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屈原的死亡情結

揭秘:屈原的死亡情結

屈原的死亡問題與他的婚戀問題,是屈原的兩大千古之謎。但前者與後者還不一樣。屈原的婚戀在史籍上一無所考,屈賦里也閃爍其詞;更由於其聖者之故,後世遂三緘其口,以致成了明明有疑而都不疑,於是愈來愈疑的歷史懸疑。屈原的死亡問題,卻是自漢代王逸、司馬遷和賈誼都認定他是在汨羅江自沉的,屈賦里也明明多次寫著;然而,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更引起了後世學者的多疑:這究竟是真,是偽?難道屈原還未死就把他的死寫進自己的詩里嗎?

屈原的死亡問題歷來有三大疑點:一是屈原為什麼在他的詩里一再提到彭咸這個人,而且明說他要以彭咸為偶像,並學其去投江?二是屈賦里為什麼寫了那麼多他不畏死,要去死,九死而不悔?他的死亡意識為什麼如此強烈?三是屈原的死亡意識在他的詩里表述得很早,卻延續了很長時間,成了一個宿願——他為什麼一再未死而終於還是投江而死?

圍繞屈原的死亡意識,研究的文章之多,可以說凡屈學論著皆不能繞過(婚戀問題則一概如暗礁似的繞過),而且千百年爭論不休,以至宋明以來,連屈原是否投汨羅江自殺,都有懷疑。據游國恩先生述及,日本學者齋藤正謙甚至說屈子自謂「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是「憤激之言,而非實語」[1.138.]……綜觀以往對屈原的死亡之爭,都離不開考證;考證不了,就拿屈賦的片語隻字來佐證。不過愈是這樣,愈爭論不休。

其實,與屈原的婚戀一樣,屈原的死亡意識都寫在屈賦里,而且比婚戀寫得更明白,更實在。屈原的死亡意識屬於他的辭賦。我們也只要通過對文本的精神分析,就能夠解讀他的死亡意識的全部密碼。

如同屈賦離不開「女」和「美人」,構成他的「婚戀情結」;同樣屈賦也離不了「死」和「亡」,則構成他的「死亡情結」。《離騷》寫「死」達5次之多,《惜往日》寫到「死」更超過7次。榮格認為,「當個體具有某種情結時,就會沉醉於某種事物而不能自拔,似乎有了一種『癮』」。[2.264.]「死亡情結」對於屈原,不僅是寫得多,而且構成了一種宿命:「不是人佔據了情綜(情結),而是情綜(情結)佔據了人」。[3.30.]

但情結是一種無意識。屈原這樣「沉醉」於死亡之中,也是無意識使然。他似乎早已預言和預見了自沉的命運,也並非自覺地以死明志。通讀屈原作品,他是從《離騷》起才言「死」字的。這已是懷王十六年,他在31歲由高峰急轉直下的時候。他在前期春風得意,即使寫《大招》,也與「死」不沾邊。至於《離騷》多次涉及投江的人和事,可能有著心理暗示,那是屈原的心理衝突達到極端的無意識表露,所以才那樣豐富、強烈和持久。

弗洛伊德說人有兩種本能:生本能與死本能。生本能是愛,死本能是恨。可以看出,「生的本能與死的本能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弗洛伊德認為,正是「這兩種本能一開始就相互鬥爭」,才解開了「生命之謎」。生本能是「生命的保護者」;死本能的核心之「恨」就是「侵犯」,「施虐」,即對生命的破壞。那麼,作為與生本能的對抗,「施虐傾向」「轉向自我」,也就是施虐對象成了受虐對象。而「服從於一個無情的自然法則,服從於至高無上的必然性,總比屈從於某種本來或許可以避免的偶然遭遇要使人好受些」,這就是自殺。[4.48.]屈原的自沉,正是如此。屈原的婚戀,是他的生本能;屈原的自沉,是他的死本能。屈原研究的兩大難解之謎,恰恰關乎兩大本能,看來這並不是巧合。

從考證的疑團與局限里走出來,對屈原的死亡意識進行精神分析,我們才對許多問題豁然開朗,並進而看到屈原死亡的實質與意義。

一 屈原與彭咸

屈原作品提到彭咸其人共有7次。計《抽思》1次,《思美人》1次,《悲迴風》3次,《離騷》2次:

1、「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抽思》)

2、「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思美人》)

3、「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悲迴風》)

4、「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悲迴風》)

5、「凌大波而流風兮,托彭咸之所居。」(《悲迴風》)

6、「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離騷》)

7、「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

可以看出,在屈原心裡,他對彭咸已經到了念念不忘的程度。這是一種縈懷的意念,揮之不去的思緒,更是淤積太厚的無意識。據王逸《楚詞章句》介紹:「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又說屈子「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故我將自沉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後人對此多有不信,認為是附會之詞。我以為,對於彭鹹的有無,對於屈子到底是念其人還是欲效其事,是不必過分認真的,總之都是一樣,而且沒有意義。只要看看屈賦里提到他想效法的先賢,就知道並不只彭咸一人,如史籍可考的介子推、伯夷、伍子胥、申徒狄、比干……不也提了多次,也有投江自盡的嗎?所以,我們最好把彭咸看做是一個原始意象,祖先傳承給屈原的集體無意識的「原型」。正是因為如此,詩人才每在閉目時「不思量,自難忘」;在下筆時「無處話凄涼」;這個意象也才能在詩人心靈里蘊藏得這樣深,這樣久,好象他就是彭咸,彭咸就是他一樣。

弗洛伊德在研究死本能時認為,人的心中確實存在一種「超越唯樂原則」的「更原始、更基本、更富於本能的東西」,他叫做「強迫重複原則」。比如,「愛情的喪失和遭到的失敗以一種自戀的創傷形式給自尊心造成了永久性的傷害」;「我們發現這樣的人,他們所有的人際關係都落得同一的結果」……這種「被迫將被壓抑的東西當作當下的體驗來重複」的無意識,服從的就是「強迫重複原則」。人的心理在強迫重複原則的逼迫下,身不由己地再三重複一些東西,而所有被強迫重複的主題都是不愉快的,「因為它暴露了被壓抑的本能衝動」。[4.20.]

在人的心靈里,最痛苦的強迫重複莫過於「死本能」。屈原為什麼對於彭咸這樣念念不忘呢?「彭咸」不就是「死」的符號嗎?「彭咸」意象不就是「死」意象嗎?「彭咸」意象的強迫重複,難道不是屈原最痛苦的體驗嗎?弗洛伊德認為強迫重複是把本能活動引向倒退的原則,因此它的本質是對人的懲罰,壓抑,是最不愉快的,這就是「死」。屈原賦對彭鹹的7次重複,正是「死本能」對詩人強迫的懲罰、壓抑和痛苦。

有學者說是彭鹹的做人和自沉影響了屈原,又有學者說是屈原的做人和自沉虛構了彭咸。這樣的爭論太拘泥。精神分析學讓我們看到的卻是「死本能」使屈原強迫重複彭鹹的體驗,「死本能」也使彭咸把他的強迫重複施加於屈原。總之,有了「死本能」,屈原找到彭咸是一種必然。游國恩先生在談到屈原對彭咸「或言依其道,或言從其蹤」時,也說理解起來「不可泥也」。他說:「屈子自再放江南時,而死志始決。其後之沉淵而死者,蓋亦先有彭咸之志而又適符其跡者也。」[1.143.]在所有的實證研究中,游國恩先生的持論是較為中肯的。

迪爾凱姆認為人的自殺有一個「純粹」的心理因素,這就是「仿效」。他說,「當我們談到仿效時,我們指的是那種感染現象」,即「一種行為有一種類似的、以前由別人完成的行為的表現為直接的先例」。屈原的自沉,我們可以看做是對彭鹹的「仿效」。迪爾凱姆還說,「每一名自殺者必定從某一位先人那裡接受了自殺的傾向」,「而他則是後者的精神繼承者」。這就是「繼承自殺」。[5.332.]那麼,屈原的自沉,也是對彭鹹的「繼承自殺」了。這種「精神繼承」的問題,與我們說的「死本能」,「強迫重複」,「集體無意識」,以及他對怨懟沉江的心理暗示,實是一致的。屈原這樣依從於彭咸,是精神歸依的懲罰,是精神解脫的壓抑,是精神極樂的痛苦。彭咸成了屈原的精神父親。

二 屈原與楚狂

讀屈原作品,總有一種深沉的壓抑感,似乎我們的心也與屈原一起沉重地埋在字裡行間。例如《悲迴風》,從開頭「悲迴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起,心就被搖撼和「冤結」起來;到「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晝夜以淚洗面,承受著悲思的掩埋;以致「心掛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排也排解不開。難怪詩人不得不三次追思彭咸,呼天搶地要「托彭咸之所居」。故而歷來有把《悲迴風》當做屈原的絕命詞的。其實,就是屈原最早的《橘頌》,在朝氣里也有一股不平氣在。不然,為何要一再申述「深固難徙」、「獨立不遷」呢?他為何要說「行比伯夷」呢?伯夷不與彭咸一樣是「死」的符號(當然此伯夷非彼伯夷也,見《橘頌》分析)嗎?再看《九歌》,系「歌樂鼓舞」之詞,似乎「無嫌於燕昵」,但卻盡寫失戀,誠如王逸所說,仍在「見己之冤結」矣。(《楚辭章句》)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里,「壓抑」被認為是阻止無意識進入意識的力量。這些無意識為什麼被壓抑呢?因為它是人的「自然慾望」(力比多),受「快樂原則」的支配,「不問所求的快感是否與社會生活相容」;而社會生活卻是受「現實原則」支配的,所以便發生激烈的衝突。衝突的結果,「往往是社會影響戰勝慾望,這就是所謂壓抑」。[6.158.]人的慾望(力比多)是本我所在。本我受了壓抑,這是一切痛苦之源。

屈原一再申述他的「內美」,追求「美人」和「美政」,這應該看做出自他的人格本我。求女與參政,是本我的慾望;他原是一個極富人情(性慾)和積極入世(功利之欲)的人。可是,他求女屢屢失敗,他懷瑾握瑜,反而兩被放逐,充分地表現了他的慾望被社會所壓抑,以致壓抑與痛苦執著地佔據著屈原的心靈,這就使他的作品充斥著壓抑與冤結的情緒。弗洛伊德認為,「過去很久的苦痛的事故不僅還牢記在心,並且連那些事故所惹起的情調也還沒有消散;他們不能從過去解脫過來」,這乃是精神病症產生的根本原因[7.189.]。他還用一個公式說明:「神經病的原因=力比多執著所產生的傾向+偶然的(創傷性的)經驗」[7.289.]。屈原由於長期的精神壓抑與痛苦,於是,在他的作品裡,我們看到了精神病的癥候。

《離騷》里的「求女」,很多作品裡的思「美人」,以及全部作品的婚戀失敗,過去都簡單地以為不過是比喻手法;從精神分析看來,何嘗不是作者的本我體驗即他的「自然慾望」或「力比多執著所產生的傾向」呢?他對「靈修」的失望和對「皇輿之敗績」的痛惜,顯然更是牢記在心的「苦痛的事故」。於是,他就有了上下「求索」的妄行,訴諸堯舜,追蹤彭鹹的瘋語。他以龍為馬,以鳳為車,率雲霓,遣雷師,追風伯,的確想像豐富,夠浪漫的,但

又何嘗不是癲狂呢?他穿戴著奇異的服飾,常常用香草打扮自己;他自比鳳凰,視人為雞。這當然是自戀情結,但也未免不是變態的人格。「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他當然是最清醒的;但極端的清醒,勢必導致神經症。

屈原作品向來存在創作時間之爭。這是因為在他的作品裡有許多敘述的模糊,錯雜,甚至於混亂,例如兩次被放的路線問題,就忽此忽彼,莫衷一是。許多作品的語言還有重複,穿插,過去總以為這是錯簡。如《離騷》開頭自敘身世之後,突兀插陳「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上下文無以銜接,「內美」更無所指。有人在《招魂》里找到「串簡」的文字,那就是首起「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等6句,它與《招魂》全文文意不合,卻正符合《離騷》寫「內美」的文意。這樣的情況還很多。不過我以為,錯簡、串簡只能是後世的揣摩,而更多則應看做詩人心靈壓抑導致的譫妄。

最大的譫妄與癲狂莫過於《天問》。《天問》一氣問了170多個問題,天文、地理、社會、歷史、神話,無所不問,大膽懷疑,不可謂不奇詭宏闊;然而它的反傳統、反常理、反邏輯卻是最明顯不過的。胡適說「《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是一種「雜湊」(《讀楚辭》);鄭振鐸說「《天問》是一篇無條理的問語」(《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這些看法未免表面了些,但也正說到了它的譫妄的實際上。《天問》正如我上面說的,它是清醒之極的質疑,卻也是神經症後的狂言。《天問》之問者,狂人也。

屈原作品走出了一位「楚狂」。全部屈原作品刻畫了一位「楚狂」的形象。

屈原誠然與《論語》里的楚狂接輿有相似的狂放,因為他們都看到了「今之從政者殆而」,從而形成了與社會時尚相乖違的思維與言行。不過,屈原始終放不下入世的人生態度,倍受打擊還對從政者心存希望;接輿卻採取了遁世的人生態度,他與從政者堅決地不合作。屈原是壓抑式的楚狂,接輿是偏執式的楚狂。這兩種楚狂,我們還在《漁父》里又見到了。漁父狂到莞爾而歌,屈原則狂到寧赴江流,葬於魚腹的地步。

弗洛伊德分析有一種「強迫性神經病」,病人常有癲狂的癥候,即以某些「耗損精神的強迫思想」為起點,「面對著生死存亡的問題,勞心苦思,不能自已」,他雖然感到內心的衝動是可怕的,荒唐的,但仍無法擺脫這些強迫性的見解與行為。並且,這種強迫性神經病人有些還有奇才異能,愛真理若狂,例如法國大作家左拉就是。現在我們看到,屈原不也是這樣的強迫性神經病人嗎?

弗洛伊德認為,所有的強迫性神經病人都「執著於其過去的某點」,這「某點」乃是強烈的情緒經驗。「一個人如果不能應付一個強烈的情緒經驗,結果便造成了神經病,所以神經病的成因約略類似於創傷病」,他把強迫性神經病的癲狂癥候稱為「創傷的執著」。[8.216.]

屈原「創傷的執著」顯然是由於性愛與從政失敗的打擊。正是這「過去的某點」,「勞心苦思,不能自已」,強迫他「耗損精神」,才導致了他的神經病而成為「楚狂」。

魯迅在20世紀初寫下了《狂人日記》,刻畫了一個狂人。屈原早在戰國時代寫了24篇楚辭,也刻畫了一個狂人,它們竟奇妙地可以類比。魯迅筆下的狂人是因為「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便讓趙貴翁等「同我作冤對」,「想害我」;屈原不也正是一再踹了楚王朝的「陳年流水簿子」而招致昏君佞臣們「作怨對」和「想害」他嗎?狂人翻開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寫著「仁義道德」,看到從盤古開天地及易牙都在吃人;屈原不也從《天問》發難,質疑仁義道德和歷史的顛倒嗎?狂人滿心希望大哥等吃人的人「真心改起」;屈原不也到死還希望他心中的「美人」「何不改乎此度」嗎?……魯迅筆下的狂人發現了歷史的「吃人」,呼喚「救救孩子」;屈原筆下的狂人則發現歷史的忠奸顛倒,陰陽易位,而呼喚救救「美人」——屈原作品是詩化的《狂人日記》。

魯迅在《狂人日記》的序言里稱狂人是「迫害狂」;屈原死心塌地從政,反被腐朽的政治迫害成狂,他也不早是「迫害狂」嗎?

《狂人日記》里寫日夜是「黑漆漆的」,吃人者們懷著「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大家連絡,布滿了羅網,逼我自戕」。屈原所面對的,也是這樣強大的黑暗,如虎,如狼,如蛇,最後,他也只有被逼得「自虐」。

雖然「自殺只是精神病的一種插曲式的綜合症」,但「人只有在發狂的時候才企圖自殺,自殺者就是精神錯亂者」。尤其是「強迫性自殺」,患者糾纏於「一種固定不變的死的念頭」,「憂傷、壓抑、心中有一種與日俱增的焦慮感」,以致「突出地表現出一種特定的精神狀態」,於是成了「自殺狂」。[5.24.]屈原也曾天真地想過「自疏」,但他不能,死亡情結已經深深陷入他的無意識中,在《悲迴風》和《惜往日》里已達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到了《懷沙》,則更明顯是個「自殺狂」了。

屈原屢述了好多狂人和被殺者:梅伯受醢,箕子佯狂(也是一種精神病態),接輿髡首,桑扈裸行,伍子逢殃,比干菹醢……可是,屈原卻有著那個時代比上面這些人更痛苦的靈魂,因為他20餘年想死而未死,終於被逼成自殺狂。

「自殺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個人行為,而是對正在解體的社會的反應」,因為只有這時「他所體驗到的恥辱、憂傷和絕望的情緒就會特彆強烈,甚至難以忍受」[8.240.],尤其對於屈原這樣的知識分子。屈原是最早的政治迫害狂。

三 屈原與哈姆雷特

然而,外在的政治迫害只有通過內在的人性弱點才能逼其發狂,並實現自戕。屈原是有人格弱點的。

班固最先批評屈原「露才揚己」,是符合事實的。屈原的確自恃於出身名貴,對天賜的家世極盡於誇飾。他峨冠奇服,戴花佩玉,自稱「美人」,開口閉口張揚「內美」,並「重之以修能」。唯我有才,唯我獨醒,唯我獨清。特別是在君臣關係上,只有我才「竭忠誠以事君」,自己的一切都是「專惟君而無他」。通過屈賦,詩人達到了自我欣賞的極致,其人格本我已經熔鑄了頑強的自戀情結。

弗洛伊德認為,「自我的本能指的是自我本身,因此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從自身中獲得自身的滿足。這種狀態被我們稱為『自戀』,而這種導致滿足的潛力則被我們稱為『自身情愛』」。也就是說,自戀情結就是「自我只愛它自己而對外部世界無動於衷」。豈但是無動於衷,而且,當一切快樂都「內向投射」自我而產生「愛」的時候,一切痛苦就會全部投向外部而產生「恨」,從而使愛與恨構成根本的對立。[9.183.]精神分析認為人格本我是受「快樂原則」支配的,而人格面具卻受「現實原則」的支配;屈原的自戀與對群小的恨,使他很難屈就於現實。正是這樣,他越到後來便越孤單無助,已然是無妻無子,無朋無友,孑然一身;自己也越來越狹隘,越來越孤獨。故聞一多說:「我覺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無寧是孤高與激烈」[10.252.],這就導致了他的人格的尖銳衝突,於是,他對外部的攻擊就轉向內部,他由「恨」所產生的施虐就會轉為受虐,屈原的自殺就成了必然。

屈原的性格還有猶豫不決的弱點。他曾想自強,也曾想自疏,但終不能夠。屈賦中多所猶豫、徘徊的言行。「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徘徊躊躇,進退兩難。雖然寫《惜誦》時他已有些神經失常,但「欲……恐重患……欲……不忍……」的徘徊不定也未嘗不是一種性格。再像《離騷》里求女,「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則更加表現了主意不定的性格煩惱。

屈原的猶豫性格最見於他的自沉。其實,死亡情結很早就積澱在屈原的無意識之中並寫進作品了。《抽思》里寫「指彭咸以為儀」的時候,當在他第一次放逐漢北,蔣驥認為是楚懷王18年,游國恩認為是懷王24年,屈原尚在40餘歲。而流露死志最多的要推《離騷》。詩中除了兩次寫他要追隨彭咸以外,還屢陳「雖九死其猶未悔」,「寧溘死以流亡」,「伏清白以死直」,「雖體解吾猶未變」,「阽余身而死危」……考《離騷》的寫作年代,馬茂元說在楚懷王28年(公元前301年)至30年(前299年),屈原當40歲左右,最為成熟,而又不是老聲老氣[11.146.]。游國恩說寫於頃襄王13年(前286年)屈原再放以後,50歲至60歲之間[1.74.]。我以為馬茂元先生估計屈原當時40雖左右的年齡是可取的,只是馬游二位推算的年代太晚。我們姑且以懷王16年(公元前313年)屈原31歲寫《離騷》為宜,按屈原自沉在襄王19年(前280年),65歲(亦從游國恩說)。那麼,離其寫作《離騷》吐露死志也已30多年了。

這麼長的時間懷著自殺之心,並且還具體明確地選定了投江而死的方式,可是,他卻遲遲沒有付諸行動。他是怕什麼呢?我們從他「九死不悔」的誓言看,深信他並不怕死。那麼,屈原為什麼這樣猶豫?

我很自然地聯想到了哈姆雷特。莎士比亞劇中的哈姆雷特本應去刺死殺父娶母的叔父克勞狄斯,替父報仇。他也有很多報仇的機會,可是他就是猶豫痛苦,始終「延宕」著。弗洛伊德在分析哈姆雷特的優柔寡斷性格時,歸結為他的人格本我的「戀母情結」。他的叔父克勞狄斯「所做出的正是他自己已經潛抑良久的童年慾望之實現。於是對仇人的恨意被良心的自譴不安所取代,因為良心告訴他,自己其實比這殺父娶母的兇手並好不了多少」。[12.170.]

我以為,屈原自殺中的猶豫,也象哈姆雷特報仇雪恨的延宕。在精神分析看來,屈原的猶豫,必然也是有其人格根源的——這雖然不是「戀母情結」,卻可以稱之為「戀君情結」。因為在他的無意識深處,最核心的就是一個字:君,事君,忠君,並且他覺得惟有他才最愛君、忠君。他愛國,就是愛君。懷王去了,襄王來了,他同樣愛君。他的「內美」、「修能」、「志」、「正」,都是「惟靈修之故」;他最放不下心的,就是「恐皇輿之敗績」。由於這樣的「戀君情結」鑄入了他的人格,他怎能夠舍君而自殺呢?他多次想到自殺,他又怎能不以心靈的「罪感」而不斷地猶豫呢?哈姆雷特對叔父,殺,或不殺,表現了他的人格衝突;屈原對自己,自殺,或不自殺,更表現出了雙重的人格衝突——無意識層面的「死亡情結」與「戀君情結」的衝突;以及追求「內美」的本我與應對現實的人格面具的衝突。處於雙重人格衝突中的屈原,其猶豫與痛苦怎麼不更造成他的人格的扭曲!所以馮川先生說:「從心理學的角度,屈原的悲劇並非歷史悲劇或政治悲劇,而首先是人格的悲劇、存在的悲劇。」「屈原如果不首先敗在自己手中,他是不會敗在他人手下的。」[13.163.]

於是,屈原成了中國詩歌的哈姆雷特。

四 屈原與白日夢

屈原的悲劇更是由於他太真情,深情,重情,鍾情,多情。但是,屈原的豐富和真切的

情感體驗卻成就了他的詩創作。詩緣情。

屈原具有情感型的氣質。榮格把人的氣質劃分為內向型與外向型兩種,屈原屬於內向型氣質。當他與外部世界發生關係,甚至來自強大的打擊時,他的心理能(力比多)總是流向主觀內部,孤獨,多疑,自責,憤懣,壓抑,痛苦。榮格還把兩種定向與四種機能組合成八種人格類型,也就是具體的氣質體現,屈原則屬於內在情感豐富的「內向情感型」,不過也兼有「外向情感型」的激烈、狂躁等特點。由於性格、氣質的心理原因,屈原本來是想當政治家的,但他終於沒有當上,相反地還被政治所欺騙和糟蹋。他太多情,太善良,而政治家卻太無情。他博聞強記,嫻於辭令,本來也是有條件成為思想家的;但他卻一任憂鬱、痛苦所煎熬。在受到打擊的時候,更沒有去獨善其身。而思想家總是超越情感,理勝於情。於是,情感把他燃燒成了詩人。憤怒出詩人。

弗洛伊德認為每個人都和神經病人一樣,「為太強烈的本能需要所迫促」,「渴望榮譽,權勢,財富,名譽,和婦人的愛」,由於不能滿足,便壓抑到無意識里,故有著太多的痛苦。而本我受到壓抑總想得到解脫與滿足,於是產生了夢。「夢是現實中得不到滿足的慾望改頭換面的象徵性表現。」藝術創作正如做夢,可以通過幻想使慾望得到滿足,這就等於「白日夢」。弗洛伊德把文學創作為解脫壓抑,付諸白日夢,使慾望得到滿足,叫做「升華」。藝術家有著強大的升華稟賦,既可使幻想得到快樂,又為他人共同欣賞。[8.301.]「升華」是一種宣洩,它使被壓抑的慾望成為高尚的情緒,這就成了文藝的實質。[7.192.]司馬遷所謂「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以舒其憤」,就是如此。而「屈原放逐,乃賦《離騷》」[14.87.],也是如此。「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介渺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屈原自己就是這樣說的。他的憤懣淤積太多,沒有人可以理解,壓抑到了極限,於是只有汩汩滔滔噴泄出來。壓抑愈深,宣洩愈烈。

在現實世界裡,屈原孑然一身。權勢、功名、利祿、愛,統統遠離了他。他只有痛苦與憤懣。痛苦與憤懣造成的心理體驗,卻是詩人的巨大財富。寫詩,成了屈原人生的最大滿足。馮川說,「現實中的失敗」,「成全和保證了屈原成為一位偉大的詩人」[13.174.],屈原的一生只有詩;只有詩才是屬於屈原的。可以說,他的每一首詩都是他的心理的宣洩與滿足。即使是《九歌》,也是「愁思沸郁」(王逸)的宣洩,那每一篇里失戀的哀怨,無一不是他自己痛苦的呻吟。再如《天問》,更是詩人壓抑得發狂的反叛。「天問」者,呼天搶地,呼天天不應,喚地地不靈也。

弗洛伊德把「被壓抑的慾望變成高尚的情緒」,從而「為他人共同欣賞」,看做藝術家的特殊才能。屈原的「特殊才能」則是與他的特殊人格分不開的。這就是他的情感太真誠。王國維說:「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說:「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而「楚辭之體,非屈子所創也。《滄浪》《鳳兮》之歌已與三百篇異,然至屈子而最工。」[15.14.]屈子何以「最工」呢?豈不正是他「不失其赤子之心」,並「以血」寫詩之故嗎?屈原在詩里,簡直沒有什麼隱諱,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詩了,包括求女的失敗,婚姻的不幸,他對社會人生廣泛而具體的愛與恨。王國維說:「屈子之自贊曰『廉貞』。余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而「貞」,就是「純摯之感情」[16.384.]。這更是說到屈原赤子之心的點子上了。

屈原的自殺,並以他的詩赤裸裸地表白自殺,使詩人的情感提升到了生命體驗的極致。生命體驗是對於人生極限的體驗。屈原的全部辭賦,都是生本能與死本能相互對立的情感迸

發與宣洩;尤其是反覆抒發自殺中的猶豫與延宕,更袒露了靈魂的拷問與搏鬥。屈原的全部「生命之謎」都在這裡。這樣的詩,還不是以血書寫的么?還不震撼讀者的心靈么?日本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說:「精神和物質,靈和肉,理想和現實之間,有著不絕的不調和,不斷的衝突和糾葛。所以生命力愈旺盛,這衝突這糾葛就該愈激烈。」「除了不耐這苦悶,或者絕望之極,否定了人生,至於自殺的之外,人們總無不想設些什麼法,脫離這苦境」,於是,「獨有一種絕對無條件地專營純一不雜的創造的世界。這便是文藝的創作。」故他把文學稱為「苦悶的象徵」,並強調「文藝是純然的生命的表現」。[17.197.]由於屈原的孤獨、譫妄與絕望,致使審美與現實混淆,他自殺了;幸而他選擇了文學來宣洩他的自殺,他的文學就成了「純然的生命的表現」。

屈原的死亡情結使他成了永生的詩人,屈原的辭賦是生命體驗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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