這三種可變功能的那些學者而言，他們對於中產階層在這三種功能之間的轉換機制的論述和研究大都也語焉不詳，只有塞繆爾·P·亨廷頓等極少數學者有過很明確的簡單的部分論述，而托克維爾、李普塞特等人也在意識到中產階級可能存在兩種不同方向的社會政治功能時，簡單提及或暗含了一些分析。　　例如，亨廷頓認為，中產階級（中產階層）的政治功能是隨著現代化的時間推移而逐步從革命走向保守的過程，強調隨著時間的變遷，中產階層會從最初的激進的「顛覆器」（「革命者」），慢慢鈍化為後來的保守的「穩定器」。「事實上，追溯起來，中產階級的進化可以分為好幾個階段。…… 首批出現的中產階級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隨著中產階級隊伍的壯大，它也變得較為保守。」「實際上，中產階級與穩定的關係，頗似富裕與穩定的關係一樣，一支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猶如普遍富裕一樣，是政治上的一支節制力量。然而，中產階級的形成卻也象經濟發展一樣，常常是極不穩定的因素。」[76]最早出現的中產階級往往在政治是激進的，後來出現的中產階級成員則帶有更多的官僚性和技術性，更注重商業，因此也就趨向保守。簡而言之，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功能「經歷一個漸次保守的過程，其隊伍每擴大一次，就越趨於從革命轉向穩定」。 [77]此外，亨廷頓認為現行政治體制對待中產階級的策略也非常重要，對於溫和的中產階級力量及其改革要求要有策略地善於吸收，但對於中產階級激進主義則不但不能迎合，相反「最恰當的辦法乃是鎮壓而非改革」。[78]在托克維爾看來，中產階層可能成為「穩定器」，也可能成為「顛覆器」，但是他並沒有論及這兩種功能的轉換機制。從他關於美國和法國中產階級不同功能的論述中，人們可以認識到的是，由於國情不同，中產階級的品質也會不同，從而導致中產階級的功能迥異。在美國，中產階級酷愛財產所有權，追求財富增長，同時富有職業倫理和公共精神，以職業為天職、勤奮節儉、愛國、權利觀念強、平等自由民主意識濃厚、信守法律（「愛法律如同愛父母」 ）、熱心公共事務和民間社團活動，並有基督教這一「教條性」的普遍信仰的規範和約束，因而本能地信守社會秩序，自然地希望社會安定，是社會的「穩定器」。而在法國，中產階級祟尚「空談」，大肆鼓吹「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抽象而普遍的觀念與理論，熱衷於以簡單化、理想化、絕對化、普遍化的方式對現實進行批判、對未來進行空想，鄙視改良道路，鼓吹徹底的改造和「革命」，因此中產階級最為激進，自然就成為社會現行制度的「顛覆器」。在李普塞特看來，中產階級既可能是「穩定器」，也可能淪為「異化器」。如果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能夠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而穩步地在社會分層體系中佔據多數時，即形成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菱形（橄欖形）社會結構，那麼，這個強大有力的中產階級就能發揮調節、緩和、化解矛盾與衝突的功能，從而發揮「穩定器」的功能；而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力量弱小時，如果它既面臨大規模資本主義的壓力，又面臨強大的勞工運動的社會壓力，中產階級就可能產生很強的「心理恐慌」和「地位恐慌」，這時候該國的中產階級就很可能淪為社會的「異化器」（如支持法西斯的中堅力量）。此外，還有不少把中產階級視為「穩定器」的學者（如亞里士多德），在高度肯定中產階級在穩定社會中發揮的積極功能的同時，也認識到中產階級的人數和力量的重要性，認為惟有當中產階級強大到足以抗衡其它兩個階級（極富上層、極貧下層）而有餘，或至少要比其它兩個階級中的任何單獨一個更為強大時，社會政治的穩定才真正有切實保障；否則，一個國家中產階級人數少，力量薄弱，中產階級就會被壓迫，自然難以發揮「穩定器」的功能，國家的穩定也難以政治保障。[79]　　雖然人們對中產階級（中產階層）在「穩定器」、「顛覆器」、「異化器」這三種功能之間的轉換機制的認識還是很粗淺的，但是從中產階級存在這三種可變的功能以及可能發生功能轉換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們至少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啟示和借鑒。　　首先要全面而科學地認識到，中產階層（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功能是多元的，並不一定是社會的」 穩定器」，它有可能成為現行社會制度的「顛覆器」或「異化器」。對於中產階層可能存在的消極作用必須保持頭腦清醒，因為只有理論上的清醒才能做到在政治上清醒，也才能制訂出正確科學的政策來促進中產階層的持續健康發展。對於國際上一些國家因對中產階層（中產階級）的政策失誤（如放任自流或錯誤打壓）而導致社會不穩或社會停滯或「改革不當從而引發革命」的歷史教訓必須引以為鑒。[80]　　其次，要充分認識到中產階層（中產階級）是一個處於社會上層與下層之間的成份複雜的社會階層，在它內部又有不同的層級（如中產階級的上層、中層、下層等）和不同的群體。這些不同層級的人們在價值觀上是互有差異的，他們的社會政治態度是不盡相同的。他們要形成統一的中產階級意識，發揮統一的階級（階層）政治功能，雖然並非不可能，但一定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　　第三，要充分認識到不同的發展階段，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功能也是不盡相同的甚至是迥然相反的。對於正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認識到這一點尤其重要。如果說一個成熟強大的中產階層是穩定社會的積極的中堅力量，那麼在這個成熟強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過程中，卻往往充滿了各種變數和風險。中產階級政治屬性很可能是隨著現代化時間的推移而逐步走向保守，但這種保守化的過程，也並不是一個完全自然形成的過程。　　最後，最為關鍵的是要充分認識到，加強對中產階層的扶持引導對於中產階層發揮「穩定器」的功能非常重要也極為必需。為此，第一步必須大力扶持和推動中產階層的發展壯大（只有中產階層的人員數量和比例壯大到有相當力量時才有利於發揮其「穩定器」的作用，一個弱小的中產階層很難發揮較大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很難在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發揮調節和緩衝矛盾與衝突的平衡作用），儘可能地創造有利於中產階層發展壯大的社會條件和環境，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並使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多地向中產階層傾斜，儘可能地減少中產階層成員可能產生的經濟不安全感、心理壓力和社會壓力，注意防止和減少其產生「地位恐慌」，並利用政策（如保護合法的財產所有權、打擊違法犯罪）和社會輿論強化有利於公平合法創業致富的社會環境，進一步引導中產階層通過合法手段大膽致富，將新增的財富更多地用於擴大再生產和擴大社會財富總量，促進社會更多的人進入中產階層行列。與此同時，對於這個新興的中產階層（中產階級），一方面現行社會政治體制應當進行相應的改革，增加政治體制的有效彈性，以便有選擇地為新興的中產階級開通參與政治的制度化的合法渠道，拓展政治參與的制度化的合法機會（而不能簡單地將他們排除在現行政治體制之外），並依法規範參政的程序和機制；另一方面，必須對中產階層進行整合引導，對其政治訴求要進行科學分析和合理選擇，特別要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力度、速度和改革方案的周全、穩妥，尤其要重視加強對不同類型的新興中產階級進行有針對性的引導，用主流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去規範、形塑和整合他們（而不能自由放任他們去侵蝕現行社會的根本政治體制），支持其組織各種職業性、功能單一的民間組織，適當轉移他們對政治的過度注意力；保障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發揮宗教自我約束行為、凈化心靈、鼓勵施惠從善等積極作用（抑制其消極作用），努力培養中產階層的良好的職業倫理、公共精神、法律素養和務實作風，增加他們對現行社會政治體制的認同，使新興中產階層真正成為現行社會政治體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最大限度地引導其在社會上發揮積極作用，真正成為社會的「穩定器」，堅決防止其成為「顛覆器」或「異化器」，淪為危害社會的消極力量。　　[1]感謝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資金的項目資助（項目批准號：FANEDD，200467）。　　[2]胡聯合，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法學博士，特約研究員（北京 100084），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內刊》、《政治學研究》、《歐洲（研究）》，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研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中國政治》，《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新華文摘》，《光明日報》、《法制日報》和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東方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等發表出版著作一百多萬字；曾獲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聯合授予的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曾獲得第二屆全國法學教材與科研成果獎。胡鞍鋼，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研究中心博士，特聘教授，國家「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專家（北京 100084）；在《中國社會科學》、《政治學研究》、《管理世界》等核心期刊上發表文章上百篇，出版著作48部（其中英語著作6部）。　　[3]middle class或 middle classes，譯為中文時，有的譯為中產階級，有的譯為中產階層。國內學者有時也將其譯為「中等階級」、「中等階層」，「中間階級」、「中間階層」、 「中間等級」、「中層階級」、「中等收入階層」等。此外，英語中的中產階級有時也用middle stratum（strata）、intermediate class（classes）或middle- class stratum（strata）等詞語來表示。在西方這些詞基本上是同一個意思。不過，考慮到國內的習慣用法，在標題等處仍主要採用「中產階層」的表述，在行文中為了尊重各個學者的意思，則經常可能混用。　　[4]Carolyn Howe ， Political Ideology and Class Formation：A Study of the Middle Class. Westport：Praeger Press，1992， p.173，pp.1-24；and Arthur J. Vidch (ed.)， The New Middle Classes ： Life-Styles ， Status Claim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p.15.　　[5]周曉虹主編：《中國中產階層調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28、299—324頁。　　[6]孫立平：《中產階層與社會和諧》，引自http：//www.eeo.com.cn/Politics/eeo_special/2007/05/07/60355.html。　　[7]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61—75、254頁。　　[8]李強：《轉型時期中國社會分層》，遼寧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4頁。　　[9]同上書，第300—301頁；李強：《社會分層與貧富差別》，鷺江出版社，2000年，第13頁。　　[10]陳冠任、易揚《中國中產者調查》，團結出版社，2005年，第385、426頁和http：//news.xinhuanet.com/stock/2006-03/06/content_4262968.htm；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1983/32191/2381176.html。　　[11]Arthur J. Vidch (ed.)，op.cit.，pp.15-35、203-205.　　[12]（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35、206、235頁。　　[13]同上書，第9頁。　　[14]（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26-147頁。　　[15]（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204-211頁。　　[16]同上書，第205-211、449-450頁。　　[17]（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800頁。托克維爾認為當時美國的中產階級（小康之家）已成為美國的主流，「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是小康之家」。引自（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58頁。　　[18]（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第660-663頁。　　[19]（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卷，1997年，第333-349、521-678頁。　　[20]同上書，第61-117、237-245、263-281、349-362、659-697、799-800頁。　　[21]同上書，第213-221、635-650頁。　　[22]（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第648-649頁。　　[23]（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276頁。　　[24]（義大利）加塔諾·莫斯卡：《統治階級（政治科學原理）》，賈鶴鵬譯，譯林出版社，2002年，第15-16、198-210、482-507頁。　　[25]（美）凡勃倫：《有閑階級論》，蔡受百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0-29、138—178、261-281頁。　　[26]同上書，第150頁。　　[27]同上書，第150、151頁。　　[28]（德）蓋奧爾格·西美爾：《社會學——關於社會化形式的研究》，林榮遠譯，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448、428頁。　　[29]同上書，第448頁。　　[30]同上書，第133、412-458頁。　　[31]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9， pp.9-22、80-237.　　[32]Ibid.，pp.80-115、227-228.　　[33]Seymour Martin Lipset ， 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Garden City ： Anchor Books，1963， pp.45-58.　　[34]Ibid.，p.51.　　[35]Ibid.，pp.45-51.　　[36]Daniel Bell ，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p p.343-362.　　[37]Arthur J. Vidch (ed.)， op.cit.，p.47.　　[38]Daniel Bell ， The End of Ideolog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p.403.　　[39]（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第70頁。　　[40]Arthur J. Vidch (ed.)， op.cit.， p.16.　　[41]Ibid.，pp.15-16.　　[42]人們對於何謂「顛覆」的看法並非完全一致，本文取中性的含義，即旨在推翻（顛覆）現行社會制度和政權統治的行為，主要指「革命」（包括非暴力革命）。本文所指的「革命」主要取「根本變化」之意，指社會政治制度或國家政權發生「根本變化」（尤其是訴諸暴力手段），暫不涉及政治正義性等價值判斷問題。這種釋義也與英語中的「revolution」（革命）的通常意思是一致的。參見《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24頁中關於革命的第三種釋義和《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辭典》（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295頁中「revolution」單詞的第一種和第二種解釋。　　[43]程巍：《中產階級的孩子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137-138、267-268、461-462頁。　　[44]同上書，第138頁。　　[45]同上書，第461-462頁。　　[46]（美）羅伯特·K·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賈鶴鵬譯，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296頁。　　[47]（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64—156、275—312、170—171頁。　　[48]同上書，第177—182頁。　　[49]同上書，第64頁。　　[50]同上書，第209—210頁。　　[51]參見（法）托克維爾《回憶錄：1848年法國革命》，周熾湛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思想與社會》編委會：《托克維爾：民主的政治科學》，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　　[52]（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第263-264頁。　　[53]同上書，第241-315頁。　　[54]同上書，第339 -343頁。需注意的是，亨廷頓以上分析的立足點是處於現代化過程中國家的中產階級。對於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或已經成熟的中產階級，他則認為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參見（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264-275頁。在最後的小結中還將對此進行簡要闡述。　　[55]（美）阿爾文·古爾德納：《新階級與知識分子的未來》，杜維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序言第1-7頁，正文第5-9、90-102頁。　　[56]同上書，第56-57頁。　　[57]同上書，第12頁。　　[58]同上書，第13頁。　　[59]同上書，第15頁。　　[60]同上書，第27-28頁。　　[61]同上書，第97-102頁。　　[62]Carolyn Howe ， Political Ideology and Class Formation：A Study of the Middle Class. Westport： Praeger Press，1992， pp.25-47；Arthur J. Vidch (ed.)， op.cit.，pp.35-46.　　[63]David Saposs， The Rol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Soocial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Essays in Honor of Wesley Clair Mitche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5.需指出的是，認為中產階級是法西斯主義的社會溫床的學者（如Harold Lasswell，Samuel Pratt，Daniel Guerin）為數不少。在薩泊斯看來，德國整個中產階級走上支持法西斯主義道路是中產階級對20世紀30年代德國經濟困難和社會緊張的一種極端主義反應。而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等學者則強調的下層中產階級是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肥沃的社會土壤，且這種支持法西斯主義的傾向是源於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即使是中產階級經濟地位改善了也仍然會存在。而與拉斯威爾的觀點相異的是，普拉特(Samuel Pratt)通過對城市民眾投納粹黨的選舉支持票的研究發現，一方面無論是上層中產階級還是下層中產階級都表現了投德國納粹黨的支持態度，另一方面上層中產階級比下層中產階級對納粹黨的支持態度更徹底一些。顧萊尼（Daniel Guerin）則認為不但城鄉小資產階級而且白領僱員都是「法西斯部隊的中堅」。See Harold Lasswell， The Psychology of Hitlerism，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No.4 (1933)；Samuel Pratt，The Social Basis of Nazism and Communism in Urban Germany，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 Political Man ，Garden City ： Doubleday ＆ Company， 1960，p.146；Daniel Guerin，Fascism and Big Business. New York：Monad Press，1973.　　[64]David Saposs， op.cit.，pp.395-397.　　[65]Ibid.，p.400.　　[66]Seymour Martin Lipset ， 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Garden City ： Anchor Books，1963， pp.131-179.　　[67]Ibid.， pp.131、177.　　[68]Ibid.，pp.131-132.　　[69]Ibid.，p.135.　　[70]（美）C.萊特·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周曉虹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29-281頁。　　[71]同上書，第270頁。　　[72]同上書，第276頁。　　[73]同上書，第261-264頁。　　[74]同上書，第279-280頁。　　[75]同上書，第281頁。　　[76]（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264頁。　　[77][77]同上書，第275頁。　　[78]同上書，第343頁。　　[79]參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206-209頁。　　[80]亨廷頓認為在歷史上的伊朗、摩洛哥、利比亞、韓國、哥倫比亞、多米尼加、蘇聯、波蘭以及其它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城市中的中產階級往往成為主張對社會進行全面徹底改造、追求「烏托邦」目標的激進的反政府力量，而政府的改革則變成了中產階級進行「革命」的催化劑。參見（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339-3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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