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承秦制到天人感應：漢朝政權合法性

　　劉邦以布衣得天下，政權的合法性問題是中國王朝首次要面對的問題。貴族當政的合法性不成問題，是一直延續的傳統。秦雖然秦末農民陳勝已經提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驚人口號，但終於功敗垂成，而劉邦成功了，奪得了天下，就不再是簡單的發問了。

位於沛縣的「高祖還鄉」雕塑

作者：舒可文

　　漢承秦制

　　劉邦以布衣得天下，政權的合法性問題是中國王朝首次要面對的問題。秦以前不存在這個困難，貴族當政的合法性不成問題，是一直延續的傳統。秦皇是最後的貴族。雖然秦末農民陳勝已經提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驚人口號，但終於功敗垂成，而劉邦成功了，奪得了天下，就不再是簡單的發問了。

　　秦雖雄並六合而成統一國家，在政治制度上完成了大一統，但即興即滅。劉邦經過諮詢眾多專家，得出結論是，秦只有法制而沒有意識形態，沒有國家和社會的理念，這樣就缺乏思想和精神上的大一統，沒有思想和精神上的統一就是沒有實現全方位的國家統一。秦王朝對利用鬼神權威去治民的做法嗤之以鼻，它是一個沒有國家觀念，只有法規的政權。雖坑儒數百，但實際上百家仍然各自自由思想。法家只是在政治上的主流，並非公認的思想權威。

　　漢朝批評秦滅六國後以力壓人，制度雖強，卻傷人心，漢朝就要扭轉，搞大平反，凡是以前受迫害的，都予昭雪，把六國被殺的那些人的後代都找出來，包括孔子的後代，甚至秦的後代，陳勝的後代，使人看墳，讓他們還繼續祭奉自己的祖先，保持祭祀。所以漢初時，原來各國的文化雜陳，有秦式的、楚式的等等。

　　漢初崇黃老。黃老之說有與民休息的特性，之所以崇黃老，一是接受強秦暴亡的教訓，二是如錢穆所論，農民布衣政權有著樸素崇自然的傾向。

　　自戰國時就一直有黃老之學流行，秦時也有，來源於戰國時候的一個隱士之類的人，叫河上丈人。漢朝一方面延續了與法術相通的黃老，但也批評秦時只強調了其應用部分，而忽視了其無為而治的道家本質。漢初，開黃老之學政治操作之先河，黃老之學的政治操作是道家兼收了一些法家內容融合造成的一種平衡。雖崇黃老之學，但整個社會思想仍然有「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現象。

　　漢景帝時有過一場政爭：在朝廷上黃老學者黃生斷言，周武王用武力奪天下是謀逆不道，儒生轅固生則說，商紂暴虐無道，武王伐紂是順應民意，得民心就是得天命。黃生說，冠雖弊也得戴在頭上，鞋雖新也要穿在腳上，這叫上下有別。紂雖失道，湯武雖聖，臣誅君，猶如鞋加於頭。如何能行。轅固生說，那漢高祖代秦而立，不也變成錯誤的了？景帝趕緊打住：「吃肉而不吃馬肝(馬肝有毒)，不算沒有品味；討論學問不爭論湯武革命，不算愚昧。」從此不再爭論。這一「不爭論」模式也是後世歷代的習慣，凡是敏感問題就不爭論，在思想上不容易解決的，就在行動中解決。

　　獨尊儒術

　　漢武帝時，發生了從黃老到獨尊儒術的轉變。在治思想史的學者看來，這是不得了的重大歷史事件，因為從這裡漢武帝完成了另一層次的大一統，使這個政權有了統一管理政治生活、倫理、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的指導性意識形態。

　　漢武帝向天下「賢良文學」之士發布「策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等等一大堆政治問題。在元光五年(前130年)的一次策問中，重重疑慮簡做五問，問的都是關於政治的「大道之要，至論之極」。當時前去對策的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董仲舒是其中之一。他提出禁絕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諸家之說，而獨尊儒術。

　　儒學經典《詩》、《書》、《禮》、《樂》、《易》、《春秋》，本是周朝貴族要學習和掌握的六種知識和技能，到漢時，落到實處的只有五經了，有一說，是《樂》只有記而無經，它不是文獻而是樂譜；還有一說，是秦始皇焚書時《樂》被焚燒，再無存本。當時《春秋》有三傳：左傳、公羊傳、轂梁傳，漢武帝立為官學的是《春秋公羊傳》，董仲舒就是研究公羊傳的大師，他以公羊經師的身份，舉著孔子做《春秋》這面大旗，解讀經典。

　　儒在先秦屬於保守思想，儒學的政治理想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其實做不到，實際上無論是漢武帝還是董仲舒心思都不在《春秋》記載的魯國編年史，公羊春秋本就重不在此，而是從《春秋》的「微言」中讀出「大義」。在這種解讀中夾雜了道家、陰陽家等多家的思想，似乎並不真廢百家。董仲舒之前，漢高祖時的儒生陸賈成為「漢代重儒」第一人，陸賈雖然重儒，但在他看來，「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葯不必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董仲舒只是不直說，但把所有可以加以利用的都套在儒學的外殼裡了。與黃老無為之術不同的，可能也是被漢武帝最看中的是儒家力倡的「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的君臣秩序。在政治方面，周以來的天命理論和「天下莫非王土」的天下理論，還有儒家的仁政王道理論，都是漢儒現成的資源。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雖然被後世認為是庸俗儒家，但卻成功地把上述的兩種政治資源結合起來而成為國家理念或意識形態，這樣就從統治天下進而發展到有了統治天下的合法性論證和制度論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對策，立五經博士。這一政教合一的儒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從此被歷代沿用。儒術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主流價值觀。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後，儒學變成經學，其中一條「學而優則仕」是很重要的，讀經成了文人儒士的進身之階，獨尊儒術的重要意義之一就是讀書做官的制度。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思想變成了制度話語，變成與權力密切相關的事情，於是經學泛濫，對經典作出不同解釋，紛紛爭奪話語權威。到漢章帝時，他主持了有13個官方學者參加的白虎觀會議，力圖統一關於典章制度的經學解釋，其科研成果就是班固奉漢章帝之命撰寫的《白虎通義》。

　　置五經博士後，引經據典成風，漢武帝連廢后立後都要為詔書中的「變」字引用了包括《易》、《詩經》在內的經典。漢元帝甚至要求大臣們在論述事情時都必須「各以經對」，討論政事的詔書往往要有「《詩》不云乎……」「《書》不云乎……」的結尾。

　　獨尊儒術直接導致了讖緯之學的盛行，上自皇帝，下至儒士官僚、民間百姓，都卷在這個潮流之中。以公羊春秋為代表的今文經學為了發現對現實政治情況有用的微言大義，難免對文本進行過度詮釋，尤其喜歡利用神怪的解釋，以至於墮落成為讖緯神學，一時怪論妖言、預言占卜盛行朝野，不僅被廣泛用於權力鬥爭，也被暴民匪寇所利用作為起事暴亂的理由，社會日趨無序。讖，「詭為隱語，預決吉凶」，緯，「經之支流，衍及旁義」，是發揮經義，讖緯學附在經學的背景下，也加入了解讀經典的行列，所有的經書都有相應的緯書出現，有《易經》就有《易緯》，春秋緯就有很多種。加上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的主流語言，讖語就更發達了。王莽篡位，推行讖緯之學，讖謠暢行無阻。在一個春秋緯里，孔子就不是一個賢人了，而是其母「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成了神了，他要為漢家來製法。這也成了傳統了，清末康有為也要來說孔子，《孔子改制考》里，孔子有點像個主張君主立憲的改革家，文化大革命時，孔子又被拉出來，又成了一個開歷史倒車，想阻擋歷史進步潮流的喪家犬。從西漢到後世兩千年，中國的政治主張總是多多少少要借托於《春秋》，這和儒術被獨尊不無關係。

　　東漢劉秀起兵本身就受讖緯影響，因此讖緯具有和經典同樣崇高的地位。讖語早有，著名的讖語有「亡秦者，胡也」。秦皇把胡理解為匈奴，命蒙恬北伐匈奴，修築長城，以絕亡秦之胡人。沒想到，這個胡是胡亥。自兩漢之後，讖緯之學就不再那麼官方，曹魏禁讖，雖禁讖學，但不禁讖謠。隋煬帝時，發使四方，搜集讖書而焚毀，至此，讖緯學幾乎絕跡。但讖語卻以朗朗上口的特點，仍然風行於民間各階層。唐貞觀年間有一熱鬧的讖語，「當有女武王者」。唐太宗聽了之後時刻提防著。當時有一李姓將軍，其籍貫、封地、官名都有一個武字，其小名叫五娘子，是個女名。適逢有人舉報說李姓將軍有不軌之陰謀，太宗連審都不審，恍然大悟似的就把他給殺了。結果卻應在武則天身上。這是《舊唐書·李慕君傳》里說的。讖語還有讖謠的形式，讖謠往往借兒童之口流傳，也稱謠，或謠言。到了宋元時期，又延伸出長篇預言，如《推背圖》、《燒餅歌》等。

　　天人感應

　　董仲舒的儒學裡的一個主調是天人感應，這本是陰陽家的說法。先秦的儒家，無論孔子、孟子、荀子都對形而上學的天地、陰陽、五行等不感興趣，孔子曰：「天道遠，人道近」，「敬鬼神而遠之」。《荀子·天論》開頭就是：「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而董仲舒在他的書中用大量篇幅來講天地、陰陽、四時、五行，各家之說全都被吸收到儒家的思想體系里，甚至黃老之學也吸收，只是用「天」代替了「道」。把忠、孝和天道中的五行聯繫在一起，這也是董仲舒的首創，所以忠孝就不只是倫理道德了，違者會遭天的懲罰。

　　董仲舒講的天當然是有意志的，能賞善罰惡，它的好惡會以祥瑞災異昭顯。但也遠不是一個絕對神靈，而是一個「可商量的對象」(李澤厚)，先秦的說法是可以「與天地參」，所以才可以有互相感應，很是實用主義。

　　這種對天的態度影響了中國的曆法，漢武帝議造太初曆，參加者二十多人，其中就有從民間招來的方士。從漢武帝太初元年到清代初期改歷為止，這期間制訂曆法者有七十餘家，均有成文載於二十四史的《歷志》或《律曆志》中。諸家曆法雖多有改革，但其原則卻沒有離開漢武帝的《太初曆》；辛亥革命之後，1912年孫中山宣布採用格里高歷(即公曆，又稱陽曆)，民間仍然用陰陽合曆的農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採用公曆的同時，考慮到人們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還頒發中國傳統的農曆。

　　《太初曆》是中國有完整資料的第一部傳世曆法，它規定以正月為歲首，將中國獨有的二十四節氣分配於十二個月中。「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決定了正月為歲首和整個紀年記錄，決定百姓如何按照時節變化做事，自然就是政治大事了。中國的天文是沿著兩部經書《尚書》和《易》規定的路線走的，一是制定曆法，敬授天時，二是觀測天象，預卜吉凶。所以不是完全的天文學，而是曆象之學。中國早就有皇家天文台，尤其喜歡觀奇異天象，可能就是這個原因，不是單純的為了了解天文，而是為了人事，往大了說是為了政治需要。

　　主管曆象之學的是太史令，除了記載史事和編寫史書，曆象之學也是他的重要職責，因為有天人感應的前提，人事和天事必須一塊兒管，幹什麼事選什麼吉日良辰都歸他管。司馬遷編寫的《史記》中就有《曆書》和《天官書》，《史記》開創的紀傳體為後世所師法，也包括這點，後世的二十四史里有十七史設有專章記述天文、曆法，就是不設專章的也少不了天文記事，天象記錄。一直到魏晉以後，天文觀測和史書編寫才分成兩個部門。

　　秦相呂不韋用五行運轉向秦始皇陳述天下大變的規律，說明秦國以水為國德來取代周朝的必然。到了漢代，董仲舒用陰陽五行來說明「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道理，陰陽五行成了代表「天意」的經學。漢代的主流思想不僅是儒家，儒家是用來指導政治和道德的，儒家所剩餘的思想空間則由陰陽五行理論去解釋。特別是醫學、風水、占卜、預言和農業。陰陽學後來是中醫學的根基，整套中醫理論離不開陰陽二字，陰陽和五行說都重功能動態，而輕物質實體，中醫不講具體的器官，而是在系統中理解器官。司馬遷的爸爸司馬談也曾做太史令，在他的《論六家要旨》里，就把儒、道、墨、名、法和陰陽家一起說。可見當時只在國家意識形態上是獨尊儒術的，其他方面有陰陽五行說的很大空間。

　　在天人感應說的同時，《國語》講的「絕地天通」、「民神異業」，《荀子》講的「明天人之分」的說法也一直不斷。天，主要是用在政權合法性解釋中，後來的農民起義都照這個模式，總是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

　　神鬼滿天

　　即使董仲舒把天說成是至高無上的，是「百神之大君也」，但這百神就有山神、水神、各種自然神靈，還有各種社會神靈，比如祖先神，這就留出了各種神和宗教雜處的餘地。同時還由於中國在漢代完成了政治權力和學術思想的大一統，國家的權力遠大於宗教，無論什麼宗教都在國家的權力之內，也給各種宗教雜處的環境。漢初保留了原來各地方的很多種宗教，漢武帝時也想在宗教上搞大一統，但不是歐洲基督教那種排斥異端的大一統，而是在政治控御下的混合宗教。

　　為了控御宗教，漢武帝在全國建立了700個祠，把全國的各種宗教都納入到國家的統一管理中，這些祠主要是祭天、地、祖，此外還有很多。漢武帝要全國各地到這700個祠去祭祀。到王莽的時候，把700個祠都廢了，只保留了南北郊祭，後來天壇、地壇就是王莽的格式，皇帝只要有地方祭天地，就行了。

　　但是把這些祠廢了以後，在民間就出現了信仰空白，於是各種小教派林立，很多方士借術立教，同時也造成了佛教進入、道教興盛的背景。漢代的方士有兩種，一種是儒生，所謂方士化儒生，一種是民間的異能之人。秦始皇、漢武帝都有招聚方士的熱情，方士一直就沒絕跡，到曹操的時候，他也把各路方士聚到自己身邊，他招聚方士中有華佗、左茲、郄儉等16人，華佗通醫術，左茲善幻術，郄儉精闢谷，他稱只吃茯苓即可使人延年益壽，一時間，京城茯苓脫銷，天價難購。後來這些人都跑了，在民間行方術。方術在民間一直綿延不斷。

　　在這個信仰空白的時候還變出了道教，道教是在道家學說里加入了民間大眾的創造而成。東漢末年，于吉的太平道和張道陵的五斗米道是最早的有組織的道教。道教出現後，各種法術就都歸入到道教里。道教的修行方式繼承了方士之術，又模仿了佛教僧侶，是方士與和尚的綜合。方士和神仙是道教在技術方面的前身，在思想方面則源於黃老學派。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黃老學派為了繼續得到承認，並突出養生理論，還引入神仙方士的觀念，迎合漢武帝對長生不老的興趣。後來甚至尊老子為精神教主，大概是借重老子的名氣。但道教與道家有本質區別，道家主要是關於政治和社會的理論，道教只接受了老莊重視生命的觀念，與道家的主要理論無關。

　　因為有大一統的政權和意識形態，所以民間的信仰環境就寬鬆，這使得中國在宗教上的侵略性小，從來中國只有取經，沒有傳教。在這種環境里，一個國家可以有多種宗教並存，一個人也可以同時信好幾種神，按廣州人現在的說法就是神鬼滿天飛，是神就拜。到現在，中國還是可以信佛的同時信風水，信讖緯之說，在「無春」的今年，「無春不婚」的讖語就大為流行。